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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琅平定台灣真相 ｜　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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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受矚目的大型歷史題材電視連續劇《施琅大將軍》在央視一經播出，立即成為街談巷議的熱點。該劇主人翁施琅——一位三百多年來爭議不斷的人物，再次引起社會輿論關注。有人認為，施琅成功蕩除台灣割據政權，將其納入中華行政版圖，是一位了不起的愛國英雄；也有人認為，施琅兩次投降清政權，甘願為外族統治者賣命，是「民族」敗類。孰是孰非，莫衷一是。我們不妨拂去歷史的塵埃，一起走入施琅的坎坷人生…… 　　

兩度降清，與鄭氏家族始恩終仇 　　

施琅1621年出生在福建晉江衙口一個較為殷實的農民家庭。他自幼力氣驚人、見識出眾，家人對他寄予厚望，本想讓他謀取功名，光宗耀祖。無奈他好武不好文，對仕途興趣不大。後來隨著家道日漸敗落，施琅棄文從武，拜師苦練武藝，精習兵法。 　　

當時，正逢明末清初，遍地狼煙。施琅有個叔叔叫施福，是明朝總兵鄭芝龍的親信。施琅在17歲那年，離開家鄉投奔叔叔加入鄭芝龍的隊伍。因戰功突出，施琅很快就晉升為游擊將軍。1646年11月，時任南明太師平國公的鄭芝龍眼見大勢已去，於是秘密派人聯絡降清。清平南大將軍博洛許諾鄭芝龍投降後讓他任閩粵總督。鄭芝龍不顧兒子鄭成功的苦勸和阻攔，率領包括施琅在內的部眾趕赴福州降清。然而，投降後的鄭芝龍才發現自己上了當，非但沒有當上閩粵總督，反而被博洛挾持進京軟禁起來。隨鄭芝龍來降的官兵被強行分配到清軍軍營，施琅也被編入攻打南明政權的清軍中。1648年，施琅獲悉鄭成功起兵抗清，於是率領弟弟施顯和一些部將投奔到鄭成功麾下。
　　　　
比施琅小三歲的鄭成功當時起兵不久，力量弱小，因此非常器重施琅的軍事才華，任命他為左先鋒，視其為自己的左膀右臂，每遇大事都要和他商量。施琅也一心一意為鄭成功效勞，還率軍隊攻下漳浦、揭陽等地，提高了鄭成功的威望和勢力。然而，時間一長，有些恃才傲物的施琅與年輕氣盛的鄭成功之間不斷發生摩擦，二人的關係漸漸惡化。 　　

1652年4月，「曾德事件」終於導致施琅和鄭成功二人分道揚鑣。曾德是施琅手下一名標兵，一次違背軍法犯了死罪，因害怕受到施琅懲處，便投奔鄭成功尋求庇護，鄭成功把他提拔為自己的親隨。施琅聽到消息後大為憤慨，派人把曾德捉回斬首。鄭成功勃然大怒，下令逮捕施琅及其父親施大宣和弟弟施顯。後來，施琅用計逃脫，鄭成功盛怒之下處死了施琅的父親和弟弟。施琅遂對鄭成功恨入骨髓，決心投靠清朝，誓報鄭成功殺父誅弟之仇。聽說施琅主動來降，清軍閩浙總督李率泰喜出望外，立即報奏朝廷，清廷很快批覆，任命施琅為清軍同安副將，不久又把他提升為同安總兵。施琅的舊部得知他降清後，不少也追隨而來。就這樣，施琅由鄭成功的親密戰友變成強大的敵手。
　　
三次攻台失利，「內大臣」鬱悶13年

1662年，鄭成功利用濃霧作掩護，率兵收復了被荷蘭侵略者侵佔的台灣。在台島，鄭成功奉明朝為正統，夢想有朝一日實現「反清復明」大業。可惜的是，這位民族英雄不久英年早逝，鄭氏集團發生分裂，為爭車鄭成功的延平郡王王位而大動干戈。在台灣的鄭軍將領擁護鄭成功的弟弟鄭襲繼位，在廈門的將領推舉鄭成功的長子鄭經繼位，雙方各不相讓。最後，鄭經平息矛盾，掌握大權。但他公然背叛其父，竟然宣稱台灣遠在海外，不屬中國的版圖，意圖割據一方，與清廷隔海對峙。鄭經的倒行逆施引起了世人的極大憤慨。當時已經升任福建水師提督的施琅，建議乘機攻取金門和廈門。

清廷採納了施琅的建議，讓他同靖南王耿繼茂、總督李率泰合謀「勦賊」。一戰下來，清軍成功收復了金門和廈門，鄭經逃往東山島。1664年3月，施琅又率軍攻佔東山島，使鄭軍在福建沿海經營達20多年的據點全部喪失。緊接著，施琅又提出進軍台灣的主張，建議乘鄭經軍心不穩，發兵進攻澎湖，然後直搗台灣，謀求實現四海歸一。躊躇滿志的少年康熙欣然接受了施琅的建議，並任命他為靖海將軍，負責統領水師，尋機對台用兵。 　　

1664年11月，施琅選擇冬天偏北風的季節，率領清軍水師首次出征台灣。不料進軍途中，在台灣海峽的清水洋突然遭遇颱風，風雲翻滾，惡浪滔天。任憑施琅航海經驗豐富，依當時的船舶製造水平，根本無法抵禦那樣的狂風巨浪，只好下令返航。 　　

