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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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4月11日清晨，開車行經百年古蹟總統府，等紅燈時見此美景，遂拍照記錄之。（張哲生攝）

1895年，在甲午戰爭中戰敗的大清帝國將台灣與澎湖割讓給日本，當時日本把臨時的台灣總督府設在清代的福建台灣承宣布政使司衙門及欽差行台內，一直到第五任台灣總督佐久間左馬太就任之後，才有興建永久性廳舍的計劃。經過審慎規劃後，台灣總督府於1907年懸賞5萬元日幣公開徵圖，並限定日本本土的建築家才有資格參與競圖。

徵圖初選階段，主辦單位從多位參加競圖的日本建築師當中選出一至七名，分別為：鈴木吉兵衛、長野宇平治、片岡安、森山松之助、松井清足、櫻井小太郎及福井房一，每位均獲得獎金1,000日圓。

當時的評審團包含辰野金吾、中村達太郎、塚本靖、伊東忠太、妻木賴黃等知名建築技師，原本屬意採用初選首獎得主鈴木吉兵衛的作品，不過後來評審團發現首獎作品中的尖塔、陡屋頂，與具兩層老虎窗的紅磚建築樣式，有抄襲海牙國際法庭之嫌，因此於1909年公布的中選名單則變成了獲得第二名的長野宇平治作品，而其樣式與當年正在建造中的東京車站相當接近。

不過，在最後定稿階段，將長野宇平治的設計圖修改成如今總統府模樣的真正設計者，其實是在初選獲得第四名的森山松之助，他將設計圖做了局部修改之後，興建工程才正式動工。

台灣總督府建築於1912年6月1日開工，1915年6月時，建築主體大致完成並舉行上棟典禮，最後在1919年（大正8年）3月竣工，總工程費達281萬日圓。此後，這座在完工時為全台灣最高的建築物，從啟用至今一直是象徵統治台灣者權力中心的地標。

二戰期間，這棟建築物成為美軍轟炸台灣的主要目標物之一，雖然日本軍方將總督府百般偽裝及防範，最後還是在1945年戰爭末期（1945年5月31日）的台北大空襲，遭到美軍轟炸命中，並導致南側半邊嚴重毀損。

二戰結束後，中華民國政府接收台灣，1946年時為慶祝中華民國總統蔣中正的60大壽，便將此建築更名為介壽館，而館前的道路則命名為介壽路（今凱達格蘭大道），並開始著手整修，直至1948年底才恢復舊貌。

台灣省政府於1947年成立後，此建築在台北市的都市計畫圖被標示為「省府大廈」，但省政府的實際辦公廳舍為日治時期的台北市役所（即今行政院大廈）。

隨著中華民國政府於1949年遷往台北市，當年12月9日行政院會議決議：總統府及行政院設址於介壽館辦公。

1950年，介壽館正式成為中華民國總統府。

1996年3月21日，陳水扁擔任市長的台北市政府將總統府前的介壽路更名為凱達格蘭大道，路旁的廣場則同時更名為凱達格蘭廣場，以示對台灣原住民歷史及文化的尊重。

2006年3月25日，總統府大門上的「介壽館」門額被更換為「總統府」。

這座建築物雖然曾經過整修，但其外觀仍維持著後文藝復興式的莊嚴和簡潔。建物最高處有五層樓，主體平面呈現臥「日」字型，正面寬約140公尺，側面寬約85公尺，中央塔高60公尺，總佔地為2100坪；建物的中央塔、角塔、衛塔等大片立面的1:2:3:2:1之節奏和粗面砌築基座與柱式主出入口，混合成震撼的視覺效果。整棟建築佈滿了廊柱、山牆、拱廊及圓拱窗，堪稱日治時期台灣的代表性建築。

淡江大學建築系教授陸金雄建築師對這座建築物的設計風格，下了極為清楚的註腳：「從歷史背景及建築物的立面進行分析，可以辨別出當初設計者匯集了眾多建築元素；矯飾主義的誇張、巴洛克的動感、欺眼畫的手法、哥德復興的垂直崇高精神、古典主義的和諧，但設計者仍以統一的元素──無法歸類於古典柱式的雙柱並列形態──統合整體立面的構成，也可以看出設計者意圖以不同的語彙，表達個人的詮釋──以有限形體的構成，嘗試超越形體的束縛，傳達垂直崇高精神的無限，是典型的折衷主義（Eclecticism）樣式。」

