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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侵犯強制治療今進行《憲法》法庭言詞辯論，大法官1個月內公布釋憲日期】
長榮大學馬來西亞籍女大生遭男子梁育誌性侵殺害案舉國震驚，大法官今日（11月3日）上午仍如期召開「性侵害加害人刑後強制治療」（以下簡稱強制治療）憲法法庭，討論強制治療制度是否違憲。此為繼通姦除罪化（釋字第791號）與黨產條例案（釋字第793號）後，今年第三度為釋憲案舉行公開言詞辯論，全程同步在司法院臉書平台實況轉播（https://bit.ly/362yNF1）說明大法官對此一爭議議題高度重視。

《報導者》今年8月間即推出《違憲邊緣的治療之網──台灣性侵犯強制治療爭議》專題報導（https://bit.ly/322HpJC），全面檢視此一制度的困境。

此案緣起於2013年一位性侵害受刑人盧恩本提出，之後陸續有前台中地院法官時瑋辰（現為新北地院法官，其案件當事人由於已被釋放，非繫屬案件故不被受理）、雲林地院法官張淵森（現為台中地院法官）、雲林地院法官潘韋丞以及多位受強制治療處分者提出聲請。他們主張強制治療無設定上限，成為可無限期拘禁人身自由的「絕對不定期刑」，有違比例原則；同時認為，延長強制治療的機制缺乏完整聽證與辯護程序，即可由檢察官逕自認定，有需要就繼續延長治療，受處分者無從表達意見，只能事後聲明異議，有違正當法律程序，因此聲請人請大法官就強制治療的法令依據（《刑法》91-1與《性侵害犯罪防治法》22-1）宣告違憲並失效。

大法官於今年8月20日宣佈併案受理相關案件並進行言詞辯論。

￭釋憲案代理律師：強制治療程序保障空白，形成法治國的巨大空隙

今日《憲法》法庭言詞辯論一開始，強制治療受處分人的代理人、法律扶助基金會律師周宇修與薛煒育即猛烈批評現行強制治療制度是一種「標籤詐欺」、「國王的新衣」，以治療之名將這些受處分人與社會隔離，（台中監獄培德醫院）不能因換了招牌就說不是監獄，代理人引用「釋字第471號」解釋強調，強制治療雖然屬於預防犯罪的保安處分之一，可是拘束人身自由的效果與刑罰無異，若無受到罪刑法定主義與禁止溯及既往等對於刑罰手段的嚴格規範，將是法治國的巨大空隙。

法官代表潘韋丞接續陳述意見，質疑法條所述治療到「再犯危險性顯著降低」缺乏法律明確性，恐造成恣意認定的後果。張淵森對此持相反意見，主張沒有違反法律明確性，並再度強調，強制治療程序保障幾乎一片空白，雖可聲明異議，但心智障礙者完全不懂，嚴重弱化受處分者權利。相較於受處分人代理律師的批判態度，兩位法官強調非全盤否定強制治療制度，不反對高危險個案進行無期限治療，但不能不論犯罪行為輕重、危險性高低，全部不定期限，否則違反比例原則，潘韋丞並提出搭配轉向及分流設計的務實建議。

￭官部門代理人：執行細節問題，並不構成違憲理由

機關代表方面，衛福部由前監察委員高鳳仙擔任代理人，她強調強制治療制度參考美國民事監護（civil commitment），非以處罰為目的，而是基於矯正與社會防衛，性侵犯猶如煞車壞掉，沒專家幫忙會一直壞下去，現階段替代方案不足下（電子腳鐐監控還是能拆掉、化學去勢或以藥物降低性慾皆未立法），就算執行得再差還是有其必要。

針對代理律師對強制治療的質疑，法務部代表次長蔡碧仲尖銳回應，當舉國都因台南女大生性侵命案陷入風暴時，應該反思這一切問題都是由加害者所造成，並堅持現階段只是執行細節的問題，不構成違憲理由。只能把受處分者關在台中監獄裡的原因，是因地方政府把治療處所當成垃圾場一樣的嫌惡設施，不發使用執照、不增加床位，造成法治國的空隙，大家都有責任，現在培德還有56人，宣告違憲貿然放出去後果難以想像。