從1665年3月到次年4月，施琅又發動了兩次攻台行動，但都因遭遇颱風而擱淺。

接連三次出兵都無功而返，引起了朝中許多滿族官員對施琅的非議，有人甚至懷疑他對台用兵不是真心。之後幾年間，清廷內部反對武力征台的呼聲佔了上風。年幼的康熙雖非常支持施琅的主張，但無奈自己尚未掌權，只好聽從鰲拜等主撫派的意見。1668年，康熙下令撤銷福建水師，焚毀了全部戰船，朝廷不再商議武力征台之事，還把施琅調進京城改任內大臣。內大臣只是一個閑職，一心武力平定台灣的施琅因而感到十分苦悶。不過，他並沒有氣餒，而是繼續關注福建沿海動向，認真總結失敗教訓，慢慢等待東山再起的時機。誰知道，這一等就是整整13年。 　　　　

東山再起，恩威並施收復台灣 　　

1681年，主政台灣的鄭經去世，鄭氏子孫為了爭奪王位，再次發生嚴重內訌。而此時清廷已經平息了「三藩叛亂」，康熙皇帝也穩固了自己的寶座，於是下定決心以武力統一台灣。這時已年屆花甲的施琅終於等來了夢寐以求的機會。
　　
在福建總督姚啟聖和施琅的同鄉、大學士李光地的極力舉薦下，康熙力排眾議，重新任命施琅為福建水師提督，並加太子少保銜，讓他立刻返回福建，準備出兵。臨行前，康熙專門賜宴施琅。席間他語重心長地說：「在用武力平定台灣問題上，只有朕贊同你的方案，希望你能盡心而為，不要辜負了朕的希望！」感激不盡的施琅豪情萬丈地表示：「老臣今年雖然已經六十有二，但血氣尚未衰竭，還可以報效皇帝和朝廷。如果我此行再次失利，我甘願領罪。」

施琅一到廈門，便夜以繼日地進行出征前的準備，幾乎到了廢寢忘食的地步。他一面操練水師、製造軍械、選配將領，一面蒐集鄭軍情報、策反鄭軍將領、制定攻台方案。經過半年努力，終於萬事俱備，只等出兵。 　　

台灣本島地域狹窄，缺乏戰略縱深，澎湖是其外圍防禦的唯一屏障。澎湖一旦攻陷，台灣不攻自破。1683年6月14日，施琅率領大型戰船300餘艘、水兵2萬餘人、230餘艘中小戰船，從福建東山島揚帆啟程，進逼澎湖。16日晨，施琅向澎湖鄭軍發動第一次進攻。18日，施琅派戰船攻取了澎湖港外的虎井、桶盤二島，掃清了外圍。22日，清朝水師兵分三路再次發動進攻：施琅親率56隻大型戰船組成的主攻部隊，正面進攻鄭軍主陣地娘媽宮；總兵陳蟒等率領由50只戰船組成東線攻擊部隊，從澎湖港口東側突入雞籠嶼，作為奇兵，配合主攻部隊夾擊娘媽宮；總兵董義等率領另50只戰船組成的西線攻擊部隊，從港口西側進入牛心灣，進行佯攻登陸，牽制西面的鄭軍。此外，剩餘80艘戰船作為預備隊，隨主攻部隊跟進。交戰雙方都知道這是決定命運的一戰，於是一交手便展開了廝殺，激戰歷時七晝夜。施琅巧妙利用有利的西南風向條件，採取「五點梅花陣」戰術，即用多艘戰船圍攻鄭軍一艘，集中兵力作戰。頓時，茫茫大海上朵朵「梅花」飛舞，清軍水師越戰越勇，一舉攻克澎湖列島，擊毀鄭軍大小戰船近200艘，殲滅其精銳部隊1.2萬餘人，收降近5000人。鄭軍主帥劉國軒僥倖依靠熟悉的地形帶少數部下逃回台灣。
　　
澎湖失手，鄭氏集團一下子亂成一鍋粥：有主張降的，有主張守的，還有主張撤往呂宋的，一時沒個結果。可是，令他們意想不到的是，施琅並沒有即刻發兵攻台，而是在澎湖安頓下來，一面安撫當地百姓，一面派人撈救跳水未死的鄭軍官兵。對被俘的台灣兵將，施琅下令釋放回台灣，臨釋放前他還專門聲明：「我絕對不會報私仇！當年殺害我父親的人已經死去，與其他人毫不相干。」他還許諾說：「不僅兵士不殺，就連鄭家人只要肯降，我也絕對不會殺。」施琅身邊的人曾問道：「將軍與鄭家具有血海深仇，如今鄭氏子孫已經成為釜中魚、籠中鳥，您為何不快點發兵剿滅，為親人報仇雪恨呢？」施琅說：「我帶兵進攻台灣，這是國家大事，怎麼能趁機公報私仇呢？只要鄭家人真心歸順，我不會傷害他們，否則會引起人們的不滿，連累台灣的百姓。」
　　
與此同時，施琅上疏朝廷，建議對鄭氏集團實行招撫政策，爭取和平統一台灣，使台灣百姓免去刀兵之災。對於施琅的做法，康熙十分讚賞，並傳旨同意了他的建議。年幼的延平王鄭克塽和劉國軒等人，原本害怕施琅復仇，不敢投降，如今看到施琅的確沒有殺害自己的意思，於是連忙派人到澎湖施琅軍前請降。8月13日，施琅率軍抵達台灣，由鹿耳門登陸上岸。劉國軒等人到軍前迎接，台灣各族百姓夾道歡迎。8月18日，鄭克塽率領鄭氏集團文武官員，及明朝宗室在台的魯王世子朱恆、樂安王朱凌等削髮剃頭。隨風飄落的一縷縷頭髮，標誌鄭氏集團正式歸順和南明小朝廷壽終正寢。 　　

