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紙房子柏林老婆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第五季看完我跟柏林的兒子一樣，只記得他老婆？🤣

#紙房子5
#LCDP5

Joe：「我研究很務實的經濟學，也去過一些實地國家旅遊過或住過，很多台灣人或蛋頭學者會覺得（蛋頭學者全球各地都有），地球上有哪個國家的政策或稅制，可以讓整個社會的長期發展，貧富差距縮小，然後人們普遍都能買得起房地產，我心裡的想法就是，因為你沒有長住過那個你想像中的國家，沒有看過的外國月亮，超圓，在歐陸大部分地區，人們傾向於租房，而非買房，不過這不代表貧富差距就全都能縮小。」

2018年8月18日，德國之聲（DW）播放了紀錄片《不平等：財富如何變成權力》，紀錄片揭示德國驚人貧富差距，5%的人擁有50%不動產

你知道「看不見的手」理論嗎？其實，「看不見的手」不單單在市場經濟中發揮作用，而且資本家們還經常通過「看不見的手」操縱政治，制定益於自己的政策，德國是全世界最發達的國家之一，也是著名的福利國家。但是德國社會卻正在向不平等發展。對於德國的工薪階層來說，工作已經不再代表發展，這只是一種謀生和維持現狀的手段。年輕人相比他們的父母，儲蓄越來越少。而富裕的精英階層通過各種方法，使自己變得越來越富有。

在《Inequality：how wealth becomes power》的紀錄片中，DW記者跟拍了分屬三個階層的代表人物長達6個月的時間，他們分別是代表新貴的Christoph Gröner的富豪，代表中產階級的Thomas Clauss和代表貴族階層的「馮先生」。通過他們的經歷，向人們揭示了德國社會不平等的現狀和思考。

1、白手起家的新貴
Gröner是德國最富有的人之一。他對德國政策有很大的發言權，但是老百姓卻很少知道。他的父母是老師，他白手起家，如今的資產包括各種不動產、投資和公司的股票。

Gröner：「假設你有2.5億歐元，哪怕你把它們從窗戶扔出去，它們還是會回來的。你無法摧毀它們。你可以購買不動產，不動產就會升值。你可以買黃金，金價就會上漲。買東西是無法摧毀財富的。」

每天早上8點，司機會將Gröner接上，前往工作地點。Gröner說：我也喜歡開車，但是我不能開車，董事會不是僱我開車的，Gröner創辦的CG集團是德國最大的地產商之一，目前德國的房地產市場只有一個走向，那就是「漲」，在紀錄片拍攝期間，CG集團剛剛買下了Steglitzer Kreisel寫字樓，希望將此改造爲柏林最高的住宅樓，在拍攝的時候，他表示自己是一個非常喜歡自我挑戰的人，他挑戰自己要在5分鐘內爬上30層的大廈。而他的員工就在樓頂爲他計時。

Gröner跑完之後說：「挺好的，但是我還可以跑得更快。我中學的時候看到Boris Becker（德國網球名將）贏了溫布爾登，我當時就想，等着吧，我會和你站在一起的。」

CG估計在Steglitzer Kreisel改造完成以後，每平米可以賣到10萬歐元。在過去二十年中，CG在柏林建設了4000多座公寓，目前還有3000多座在建設之中，目前有500名員工在CG的總部辦公樓工作，而Gröner最重要的員工之一就是他的私人助理Angelique Lisa，Lisa說：「你還在杜塞爾多夫的時候，他已經啓程要去蘇黎世了，過一天他又回到柏林了，然後他又去萊比錫了。之後他會休個週末。」

記者：「他睡覺嗎？」
Lisa：「有傳言說他每天睡4-6個小時，從他的日程表來看，我想也沒法睡更多了。有時候他半夜發email。」

Mario Lauterbach是總部大樓的保安，他和CG簽了半年的合同。Lauterbach接受了14年的教育，可以說3門外語。他表示，如果他還有機會選擇的話，他更希望做一名律師或者法官。這纔是他的興趣所在，目前Lauterbach每個月掙2000歐元，這對維持他的生計來說不成問題，但是其它的就別想了。

相對於Lauterbach每個月2000歐元的月薪，Gröner卻擁有有幾十億的資產。對於這種收入的懸殊，Gröner表示非常理解。

Gröner：「我關心的是我付給保安的錢夠不夠他生活，如果夠了，那麼我作爲僱主的任務就完成了。如果我支付的薪水不夠他生活，那麼我就有問題了。」

記者：「所以你覺得拿你和他比是不合理的嗎？」

Gröner：「當然了，我30年來只請過3次病假。但是你問問我的保安，他請過多少次病假。如果我椎間盤突出了，我會來工作。如果我發燒40度，我會來工作。如果我老婆和我吵架讓我整夜無法入眠，第二天我還是會來工作。問問我的保安他能不能做到，所以那我們做對比是不合理的。」

記者：「但是他能買得起帶游泳池的房子嗎？」

Gröner：「當然不能，但是他不需要那個。我瞭解我的保安。」

對此，記者又問了Lauterbach是否想和Gröner交換位置。他沉思良久……對此，記者又問了Lauterbach是否想和Gröner交換位置。他沉思良久……
Lauterbach：「我不能立刻回答你的問題，我想答案應該要全面一些。我的答案是「不」。我思考了很久，這跟他是誰或者他做什麼沒關係。我不想要這麼多的壓力。」