￭專家鑑定人：再犯風險難評估，美、德亦曾提出違憲審查

由法學者、精神科醫師、心理學家組成的鑑定人意見陳述中，主要圍繞著兩個議題，一是在醫療專業上要如何以及是否能可能評估再犯危險，二是如何從本土的經驗檢視這個移植自美國的制度目前遇到的困境。

台大醫院精神部主治醫師吳建昌坦言，危險性是否顯著降低永遠牽涉著價值判斷，無法一刀切，根據國內外實證研究，並無法得到證據支持何種治療方式較有效，但依個人需求在知情同意狀況下的「美好生活模式」（Good Life Model, GLM）或許是可參考採用的方法之一。

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學系教授沈勝昂則指出，目前實務上主要綜合量化統計及臨床判斷預測再犯率，但在有限的治療空間中有其侷限，即受處分人無法在現實環境中試驗是否真能有所改變。

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教授林明傑提出美國與德國也都曾遭遇多次性侵犯強制治療的違憲審查，前者以民事庭審核而非刑事的方式解套，確立其為治療而非刑罰的本質，後者則在修法以法官保留以及定期評估審查機制，後於2011年通過歐洲人權法院審理，符合人權公約。

東吳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法思齊則指出，強制治療在美國法上與繼受德國法的台灣有非常不同的前提，相較我國是刑罰與保安處分並行的「雙軌制」，美國則只有單軌制，因其框架限制，非應報嚇阻的刑罰，只能放置在民事程序，再來美國適用的對象為極端嚴重犯行的「性掠奪」（ sexual predator ），且除再犯危險性還要有精神疾病或人格異常才能構成要件，反觀我國規範的對象涵蓋過廣，從《刑法》221到227條所有犯罪行為都包括在內，即使輕微猥褻也有可能被強制治療，不能因爲美國合憲，我們就合憲。

法思齊於回覆大法官詢問時更指出，美國立法的背景都是在遭遇極端個案後因應民意而生，並產生性犯罪高再犯的迷思，但特殊案例無法反映此類犯罪全貌，事實是一般性犯罪除戀童癖外再犯率通常不高，近年美加兩國的研究已指出嚴格的性犯罪政策強制是失敗的，甚至如梅根法案（Megan's Law）衍生更多問題。

￭司法院：一個月內宣布大法官釋憲日期

在大法官呂太郎、詹森林、黃虹霞、楊惠欽針對各爭點詢問聲請人、機關代表及鑑定人後，各方再做最後的意見陳述，最後一名發言者為代表相關機關的司法院刑事廳廳長彭幸鳴，她強調法官跟每位國民一樣對不幸的犯罪事件感同身受，但當坐上法檯時，法官就不能只考慮自己，而需更深層的探究為什麼加害人會犯罪、什麼樣的處遇能讓其負起責任，而強制治療經過逐步修法後愈趨嚴苛、剝奪人身自由的力道加大的同時，程序保障卻明顯不足。

「當性侵害加害人已接受刑罰後，國家是否仍以剝奪人身自由來排除此一群體，猶如古代流放隔離痲瘋病人，或是應該將其當做一個人，以治療為核心促其回歸社會？」彭幸鳴總結說道。

會後法庭審判長、司法院院長許宗力宣佈將於一個月內公布解釋案日期。 (文／張子午）

#延伸閱讀
【性侵、非法處所、無限期隔離──全球最嚴格強制治療模式下，陽光照不到的暗影】https://bit.ly/3oMrnON
【為何替性侵加害人釋憲──逆風法官在社會安全與人權界線間的抉擇】https://bit.ly/35ZR0Tx