Question 2

福建大學粗口一頁華爾滋 Let Me Sing You A Waltz 在Facebook 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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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如我又來介紹這個月相當有興趣，也非常想趕緊一讀的新書們，若有人在意，得先說聲不好意思，因為這個月是維持快兩年來首度沒有本月選書的一次，最近處於水深火熱狀態，真的心有餘而力不足；不過，很快也會有對這裡極其重要的消息準備和大家分享，請稍微期待一下，可能有些眼尖的朋友已經發現了，不過現在容我暫時賣個關子，就先將焦點放在近期推出哪些令人目不暇給的好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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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四月份有選書，這幾本就是我的首選名單。首先是，世上最有可信度的推書大師美國前總統歐巴馬去年最愛小說之一《#消失的另一半》，作者布莉貝內特曾說，這本書創作的靈感，是她與母親的一通電話。母親說起自己位在美國南方路易斯安那州的故鄉：「那個小鎮的人通過結婚，來讓自己的小孩看起來一代比一代白。」她聽完立刻拿起筆記下這件事情，從此成了小說《消失的另一半》的主題。16 歲那年，雙胞胎姊妹一起逃離家鄉。妹妹絲黛兒假扮白人，成了富太太，終於得到想要的一切。為了隱瞞身世，一生戰戰兢兢，與女兒、丈夫之間總是隔著謊言。姊姊德姿蕾重回出生的小鎮，守候她們年邁的母親，日子雖然踏實，卻從未忘記大城市裡的精采生活，更放不下從此失去消息的妹妹。30 年後，姊妹倆的女兒也離家遠行。兩位少女像她們的母親當年一樣，各自背負著創傷與想望。當兩人遇上彼此，新世代躁動的心靈不禁揭開陳年的家庭祕密，所有人在時間的長流中，終要承擔起自己的選擇。這個故事橫跨三代人，綜觀劇烈變動的 40 年歲月，從種族、階級到性別，人們永遠在外界期待與自我之間拉扯，對未來茫然、對親密關係寄予渴望。當我們決定為了未來賭上過去，生命裡消失的另一半，是成長必然的代價？還是終生放不下的過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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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為葡萄牙文壇超重量級作家莉迪亞豪爾赫的經典作品《#畫鳥的人》，這座葡萄牙南方的古老大宅，距離大西洋夠遠，無法聽到暴風雨中的碎浪，但也離得夠近，足以使牆壁被空氣中的鹽腐蝕。1950 年代，原是熱熱鬧鬧的務農大地主，八個兒女卻相繼出走，如同當年的華特。空蕩的宅院中，只剩老范西斯科、大兒子庫斯多喬、瑪莉亞艾瑪和四名孩子。她，庫斯多喬和瑪莉亞艾瑪名義上的孩子，總是盡力讓自己既不在場也不缺席。她一直都知道瑪莉亞艾瑪嫁給了兩個男人，三個弟弟並不是她的親手足，也知道她的所有身分證件都是謊言。但這都無關緊要，因為她所珍惜的一切也在這座大宅。直到那年初冬，家族中的浪蕩逆子，那個華特大兵回來了。1963 年冬日，他就這麼出現在眾人面前。他的回歸，讓所有人的祕密起了變化，埋藏在地下的家族之謎破土而出。那個雨夜，華特駐足於樓梯上，一如之後他偷偷探視女兒的每個晚上。她其實都知道，他的離去，他的到來，他的家書，他畫的鳥圖。她都知道。此書以雋永文字、優美文筆，喚起了現今處在不斷變化世界中的人們，透過大宅中那名幾乎無聲的女孩之眼，訴說了那段葡萄牙 1940 至 1980 年代農村社會的氛圍，寫盡大家族的繁盛與衰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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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本月最受矚目的翻譯文學作品莫屬卡爾奧韋克瑙斯高《#我的奮鬥》，因寫作內容過於真實，在出版後曾多次遭受親人反對，儘管如此，評論者卻認為這樣的露骨反倒滿足了人們最深處的窺視欲。《我的奮鬥》第一冊甫出版就迅速引起熱議，除了暢銷挪威，也迅速售出各國版權。全六冊的半自傳體小說，主題分別為：死亡、愛情、童年、工作、夢想與思考，每一冊都從生活中洞察出深刻反思，以樸實的日常經驗喚起讀者強烈的共鳴。作者不避諱揭露的事實的寫作風格也是造就出如此精彩敘事的原因。在克瑙斯高的寫作策略成功後，北歐也有越來越多作家紛紛效仿，引起一波克瑙斯高的美學風潮。系列初始，克瑙斯高就以父親的死亡作為一切開端。他的父親嚴肅、寡言，對待工作十分認真，卻是個失職的父親。父親的死重新讓他想起了曾與他相處的一段童年時光，他是如何在那樣的威嚴底下成長，又是如何從中找到破口學會叛逆。父母離婚後，父親與他的關係變得更加疏遠，得知父親死訊，想起上一次單獨與他談話，竟已是一年半以前的事情。晚年的父親儘管試圖在他面前維持著端正、得體的樣子，但實際上已落魄不堪，終究端正的形象沒能印入克瑙斯高眼中，而那間父親死去的屋子，更是充滿了大量的垃圾、空酒瓶、髒污……那是巨大孤獨的極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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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個人非常熱愛的藝術家芙烈達卡蘿的傳記小說《#世上沒有純粹的黑：芙烈達的烈愛人生》。她，芳齡 18 就遭逢嚴重車禍，公車的鐵桿貫穿她的陰部與腹部，導致終身殘疾，兩次截肢。她說，當全身都劇痛無比，你就感覺不到疼痛了。她，與情場浪子結婚，被無數次深深背叛，與他一度離婚，一度復婚，並為他經歷三次流產。她說，遇見他，是比遭逢車禍，還要可怕的災難。她，曾在所有人都唱衰的情況下堅決相信愛情，結果卻被至親至愛的人們雙雙背叛。她說，人對痛苦的承受能力，遠遠超乎你我能想像。她，模仿愛人，出軌探索自我慾望，潛心藝術創作，卻以靈魂知己的身分贏回了愛人，以及死亡病榻前十餘年來的不離不棄。一個為藝術與愛情滿身傷痕，最終燃燒殆盡的烈火女子。一位站在壁畫大師身旁的陪襯，最終成為讓所有男人都失色的世紀天才。一生與苦痛相伴，卻從不絕望頹廢，昂首面對生命中種種殘酷的時刻。