記者：「你想不想要一個帶游泳池的房子？」

Lauterbach：「想。但不想在德國有這麼個房子。希臘會更好。」

記者：「所以，一個人只能幻想有一個帶游泳池的房子，而另一個人可以有大量的不動產。」

Gröner在柏林有一個公館，在科隆有一個高級公寓，從他的公寓裏可以看到美麗的科隆大教堂。不過他沒什麼時間欣賞夜景。

當今世界有很多關於「貧窮」的研究，但是對於富人來說，卻沒太多的數據和資料。其實不動產資產登記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不過德國沒有這種制度，對此，德國經濟研究所的一個小組決定通過其他的方式來了解德國富人的環境。項目負責人Markus Grabka用一張A4紙畫出了目前德國的財富分配現狀，首先有5%的人處於完全負債狀態，然後過了50%的人口之後，收入開始出現爆炸式增長，而最富有的1%掌握了絕大多數的財富。

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主導產業，曾經汽車製造是最強大的造富工具，之後做貿易產生了一大批富豪。現在，房地產成爲德國主要的造富工具，Gröner是在萊比錫起家的，當時不動產價值還很低。Gröner是在萊比錫起家的，當時不動產價值還很低。

Gröner：「所有你看到的，都是經過我們拆改建並出租出去的。目前萊比錫每3座不動產工地中就有1座屬於CG集團。」

Gröner並不是含着金鑰匙出生的，他曾經就是一名工地工人。他帶記者到一處工地進行講解：這裏所有的磚頭都被專業工人更新了，如果你自己幹過，就更好理解了。我會做石匠，我可以澆混凝土，我可以做鋼材，我會刷牆，我會磊磚塊。我曾經就是幹這個的，我創業最開始就是包工，然後做專業項目，之後就拿地，再之後就參與城市的建設項目。最後成長成爲今天的企業。

在這個房地產大肆盈利的時代，CG爲投資者們打造了大量的投資產品。而許多買家正在大舉入場，拿下新修建的房產。影片展示了Gröner和助手的一段對話。

Gröner：「那人又殺價了嗎？」

助手：「是的。」

Gröner：「這兒有很多買家不斷買房，一套又一套。他第三套買在這兒是吧？」

助手：「我們去吃了頓飯，我說這不能少於450萬，但是他最後講價降到300萬。太瘋狂了。」

Gröner：「今天時機已經成熟，是一個用規模賺錢的時代。我的公司非常需要這個。」

記者：「這不是犯罪嗎？」

Gröner：「當然不是，我認爲這不失什麼壞事兒。」

今天德國的房地產市場肯定是有問題的。富人可以通過房產賺取更多的錢，而普通人連在自己的城市裏買個房子居住都做不到，這就要討論一個經典的問題，一個人得，是否代表一個人失？

今天德國的房產買家主要是富人、富裕的退休人員和投資人。而像Thomas Clauss和他的同事們這樣的普通德國人，買房只能靠幻想，人們的抱怨在於，房產商所興建的房屋都是作爲投資商品，而不是滿足人們剛需的規格。也就是說房子面積設計太大，工薪階層壓根買不起。所以現在的市場表現出兩個極端，一邊是大量興建的新房，另一邊是大批大批沒有房人。

紀錄片中，Gröner前往東柏林的一個社區和抗議人羣對話。當地百姓擔心CG的新項目會擡高當地房租，導致他們被迫搬家。Gröner在保鏢和警察的保護下來到抗議現場和抗議人羣「對話」，相比他對警察的友善態度，Gröner對現場抗議人羣就不那麼友好了。

Gröner：「這是非常負責任的項目！你以爲你們喊『滾出去』我就不會建了？！你們有多蠢啊？！多蠢啊？！」

之後Gröner通過手機看自己當時的表現，他很滿意。

Gröner：「這不算是一場對話，不過至少天氣還不錯。他們是第一次見我，他們是第一次見一個堅持自己立場的企業家。」

Gröner：「這種愚蠢的思想阻礙社會的發展，『他賺錢了，他富有了，所以他肯定是從別人那裏偷來的錢！』，『他收我們12歐元1平米的租金，我們付不起這個價錢』，其實我們有小戶型，35、40、50平米都有。任何護士其實都可以付得起租金。哪怕我收14歐元1平米，只要乾淨，燈光充足，他們肯定願意付這個錢。而不是60平米的戶型，每平米收8歐元。」

其實哪怕是那些保護Gröner的保鏢和警察，面對這樣的房價也手足無措。不過Gröner堅持認爲，他的戶型設計並不是造成社會問題的罪魁禍首，而是解決問題的方法，在歐洲，足球場是各個階層的人都會去的地方。不過同一空間並不代表同處一室。Gröner花2000歐元買了豪華包間的入場券。

Gröner：「我們這些出高價的人幫那些買便宜門票的人墊付了許多錢，這是我們的巨大貢獻。每個人都會做出自己的貢獻，比如那個人花了20歐元，而我付了2000歐元，這就是一種公平。不是嗎？」