#性侵 #強制治療 #釋憲 #大法官解釋 #言詞辯論

【愛情騙子在法律上有什麼責任？】

🎸事實

日前刑法上通姦罪已經被大法官釋字第791號解釋認定違憲失效，所以刑法上不再對通姦行為有所規範，這樣意味著已婚在外面偷吃的人時沒有責任嗎？

其實上不然，偷吃者在民事上也是有責任的，除了對「對配偶的責任」外，如果外面小三不知情的話，民事上也可能有「對小三的責任」。本篇聚焦在對「對小三的責任」部分，觀察法院對此有什麼看法。

🎸小三有什麼權利可以主張？

有時候小三不見得是自己有意地去和已婚偷吃的人勾搭，而是已婚偷吃的人自己在外或交友軟體上「假單身」，狠一點的，甚至還有刻意將自己身分證的配偶欄塗成空白。

所以在這種情況，不知情對方已婚的的小三其實也是「被害人」。如此，小三民事上有什麼權利可以主張？觀察判決的結果後，可以從「侵權行為」與「詐欺」兩個方向著手。

🎸關於侵權行為的法院見解

侵權行為可以處理「騙情」的部分，小三可以主張貞操權被侵害並請求慰撫金。法院在這種侵權行為的認定上，「已婚偷吃者是否隱瞞已婚事實」是一個重要的判準。而這種隱瞞已婚事實的認定法院則有不同看法，有認為已婚者有「主動告知自己已婚身分」的義務，若未主動告知即屬侵權行為（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108 年訴字第 1501 號民事判決，判小三要賠40萬）。

也有法院在認定上限於已婚者有「避免對方與其家人、朋友接觸之不正常舉止，或刻意出示偽造之相關身分證件資料等欺瞞行為」等刻意主動的相反事實陳述方式才算有侵權行為的成立（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102 年訴字第 835 號民事判決，未有刻意欺瞞，判免賠）。

🎸關於詐欺的法院見解

騙財的部分，可能透過刑法上詐欺罪處理，關於詐欺的規定在刑法第339條，限於要有財產上的交付才會成立，所以單純被騙感情的話，原則上並不會成立刑事上詐欺。

但是感情因素在財產上的交付中占有部分考量（例如利用被害人對偷吃者言聽計從與信任），這樣就有成立刑事上詐欺的可能（臺灣高等法院 104 年上易字第 1309 號刑事判決 ）。

🎸結論

關於侵權行為的部分，成立上要看偷吃者有沒有刻意隱瞞已婚事實，雖然有不同的認定標準，但如果被認定刻意隱瞞，就有可能讓小三主張侵權行為，如果小三有進一步的給錢或是送東西，甚至還會有刑法上詐欺罪的問題。所以不是通姦罪被宣告違憲失效後，結婚就還可以在外面為所欲為，現行實務，除了老婆，被瞞在鼓裡的小三可以提告的。