施琅收復台灣的捷報傳到京城的時候，正值1683年的中秋佳節。康熙聞訊喜不自勝，脫下龍袍派人賞賜給施琅，又親製褒章嘉許，封施琅為靖海侯，世襲罔替，令其永鎮福建水師。　　

功成名就，卻留爭議三百年 　　

施琅平定台灣後，在清廷內部產生了一場對台灣的棄留之爭。許多大臣對台灣的戰略地位缺乏認識，主張將台灣人口遷往大陸，放棄台灣的土地。康熙也一度表示贊同此議，認為「台灣僅彈丸之地，得之無所加，失之無所損」。看到朝野上下棄守之聲高漲，施琅心急如焚，連忙上奏了彪炳史冊的《恭陳台灣棄留疏》，堅決主張駐守台灣。在奏疏中，施琅指出，台灣事關江蘇、浙江、福建、廣東等地的防護重任，萬萬不能丟棄。他用自己的親眼所見，進一步論證說，台灣土地肥沃，物產豐富，可為東南沿海地區提供重要物質保障。另外，他還告誡說，對台灣這個地方，荷蘭等外國侵略者無時不想侵佔，我們如若不守住，他們一定會捲土重來。台灣一旦再被外國侵略者侵佔，那時再出兵遠征，將會難於登天。施琅的上疏雄辯有力，一些大臣贊同他的建議，這促使康熙改變了主意，下決心守住台灣。
　　
1696年3月，施琅在福建任上病逝，享年76歲。康熙皇帝聞訊後，痛心不已，下令厚葬，加贈太子太傅，諡號襄壯，並在泉州府學前建祠紀念。至今閩南各地紀念施琅的牌坊、祠堂、碑文仍隨處可見。
然而，三百年來，施琅也一直是位爭議人物。關於他的歷史定位問題，歷來存在不同的聲音。施琅的一生，就史載的情況看，不外乎兩件事：一是反鄭降清；一是統一台灣。也正是這兩點，構成了後人對其評價褒貶揚抑不一的根本原因。關於施琅統一台灣的歷史功績，史學界已有充分肯定。但對於其「叛主投敵」的氣節問題，人們至今爭議較大。

如果說施琅降清是出於「報私仇」，那麼其後來的所作所為已經遠遠超出了個人的狹隘視野。無論是在征討、棄留台灣問題上，還是在善後、治理台灣問題上，施琅都高瞻遠矚，為維護國家和民族利益做出了不可抹煞的功績,無疑是那個時代的傑出政治家、軍事家和愛國主義將領。

如果從「民族英雄」和「民族敗類」的角度來評判施琅，則不免又有「狹隘民族主義」的嫌疑。因為，無論是統治元朝的蒙古族，還是統治清朝的滿族，他們都是中華民族大家庭的一員，謀求中華民族的「大一統」是每一個炎黃子孫的責任。

清朝是中國歷史上的重要王朝，滿族是中華民族的重要成員。歷史上，滿族源於女真，後改金，再改為清，主要居住於東北和華北各地。1644年，滿族貴族在一部分漢族地主武裝的配合和幫助下，取得中國統治權，緊接著發動了長達一個多世紀的統一整個中國的戰爭，最終於18世紀中期開創了中國的空前大統一局面。但長期以來，由於滿族統治者專制殘暴，加上人們認識上的一些偏差，國內有些人把清政府統一中國這件大事，說成是「異族入侵」。即使在新中國成立後，仍有人把清政府看成是「滿清侵略勢力」。因此，有人把施琅看作民族敗類，就是以此錯誤歷史觀為前提的。

有學者曾提出這樣的觀點，讓人感覺頗有新意：施琅降清但不叛鄭。施琅投清後協助清政府實現大陸與台灣的統一，正是鄭成功當年奮鬥的目標，正所謂殊途同歸。著名明清史專家傅衣凌先生就曾說：「鄭成功的復台和施琅的復台雖各有具體原因，但是都隱藏著中華民族的大義。」「兩人的處境不同，征台的出發點不同，但是他們對台灣戰略地位的重要性則有同樣的認識，都堅定地主張保衛台灣。從他們兩人對台灣的認識來說，我們說施琅不是鄭成功的叛徒，而是他的繼承者。 」

事實上，在施琅的故鄉福建省晉江縣施琅紀念館中，有一幅對聯就是這樣寫的：「平台千古，復台千古；鄭氏一人，施氏一人。」後人這樣把施琅與鄭成功相提並論，應該說是拋開「個人感情」的，是基於「中華民族的大義」而對他們的歷史功績的肯定。（原文載於：《環球人物》，作者單位：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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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於馬來西亞檳城的劍橋大學醫學博士伍連德
是北京協和醫學院的創辦人之一
1910-1911 他如何對抗中國東北的一場溫疫
值得今天我們景仰與學習

一個280歲的王朝，臨終前一年完成的大事。
《轉載》滿清帝國對抗瘟疫的最後一戰 原著：汪十句

一百多年前，大清王朝在面對瘟疫的舉措和表現，而今看來，有很多令人動容和深思的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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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宣統二年，在千載未完成有變局中步履蹣跚的帝國，已進入壽終正寢的倒計時。
內憂外患，變亂紛起，財政千瘡百孔，但外表竟還有一幅欣欣向榮的景象。在尊貴的攝政王爺載灃看來，帝國正在勵精圖治，立憲大計按部就班。
軍隊改革也成效卓著，河間、彰德兩次盛大閱兵，一派兵強馬壯。