CG在當地買下了一個老工業園，進行開發。影片展示了一個德國普通中產家庭來CG小區看房的經過，Clauss夫婦和兩個孩子，他們都有體面的工作，現在他們是租房生活，不過他們希望可以有一個屬於自己的房子。CG興建的小區每個單元有9戶公寓和兩個閣樓，一大一小，Clauss家並不需要頂層閣樓，他尋找的是一個帶陽臺的四室公寓。這個小區的一樓戶型每平米售價3450歐元，也就是說一共要花45萬歐元。

男主人Thomas Clauss表示在30歲以前他們還沒考慮過退休問題，但是現在他已經40歲了，名下依舊沒有不動產。所以他甚至無法確定銀行會不會在沒有多少擔保的情況下貸款給他，目前94%的購房者都不是當地人，也就是說這個價格目前已經不是當地人可以負擔的了。

今天德國的主要購房者是富人，退休者和投資人。不單單是Thomas，他的同事和朋友們全都買不起房。

Thomas Clauss：「我需要的是符合我生活需求的戶型，但是他們建造的房屋並不是普通家庭需要的戶型，是典型的投資產品。我玩不起這個『遊戲』，我的同事們也玩不起……」

同事A：「他們造了很多我們普通消費者不需要的房子，這很恐怖，多數人都被落下了。」

同事B：「今天有兩個極端，一邊是大量高價的房屋，另一邊是一大堆買不起房甚至租不起房只好搬家的人。不管你多喜歡那個社區，你只能放棄。」

目前，5%的德國人擁有全德國一半的房產，50%的德國人名下沒有任何不動產。目前，5%的德國人擁有全德國一半的房產，50%的德國人名下沒有任何不動產，2007年到2017年的10年間，德國的房價也快速飆升。慕尼黑的房價上漲了一倍多2007年到2017年的10年間，德國的房價也快速飆升。慕尼黑的房價上漲了一倍多，其中萊比錫的現象最爲嚴重，只有10%的萊比錫人擁有屬於自己的房子。60%的新房產和94%的翻新房產都被萊比錫以外的買家購走，Thomas Clauss現在是家中主要的經濟來源，爲了照顧兩個孩子，他的太太已經縮減了大量工作時間。下班回家之後，Thomas Clauss和孩子們交流一天的見聞。之後和太太商量買房的事兒。

Thomas Clauss：「擁有自己房產的想法很誘人，而且房子的方案也很棒，而且開發商強調這些房子就是爲工薪階層興建的，所以我也覺得很有興趣。但是看看價格，好像我們並不是他們的目標客戶。我們沒有什麼財產可以繼承，唯一的經濟來源就是工資。45萬歐元對我們這種家庭來說簡直是天價。一年得賺多少錢才能存下來這個錢？所以有時候我會擔心變成中下階級，而不是中上階級。我想所有人都有這種擔憂。」

Thomas Clauss：「我很幸運了，我爲一個大企業打工。對萊比錫人來說，我算是贏了彩票了。但是這並不代表我的收入可以和房價相媲美。」

Clauss家並不貧窮，但是他們屬於一個現代非常尷尬的階層——中產階級。他們不掌握財富，但是需要爲了生活而工作，在德國有一個網路活動，內容是中產階級在網上公佈自己的收入。這是一個很好的數據收集地。比如一個汽車公司文員月薪爲1600歐元，康復診所護工月薪1648歐元，土木工程師月薪1970歐元，受訓12年的醫療專業人員月薪2768歐元。

如果一個人的月薪超過3500歐元，那麼他就已經進入德國收入最高的10%的行列。如果一個人的月薪超過3500歐元，那麼他就已經進入德國收入最高的10%的行列，超過一半的德國人，資產不超過1.7萬歐元。超過一半的德國人，資產不超過1.7萬歐元，這筆錢只夠他們買一輛基本款大衆高爾夫，或在法蘭克福買3.3平米的房子。這筆錢只夠他們買一輛基本款大衆高爾夫，或在法蘭克福買3.3平米的房子。

經濟學教授Raj Chetty：「社會主要的財富增長都被頂上1%的人獲得了，而中產階級或中下階層收入基本沒有增加，甚至在下降。」

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Branko Milanovic：「一個堅強的中產階級羣體是建設穩定繁榮民主社會的基礎，如果發達國家兩極分化越來越嚴重，中產階級越來越脆弱，那我們將會面臨一個前所未有的課題，兩極分化的社會能建設民主嗎？」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Joseph Stiglitz：「現代社會已經處於十字路口上。如果我們不嘗試制定一份全新的社會契約，那些被現代經濟體制傷害的人，他們是大多數人，他們將會反抗的。」

Thomas Clauss在西門子當了9年的工程師，他在工委會有一席之地，而且可以想象他會在這裏幹到退休。就在節目攝製的近期，西門子剛剛公佈了60億歐元的年利潤，但是又有傳聞稱，股東給西門子方面施壓，要關閉Thomas 所在的工廠，因爲工廠長期效益太差。