她，是芙烈達卡蘿，你再也不會見到如此堅韌的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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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爾夫的《#普通讀者》也是我一直想讀，卻苦無機會補上的作品，終於等到此書的重新問世。她以隨筆的形式，沒有教條、不帶成見、無拘無束地談著自己對作家與作品的印象，而她的對象，就是與她同樣熱愛閱讀的「普通讀者」。博覽群籍的吳爾夫，以平易的筆調，如數家珍地為我們介紹了康拉德、契訶夫、勃朗特姐妹、珍．奧斯汀、蒙田、托馬斯‧哈代，以及我們不熟悉的一些作家的生平、作品、寫作生涯和趣聞軼事。她讓這些人物起死回生，在讀者面前活靈活現，字裡行間不時流露她特有的敏銳、機智與幽默，讓向來被視為枯燥的文學評論發出迷人的異彩。從吳爾夫的漫談中，能清楚感受到她對閱讀的熱愛，以及她對文學、歷史、人生的細膩觀察與思考。想讀懂吳爾夫，本書絕對是最容易入門的作品。另一本相當有意思的小說是法國作者尤安巴爾貝羅《#我在西伯利亞的監獄》，據說比電影更電影，也是一場驚心動魄的真實追獵行動。事發在距離貝加爾湖不遠的地方，就在我打造美滿家庭的伊爾庫茨克，東西伯利亞的首府。那是個早上，一群蒙面人突然闖進家裡，五歲的女兒嚇到大聲尖叫。我在她面前遭到逮捕，然後被毆打、審問，更意想不到的是，他們竟然指控我對自己的女兒不軌。暗處有一夥人啓動了一部毀滅機器，粗暴而無情，擁有格別烏為它發明的名字：黑資料。他們揚言要將我關進黑牢，讓我永不得翻生，因此我的逃亡行動，就此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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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迷不容錯過的經典，艾西莫夫《#永恆的終結》，戰爭、瘟疫、地震、洪水，太多的苦難交織成人類的歷史。如果能夠操控時間，在過去未來億萬年的時間裡自由穿梭，在某些關鍵的時刻改變現狀，那麼，我們是否就能夠操控歷史？如果歷史能夠設計，那麼，人類是不是就可以活得更好？於是，在 27 世紀，有人發明了「時間力場」，創造出一個超越時空之外的領域 ──「永恆域」，匯集了來自不同世紀的少數人。他們隱藏在時間之外，暗中監督人類的歷史發展，在關鍵的時間點製造微小的改變，避免真實的世界發生重大災難，危害到人類的生存。他們叫「永恆人」。「永恆人」的使命，就是保護人類，確保人類幸福。主要分成三種專家：觀察員、計算師、執行人。觀察員負責收集真實時空狀態的資料。計算師負責研擬改變真實時空狀態的計劃，並分析這些改變對未來的社會和人類的影響。執行人負責執行這些計劃。他們的行動稱之為「最低程度的必要改變」，用最少的傷害來為人類創造最大的幸福。例如，在某個時間點打開一扇門，就會創造出驚人的結果。然而幸福是必須付出代價的。當永恆人發現某些發明創造會引發嚴重的後果，他們就會及時阻止那些東西出現，於是，在永恆人的保護下，許多科技和藝術都流失了，人類的進步停滯了。於是，在漫長的十幾萬個世紀裡，人類幾乎沒有改變。但奇怪的是，永恆人無法進入 70000 世紀到 150000 世紀之間的時空。他們稱之為「隱藏的世紀」，那裡似乎有某種奇怪的力量在阻擋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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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相當喜歡的作家之一史蒂芬褚威格《#人類群星閃耀時》出了德文直譯新版，本書德文原題 Sternstunden der Menschheit，意指「人類的偉大時刻」，以戲劇性的敘事，書寫真人真事，體現歷史人物面對人生轉捩點時的內心曲折。褚威格將這種體裁命名為「歷史特寫」，每一篇均在在反映出他當時閱讀到並深受感動的史料文獻，以及他對時局、對文明的深刻關懷與無盡憂思。世間唯一不變的，就是變化永不停息；是非成敗的定義，總也說不清。積累多年的功勞與苦勞，可能因一秒鐘的猶疑而被全盤否定；也或許你一夕之間享盡眾人掌聲，隔天一覺醒來卻被同一批人唾棄。當故土再無容身之處，有人選擇在世界盡頭向不朽逃亡，力爭一線生機；也有人甘冒大不韙的罵名，只為掀起貫徹理念的革命。文明的進程正繫於人的一念之間，無論功成或飲恨，他們都在歷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成為指引後人方向的閃耀恆星。《人類群星閃耀時》截取西塞羅、拿破崙、歌德、托爾斯泰、列寧、威爾遜等人生命中的關鍵一刻，透過褚威格洞察人心的慧眼與才氣縱橫的妙筆，讓他們的故事不再只是死板的知識，而是慷慨激昂又扣人心弦的勵志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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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不及待想展讀的華文作品，當然必須是這本洪愛珠《#老派少女購物路線》，她自小看著有頭家娘風範的外婆與母親，進出廚房，起灶架鍋，張羅數十家人員工日常吃食，宴請東南亞與中東等地賓客，哄嚷熱烈，直到滷肉飯、蒸冬瓜肉餅、芋棗甚至一碗煲粥，俱成為她日後的念想。她曾與外婆、母親，三代女子，穿行在大稻埕與永樂市場，買鮑參翅肚、麵龜椪餅、胡椒肉桂蠶豆，見識老鋪的講究，練就一套對古早物什的擇選標準。她熟稔蘆洲湧蓮寺周邊，在旺鋪裡食切仔麵黑白切與米苔目，飲青草涼茶，更向在地攤商習得剁雞的技巧，與若干習俗規矩。如此種種，養出她一雙識貨的眼睛，一根敏銳的舌頭，一個老派的靈魂；更化作筆下時而雍容深情、時而輕俏意趣的篇章段落。「長長的百年的大街上，四顧僅餘我一人。」當至親家人一一遠行，她最終成為一個自擁廚房的女子。然循著吃食滋味，她重回那仿如傳說盛世的親族過往，再現早輩人的心志與作風。她且飛港島，尋覓那一路喝到大的福建茶行鐵觀音；從曼谷買齊各尺寸的猴桃標白藥油；自檳城拎回一口像似外婆「烏鼎」的印度黑鐵鍋……老食、老物、老鋪、老市場，是回返時間的甬道，是追尋記憶的線索。她還以此學會撫慰自己，做人待人，並學會看人間煙火，安身定心的過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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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舜華《#貓在之地》則是她第二本散文集，刻劃一切離聚的傷痛怨咒與暴烈激昂，逝去的碎裂的愛於焉拾遺湊整。生而在世，愛恨加身無可抵禦，於是紋身以痛以咒語，也豢貓拾物以眷戀寄情，然而體內的魔，對愛與美的渴求，未有被鎮壓的一日。詩辦不到的交給散文，於是崔舜華再次將濃烈情感佐以酒精尼古丁與無數藥片，吞吐成如詩的字句，甚而比詩更危險，更袒露，更濃烈。另一本香港作家鍾耀華的