就在這時，一場突如其來的瘟疫，將帝國打了個踉蹌。
事發10月25日，同樣是個冬天。在中俄邊境的小城滿洲里，兩名從俄羅斯歸國的勞工，在旅店一夜暴亡，屍體呈紫黑色，死狀可怖。
十二天之後，同樣是兩名勞工死在哈爾濱旅店，並將令人胸疼、咯血、呼吸困難的奇怪症狀傳給了同住旅店的四位房客。
帝國政府收到了第一份疫情報告。

其實，此前瘟疫在國境之外已悄然萌芽。
侵佔我國大片領土的沙俄，因人力不足，當時招募了大量闖關東的中國勞工，很多勞工的工作，是在西伯利亞的曠野捕獵旱獺。旱獺是珍貴的毛皮動物，卻也是鼠疫桿菌的重要宿主。於是，中國勞工的聚集地，陸續有人出現鼠疫症狀。
因為西伯利亞地廣人稀的緣故，一開始疫情並不嚴重。但沙俄政府出於極端自私，不僅隱藏消息，還將出現症狀和疑似症狀的勞工強行驅逐回中國，從滿洲里到哈爾濱這條路，正是他們返鄉的必經之途。一路上天寒地凍，大多數人只能在擁擠密閉的小旅店、大車店中投宿，大大增加了疾病傳播的概率。
很快，瘟疫在勞工聚集的哈爾濱道外傅家甸地區大規模爆發。很多人全家死去，屍體隨處可見，街道猶如鬼城，連前來處理的警察也紛紛倒下。
數年之前，以哈爾濱為中心、貫穿全東北的T字形鐵路網剛剛通車。這在當年絕對是黑科技，但此次此刻卻成了瘟疫傳播的幫手。瘟疫順鐵道一路蔓延，長春、瀋陽接連失陷，關內的河北、山東也爆出疫情。
越來越多的人倒下，而人們對瘟疫的原因竟一無所知。

眼看就是帝國子民的滅頂之災。
要知道，中世紀歐洲的黑死病就是鼠疫，死者三四千萬，差不多相當於整個歐洲人口的三分之一。當年的疾病傳播絕無此時迅捷，而此時應對鼠疫的治療手段相比黑死病時並無實質進步。抗生素的發明，還要到幾十年之後。
不過，一直被反復抨擊、唾罵、恥笑的帝國政府，在當時的反應還算及時。
高層沒有把重心放在管控信息、維穩、處罰「妖言惑眾者」這些事情上，而是盡其所能，派出了所能找到的、最精英的專家隊伍。
經外務部右丞施肇基力薦，擁有劍橋醫學博士頭銜的天津陸軍軍醫學堂副監督，時年31歲的馬來歸國華僑伍連德，被任命為東三省防疫全權總醫官。
他帶著助手，手提滿滿一箱檢驗器材，於12月24日抵達瘟疫中心哈爾濱。

***
伍連德的第一個任務，是要鎖定瘟疫的病原。
最直接的辦法，肯定是解剖屍體做病理分析。但在當時中國，拿死人動刀是與老祖宗的規矩相悖的。權衡再三，伍連德選擇了一位死於瘟疫的日籍女子，在一處簡陋的民居秘密進行。顯微鏡下，鼠疫桿菌暴露無遺。這也是中國第一例有記載的病理解剖。
這是一場恐怖的鼠疫。
但伍博士很快陷入了矛盾之中——按傳統理論，鼠疫主要通過動物媒介，只要做好鼠類和跳蚤的滅殺，就可以解決大部分問題。而滴水成冰的東北嚴冬，動物活動困難，本應不利於鼠疫擴散，可鼠疫偏偏還在快速擴散。
伍博士帶著疑問，冒著生命危險反復深入疫區中心傅家甸。他發現很多家庭都是室內一人染病，很快感染全家，而室內捕獲的家鼠身上並無鼠疫桿菌。
於是，伍連德提出了一個前人聞所未聞的大膽理論——這一次的鼠疫，存在人傳人的情況。而且從呼吸道感染症狀嚴重的情況判斷，極有可能是通過飛沫，在人與人之間進行呼吸傳播。這就是日後醫學界熟知的「肺鼠疫」。
但是，這個理論在當年太過石破天驚。法國權威專家梅斯尼當時也在東北，他對伍連德的理論嗤之以鼻，僅僅按傳統理論進行防護，便放心大膽去診斷患者。
結果，六天之後，梅斯尼染病去世。學術界震驚，至此相信了伍連德的理論。
同樣對他表示信任的，還有身陷滅城之災的哈爾濱全城，以及整個帝國政府。
伍連德爭分奪秒的提出了一整套防治方案。
——在治療方面基本無計可施的情況下，唯一的求生之道是防，是要掐斷鼠疫的傳播擴散之路。
***
他的方案，今天看來也是很先進的。這套方案有三個招。
第一招是管理傳染源。
士兵挨家挨戶搜尋感染者，一旦發現馬上送到醫院，按重症、輕症、疑似進行分級處理，避免交叉管理。病人房屋用生硫磺和石炭酸消毒。
這一方面最難啃的骨頭，還是屍體處理，中國人入土為安的觀念根深蒂固。但當時東北大地土硬如鐵，在無法深埋的情況下，只剩下了一條路，燒。
伍連德反復做工作，在朝廷聖旨支持下，1911年1月31日，辛亥年大年初二，伍連德親眼見證之下，傅家甸2200具病人屍體被澆上煤油，付之一炬。這可能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集中火葬。