Thomas Clauss：「沒什麼是安全的，現在住在出租屋裏頭就不安全。我家現在就靠一份薪水過日子，這是非常非常不穩定的。每當我們聽到這種傳聞的時候，我們就會對我們現在的不穩定感到極端焦慮。」

加州大學心理學教授Paul Piff：「研究普遍顯示，不平等是造成人際關係疏遠的主要原因之一。它在撕裂社會組織模式，讓人和人之間產生巨大的距離。」

哥本哈根商學院社會學教授Brooke Harrington：「不平等本身並沒有什麼錯誤，人們有着不同的智力，能力，長相，父母……但是作爲社會學者，我擔心的是不平等會累積出『財富王朝』，資本通過血緣。這會造成這種不平等被固定化和制度化，並且把其他人獲得財富的機會給破壞掉。」

富貴並不是一個組合，Gröner雖然富有，但是他還遠算不上尊貴。在德國，「尊貴」是無法通過辛勤工作獲得的，必須要靠出身，只聽到他的名字中有個「馮」，是一個典型的德國貴族名字。所以我們就用「馮先生」來代指他，馮先生的家譜可以追溯到富格爾家族，那是16世紀神聖羅馬帝國（大部分屬於今天的德國）最富有的家族，他們曾經兩次贊助自己支持的選帝侯買下神聖羅馬皇帝的寶座。

影片中，馮先生駕駛着一輛奧地利老式軍車帶着攝製組在自己德國中部300公頃的森林中旅行。他解釋自己喜歡駕駛軍車的原因是，有時候路上會碰上死鹿，他要用軍車把死鹿拖走，馮先生不允許攝製組透露森林的位置，這是他同意接受拍攝的條件。對於他這種階級的人來說，隱私比什麼都重要。

馮先生：「擁有一座森林感覺真的很棒，因爲你獲得了控制權。有一位哲人曾經說過，你永遠都要爭取擁有你喜歡的東西。從哲學角度我不能苟同，但是從我的直覺上來說，我同意他的觀點，我熱衷於擁有我喜歡的東西。」

之後馮先生帶記者們去他的辦公室。馮先生的財富多數來自於繼承，有一個團隊幫他制定投資計劃，保證豐厚的回報。拍攝過程中，馮先生沒有司機，他自己開車，開的也不是什麼豪車，也沒有表現得像Gröner那麼忙碌，記者和他聊起了財富分配不公的問題，還有他的看法。

馮先生：「不平等其實是經濟體系所希望的，而且無法避免。如果你是企業家，或者你繼承了一些東西並且良好運營，你肯定就會比一個單純的僱員賺得多。」

記者：「你覺得德國現在的環境公平嗎？」

馮先生：「是的，我覺得挺公平的，我在街上沒覺得大家不滿。」

馮先生是一個「家族辦公室」的主理人，他的「辦公室」位於法蘭克福市的萊茵河邊。這個所謂的「辦公室」就是一個私人銀行。在辦公室中，馮先生穿戴整齊，給記者介紹自己的「家族辦公室」。

馮先生：「你應該在你們的影片中提到，這棟建築是少數在二戰中存活下來的老貴族公館（Patrician House），瞧瞧這個大理石樓梯，還有這個扶手。今天在法蘭克福很少見了。」馮先生：「瞧瞧這個大理石樓梯，還有這個扶手。今天在法蘭克福很少見了，還有這些裝飾品，可以展示當時貴族們的生活方式，還有這些裝飾品，可以展示當時貴族們的生活方式，一個家族辦公室就應是如此，這個辦公室的任務就是維護顧客的『家族利益』，爲『家族』和『家族成員』提供金融支持。這裏運作的資金一般有幾億歐元。」

其實就連「家族辦公室」的僱員都不認識所有的顧客，一般財富都來自於私人推薦。將錢放在馮先生的「辦公室」中的顧客，可以得到一般銀行無法給出的回報。

馮先生：「我和我的團隊會打造一個投資組合。比如你想要投資房地產，那麼我們幫你研究多少比例投資到公寓中，多少比例投資到商業地產中，多少投資到股票中，多少投資到養老基金，還有多少作爲現金留作急用。我們的工作就是幫助家族將財富一代一代傳下去。」

拍攝中，馮先生向攝製組展示了自己的工作過程。一名投資顧問和他商議在各地的森林投資項目。馮先生用顧客存在他這裏的錢投資芬蘭、新西蘭和烏拉圭的森林。

馮先生：「德國的森林太貴了，沒多少可供買賣的，當一處森林上市銷售的時候，人們都會瘋搶。所以過去15年，德國森林的價值上漲了4倍多。當然這跟我們現在的低利率也有關係。人們在找各種投資機會，你在什麼地方投資，在什麼地方可以進行安全投資，並且獲得可觀的回報。」

很多人認爲，德國戰後的經濟奇蹟是由所有德國人白手起家創造的，如果你想要成爲一個富人，你必須要辛苦工作才能慢慢爬上去。

德國經濟研究所研究員Charlotte Bartels：「在一戰前，德國政府曾經公佈過一次當時的百萬富翁的名單。而冠以這些家族姓氏的人，在今天的德國財富網中依舊活躍。他們通過祖先的錢滾錢，依舊能夠維持自己鉅富的地位。」