犯罪偵查與人權保障之間的平衡—科技偵查法制公聽會
　
法務部在上個月月初（8日）公告了「科技偵查法」草案，但因為公告期只有5天，又涉及秘密通訊自由、隱私權及科技資訊權等基本權利，並明文授權包括被稱為「國家木馬」、有著高度爭議的設備端通訊監察在內的偵查手段，而遭到各界抨擊。法務部檢察司林錦村司長也在公告結束後表示，考量各界意見多，將進行研議後，再送行政院核轉立法院審議。
　
為了讓官方跟民間在草案能有機會直接對話，我在9月25日星期五開了一場「科技偵查法制修法公聽會」，邀請司法院、法務部、國安局、調查局、廉政署、海巡署和刑事警察局等各執法機關，和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 林永頌律師、台灣人權促進會 Taiwan Association for Human Rights 周冠汝專員、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李宜光律師、台北律師公會 王怡婷律師、台灣刑事辯護律師協會 陳奕廷律師、劍青檢改 林達檢察官，一起交流寶貴的意見。
　
因為與會來賓的發言都非常全面，為了方便閱讀及掌握爭點，我請助理把與會人員的發言，重新依據議題歸納整理。希望有助於聚焦討論。
（如果有誤解或任何錯誤，歡迎隨時指正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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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權會：資訊接露和隱私保障】
　
台灣人權促進會的周冠汝專員，率先分享國家監控的資訊透明狀況。台權會曾經在加拿大的學術報告中，發現台灣有間諜軟體伺服器，更曾經被偵測到在公共網路上有可以篩選封包、封鎖內容與進行監控的設備，但是從來不知道使用的單位和目的。
　
除了網路監控之外，還有位置的監控。周專員表示，依據法務部調查局2017-2018年GPS的使用統計資料，監控時間大多沒有超過60天。科技偵查法草案規定超過2個月才有法官保留，會讓大部分的監控都不用經過法官的審查。
　
周專員強調，問題在於如何監督科技偵查手段的行使，也擔心會如同英國或德國般，促使監控產業的發展。專員表示，立法前應該盤點過去的使用狀況，了解足夠的資訊後，才能和社會溝通並決定調整的方向。
　
【司改與律師團體：草案規範有所不足】
　
民間司改會和律師團體，則從法學專業與經驗出發，指出草案有待改進的面向。
　
１．隱私空間界定狹隘，不符社會通念和司法發展
　
司改會董事長林永頌律師指出，草案規定非隱私空間就可以拍照、測量、錄音、錄影，但公開場合並不代表沒有個人隱私。此外，法律規定的要件只需要檢察官甚至警察認為「必要時」即可，非常地抽象而不明確，更不需要法官審查，林律師因而質疑是否符合比例原則。
　
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聯會李宜光律師也表示，草案中隱私空間的範圍是被縮小的。一般的搜索，進入大門就要搜索票，但現在庭院也不算隱私空間，因為並非住宅或其他具有隱蔽設施之地上物的內部空間，使得人民的隱私範圍被限縮到限於住家裡面。
　
台北律師公會王怡婷律師，引用司法院釋字第689號解釋理由，說明現行司法實務已不是用單純物理空間決定隱私保護範圍：「即他人之私密領域及個人資料自主，在公共場域亦有可能受到干擾，而超出可容忍之範圍，該干擾行為亦有加以限制之必要。蓋個人之私人生活及社會活動，隨時受他人持續注視、監看、監聽或公開揭露，其言行舉止及人際互動即難自由從事，致影響其人格之自由發展。」王律師質疑，公寓大廈有開放的大廳，是否也代表國家機關可以在大廳監看人員進出，不構成隱私侵害？這樣是否符合國家應該保障隱私權的作法？另外，公共場所如果能任意監看與聞，也可能涉及到人臉辨識等科技執法的問題。
　
台灣刑事辯護律師協會陳奕廷律師表示，正如同美國Marshall大法官所言：「隱私不是全有或全無的概念，對個人來說，也不該只有『保有』或『失去』隱私兩種選項。」，草案採取二分法並作為強度設計的標準，會造成誤導。如同大法官解釋意旨所說的，公共領域也有隱私權，不應該再以物理範圍重新界定隱私空間。
　
２．隱私空間的隱私和第三人的隱私
　
李宜光律師認為，法案有株連過廣的問題。在對隱私空間的非侵入性偵查，例如對住家使用熱顯像儀的狀況，對先生蒐證時，配偶子女也會被偵測到。此外，蒐證還有馬賽克式的狀況，個人的行蹤和軌跡會被偵測到，並從破碎的拼圖變成一個完整的面，對隱私侵害很大，而且實施時間很長，可能無法通過比例原則的檢驗。
　
陳奕廷律師指出，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13條已經明文禁止在私人住宅竊錄影音的「大監聽」。雖然科技偵查法的規定沒有涉及錄音，但一舉一動，無論洗澡、親密活動或其他人的資訊，都可以用如熱像儀等儀器一覽無遺。國家就像隱形人在旁邊看你活動，是對隱私更強大的侵害，也是大監聽的復活。陳律師認為，原則上要全面禁止，例外也要有更嚴格於通保法的規定。
　
３．位置追蹤與隱私保障
　
對於GPS等位置追蹤的偵查手段，草案規定的要件是「檢察官認有必要時」，且實施超過兩個月的話，要由檢察官聲請法院同意。對此，林永頌律師質疑無需法官保留的兩個月時間過長。陳奕廷律師也強調，這些監控不是驚鴻一瞥，是長期大量的監控，資訊量差異很大，因此要有令狀原則、通報紀錄和僅供本案使用等限制。王怡婷律師也指出了「必要時」沒有客觀標準的問題。
　
４．層級化法官保留
　
李宜光律師表示，針對科技偵查的必要性，規範方式有三種程度類型：「有必要」、「有相當理由」和「有事實足認」。如果「有必要」並且由檢察官或司法警察就能認定，範圍真的太大，在比例原則和法官保留等要件上要重新思考。
　
陳奕廷律師則指出，設備端通訊監察不亞於監聽錄音，包括照片、影片和檔案，都有機會透過草案第14條的規定授權獲取，遠比掛線監聽的範圍更大更多，並質疑草案規定比傳統監聽還要寬鬆。
　
５．違法取證怎麼辦？
　
王怡婷律師質疑，刑法第307條違法搜索罪是非告訴乃論之罪，為什麼草案規定違法實施設備端通訊監察和洩密是告訴乃論之罪？甚至在某些狀況下，可以不用事後通知受監察人，又怎麼提出告訴？陳奕廷律師也認為，告訴乃論之罪的設計，律己從寬到極致，刑度上還可能比通保法的規定少，因為沒有「意圖營利」的加重規定，並質疑這樣的刑責程度能否有效嚇阻公務員濫權。