《#時間也許從不站在我們這邊》收錄了作者從 2016 到 2020 年底寫下的文章，呈現他在後傘運時代的思索歷程；思辨與抒情，智性與感性，經常在他的文字中並存不悖，難以歸入既有文類，卻形成一種破格文學之美。而這份美，是來自於一個人不與世界的不可忍受尋求和解，選擇直面痛苦、殘酷與不義，同時仍渴望超越。「時間也許從來不是站在我們這邊，問題只是我們是否願意站在良知的一邊。」作者經歷城市起伏的流變，見證歷史再開的瞬息。現世為每個人繪製肖像，他拒絕順從，以寫作贖回主體，用文字重建、叩問自我與世界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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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韓作品也包括日前推薦過的權汝宣《#黃檸檬》，透過三名共同經歷一起駭人聽聞的「美女高中生兇殺案」的女性視角，從不同立場、處境，裡裡外外探問這個社會的目光是如何強加在人們、在女性身上，思考創傷過後數度翻轉的善惡、生死、存在等種種命題。著沉魚落雁之貌的海彥，據說美得危險致命年僅十九歲的她，卻被發現陳屍在學校附近的公園花壇，頭部遭到盾器重擊，雖然社會高度關注，但兩名嫌疑較大的男同學皆因有不在場證明而使案情陷入膠著，最終不了了之。一條性命的香消玉殞成為事實，罪惡感卻會毀了好幾個人的人生，顫抖掀開長年覆蓋的薄紗方能察覺到，原來走過這一遭的每個人都各自背負著恐懼而活，抱殘守缺，踽踽獨行，以及一份受孤獨百般侵蝕下才緩緩浮現的失落、理解和釋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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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是新田次郎文學賞、未來屋小說大賞與靜岡書店大賞三冠王的得主伊與原新《#月亮前方三公里》，透過六個受挫的心靈，六段人性的考驗，六篇理性與感性交會的暖心物語，展現自然紋理與情感肌理的動人凝視，人生本來就充滿了後悔，但有時候，即使這樣也無所謂。還有，睽違多時的安倍夜郎《#深夜食堂23》，章魚先生的香腸、七草粥、八寶菜、辣油蔥豆腐、蒟蒻生魚片、芋頭雞鬆汁，每一口滋味，每一種愛的形式，持續每晚在這裡，與等待它的人相會。安倍夜郎筆下的《深夜食堂》裡，每則故事獨立成篇，不必擔心跟哪個角色不熟，突然想念哪道菜就能翻閱，想進去坐隨時可以從任何一集坐進來。在這裡，每道料理雖然獨立，吃入口中的感受卻是共通的。透過 14 道日式家常菜，參與這些食客的人生際遇，時而溫馨，時而開懷，偶爾也令人鼻酸。簡短的是故事，漫長的是人生，持續邀請你掀開暖簾入店來，用他們短短的故事，陪伴你面對長長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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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軸的兩本都極具分量，跟磚塊書一般厚重。先看橫山秀夫的《64》，關於一件 14 年未破的綁架案，道盡了人性的幽微暗湧。昭和 64 年只維持了短短七天，猶如海市蜃樓，但這一年確實存在。就在這一年，犯人綁架殺害了一名七歲女童，躲進了平成到來的歡呼聲中，而這起事件在警界暗地裡的代稱，正是「64」。三上信義，前任刑警、現任 D 縣警媒體公關、女兒失蹤中的父親，正在焦頭爛額的處理記者們針對交通事故犯人匿名問題的嚴重抗議。這時他又被告知，統領全日本 26 萬名警察的警察廳長官要來視察，特別是針對公訴期將屆的｢64｣懸案。更麻煩的是，被害者家屬還拒絕接受長官的慰問。為了說服家屬，三上設法探究背後的原因，沒想到竟然受到刑事部的全面抵制。在各方夾擊與壓力之下，三上意外得知了長官前來視察的真正目的。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面臨巨大危機的 D 縣警，竟又迎來了另一起重大的案件。全書以警察體系為背景，細膩感人的描寫，緊張、緊湊又峰迴路轉的劇情，加上令人爆哭的結局，構成了這部當年未出版即轟動的長篇鉅作，全球讚聲不斷，公認為橫山秀夫小說世界的顛峰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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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是多次介紹過、含金量極高的諾蘭信徒聖經《#諾蘭變奏曲：當代國際名導 Christopher Nolan 電影全書》，本書作者，同時也是美國著名影評人的 Tom Shone，完整紀錄了諾蘭導演之路至今的每一部作品，深入探索理念、製作、編劇、攝影、美術、剪接、配樂各層面，依序以「方向」談《跟蹤》，以「時間」談《記憶拼圖》，以「感知」談《針鋒相對》，以「空間」談《蝙蝠俠：開戰時刻》，以「幻象」談《頂尖對決》，以「混亂」談《黑暗騎士》，以「夢境」談《全面啟動》，以「革命」談《黑暗騎士：黎明昇起》，以「情感」談《星際效應》，以「生存」談《敦克爾克大行動》，最後以「知識」談疫情時代下的中流砥柱《天能》。內容則從諾蘭的成長生活，求學過程，電影如何影響他的童年，文學、建築、《星際大戰》、《2001 太空漫遊》如何拓展他的心智，《銀翼殺手》、《異形》如何奠定他對「導演」的想像，大學時克難地拍攝出學生電影，到《記憶拼圖》的四處碰壁而後一鳴驚人，一切鉅細靡遺，目前已經完食，且讀得過癮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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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文字節錄自各出版社書介。）