根據統計，每年德國人有4000億歐元的財富收入是通過繼承獲得的，馮先生通過派出到世界各地的基金經理進行投資。他們強調他們盈利的祕訣是「自動投資」（automated investment）。他們有一套掃描世界經濟狀況的算法，然後將這些情況用交通燈的方式反映出來。如果亮起綠燈，那麼電腦就會進行大量投資，一旦變成黃燈或紅燈，電腦就會對此項產業減少投資份額。

基金經理A：「我們決定進入市場的時機，幫助顧客確定重新進入市場的時間點。因爲我們的運作是完全脫離情緒的，我們完全沒有個人主觀意見。我們的整套機制，我們的整套算法都是完全建立在數據之上的。」

基金經理B：「地緣政治問題，比如敘利亞或者烏克蘭的危機，都無法真正動搖世界經濟體制的基本運作模式。這就是我們的基準。至少歷史發展到今天爲止，沒有任何常規戰爭真正改變過世界經濟的運作方式。」

記者：「如果有人看到這一幕，他們會覺得這裏有6個成功人士在商議如何讓自己變得更加富有。對很多人來說，你們是造成泡沫膨脹的人，你會怎麼回應他們呢？」

馮先生：「沒人跟我聊過這個，所以我也不知道如何回應。」

馮先生：「今天，很多德國人認爲自己18歲就可以進入德意志銀行當學徒，然後變成一個僱員，最後變成一個部門主管。辦公室裏有一棵小棕櫚樹，和帶扶手的辦公椅。最後在65歲以B級主管的身份退休。這個時代已經結束了，這是肯定的。」

哥本哈根商學院社會學教授Brooke Harrington：「我想如果老百姓真的知道現在全球經濟競爭有多麼不公平的話，他們會揭竿而起的。」

馮先生所收益的這種資本主義經濟模式被稱爲金融資本主義，爲了探究這套體制如何運作，Harrington曾經做過一段時間的資產經理。

Brooke Harrington：「這是一個很國際化的工作，所以我去了18個國家，包括開曼羣島，英屬維爾京羣島，庫克羣島，塞舌爾羣島，毛里求斯，紐約，倫敦，瑞士……各種地方。其中一項發現就是資產管理界將這個世界視作一個『金融政策超市』。你去全世界各個地方『採購』對你資產增值最有益的金融政策和法律法規。而一個優秀的資產經理就是那些知道在什麼時候，去『採購』什麼政策的人，在現代投資人資本主義的環境下，出現了巨大的權力轉換。資本從製造業轉入投資領域，這被稱爲『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今天你完全可以靠食利變成富豪，你不需要工作，不需要流汗。只要把你的錢在正確的時間，交給正確的人，投到正確的領域就可以了。」

這就是三個德國人的故事，而他們的故事詮釋着當今世界的經濟模式和社會發展方向。

http://finance.sina.com/bg/usstock/usstock_news/sinacn/2018-08-24/doc-ivhkacew8852773.shtm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FIxi7BiScI

每次看完文茜姐的文章，總是熱淚盈眶，雖然人們常說人在情在，但齊大哥身邊的良師益友總是默默關心著我們，也持續用自己的方式關心台灣、守護台灣。

齊柏林基金會出版2019年年曆，已在博客來書店預售。

他生前的好友萬冠麗董事長問我需要捐贈多少給兒童骨肉瘤癌症基金會？多少給麥當勞叔叔罕見疾病患者之家？

然後我偶然看到了去年他墜機事件後，我寫的一篇文章，部分登於天下雜誌：其中一段，再次閲讀，我即使身為作者也感慨萬千，摘錄一小段，及其後全文，才一年又四個月，您，是否已經遺忘？

*他開始著手拍攝「看見台灣二」；他反省為什麼之前電影引起那麼大迴響，可是某些污染依然延續？政府依然沒有作為？

他的答案不只是簡單的批判。經過一些個人獨特的經歷，他開始深思一個從小不熟悉的事情：「仇恨」。

齊柏林發現由於各種政治符號對立的仇恨，台灣在各方面皆躊躇不前。

「仇恨」的情緒成為所有議題的前提，也消耗社會多數的能量。

當他參與反核時，某些老同事認定他變了！

當他飛行空拍霧霾，差一點撞上台中火力發電廠煙囪時，他發現那些反核的環保同志，許多不見了，他形影孤單。

齊柏林自認學識淺薄，專業不足。他擅長的工作是空拍，不顧命，不要錢，空拍了現象，引起共鳴後，交由專家、政府就可以解決問題。

可是「看見台灣」放映後，是一連串的政治抗爭，選舉……一一登台，政黨忙著選舉、奪權，專家也忙著參予政治光環的爭奪。

於是他給自己下一個使命，「看見台灣二」，拍一個島嶼移民的過程；從印尼、馬來西亞、婆羅洲到台灣、到日本、到紐西蘭……從唐山過台灣……從戰亂遷徙台灣……然後在大海大洋中彼此對峙。