第二招是切斷傳播路徑。
既然肺鼠疫可以人傳人，那就必須採取斷然措施，對人員流動進行必要管制。政府從長春調集1160名士兵，對哈爾濱疫區進行嚴格的封鎖和交通管制，疫區被分成紅黃藍白四個區域，每個區的居民佩戴同色證章，只能在本區活動
伍連德提出的「疑似」概念，以及疑似患者每天測量體溫、檢查症狀，連續七日正常方可解除隔離的處置原則，一直沿用至今。

可能成為傳播載體的疑似者，被伍連德安置在由120節火車車廂改建的隔離營中，營中設置醫護人員和巡警，嚴防交叉感染。由此，中國開始建立起最初的現代防疫管理體系。

同時，為了避免疫情持續擴散，從1911年1月開始，東北境內鐵路陸續停駛。1月13日，帝國在山海關設立檢驗所，凡經過旅客，均需停留五天觀察。1月15日，陸軍部加派軍隊，阻止入關客貨。1月21日，又下令斷絕京津交通。

從某種意義上講，這封的不是一座城，而是整個東北。

第三招是保護易感人群。
伍連德認為，易感人群包括疫區附近居民，特別是其中抵抗力低下的老幼居民，也包括在一線與病患頻繁接觸的醫護人員和警察。
他要求醫護與軍警嚴格佩戴口罩。帝國工業基礎孱弱，口罩庫存很快告罄。他因地制宜，發明瞭一種紗布口罩，雙層棉紗夾一塊吸水藥棉，稱為「伍氏口罩」
這種口罩成本低廉，防護性能雖不如現代產品，但相比暴露面部畢竟是巨大進步。
顯然，上面這些方案再先進，沒有當局落實也只能是一紙空文。所幸，東三省地方政府和帝國高層，竟然迸發出超乎尋常的行政效率，迅速調集資源，付諸實施。
疫情最嚴重的時候，每日報送的死亡人數超過200，傅家甸居民死者超過四分之一。但在三管齊下的策略之下，形勢開始逆轉。
1月31日，傅家甸疫區死亡人數掉頭向下。2月20日，所有採取防疫措施的疫區，死亡人數均開始下降。

3月1日，哈爾濱首先實現了零死亡。到四月，鼠疫終於徹底撲滅。
事後統計，這次鼠疫死亡人數超過六萬，相當於東北1400萬人的0.4%左右。不可謂不慘痛。但相比起事之初人們的估測，包括外國學界與媒體的估測，又是個巨大的成就。

當時外媒認為，如控制不當，這很可能又是一次世界性災難。
橫向比較，且不說慘烈的歐洲黑死病，五六十年前雲南鼠疫，死者差不多有一百五十萬人，昆明人口損失一半。十餘年前香港鼠疫，是病情較輕的腺鼠疫，且在大英帝國治下，仍有兩千五百人死亡，考慮到香港當時僅二三十萬人，死亡率高達1%。
經此一役，伍連德博士和他開創的現代防疫體系功不可沒，他這一代的中國醫者，深入死地，義不惜身，總結實踐的諸多寶貴經驗，至今仍在福澤後人。
***
知道伍連德博士事跡的人其實不少。但當時面對重大疫情，站在伍連德背後，支撐他的帝國行政體系，迄今為止，研究和關注的人並不太多。

不想談太複雜的「體制問題」，只提一個人，當時的東三省總督錫良。
東三省總督這個職位，如套用日下，大概相當於黑吉遼三省的省委書記兼省長，位高權重。時任總督錫良，蒙古鑲藍旗人，屬於晚清政界的開明人士，素有能吏之名。
在歲月塵封的歷史檔案之中，錫良在瘟疫中的表現可圈可點。

他沒有出於對紅頂落地的恐懼，封鎖消息，欺上瞞下，而是反復向朝廷上書，奏報疫情。
檔案中也找不到他在此時此刻「觀看文藝演出」或是「組織群眾集會歡度新春」的記載。反倒能看到，他發電中東鐵路各州縣，要求把每天鼠疫在各地的流行情況及時用電報進行彙報，並且關於防疫電報一律免費。
在那個年代，這絕對算得上「信息透明」。

他給予了伍連德充分信任，伍連德所有的專業建議，要變成切實有效的措施，都不可缺少錫良治下東北行政系統的高效支持。
當伍連德提出焚屍動議，各界反對紛紛，幾乎無法推進的時候，錫良力排眾議，支持他上書陳情，最終獲得攝政王載灃支持，求得一道「奉旨焚屍」的寶貴聖旨。
在伍連德倡導下，錫良在吉林等地組建防疫總局，形成了中國最早的衛生防疫行政體制。

防疫措施耗資巨大，費用吃緊，帝國財政緊張接濟不上，錫良的辦法不是向國民募捐，而是事急從權，向銀行借款。
對於在瘟疫中衝在前方的防疫人員，錫良上奏朝廷，為防疫人員「照軍營異常勞績褒獎。其病故者，依陣亡例優恤」，當時定下的標準，醫生殉職可以得到撫卹銀1萬兩。清代一品大員年俸僅180兩，對比之下可知分量。
都說防疫是戰場，醫生是戰士。這位大清總督用實打實的真金白銀，讓這句口號沒有流於空文。
另一方面，錫良對防疫中庸碌無為、推諉拖延的官員，也是毫不留情，吉林西北路道於駟興、吉林西南路道李澍恩都因「防疫不力」被革職。