Question 3

福建大學粗口龍應台 - Lung Yingtai 在Facebook 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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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7月30日，李登輝先生過世。———————————————-......「我們是叫化子軍，」他說，「但是，你有沒有想過，七十軍，在到達基隆港之前的八年，是從血河裡爬出來的？你知不知道，我們從寧波出發前，才在戰火中急行軍了好幾百公里，穿著磨破了的草鞋？」　　我是沒想過，但是，我知道，確實有一個人想過。　　一九四六年春天，二十三歲的台灣青年岩里政男因為日本戰敗，恢復學生身分，決定從東京回台北進入台灣大學繼續讀書。　　他搭上了一艘又老又舊的美軍貨輪「自由輪」，大船抵達基隆港，卻不能馬上登岸，因為船上所有的人，必須隔離檢疫。在等候上岸時，大批從日本回來的台灣人，很多是跟他一樣的大學生，從甲板上就可以清楚看見，成批成批的中國軍人，在碼頭的地上吃飯，蹲著、坐著。在這些看慣了日軍的台灣人眼中，這些國軍看起來裝備破舊，疲累不堪，儀態和體格看起來都特別差。甲板上的台灣人你一句我一句地開始批評，露出大失所望、瞧不起的神色。　　這個時候，老是單獨在一旁，話很少、自己看書的岩里政男，突然插進來說話了，而且是對大家說。　　「為了我們的國家，」這年輕人說，「國軍在這樣差的裝備條件下能打贏日本人，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我們要用敬佩的眼光來看他們才是啊。」（99）　　岩里政男，後來恢復他的漢名，李登輝。　　在那樣的情境裡，會說出這話的二十三歲的人，我想，同情的能力和包容的胸懷，應該不同尋常才是？......（《大江大海》（2009）龍應台）———————————————————四十七　草鞋　　我終於找到了一個七十軍的老兵，在台北溫州街的巷子裡，就是林精武。　　所謂「老兵」，才剛滿十八歲，一九四五年一月才入伍，十月就已經飄洋過海成為接收台灣的七十軍的一員。　　「在登陸艦上，你也暈船嗎？」我問。　　他說，豈止暈船。　　他們的七十軍一○七師從寧波上了美國登陸艦，他注意到，美國人的軍艦，連甲板都乾乾淨淨。甲板上有大桶大桶的咖啡，熱情的美國大兵請中國士兵免費用，儘量喝。　　我瞪大眼睛看著林精武，心想，太神奇了，十八歲的林精武分明和十八歲來自密西根的小鮑布，在甲板上碰了面，一起喝了咖啡，在駛向福爾摩沙基隆港的一艘船上。　　林精武看那「黑烏烏的怪物」，淺嘗了幾口，美兵大聲叫好。　　兵艦在海上沉浮，七十軍的士兵開始翻天覆地嘔吐：　　「頭上腳下，足起頭落，鐵鏽的臭味自外而入，咖啡的苦甜由內而外，天翻地覆，船動神搖－－吐到肝膽瀝盡猶不能止，吐的死去活來，滿臉金星，污物吐落滿艙，還把人家潔淨的甲板弄得骯髒，惡臭，真是慘不忍睹。」　　這個福建來的青年人，一面吐得肝腸寸斷，一面還恨自己吐，把美國人乾淨的甲板吐成滿地污穢，他覺得「有辱軍人的榮譽，敗壞中華民國的國格」。　　打了八年抗日戰爭的七十軍士兵，在軍艦上個個東歪西倒，暈成一團。林精武兩天兩夜一粒米沒吃，一滴水沒喝，肚子嘔空，頭眼暈眩，「我在想，這樣的部隊，還有能力打仗嗎？然後有人大叫：『前面有山』，快到了。」　　擴音器大聲傳來命令：「基隆已經到了，準備登陸，為了防備日軍的反抗，各單位隨時準備作戰。」　　全船的士兵動起來，暈船的人全身虛脫，背起背包和裝備，勉強行走，陸續下船，美軍在甲板上列隊送別。林精武邊走下碼頭，邊覺得慚愧：留給人家這麼髒的船艙，怎對得起人家！　　基隆碼頭上，七十軍的士兵看見一堆小山一樣的雪白結晶鹽。福建海邊，白鹽也是這樣堆成山的。有人好奇地用手指一沾，湊到嘴裡嘗了一下，失聲大叫，「是白糖！」大陸見到的都是黑糖，這些士兵，第一次見到白糖，驚奇萬分。一個班長拿了個臉盆，挖了一盆白糖過來，給每個暈頭轉向的士兵嘗嘗「台灣的味道」。　　在基隆碼頭上，七十軍的士兵看見的，很意外，是成群成群的日本人，露宿在車站附近；日本僑民，在苦等遣返的船隻送他們回家鄉。　　七十軍的老兵－大多是湖南子弟，八年抗戰中自己出生入死，故鄉則家破人亡，一下船看見日本人，有些人一下子激動起來，在碼頭上就無法遏止心中的痛，大罵出聲：姦淫擄掠我們的婦女，刀槍刺殺我們的同胞，現在就這樣讓他們平平安安回家去，這算什麼！　　「我還聽說，」林精武說，「有兩個兵，氣不過，晚上就去強暴了一個日本女人。」　　「就在那碼頭上？」我問。　　「是的，」林精武說，「但我只是聽說，沒看見。」　　林精武離開故鄉時，腳上穿著一雙迴力鞋，讓很多人羨慕。穿著那雙父母買的鞋，此後千里行軍靠它、跑步出操靠它，到達基隆港時，鞋子已經破底，腳，被路面磨得發燒、起泡、腫痛。　　軍隊，窮到沒法給軍人買鞋。有名的七十軍腳上的草鞋，還是士兵自己編的。打草鞋，在那個時代，是軍人的基本技藝，好像你必須會拿筷子吃飯一樣。　　麻絲搓成繩，稻草和破布揉在一起，五條繩子要拉得緊。下雨不能出操的時候，多出來的時間就是打草鞋。七十軍的士兵坐在一起，五條麻繩，一條綁在柱子上，一條繫在自己腰間，一邊談天，一邊搓破布和稻草，手快速地穿來穿去，一會兒就打好一隻鞋。　　只懂福建話的新兵林精武，不會打草鞋。來自湖南湘鄉的班長，從怎麼拿繩子開始教他，但是班長的湖南話他又聽不懂，於是一個來自湘潭的老兵，自告奮勇，站在一旁，把湘鄉的湖南話認認真真地翻譯成湘潭的湖南話，林精武聽得滿頭大汗，還是打不好。他編的草鞋，因為鬆，走不到十里路，腳就皮破血流，腳指頭之間，長出一粒粒水泡，椎心的疼痛。最後只好交換：十八歲讀過書的福建新兵林精武為那些不識字的湖南老兵讀報紙、寫家書，湖南的老兵，則為他打草鞋。　　「林先生，」我問，「台灣現在一提到七十軍，就說他們穿草鞋、背雨傘、破爛不堪，是乞丐軍－－您怎麼說？」　　「我完全同意，」林精武抬頭挺胸，眼睛坦蕩蕩地看著我，「我們看起來就是叫化子。