可是「我們」呼吸相同的霧霾，並且「我們」一起砍伐地球的樹林。

不需翻譯的「唐吉軻德」，省了出征的朗誦詩曲，齊柏林又開始他背負龐大債務的使命之旅。

為了拍攝原住民先祖獨木舟跨洋移民的畫面，他需要更高階的陀螺儀。原本「看見台灣一」的陀螺儀可以拍山、海浪，可是拍不出渡船划槳細膩的粒子，也拍不清楚「霧霾」。

國際上市面的高空攝影機已經走向８Ｋ，他買不起。齊柏林咬牙，再投資兩千多萬，買了四Ｋ陀螺儀。

他告訴我這個決定時，充滿了信心，也認為在下一部影片中，他可幫台灣「把愛找回來」，那怕一點點，然後關注我們持續惡化的環境議題。

齊柏林認為這是他在前部電影中，未完成的使命。你相信嗎？就在他做這個決定之後沒有多久，陪同他航拍最久的飛行官陳秀明剛剛因飛機墜落死亡。他很哀痛，但完全沒有任何停止腳步的念頭。⋯⋯

那台斥資數千萬讓他又背負龐大債務的陀螺儀，這一回跟著他飛機失事，一起墜毀。一同墜毀的還有他未完成的夢，以及我們這個社會未恨完的恨，未吸完的霧霾，未停止的政治撕裂。⋯⋯


《天使的獨白》寫於2017/7/15

他不只是大地的守護者，他是天使。用搏命只為了告訴土地上的人，家園之美，家園之殘破。他知道，「死神」站在他後面，緊盯著他，從未真正離開；但「使命感」，三個簡易的中文字，始終支撐著他。長達二十五年，近八千多個日子，幾位陪同他航拍的飛行員，一一墜落；包括和他一起拍攝「看見台灣」的飛行員陳秀明，已在二○一五年十一月廿二日身亡。然而土地守護者的使命催促著他，使他克服恐懼，忘却死亡，持續飛翔。

直到某一個炙熱的中午，當天萬里晴空，雲朵那麼輕柔，大地上沒有人意識之後躲藏的危險；齊柏林先在池上鄉廟裡燒了一炷香，祈福一切平安，然後飛上天空，紀錄熟悉的土地，近在咫尺的「死亡之神」這次擄獲了他，天使，終於墜落了。

熊熊烈火燒起，在他死亡前後，飛機失去動力、摔落、爆炸，燃燒一切使命、遺憾、恐懼、對家人的眷戀……都結束了。

齊柏林的「鄉愁」不是一首歌頌土地的詩或者歌曲，朗唱完了，了事。他離世之後，我走入了他的家門，見著了他的父母，才真正意識他謙沖而害羞的表情，急促而堅定的理想，在這個仇恨、扭曲、慾望無止盡的時代，多麼崇高，多麼偉大，多麼孤獨，又多麼純淨。

齊柏林的家在木柵某一個滿是綠意包圍的老公寓裡；這裡住著幾位他的人生摯愛，爸爸、媽媽、妹妹、兒子、女兒、妻子……。

家門口還貼著紅色的春聯：「積善為德」，代表這個小人物家庭的教養。大門推入，不到三坪小院，齊柏林為爸媽築了一個簡易人工小池子，幾隻錦鯉，水池上方兩個玻璃箱子，齊伯伯說：「這都是小柏林動手弄的。」

享受，不一定得榮華，齊家安貧、樂道、積善、自足。我站池邊想起齊柏林曾傳給我的照片，魚兒對著我張大口，可能餓了一段日子，也可能已經習慣和人親密相處。魚池旁一小塊砂地，不到半個塌塌米，據說曾是齊柏林從河邊帶回來養育、也孵育烏龜的地方。這個烏龜事件一年前在齊柏林「成名」後，曾上了某報頭版頭條，標題痛批齊柏林「賴老父」、「假環保」。齊媽媽已經七十八歲了，即使齊柏林走了，她仍委屈地對我說：「烏龜」真的是齊伯伯夫妻約三十年前木柵爬山時撿回來，不是刻意的；後來在家堆沙丘，自然孵育更多小烏龜。報紙罵完柏林，又有人告發，某日家裡來了幾名壯漢把烏龜帶走，柏林年邁的父親，還被檢察官傳喚偵訊兩次。一生沒看過這種陣仗，齊老心想兒子到底惹了什麼禍？後來齊柏林回家知道此事，傷心好久，他真的不知道這些品種是保育類，才會大意貼臉書上；但讓他真正傷心的不是挨罵，而是他知道自己家孵育的烏龜，沒有野生能力，一但放生，鐵定活不了；他心疼那些烏龜的下場，自語：「我好像得罪了很多人。」

我試圖告訴齊媽媽，媒體環境的扭曲，一切已經過去；然後拍拍齊媽媽的肩膀，她放聲大哭，抱著我，不停地問：「為什麼？為什麼？我那麼乖的孩子為什麼走得這樣可憐？」

齊伯伯是河南安陽人，今年八十六歲。十七歲時國破山河碎，家裡鬧飢荒被迫從軍，來了台灣，之後就是你我最孰悉的老兵。退伍之後，由於他積極努力的工作態度，使他謀得榮工處司機的工作，直到退休。齊伯伯一生從未哀怨自己的人生，他慶幸自己還討得到老婆，有個安家處，有孝順乖巧的兒女。他的同袍，那些孤苦的老兵，沒處去時，就來齊家住上一段時間。齊維新沒讀什麼經典大書，却懂得把人生的逆境擱下來，慶幸自己沒在戰亂中死於戰壕，更慶幸自己退伍後還有個司機的工作。