錫良甚至做到了，在列強環伺的東北，成功擊退了俄、日以協助防疫為名，對中國主權的進一步染指。
他是一個走鋼絲高手，而且是在鋼絲上負重前行。

錫良是一個縮影，折射了那個衰老腐朽的帝國機體中，生命力頑強存在的那個部分。
在東北鼠疫的全程中，這種生命力從不同縫隙折射出來，例如，帝國在執行東北全域封鎖、山海關五天隔離政策時絕不容情，不搞特殊。朝廷頭品大員，太子太傅、欽差大臣鄭孝胥從東北公務返回，老老實實在山海關隔離觀察五天。
錫良也是一個寓言，證明即便是只剩一口氣的腐朽滿清政府，老老實實按科學規律辦事，仍然能夠有所成就。
***
在東北鼠疫被撲滅的1911年4月，在朝廷和總督的支持下，萬國鼠疫研究會在瀋陽成立。這是中國本土舉辦的第一次現代學術會議。伍連德當選為主席，為積貧積弱的帝國，贏得了最初也是最後的國際學術聲譽。
六個月之後，武昌楚望台軍械庫，一陣槍聲響起，帝國壽終正寢。她在對抗瘟疫這最後一戰中迸發的生命力，終究不足以支撐她背負整個民族，踏入現代門檻。
這個時候，武漢三鎮城門緊鎖。待此地再次封城，已是一百零九年之後。
錫良總督淡出政壇，七年之後，六十六歲的他患病，拒絕服藥而死，以身為殉，後人又不知所殉為何。
伍連德博士繼續在中國的醫學啓蒙的路上披荊斬棘。1914，他提議在北京建設現代化醫學院和醫院，這就便是後來的協和。

1918年，他主持建立了中國人自己的第一座現代醫院，也就是今天的北大人民醫院。
他還辦了一座學校，哈爾濱醫科大學，發起了一個學會，中華醫學會。

1935年，他成為第一名獲得諾貝爾獎提名的中國人。
年老之後，伍連德回到馬來西亞開了一個診所，過著為鄉人看病的樸淡生活。
先前種種驚心動魄，全如過眼雲煙。此刻神州種種壯懷激烈，也與他遠隔滄海。
1960年的一天，他起床覺得不適，第二日便合眼而逝，年八十二歲。他走的默無聲息，但中國的防疫史和醫學史上，他的名字永世長存。
撫古思今，我們抵御瘟疫的戰役還在進行，這是前所未有的全新病毒。但我們的經濟基礎、組織能力、科研水平、群眾認知，都比一百多年強的太多。
我們也理應有屬於我們這個時代的英雄和賢者。
這段歷史，經得起後人的反思和審視。

滿清王朝對抗瘟疫的最後一戰
原著：汪十句

當下疫情嚴峻，武漢封城，全國揪心，共克時艱為第一要務。

而一百多年前，大清王朝在面對瘟疫的舉措和表現，而今看來，有很多令人動容和深思的細節。

***
1910年，宣統二年，在千載未完成有變局中步履蹣跚的帝國，已進入壽終正寢的倒計時。

內憂外患，變亂紛起，財政千瘡百孔，但外表竟還有一幅欣欣向榮的景象。在尊貴的攝政王爺載灃看來，帝國正在勵精圖治，立憲大計按部就班。

軍隊改革也成效卓著，河間、不彰德兩次盛大閱兵，一派兵強馬壯。

就在這時，一場突如其來的瘟疫，將帝國打了個踉蹌。

事發10月25日，同樣是個冬天。在中俄邊境的小城滿洲里，兩名從俄羅斯歸國的勞工，在旅店一夜暴亡，屍體呈紫黑色，死狀可怖。

十二天之後，同樣是兩名勞工死在哈爾濱旅店，並將令人胸疼、咯血、呼吸困難的奇怪症狀傳給了同住旅店的四位房客。

帝國政府收到了第一份疫情報告。

其實，此前瘟疫在國境之外已悄然萌芽。

侵佔我國大片領土的沙俄，因人力不足，當時招募了大量闖關東的中國勞工，很多勞工的工作，是在西伯利亞的曠野捕獵旱獺。旱獺是珍貴的毛皮動物，卻也是鼠疫桿菌的重要宿主。於是，中國勞工的聚集地，陸續有人出現鼠疫症狀。

因為西伯利亞地廣人稀的緣故，一開始疫情並不嚴重。但沙俄政府出於極端自私，不僅隱藏消息，還將出現症狀和疑似症狀的勞工強行驅逐回中國，從滿洲里到哈爾濱這條路，正是他們返鄉的必經之途。一路上天寒地凍，大多數人只能在擁擠密閉的小旅店、大車店中投宿，大大增加了疾病傳播的概率。

很快，瘟疫在勞工聚集的哈爾濱道外傅家甸地區大規模爆發。很多人全家死去，屍體隨處可見，街道猶如鬼城，連前來處理的警察也紛紛倒下。

數年之前，以哈爾濱為中心、貫穿全東北的T字形鐵路網剛剛通車。這在當年絕對是黑科技，但此次此刻卻成了瘟疫傳播的幫手。瘟疫順鐵道一路蔓延，長春、瀋陽接連失陷，關內的河北、山東也爆出疫情。

越來越多的人倒下，而人們對瘟疫的原因竟一無所知。

眼看就是帝國子民的滅頂之災。

要知道，中世紀歐洲的黑死病就是鼠疫，死者三四千萬，差不多相當於整個歐洲人口的三分之一。當年的疾病傳播絕無此時迅捷，而此時應對鼠疫的治療手段相比黑死病時並無實質進步。抗生素的發明，還要到幾十年之後。