在證據能力上，陳奕廷律師指出通保法第18-1條有「不得作為證據」（證據的絕對排除）的規定，但是草案第27條所規定科技偵查法實施前蒐證證據的證據能力，卻是採用權衡之相對排除的方式，是否能有效遏止國家機關違法蒐證，也有待釐清。此外，德國有外部中立單位的審查。草案條文規定監聽後要移除程式，有沒有任何監督機制存在？陳律師並主張應考量由中立客觀的單位，進行科技上的監督與管考。
　
６．法律體系
　
在法律體系上，林永頌律師、王怡婷律師和陳奕廷律師都指出，設備端通訊監察以及數位證據的蒐集和保全等規定，涉及到既有通保法與刑事訴訟法的規定事項，也都涉及對秘密通訊自由的干預，草案更相當程度地準用了通保法的規定，並質疑是否修正整合修正通保法的規定，是更完整妥當的立法方式。
　
林永頌律師進一步表示，強制處分是程序法重要的概念，以目前的規範來看，應該由司法院提出法案，而且司法院會相對重視相關的法律原則──法務部不是不重視，但同時也有犯罪防治的業務目的。
　
【劍青檢改：犯罪訴追與合法性監督】
　
除了律師團體與人權團體，改革派檢察官的代表──劍青檢改的林達檢察官，也以基層檢察官的角度表達意見。林達檢察官表示，從檢察官的角度來看，能立法是好事。因為立法是限制國家權力的作法，也就是保障人民基本權。如果沒有立法，執法人員可能有兩種不同的心態，一種是法律沒有規定所以都可以做，另一種是沒有規定都不能做，但實務上前者比較多。此外，沒有立法的狀況下，也無法統計、知悉使用狀況，立法才能納入管制。只是，談到立法就會走入細節，就會有相關爭議。
　
對於科技偵查在實務上的需求，林達檢察官舉出了海上走私、盜採林木、製毒工廠和先前發生的略誘少女案件為例，因為環境與犯罪模式的特殊性，如果沒有相應的科技偵查手段，諸如GPS、M化車、空拍機和熱顯像儀等科技設備幫助，就會難以偵查犯罪。
　
最後，林達檢察官認為，應該思考是否要全部法官保留。全面法官保留是很極端的作法，案件也會衝進法院。然而，國家法律必須考量到司法資源分配的問題，而需要層級化的法官保留。林達檢察官也表示，要和各界溝通對檢察官的信任程度。其實在檢察官的工作上，常常和司法警察發生爭執，因為檢察官對於蒐證程度和證據調查的聲請，有著很高強度的合法性控制。
　
【執法機關：科技進步與偵查障礙】
　
執法機關各自分享了第一線人員的經驗和困境。國安局人員表示，當遇到境外敵對勢力的威脅作為時，例如網路駭侵行為，傳統偵查有其不足，而有更新法律的必要。法務部廉政署肅貪組蔡旻峰副組長，指出了傳統通訊監察法制面對現代網路通訊應用的無力，除了無法及時掌握行賄的關鍵證據之外，還必須出動大量人力蒐證，而無法在更多貪瀆案件多所著墨。
　
法務部調查局廉政處蘇子廉副處長表示，科技偵查作為往往涉及人民基本權的干預，所以執法機關需要法律授權才能確保符合憲法法治國原則。民眾期待司法警政機關抓壞人維護治安，但是偵查法令的設計似乎跟不上科技演進，例如通保法不及於加密的通訊軟體，就造成犯罪的死角，並強調犯罪者和偵查者必須武器平等。
　
海巡署孫世亮副組長強調，傳統偵查手段有時效延宕績效不彰和精準度不及的窘境，而如果有完整的證據，就可以避免誤判，讓嫌疑人證據確鑿或避免冤情。海巡署犯罪偵查科陳佐霖科長則以盜運砂石為例，表示嫌疑船隻一出海，就會關閉自動識別系統（Automatic Identification System，AIS），造成追查困難。因為法院認為要有法律授權才能使用GPS，海巡人員也就不能使用GPS調查。另外，海巡執法面積有13個台灣大，沒有科技偵查，很難阻絕犯罪於境外。
　