他，像一個修行許久的高僧。「小柏林」長大開始賺錢養家之後，齊伯伯惟一的嗜好就是泡茶和登山；其他無欲也無求。

齊媽媽本姓江，彰化員林人，嫁給齊伯伯以後，為了貼補家用，一個人勤奮地做三份工作。清晨到菜市場賣滷菜，接著到工廠廚房幫傭做飯，晚上趕著夜市擺地攤賣成衣。

在這片熙來攘往的土地上，他們的世界沒有怨、沒有恨，甚至沒有「壞人」；齊媽媽從未期盼榮華富貴，只盼一家平安。即使齊柏林成名之後，她從未想向兒子要什麼，只擔心怎麼兒子還是穿著一身破洞的內衣。

齊媽媽哭著說：「我沒有看過這麼乖的孩子，從小貼心父母辛勞，自己做飯照顧妹妹……」，接著指了家裡幾乎每一樣擺設，漂流木茶几、椅子、色澤溫潤的泡茶盤、牆上的字畫，……點點滴滴，都是齊柏林為父母張羅的，到處都是「孝順小柏林」的影子。

我和齊伯伯談話時，齊伯母恍神地走到窗前，望著窗外搖動的樹影，駝著背，我知道她還在盼，盼一切只是夢一場，那個永遠滿面笑容的兒子，會再踏入家門……。

人生頭一次，她質疑，命運為什麼這麼不公平？

她站了許久，沒有人捨得叫醒她，讓她墜入盼望吧！這比殘忍的現實好多了。

齊伯伯和我開始談起一些往事，齊伯林常回家告訴父母，他遇見我之後的點滴之事，包括我主持的電視廣播節目如何幫助他一路圓夢等……，齊伯伯說的愈感激，我愈慚愧。我曾經以為自己二十多歲在戒嚴時代，為民主「犧牲」；曾經以為在一片污穢的政壇中自己「不收任何政治獻金」很清高……

如今在這一家人面前，我自形慚穢。這個老公寓，如此狹小，如此近乎家徒四壁；而它裝了滿滿的愛、崇高無比的理想。

我無能說什麼，只好慢慢地告訴齊伯伯：「死有輕如鴻毛，重於泰山；柏林遺憾地沒有完成他下一個理想，但是謝謝他們教養也奉獻了柏林，讓這個社會因齊柏林而有所不同。」

齊伯伯沉默了一會兒，自言自語重複這句話：「死有重於泰山，輕如鴻毛」。近八十六歲的他，當下停住淚水，若有所思。

我告訴齊家二老，齊柏林教導了我們當代的人，什麼叫「犧牲」；什麼叫真正的「理想」；什麼叫「神聖的行動」。

真正的理想，是謙卑地不感覺自己犧牲，不在乎任何外界的嘲諷，也不迷失於一時的掌聲。

此時齊媽媽突然轉過身來，對我說：「我本來什麼都想給他，所以當他談著莫拉克風災，接著要抵押房子時，我就把地契給了他，我也聽不懂他到底想做什麼，本來還求他不要做這麼危險的工作，老聽他說那個夥伴又摔死了……但他說只有空拍影片，大家才會有感覺。他那麼堅持，我就什麼都依他！」說完放聲大哭……。

齊媽媽已經七十八歲了，有心臟病、有糖尿病、有高血壓……，這些事她已毫不在意。柏林走當天，她昏倒一回；迎靈那天，又昏倒一次。她小聲地怕女兒聽見，對我說：「我本來想和他爸爸也一起走了……。」

自齊柏林走後，她已長期失眠，夜裡未曾退却的兒子形影使她無法成眠，有時候怕吵到老伴，自己跑到廁所放聲大哭；白天看到孫子孫女，又告訴自己要堅強……她日日體悟生命之死，不是自己，是疼愛兒子的墜落。她不敢看兒子的遺體，對齊家那不是送行。死亡不是儀式，不是影子，她心愛的兒子躺在殯儀館，包裹著層層紗布，屍體面目已無法辨認，如古老的木乃伊，皮膚透露著焦黑……。

　　這個小屋孕育了齊柏林理想的搖籃，母親給他永遠溫暖的懷抱，父親教他愛大自然，教他惜福，教他感恩。他也相信那首歌曲「美麗島」，「他們一再重複地叮嚀，篳路藍縷，以啟山林，婆娑無邊的太平洋……照耀著高山和田園……我們這裡有無窮的生命……」對他而言，這不是一首民歌，一首抗爭的歌曲，是人們應該以生相許，相信而保護的山林田園。