不過，一直被反復抨擊、唾罵、恥笑的帝國政府，在當時的反應還算及時。

高層沒有把重心放在管控信息、維穩、處罰「妖言惑眾者」這些事情上，而是盡其所能，派出了所能找到的、最精英的專家隊伍。

經外務部右丞施肇基力薦，擁有劍橋醫學博士頭銜的天津陸軍軍醫學堂副監督，時年31歲的馬來歸國華僑伍連德，被任命為東三省防疫全權總醫官。

他帶著助手，手提滿滿一箱檢驗器材，於12月24日抵達瘟疫中心哈爾濱。

***
伍連德的第一個任務，是要鎖定瘟疫的病原。

最直接的辦法，肯定是解剖屍體做病理分析。但在當時中國，拿死人動刀是與老祖宗的規矩相悖的。權衡再三，伍連德選擇了一位死於瘟疫的日籍女子，在一處簡陋的民居秘密進行。顯微鏡下，鼠疫桿菌暴露無遺。這也是中國第一例有記載的病理解剖。

這是一場恐怖的鼠疫。

但伍博士很快陷入了矛盾之中——按傳統理論，鼠疫主要通過動物媒介，只要做好鼠類和跳蚤的滅殺，就可以解決大部分問題。而滴水成冰的東北嚴冬，動物活動困難，本應不利於鼠疫擴散，可鼠疫偏偏還在快速擴散。

伍博士帶著疑問，冒著生命危險反復深入疫區中心傅家甸。他發現很多家庭都是室內一人染病，很快感染全家，而室內捕獲的家鼠身上並無鼠疫桿菌。

於是，伍連德提出了一個前人聞所未聞的大膽理論——這一次的鼠疫，存在人傳人的情況。而且從呼吸道感染症狀嚴重的情況判斷，極有可能是通過飛沫，在人與人之間進行呼吸傳播。這就是日後醫學界熟知的「肺鼠疫」。

但是，這個理論在當年太過石破天驚。法國權威專家梅斯尼當時也在東北，他對伍連德的理論嗤之以鼻，僅僅按傳統理論進行防護，便放心大膽去診斷患者。

結果，六天之後，梅斯尼染病去世。學術界震驚，至此相信了伍連德的理論。

同樣對他表示信任的，還有身陷滅城之災的哈爾濱全城，以及整個帝國政府。

伍連德爭分奪秒的提出了一整套防治方案。

——在治療方面基本無計可施的情況下，唯一的求生之道是防，是要掐斷鼠疫的傳播擴散之路。

***
他的方案，今天看來也是很先進的。這套方案有三個原則，三個大招。

第一招是管理傳染源。

士兵挨家挨戶搜尋感染者，一旦發現馬上送到醫院，按重症、輕症、疑似進行分級處理，避免交叉管理。病人房屋用生硫磺和石炭酸消毒。

這一方面最難啃的骨頭，還是屍體處理，中國人入土為安的觀念根深蒂固。但當時東北大地土硬如鐵，在無法深埋的情況下，只剩下了一條路，燒。

伍連德反復做工作，在朝廷聖旨支持下，1911年1月31日，辛亥年大年初二，伍連德親眼見證之下，傅家甸2200具病人屍體被澆上煤油，付之一炬。這可能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集中火葬。

第二招是切斷傳播路徑。

既然肺鼠疫可以人傳人，那就必須採取斷然措施，對人員流動進行必要管制。政府從長春調集1160名士兵，對哈爾濱疫區進行嚴格的封鎖和交通管制，疫區被分成紅黃藍白四個區域，每個區的居民佩戴同色證章，只能在本區活動。

伍連德提出的「疑似」概念，以及疑似患者每天測量體溫、檢查症狀，連續七日正常方可解除隔離的處置原則，一直沿用至今。

可能成為傳播載體的疑似者，被伍連德安置在由120節火車車廂改建的隔離營中，營中設置醫護人員和巡警，嚴防交叉感染。由此，中國開始建立起最初的現代防疫管理體系。

同時，為了避免疫情持續擴散，從1911年1月開始，東北境內鐵路陸續停駛。1月13日，帝國在山海關設立檢驗所，凡經過旅客，均需停留五天觀察。1月15日，陸軍部加派軍隊，阻止入關客貨。1月21日，又下令斷絕京津交通。

從某種意義上講，這封的不是一座城，而是整個東北。

第三招是保護易感人群。

伍連德認為，易感人群包括疫區附近居民，特別是其中抵抗力低下的老幼居民，也包括在一線與病患頻繁接觸的醫護人員和警察。

他要求醫護與軍警嚴格佩戴口罩。帝國工業基礎孱弱，口罩庫存很快告罄。他因地制宜，發明瞭一種紗布口罩，雙層棉紗夾一塊吸水藥棉，稱為「伍氏口罩」。

這種口罩成本低廉，防護性能雖不如現代產品，但相比暴露面部畢竟是巨大進步。

顯然，上面這些方案再先進，沒有當局落實也只能是一紙空文。所幸，東三省地方政府和帝國高層，竟然迸發出超乎尋常的行政效率，迅速調集資源，付諸實施。

疫情最嚴重的時候，每日報送的死亡人數超過200，傅家甸居民死者超過四分之一。但在三管齊下的策略之下，形勢開始逆轉。

1月31日，傅家甸疫區死亡人數掉頭向下。2月20日，所有採取防疫措施的疫區，死亡人數均開始下降。

3月1日，哈爾濱首先實現了零死亡。到四月，鼠疫終於徹底撲滅。

事後統計，這次鼠疫死亡人數超過六萬，相當於東北1400萬人的0.4%左右。不可謂不慘痛。但相比起事之初人們的估測，包括外國學界與媒體的估測，又是個巨大的成就。

當時外媒認為，如控制不當，這很可能又是一次世界性災難。

橫向比較，且不說慘烈的歐洲黑死病，五六十年前雲南鼠疫，死者差不多有一百五十萬人，昆明人口損失一半。十餘年前香港鼠疫，是病情較輕的腺鼠疫，且在大英帝國治下，仍有兩千五百人死亡，考慮到香港當時僅二三十萬人，死亡率高達1%。