刑事警察局謝有筆科長表示，犯罪者為了躲避查緝，除了採用通訊軟體進行聯絡，工廠也在偏鄉或人煙稀少的地方。在沒有掌握的狀況下進行跟監，除了會被懷疑而撤掉工廠，也有警察人身安全的問題。因此，警方需要不受人力和時間限制的偵查手段，例如監視攝錄定位追蹤等方法，讓警方能掌握相關犯罪情資。
　
法務部林錦村司長表示，科技偵查的立法，是因為基層執法人員遇到困境。犯罪組織用先進科技躲避查緝，也要思考給執法部門相對應的科技偵辦犯罪。林司長強調，在給予執法部門科技偵查手段的同時，難免對人權有所侵害，並認為要兼顧犯罪調查和人權保障的面向。
　
林司長也對草案的立法體制進行了回應。法務部之所以不修正通保法和刑事訴訟法，是因為通保法規範的是通訊秘密，GPS等科技偵查方法並不是通訊秘密的範圍。此外，設備端通訊監察不是台灣獨創，德國、奧地利、瑞士等國家都有。司長也表示，科技辦案難免會侵害權益，是否能依照侵害程度層級化法官保留。司長還特別說明，科技偵查是以刑事犯罪為前提，如果沒有取得令狀，很多無關的資訊應該立即銷毀，偵查結束後，設備端軟體要移除，其他檔案如照片行事曆等也不得使用。而未來將會建立流程，也會有不辦案的中立獨立的專責機關，並會強化資安的保障。
　
【司法院：保護人權與建立制度】
司法院的楊明佳法官表示，刑事訴訟法、通保法和科技偵查法等各部法律，如果標準不能齊一，會有操作上的混亂與困難。而在層級化法律保留上，應該從侵害基本權的種類和程度思考。例如刑事訴訟法上的搜索扣押，可能侵害到財產權和居住安寧，通訊監察則涉及秘密通訊自由和隱私權。至於科技偵查就可能非常廣泛，目前有熱顯像、M化車等設備，不知道未來還會有什麼。從這個角度來看，應該將科技偵查規定在刑事訴訟法，或考慮用一部特別法將所有科技偵查進行統合性規範。
　
顧正德法官則認為，無論規定在哪部法律，最重要是內容，法制要完善，監督機制也必須有事後檢驗。顧法官並認為，採用專法較能進行完整的體系規範。在立法上，顧法官認為科技偵查有科技和偵查的兩個面向，最後也要回歸法律面和偵查機關的需求，法務部或偵查機關會更清楚知道犯罪人的手法和犯罪困境，以及必須借用哪些科技手段。
　
楊明佳法官另外指出，科技偵查要考慮隱私權侵害的程度。草案對於隱私空間的區分方式，可能會造成人民權利侵害的結果。此外，也要考量偵查方法究竟是秘密還是公開為之，更要考慮時間長短是否合理，或者有更細緻的規劃。楊法官並引述司法院釋字第631號解釋解釋文：「國家採取限制手段時，除應有法律依據外，限制之要件應具體、明確，不得逾越必要之範圍，所踐行之程序並應合理、正當，方符憲法保護人民秘密通訊自由之意旨。」，強調要件要儘可能合理明確。
　
楊明佳法官認為，監督機制也很重要。在通保法上，通訊監察分成建置機關和執行機關。建置機關的資訊是客觀而無法人為調整的，同時搭配相關的監督考核機制，讓建置機關的運作可以公正客觀。但目前科技偵查法草案的規定，大部分是誰有設備就可以做。例如手上有高倍數相機，就能對人家家裡拍照，有M化車就能今天開甲地明天開乙地。楊法官並質疑，如何透過事後監察達到有效管控。此外，證據能力的部分，草案第27條和刑事訴訟法第158-4條都是權衡的方式，是否還要在草案規定、目的是什麼。
　
顧正德法官也針對草案中的各種偵查手段提出其看法。首先，科技設備在特性上可以長時間進行紀錄，也可以進行分析，甚至可以侵入隱私空間偵查。而即使是非隱私空間，長時間的監看累積，也可以呈現圖像式的生活模式，就是憲法所要保障的隱私權範圍──時間短暫可能沒有侵害，累積到一定量時就會有侵害，所以沒有法官保留就會有違憲之虞。