　　「看見台灣」票房大成功後，齊柏林沒有被隨之而來的名聲、金錢、金馬獎沖昏了頭。有一段時間我不太和他聯繫，因為我從過去的負面經驗感受到人性的變化，如果一個朋友成功了，你頂好離地遠一點。一方面我的工作角色已經完成，一個優秀的人終於被看到；一方面我相信沒有幾個人逃得出名聲與掌聲的迷醉，我與他必要的距離，對彼此都好。

　　結果齊柏林的反應是「傷心」。他不知道為何昔日尊敬的「姐姐」般人物，突然消失。我缺席了「看見台灣」的首映會、慶功宴、座談會……除了有一次請「世界周報」的團隊到南投山上，幫忙包車包電影場，把片尾那群爬上玉山的原聲童聲合唱團的孩子們從南投山上帶到台中看電影，觀賞「看見台灣」並且在電影中看見自己。我告訴齊柏林，他可能忙昏了，那些孩子差一點沒有機會在電影院看到自己演出的影片。

　　直到二○一五年十一月梁皆得導演花了二十年拍攝的「老鷹想飛」準備上映，我在試片間又碰到齊柏林，已經一年沒有連絡了，他頓時好高興和我互相擊掌。我想幫梁導演的忙，讓更多人看見他為了訴說「環境」、「農藥傷害」的紀錄片散盡家財的感人過程。此時我向齊柏林開口，「你願意和梁導一起上中天的青年論壇嗎？」齊柏林連一秒鐘猶豫都沒有，立即回答：「我太高興了！以前我做什麼事都要靠別人幫忙，現在我終於可以幫助別人了！」

　　過去這一年多，他開始著手拍攝「看見台灣二」；他反省為什麼之前電影引起那麼大迴響，可是某些污染依然延續？政府依然沒有作為？

　　他的答案不只是簡單的批判。經過一些個人獨特的經歷，他開始深思一個從小不熟悉的事情：「仇恨」。齊柏林發現由於各種政治符號對立的仇恨，台灣在各方面皆躊躇不前。「仇恨」的情緒成為所有議題的前提，也消耗社會多數的能量。當他參與反核時，某些老同事認定他變了；當他飛行空拍霧霾，差一點撞上台中火力發電廠煙囪時，他發現那些反核的環保同志，許多不見了，他形影孤單。齊柏林自認學識淺薄，專業不足。他擅長的工作是空拍，不顧命，不要錢，空拍了現象，引起共鳴後，交由專家、政府就可以解決問題。可是「看見台灣」放映後，是一連串的政治抗爭，選舉……一一登台，政黨忙著選舉、奪權，專家也忙著參予政治光環的爭奪。

　　於是他給自己下一個使命，「看見台灣二」，拍一個島嶼移民的過程；從印尼、馬來西亞、婆羅洲到台灣、到日本、到紐西蘭……從唐山過台灣……從戰亂遷徙台灣……然後在大海大洋彼此的對峙中，「我們」呼吸相同的霧霾，「我們」砍伐地球的樹林。

　　不需翻譯的「唐吉軻德」，省了出征的朗誦詩曲，齊柏林又開始他背負龐大債務的使命之旅。為了拍攝原住民先祖獨木舟跨洋移民的畫面，他需要更高階的陀螺儀。原本「看見台灣一」的陀螺儀可以拍山、海浪，可是拍不出渡船划槳細膩的粒子，也拍不清楚霧霾。國際上市面的高空攝影機已經走向８Ｋ，他買不起。齊柏林咬牙，再投資兩千多萬，買了四Ｋ陀螺儀。他告訴我這個決定時，充滿了信心，也認為在下一部影片中，他可幫台灣「把愛找回來」，那怕一點點，然後關注我們持續惡化的環境議題。

　　齊柏林認為這是他在前部電影中，未完成的使命。你相信嗎？就在他做這個決定之後沒有多久，陪同他航拍最久的陳秀明剛剛因飛機墜落死亡。他很哀痛，但完全沒有任何停止腳步的念頭。

　　那台斥資數千萬讓他又背負龐大債務的陀螺儀，這一回跟著他飛機失事，一起墜毀。一同墜毀的還有他未完成的夢，以及我們這個社會未恨完的恨，未吸完的霧霾，未停止的政治撕裂。

　　天使走了，遺留老父老母；天使走了，遺留持續破壞土地的我們；天使走了，我們再也沒有「第二個齊柏林」。

　　齊柏林走的當天晚上，我鼓起勇氣重看「看見台灣」。循他的眼，經過城市經過殘破經過聖壇般的美麗山河；循他的路，鏡頭穿過開發和墜落的寓言；循他的手，所有的大樓如同腐地拔起的虛假宮殿。他的鏡頭那麼哀愁，又那麼美；他的心那麼善良又那麼珍貴；他的離去對我是那麼痛楚，如砸碎了所有眼前的風景。

　　他以死亡，讓我醒悟，那些震撼的影片、照片，從來不只是傷山污河，是他與死神交換送給我們的禮物。

　　他以死亡，告訴我們那些畫面，一點也不「便宜」；那是他以溫暖的聲語，置生死於度外，搏命留給我們的警告。

　　離開齊家前，齊媽媽又對，咕：「他一直都知道危險，……我的小柏林，也一直很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