經此一役，伍連德博士和他開創的現代防疫體系功不可沒，他這一代的中國醫者，深入死地，義不惜身，總結實踐的諸多寶貴經驗，至今仍在福澤後人。

***

知道伍連德博士事跡的人其實不少。但當時面對重大疫情，站在伍連德背後，支撐他的帝國行政體系，迄今為止，研究和關注的人並不太多。

不想談太複雜的「體制問題」，只提一個人，當時的東三省總督錫良。

東三省總督這個職位，如套用日下，大概相當於黑吉遼三省的省委書記兼省長，位高權重。時任總督錫良，蒙古鑲藍旗人，屬於晚清政界的開明人士，素有能吏之名。

在歲月塵封的歷史檔案之中，錫良在瘟疫中的表現可圈可點。

他沒有出於對紅頂落地的恐懼，封鎖消息，欺上瞞下，而是反復向朝廷上書，奏報疫情。

檔案中也找不到他在此時此刻「觀看文藝演出」或是「組織群眾集會歡度新春」的記載。反倒能看到，他發電中東鐵路各州縣，要求把每天鼠疫在各地的流行情況及時用電報進行彙報，並且關於防疫電報一律免費。

在那個年代，這絕對算得上「信息透明」。

他給予了伍連德充分信任，伍連德所有的專業建議，要變成切實有效的措施，都不可缺少錫良治下東北行政系統的高效支持。

當伍連德提出焚屍動議，各界反對紛紛，幾乎無法推進的時候，錫良力排眾議，支持他上書陳情，最終獲得攝政王載灃支持，求得一道「奉旨焚屍」的寶貴聖旨。

在伍連德倡導下，錫良在吉林等地組建防疫總局，形成了中國最早的衛生防疫行政體制。

防疫措施耗資巨大，費用吃緊，帝國財政緊張接濟不上，錫良的辦法不是向國民募捐，而是事急從權，向銀行借款。

對於在瘟疫中衝在前方的防疫人員，錫良上奏朝廷，為防疫人員「照軍營異常勞績褒獎。其病故者，依陣亡例優恤」，當時定下的標準，醫生殉職可以得到撫卹銀1萬兩。清代一品大員年俸僅180兩，對比之下可知分量。

都說防疫是戰場，醫生是戰士。這位大清總督用實打實的真金白銀，讓這句口號沒有流於空文。

同時，另一方面，錫良對防疫中庸碌無為、推諉拖延的官員，也是毫不留情，吉林西北路道於駟興、吉林西南路道李澍恩都因「防疫不力」被革職。

錫良甚至做到了，在列強環伺的東北，成功擊退了俄、日以協助防疫為名，對中國主權的進一步染指。

他是一個走鋼絲高手，而且是在鋼絲上負重前行。

錫良是一個縮影，折射了那個衰老腐朽的帝國機體中，生命力頑強存在的那個部分。

在東北鼠疫的全程中，這種生命力從不同縫隙折射出來，例如，帝國在執行東北全域封鎖、山海關五天隔離政策時絕不容情，不搞特殊。朝廷頭品大員，太子太傅、欽差大臣鄭孝胥從東北公務返回，老老實實在山海關隔離觀察五天。

錫良也是一個寓言，證明即便是只剩一口氣的腐朽滿清政府，老老實實按科學規律辦事，仍然能夠有所成就。

***
在東北鼠疫被撲滅的1911年4月，在朝廷和總督的支持下，萬國鼠疫研究會在瀋陽成立。這是中國本土舉辦的第一次現代學術會議。伍連德當選為主席，為積貧積弱的帝國，贏得了最初也是最後的國際學術聲譽。

六個月之後，武昌楚望台軍械庫，一陣槍聲響起，帝國壽終正寢。她在對抗瘟疫這最後一戰中迸發的生命力，終究不足以支撐她背負整個民族，踏入現代門檻。

這個時候，武漢三鎮城門緊鎖。待此地再次封城，已是一百零九年之後。

錫良總督淡出政壇，七年之後，六十六歲的他患病，拒絕服藥而死，以身為殉，後人又不知所殉為何。

伍連德博士繼續在中國的醫學啓蒙的路上披荊斬棘。1914，他提議在北京建設現代化醫學院和醫院，這就便是後來的協和。

1918年，他主持建立了中國人自己的第一座現代醫院，也就是今天的北大人民醫院。

他還辦了一座學校，哈爾濱醫科大學，發起了一個學會，中華醫學會。

1935年，他成為第一名獲得諾貝爾獎提名的中國人。

年老之後，伍連德回到馬來西亞開了一個診所，過著為鄉人看病的樸淡生活。

先前種種驚心動魄，全如過眼雲煙。此刻神州種種壯懷激烈，也與他遠隔滄海。

1960年的一天，他起床覺得不適，第二日便合眼而逝，年八十二歲。他走的默無聲息，但中國的防疫史和醫學史上，他的名字永世長存。

撫古思今，我們抵御瘟疫的戰役還在進行，這是前所未有的全新病毒。但我們的經濟基礎、組織能力、科研水平、群眾認知，都比一百多年強的太多。

我們也理應有，屬於我們這個時代的英雄和賢者。

我們一定能取得勝利，將代價盡可能的控制在最小限度，也一定能讓我們所經歷的這段歷史，經得起後人的反思和審視。

這個新年的過法，可能很多朋友都受了影響，和慣常有所不同。新年始終是孕育新生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