關於戶外的非隱私空間，顧法官表示還是有合理隱私期待的可能性。至於法官保留的時間長短可以再詳細討論，例如德國規定實施連續24小時或者間斷實施2日，就要法官保留。而科技偵查法草案規定，追蹤位置在2個月以內是檢察官保留，超過才是法官保留，時間會不會太長？時間又要如何計算和監督？顧法官並提出警告，如果沒有做好，會等於空白授權。

此外，顧法官認為，依法院的見解，GPS和M化車會侵害人民隱私權和資訊自主權，裝設裝置也侵害財產權，可能一開始就有法官介入的必要。也要進一步思考，人臉辨識能否使用在追蹤位置？外國有在進行，但會傷及無辜，因此雖然要允許追蹤位置的科技偵查手段，但有些手段是否也應該禁止呢？

至於對隱私空間的科技偵查，顧法官指出，問題首先在於是否允許國家透過科技手段偵查屋內隱私。如果真的有必要，除了法官保留，也要提高門檻和建立監督機制。草案雖然採取相對法官保留的立法模式，如果只需要「相當理由」，可能也無法發揮司法審查的功能。另外，如果未來技術允許，是否可以允許從戶外透過網路打開屋內的手機鏡頭或麥克風？如果不允許，或許要立法絕對禁止。

最後，關於設備端通訊監察的部分，顧法官認為這也是一種通訊監察，並建議可以放入通保法，不要立在專法再準用。此外，顧法官也質疑技術上是否能做到只擷取通訊隱私，以及如何區別通訊隱私和其他隱私（包括照片或上網紀錄等個人隱私）。如果要用人工識別而可以事前接觸資料，就會有問題。
　
除了前面的議題，還有兩個問題被熱烈討論了一番。
　
【問題1：電磁紀錄搜索扣押，會不會及於雲端資料？】