到基隆港的時候，我們的棉衣裡還滿滿是蝨子，頭髮裡也是。」　　我也看著他，這個十八歲的福建青年，今年已經八十三歲，他的聲音裡，有一種特別直率的「正氣」。　　「我們是叫化子軍，」他說，「但是，你有沒有想過，七十軍，在到達基隆港之前的八年，是從血河裡爬出來的？你知不知道，我們從寧波出發前，才在戰火中急行軍了好幾百公里，穿著磨破了的草鞋？」　　我是沒想過，但是，我知道，確實有一個人想過。　　一九四六年春天，二十三歲的台灣青年岩里政男因為日本戰敗，恢復學生身分，決定從東京回台北進入台灣大學繼續讀書。　　他搭上了一艘又老又舊的美軍貨輪「自由輪」，大船抵達基隆港，卻不能馬上登岸，因為船上所有的人，必須隔離檢疫。在等候上岸時，大批從日本回來的台灣人，很多是跟他一樣的大學生，從甲板上就可以清楚看見，成批成批的中國軍人，在碼頭的地上吃飯，蹲著、坐著。在這些看慣了日軍的台灣人眼中，這些國軍看起來裝備破舊，疲累不堪，儀態和體格看起來都特別差。甲板上的台灣人你一句我一句地開始批評，露出大失所望、瞧不起的神色。　　這個時候，老是單獨在一旁，話很少、自己看書的岩里政男，突然插進來說話了，而且是對大家說。　　「為了我們的國家，」這年輕人說，「國軍在這樣差的裝備條件下能打贏日本人，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我們要用敬佩的眼光來看他們才是啊。」　　岩里政男，後來恢復他的漢名，李登輝。　　在那樣的情境裡，會說出這話的二十三歲的人，我想，同情的能力和包容的胸懷，應該不同尋常才是？——————————————————-99. 梵竹「一張高爾夫球場會員證的故事：訪何既明先生」，引自《共產青年李登輝》，藍博洲。——————————————-再讀下去：反共不能凌駕「人」的立場——對李登輝史觀的質疑龍應台 《新新聞週報》1999李登輝在今年1月接受了日本作家深田佑介的專訪（1月31日《自由時報》），專訪全文刊在《文藝春秋》社出版的政論月刊《諸君》2月號。李登輝是日本媒體的寵兒，談話廣受日本讀者注意。而身為中華民國的總統，他的言論不可避免地被視為代表台灣人民的聲音。深田佑介說，有些日本評論家稱李登輝為「哲人政治家」，對他推崇備至。不論是「哲人」還是「政治家」，前瞻的能力是一個必要條件，而前瞻的能力植根於對歷史的深刻的認識。李登輝在訪談中提出的史觀，既涉及中國人的過去，也論及台灣人的未來。台灣正處於一個摸索著尋找自我的歷史關鍵─ ─與中國大陸、與日本的關係如何界定，對於重新翻出的歷史如何做出價值判斷，做出的判斷又將如何影響自己未來的定位和格局，都是茲事體大的考慮。以李登輝的政治強勢，他個人的想法很可能就把一個社會推向某一個特定的方向，儘管那個方向不見得是正確的方向。對他的史觀提出質疑，我認為，是一個公民不得不盡的義務。「深田：去年11月江澤民訪問日本時，猛烈地抨擊過去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有關日本的「過去」，並且要日本「認識歷史」，在所到之處一共說了11次，反而造成日本人的反感，我認為現在正是加強日台友好關係的最佳機會，因此特別來傾聽總統的看法。李總統：50年前的舊事沒有必要反覆重提。我倒覺得在認識歷史上，江澤民比日本更有問題。為什麼呢？日本在戰後五十年間遵守和平憲法建設民主國家，很努力地向亞洲擴散和平民主主義，對這點不加以正視而不斷地反覆提舊事，絕非正確的歷史認識。……外面說是因為江澤民小時候親戚被日軍殺害，而且他被強迫學習日語，身為國家領導人，以個人的恩怨和經歷對日本的過去加以斷罪最是很危險的。如果要說「過去」，50年前和五百年前都是一樣的…………台灣本來有原住民，然後有為了追求自由而由中國大陸來的，就是我們這些台灣人，我們的祖先在四百年前因逃避明朝的暴政而來到台灣，現在我們所稱「外省人」，也是在50年前因逃避共產黨而到台灣的。最重要的是到台灣的這些人不是來台灣做統治者，而是要一直有建設新國家的精神，來建築我們的社會，追求自由和民主……」舊事不必重提？江澤民要來日本為戰爭侵略向中國人民道歉，李登輝把這個舉動稱為江澤民的「個人恩怨」。日本的侵略造成三千多萬個中國老百姓的死亡，在那三千多萬個死者身後還有數目更大的妻離子散、家破人亡。這樣深沈巨大、史無前例的人類災難被輕蔑地貶為「個人恩怨」，實在令人駭異。以色列總理要求德國人道歉，或者波蘭總統要求蘇聯人道歉，我們都體認到：在每一個「要求」背後有多少慘痛的犧牲得不到彌補和安慰。對這樣的慘痛，我們只能垂首肅穆。李登輝是個學識廣博的人，他會以如此輕浮的態度來看待中日曆史，不會是由於缺乏知識，而有更深沈的歷史因素。至於「50年前的舊事沒有必要反覆重提」，這所謂「沒有必要」，究竟是因為「舊事」已經經過徹底的爬梳整理，歷史的責任與是非已經交代清楚，還是因為舊事重提可能傷害到眼前的政治權宜？為什麼「沒有必要」？非常湊巧，2月份西方世界最引人注目的重大新聞之一正是50年前的舊事重提：德國財團企業界開始對二次大戰中強征的奴工進行賠償。從50年代以來，德國政府已經對受過納粹迫害的個人付出了大約七百億美元的賠償金，但是德國企業，當年獲利於強征奴工的勞力，卻儼然置身事外。近一千萬名來自各國的奴工曾經在極不人道的情況下為德國的武器工廠、機械和汽車工廠夜以繼日地免費勞動；這些人絕大多數來自東歐國家，戰後又受到東西冷戰的懲罰，得不到任何補償。50年過去了，奴工凋零殆盡，為他們爭取權益的律師和人權組織終於有了突破。去年夏天，德國大眾汽車公司（VW）在二十多個國家刊登全版廣告，通知當年的奴工前來申請賠償；大眾公司設立了一個兩千萬馬克的賠償基金準備發放。一方面想免於訴訟，一方面想對歷史的債做最後的結算，德國政府集結了當年曾剝削過奴工的各大行業，籌足大約20億美元作為賠償金，預備在99年9月1日正式執行賠償。所有的行政環節都以最速件打通處理，因為倖存的奴工皆已老邁，去日無多；選在9月1日則因為在60年前的9月1日，德軍侵入波蘭，掀起了二次大戰。選擇這樣的日子進行賠償，德國人再度向受侵略的民族表示他們的道歉和對歷史的擔當。在歐洲，顯然不管是侵略者還是被害者都認為「舊事重提」不但必要，而且迫切地必要。歷史的罪責與是非不僅只是抽像空洞的哲學概念，它可以落實到有血有肉的個人身上。侵略者不但要對受害人道歉，還要對他做實質的補償；不但要做實質的補償，還要趕在受害人有生之年完成補償。舊事的重提，歷史的清理，必要，而且迫切。正義如果有任何意義，就得趕在這一整代人含冤死亡之前得到實現。所以50年前和五百年前是不一樣的；50年前造成的傷害，人們還有道歉和彌補的機會，歷史仍是活生生跳動著的此刻，良心逼著你正視它。花岡事件歐洲的奴工重新發出聲音不能不讓人想起花岡事件。大戰爆發，日本的企業馬上感覺到人力資源的嚴重缺乏，於是與日本軍部取得默契：軍部從佔領國家強征奴工交與企業，企業以金錢回饋。日本從中國運來大約四萬多名奴工──多數是在東北擄來的俘虜和莊稼農民。在花岡的中國奴工為DOWA礦業公司下的鹿島組做最艱辛危險的地下採礦粗工。借用荷蘭歷史學者Ian Buruma的敘述：中國奴工們即使在嚴寒飄雪的季節，仍舊穿著一襲軍衣，在地下的礦坑中挖掘堅硬的石塊，或是站在水深及腰、幾將冰凍的河溝中疏浚污泥；而他們每天所賴以維生的，僅是一顆即將腐爛的蘋果當作中飯，以及一碗稀飯當晚餐。1945年7月30日，大約八百名中國奴工因為不堪虐待，集體逃亡，藏身在附近的山區。日本警方號召居民出來獵捕奴工；日本居民遂個個手持刀棍，圍捕奴工。這些瘦骨嶙峋的奴工，本來就營養不良，再加上對當地環境不熟悉，絕大部份都在很短時間內被追捕回來。他們陸續被押到小鎮廣場上，一一強迫脫去了僅存內褲的襤褸衣衫，五花大綁地將雙手捆於背後……他們在如此又餓又渴的情形之下，在現場罰坐了三天三夜，當場就有50餘人暈死過去；他們無糧無水，聽說有不少的犯人相互飲用彼此的尿水維生，真是駭人聽聞、最為殘酷的暴行。悠悠50年，這些中國奴工得到什麼樣的補償？1945年9月，倖存的花岡奴工被當地的秋田郡地方法院以危害地方治安的罪名判以「無期徒刑」，終身監禁。後來被盟軍解放。1948年，鹿島組的八名主管受軍事審判，坐了八年監牢之後釋放。其中之一叫岸信介，作了日本首相，鹿島組一轉身變成鹿島建設，日本首屈一指的重工業財團，戰後在中國大量承包工程，成為中國市場的大投資家。1972年，周恩來與日本簽訂中日和約，放棄所有對日本索賠權利。中國的奴工──當然還有韓國的、澳洲、美國、英國的戰俘奴工，在東方的歷史洪流裡，人，像蟲子一樣被衝進遺忘的黑暗中，轉瞬不見蹤影，連喊叫的聲音都發不出。他們只能在風燭殘年的破碎的夢裡看見；有一天，鹿島建設在世界各國刊登全版廣告，請當年的奴工前來索取賠償，日期還在7月7日，因為在62年前的這一天，日本士兵的皮靴與刺刀跨上了盧溝橋。這一天還很遙遠，由於許多極其複雜的文化以及政治因素，日本人對歷史的認識還沒有走到這一步，他們還需要時間。白髮蒼蒼的慰安婦現在四處奔走，就是為了在死前能見到正義的實現，但是在日本人有一天終於有能力面對歷史的時候，那千百萬的受害者已經化為無聲無息的塵土。舊事怎麼能不反覆重提呢？就是日本境內也有不少諤諤之士，譬如大江健三郎就在1990年法蘭克福書展上猛烈抨擊過日本對歷史罪責的自欺心態，稱日本人為最缺乏反省能力的「種族主義者」。江澤民訪日，身上背負著最沈重的債券，怎麼還也還不完的人性債券；李登輝有什麼權利、什麼立場，說，「舊事沒有必要反覆重提」？如果人性價值也必須劃分疆界，中國人的死難都只是他江澤民的事，與李登輝毫不相干；好的，那麼，從1937年到1945年總共有20萬7千多個台灣青年被徵調投入戰爭。其中將近六萬人或戰死、或失蹤，為日本天皇做了炮灰。還有那受了皇民思想號召而肆行屠殺，戰後被當做國際戰犯而處死刑的26人，處10年以上徒刑的147人。這些台灣人的犧牲──日本表示過歉意嗎？對台灣的慰安婦，日本表示過歉意嗎？更何況，在今天的所謂「台灣人」裡，畢竟有百分之十幾二十的外省人在大陸親身面對過日軍的刺刀，李登輝可曾考慮過他們的情感和創傷？誰 對他們道過歉？即使吝嗇地只談「台灣人」，李登輝，身為總統，又哪裡有權利、有立場，去對至今不認錯的日本說，「舊事沒有必要重提」？台灣人的面對歷史我不認為李登輝有失立場的談話是他有意取悅於日本媒體。他曾經公開批評過李光耀所鼓吹的「亞洲價值」而強調他信仰普遍的自由和人權。但是他對中國共產黨政權的憎惡、他對日本的源遠流長的好感，以及海峽兩岸的緊張對峙關係，扭曲了他對普遍人權的判斷。李登輝說江澤民比日本人「更有問題」。是的，江澤民代表的是一個對自己人民開槍的政權，這個政權統治中國50年，手上所沾中國人的血可能比日本人還要濃腥。但是，甲殺了人，不能說因為「乙也殺了人」或「乙殺了更多的人」而使甲的罪行得到豁免。這個邏輯是荒唐的。中國共產黨有一天也必得站上歷史的審判台接受審判，但是共產黨再不義也不能拿來為日本的不義作辯護。李登輝說，日本「在戰後50年間遵守和平憲法建設民主國家」，因此「過去」不必再談。這個邏輯也是奇怪的。就被害者而言，日本今天貧或富，獨裁或民主，對已經造成的傷害有什麼影響？就日本人自己而言，正因為日本是一個民主國家，它更有理由誠實而勇敢地面對陰暗的過去。戰後的德國難道不是一個「遵守和平憲法的民主國家」，為什麼在那裡，「過去」的討論和整理如此重要？對日本的好感是李登輝這一整代人的歷史情愫。以中國民族主義為出發點的人很容易對這種情愫義正辭嚴地口誅筆伐，而這樣單向思維的批判很可能是錯置的。就如同在今天的香港有許多人對英國殖民所帶來的體制和文化認同超過對自己民族──中國的認同，李登輝這一代人對日本的認同也有它的「正當性」，必須放在時代的背景中去理解和尊重。問題的癥結在於：認同日本的什麼？大江健三郎、東史郎、家永三郎都是日本人，卻對日本政府和主流社會處理歷史的態度絕不苟同。這些人代表了日本文化中最珍貴的良心和勇氣。曾經是日本國民的台灣人，譬如李登輝，是否 在模糊的、浪漫的日本情愫之外，認真地思索過更深刻的問題：在侵略戰爭的大浩劫中，屬於日本國的台灣人究竟是純粹的被害者還是身不由己的迫害者，或者兩者都是？界線怎麼劃分？如果民族主義的立場被拋棄，那麼他是否通得過「人」的立場的檢驗？對於自己，他是否能在日本人的歷史罪責裡看見自己的角色？對日本的歷史，他又是否能撇開自己的情感糾纏，做客觀的評斷？