周冠汝專員對電磁紀錄搜索扣押範圍提出質疑。首先是透明程度的問題。周專員問道：過去台權會在看統計資料時，搜索票部分的電磁紀錄統計，有多少只涉及裝置，又有多少是取得裝置後再進入其他設備或登入雲端硬碟？周專員表示，如果搜索票聲請書單純只寫電磁紀錄，法官可能很難衡量侵害程度。第二，是否能搜索遠端電腦或雲端資料，涉及存取權的問題。例如協作的文件，是不是屬於通訊的一部分？而且雲端資料也不是單一個人擁有存取權限。周專員也質疑，會不會建置資料庫，供本案或他案使用？王怡婷律師也詢問，電磁紀錄的搜索扣押，是否包括網路銀行的帳號密碼和連接後的交易資訊。

黃致中檢察官說明表示，對於電磁紀錄的搜索統計資料要再確認，但應該沒有單獨統計雲端的部分。而草案關於電磁紀錄搜索扣押範圍的部分，只是澄清性的規定，立法理由也說明是現行刑事訴訟法的補充性規定，所以不會成為遠端搜索的授權依據。至於協作文件的取得，和通訊並沒有關係，因為不是監視製作文件的往來過程。最後，設備端通訊監察的相關規定，是從通保法移植而來，因此不會包括諸如輸入帳號密碼等通訊以外的事項。如果會造成這樣的誤解，會回去研究怎麼樣不造成誤解。

林達檢察官也分享辦案的實務經驗。在偵查機關扣押手機後，會先用飛航模式斷開連線，避免檔案被從遠端消除。而遠端空間的規範，還涉及到軟體的具體功能，例如把擋案存在手機裡，或手機上只有檔名和路徑──如果涵攝到具體案例，就有很多特殊的功能。

陳奕廷律師質疑，搜索票有空間上限制，那如果要搜索電磁紀錄，是要在搜索票上表明針對具體硬體，還是可以對遠端附帶設備進行附帶搜索？美國法上正反意見都有，是有爭議的事項，是否能立法直接包含呢？就像搜索到鑰匙，是不是可以拿鑰匙去把門打開？

【問題2：對隱私空間進行科技偵查的重罪原則？】

李宜光律師表示，對隱私空間應該要特別重視，但是草案第9條第1項規定最「重」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犯罪，就能採取對隱私空間的監控，連竊盜和傷害罪等輕罪都會包含在裡面，因而質疑是否有寫錯字，並主張應該改成「最『輕』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

法務部黃致中檢察官解釋說，這條規定並沒有寫錯，如果認為範圍過大可以討論。而如果是「最『輕』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那和誘罪就完全不能用，所以在討論犯罪範圍時，應該要思考哪些犯罪會用到這樣的偵查手段。法務部李濠松副司長補充說明，通保法關於調取票的要件，就是規定最「重」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通訊監察書才是最「輕」本刑，這是因為隱私權干預程度不同，就設定不同的門檻。

對此，陳奕廷律師認為，該規定是「大監聽」的復活，因此不是法官保留的問題，而是國家能不能做的問題，並對本條規定持保留態度。

李宜光律師更表示訝異，最重本刑三年以上的話，傷害罪等輕罪就能適用。另外，該規定涉及隱私空間，要件也只是「相當理由」，對人權的侵害將難以想像，因為條件寬鬆、罪名很輕，侵害範圍又是隱私空間，手段也有錄影，時間更可以到30天，所以從憲法來看，很難通過比例原則的挑戰。此外，在一般人可以共見共聞的範圍內，雖然沒有隱私權的保障，但一般是指在民事法律的狀況。國家動用公權力監察人民隱私，應該受到更嚴格的限制。李律師並認為，只要是有隱私的合理期待，就像美國大法官說的，就應該要聲請令狀向法院聲請。如果有可能侵害隱私空間，應該檢具證據向法院聲請，而不要任意為之。

林永頌律師則表示，在法律設計上，不是只有「最重本刑」或「最輕本刑」的規範方式，如果有犯罪具體情形上有其需要，那就明列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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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的時光過得特別快，在經過了三個多小時的假公聽會真研討會之後，又到了時間吃午餐。我相信，這樣一場面對面的公聽會，是促進官方和民間理性討論和完善制度最好的方式，更期待未來在規範的制定和政策的研擬上，能有更多對話而非衝突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