這些問題，90年代以來紛紛在歐洲各國浮出。法國、比利時、荷蘭，長久以來把自己描繪成被德國壓迫的無罪的羔羊同時又是抵抗侵略的勇敢的英雄。歷史學家現在把現在把材料徹底翻出來，讓人們看見；羔羊英雄只是事實的一面，另一面是和侵略者權勢結合、狼狽為奸的懦弱與卑下。把歷史的石頭翻開，露出長久不經日照的蟲豸，不是為了族群間的政治清算，而是為了更瞭解自己的存在地位。尤其台灣人正在尋找全新的未來航程，釐清自己的過去是不可或缺的羅盤。李登輝公開說自己在22歲以前是日本國民，被民族主義者視為大逆不道，我認為是後者的立場偏執。但是李登輝對日本主流價值的全盤接受──全盤到罔顧歷史、罔顧正義的程度，我覺得非常可憂。如果他是一般學者，談話代表他個人，也就罷了，偏偏他是中華民國總統，在外代表全部台灣人說話，而所說的話比日本右翼還要右翼，實在使我這個台灣國民惴惴不安。不是民族主義，是人權主義我相信日本的過去是必須深掘、必須探究、不可遺忘的，而這個立場，不是因為我是中國人台灣人，屬於被侵略被殖民的族群，因此尋求報復、洩憤。有這個立場，是因為，做為人類的一份子，希冀看見和平的實現，而20世紀兩次大戰給了我們一個極重要的教訓：如果歷史的是非曲直、怨怒疑忌不經過梳理就被草草掩蓋，它就變成一個數著秒鐘的定時炸彈，踢踢踏踏走向爆發。沒有對歷史的共識就沒有和平的基礎，而共識的達成唯有透過對「過去」的鍥而不捨的深掘與追究，最有責任研究日本過去的應該是日本本身的器識宏大的知識份子，就如同對文革史絕不放鬆的應 該是中國本身的知識先進，因為最深的批判來自最深的關切。令人憂心的是，中國與日本讓眼前的政治權宜將歷史的傷口暫時遮住，但是傷口在暗地裡潰爛惡化，有一天，傷者，或那自視受到不公待遇的，又以復仇者的猙獰面目再起。這樣的惡性循環，難道是日本人、中國人、台灣人所樂於見到的嗎？為了避免這樣可怕的前景而要求德國或日本切實地面對歷史，不是「哪國人」的立場，是「人」的立場。要求日本道歉，因此不是一個狹隘的民族主義的問題，而是一個普遍的歷史罪責的問題。江澤民本人是否有這樣的認識，很值得懷疑。毛澤東和周恩來與日本人簽約時，從不曾問過老百姓的意願。但是那死於戰亂的三千萬人、那飽受凌虐的奴工和慰安婦，有權利要求精神與物質的彌補，只因為他們是「人」就足夠的理直氣壯，與民族主義扯不上關係，與人權主義卻大有關係。李登輝對人權價值的尊重我相信是真誠的，但是在他反中共和親日本的架構裡，人權價值卻不自覺地被壓縮得看不見了，三千萬人的犧牲變成「個人恩怨」，未經整理的重大歷史變成「不必再提」的舊事。不，就是對距離我們極遙遠的盧安達或科索沃或阿富汗的屠殺，我們都不忍，也沒有權利這麼說的。「新台灣人」來自「舊台灣人」深田佑介的問題充滿投機主義的惡味──趁著中國與日本為歷史罪責起矛盾的時候，趕快發展台日關係！李登輝的回答也果真與他一拍即合。不能不問的是，建築在這樣一個基礎的台日關係，能為台灣帶來什麼利益？機會主義的結合能持久嗎？或者說，以扭曲歷史、蔑視人權為基礎建立起來的政治關係，是我們台灣人所渴望的嗎？我不同意。就如同我不能同意李登輝所描繪的美麗的台灣人圖像是符合歷史的。在他的描繪下，台灣人就是一個追求自由民主的族群。哪有這回事呢？李登輝說四百年前來的台灣人是為了「逃避明朝的暴政」而來到台灣，但是鄭成功的旗子上不是明明寫著「永明」嗎？「到台灣的這些人不是來台灣做統治者」的，李登輝說，但是他怎麼解釋來台的漢人是如何壓迫原住民的？五十年前的「外省人」是逃避共產黨而來，但是他們來了之後就建立了自由民主嗎？台灣人受日本統治50年，受國民黨高壓控制50年，現在又受共產黨的武力威脅，在自我意識上就逐漸投射成一個羔羊似的被壓迫者，而羔羊在道德上都是純潔無瑕的。這真是一個美麗的自我圖像，但是，我們既然要求別人正視歷史，自己又何能例外，四百年來的台灣人既是羔羊，也是惡狼，被別人壓迫過，也壓迫過別人。對自由民主的認識絕不是台灣人的天生麗質，高人一等，而是經過不斷的墮落和奮起才獲得的一點淺淺的成就。這點成就我們可以珍惜，但是不必把它誇大成一個一以貫之的台灣人傳統。解嚴12年來，台灣一步一步的在遠離老國民黨時代的中國意識，發展出以自己為主體的台灣意識。李登輝的史觀標誌著12年的距離；12年前，台灣的「中國人」和大陸人一樣談日本人的「血債」。黃春明的「沙喲那啦再見」對死不道歉的日本充滿義憤，是那個時期的經典作品。到了1999年，台灣總統對日本人公開說，要日本人對侵略戰爭道歉是江澤民的「個人恩怨」，日本現在是和平主義的使者，中國反覆對日本提起過去「絕非正確的歷史認識」。這個距離實在是驚人的。這樣的史觀，就是李登輝所鼓吹的所謂「新台灣人」的史觀嗎？我看見其中蘊藏著非常大的危險。我想我們之所以反對中共政權，是因為這個政權與我們所信仰的人權價值有嚴重牴觸；信仰人權價值是因，反對共產政權是果。但是如果說，為了與中共爭取政治資源，為了與中國意識割離以凸顯台灣意識，而把歷史扭曲，而把人的災難渺小化、兒戲化──因為這些人恰巧是「中國」人；也就是說，反共倒果為因，成了最高指導原則，台灣人豈不是在1999年又退回到意識型態僵化的1949年，只是蔣介石版的教條換成了李登輝版的教條？不以人權價值為基礎的台灣意識 值不值得我們追求？我們可不可以讓反中共的目標無限放大，大到使我們對更普遍的恆久價值變得盲目？「新台灣人」不是從石頭裡蹦出來的猴子，他必定得從「舊台灣人」蛻化而來，帶著他所有的歷史，所有的回憶，所有溫存的情感。對這些千絲萬縷的歷史回憶和情感，他必須沈思、梳理、衡量、選擇；每一番沈思梳理，每一個衡量選擇，都一點一點決定了他未來的面貌。「新台灣人」最後的成熟──不論他屬於哪一個族群，一定是在他給自己的歷史記憶和情感重新找到了安身之處以後，絕不在於把自己的過去粗暴地斬斷。而每一個族群的歷史記憶和情感，在台灣人重新凝聚的過程中，都是必須受到尊重的。原載《新新聞週報》1999攝影：龍應台，屏東大鵬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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