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聖母醫院 紓 緩 治療科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孩子，美麗的我走了】我是一個護士，也是病人、家屬和母親。每次接觸病人及家屬，自己很自然地代入他們的角色，從病人或家屬的立場出發，反思他們的需要。

約一年前在紓緩治療科門診部，有一位年約三十歳，年輕又漂亮的女病人，最初我誤會她是病人家屬。她給我的印象很深刻，樣子精神，行動自如，而且非常健談，一點兒不像病人。她化了淡淡的粧容，外表很優雅，丈夫陪伴在側，5歲的兒子活潑好動，在診症室外走來走去；詳談間得悉她生下兒子後不久發現癌症復發轉移了.....

後來，她多次進出醫院，身體狀況每況愈下，需用拐杖走路，輾轉兩個多月，身軀被癌細胞侵蝕得只剩下驅殼，長期臥床，體弱無力。有一天，她申請數小時出外渡假，由丈夫駕車載她往沙田吃她最愛的麵條。由於行動不便，體貼的丈夫外賣給她在車上享用。

那天晚上她回到病房，開心的告訴我很喜歡那久遺了的味道、美好的回憶.....。那天後，她變得漸漸虛弱、身體瘦骨嶙峋、甚至神智不清。星期一的早上，她終於與世長辭，丈夫和姊姊一直陪伴在側。他們擔心皃子會受驚，決定不譲他前來，因為兒子每次到病房，都害怕接近媽媽，覺得媽媽的樣子變得難看了，不像以前的容貌。因此不譲兒子來見媽媽最後一面，丈夫和姊姊心裡著實難過。

姊姊說妹妹很愛美，希望醫護人員能幫她整理得好一點。我腦海中突然浮現她第一次在門診看病的情境。那時她化了粧，很美；於是我想，希望她離開的時候，能給家人和兒子留下美麗的回憶。於是，我問姊姊拿了化粧品，並邀請主任一起替她做last office(處理遺體)，替她輕輕合上雙眼，梳好凌亂稀疏的頭髮，紥起辮子，用髮膠為她前額碎屑的頭髮定型，面上掃了淡淡的粉底，有雀斑的地方塗上遮暇膏，用唇膏當做胭脂塗抹在面頰兩旁，塗了口紅，將嘴巴塑型至微微向上翹，將手臂上的瘀癜用粉底遮蓋，換上她最喜愛的嘻哈風格衣服。化了粧的她，真的很漂亮。丈夫和姊姊看到她的容顏後，驚訝地說「怎麼變得這樣美，嘴角微彎似的，像睡著了。」他們立即改變主意，致電家人陪同兒子前來，向母親作最後的道別。

作為親屬，能陪摯親走到人生終點，完成心願，帶著漂亮的容顏安然離開人世，這些回憶必定銘記於心。每一位母親都希望能漂亮地走過人生最後的旅程，讓孩子留下美麗的回憶。

文章轉載自醫管局內聯網 [HA·動人故事]系列，由聖母醫院紓緩治療科莫安娜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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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死得好慘

好死

J的妹妹才三十八歲便患上卵巢癌，發現時已經擴散，兩個月內病情急轉直下。眼見妹妹在私家醫院不斷被抽血、做各式各樣的檢查，她希望妹妹可以回到家裡，在熟悉的地方，舒服一點離開。
Ｊ問公立醫院紓緩治療科的護士，護士不贊成：「臨終可能會有一些狀況，你有能力照顧？」「我可以請兩個護士到家裡，輪流照顧嗎？」Ｊ又問妹妹在私家醫院的主診醫生，醫生竟然答：「在家裡離世，會影響樓價。」
如果Ｊ的妹妹在台灣，不但有「安寧居家療護」服務：醫生、護士、社工等專業團隊成員每週會一至兩次到家裡訪視，支援家人讓臨終者安然在家過世，而且還可以得到全額的健康保險。

《經濟學人》剛公佈的「死亡質量指數」分析全球八十個國家和地區的善終質素：台灣跳升到第六位，是唯一擠進前十名的亞洲代表，而香港就墜落到第二十二位。有醫生在臉書開玩笑：「如果我是記者，我會起如此起個長標題：
『689懶理港人死活，政策欠奉資源緊拙
香港死亡質素遠遜台星日韓僅勝蒙古』」
玩笑背後帶著一點心灰，英國是全球率先提倡醫療善終服務，也是兩次「死亡質量指數」調查的第一名，香港早在八十年代開始發展善終服務，一九八二年黄大仙聖母醫院便成立「善終服務關懷小組」。重病如癌症，有機會無法治癒，一開始就要有兩手準備，當積極治療亦無效，可以有「紓緩治療」緩解身體痛苦的症狀，支持病人和家人心理與靈性的需要，使病人最後一程亦有生活質素。
港督彭定康尤其重視紓緩治療醫學，一九九三年正式納入公共醫療系統，一九九八年香港是亞洲第一個地區確立紓緩醫學的專科資格。然而到了特區政府，資源不斷被削減，如今台灣、新加坡、南韓的「死亡質量指數」都超越香港。
歐美以至發展中國家愈來愈重視臨終照顧，除了考慮病人的尊嚴和感受，也是實際經濟考慮，例如在台灣，臨終病人若進入深切治療部（ICU，台稱「加護病房」），開支比接受紓緩治療起碼高出五倍。
台北市長柯文哲之前就是台大醫院加護病房主任，他率直地形容一些病人救不活，死不去，鼻胃管灌奶尿管排泄彷彿「灌流良好的屍體」。「一個人要靠機器維持生命，這樣叫活著嗎？很多人問我『什麼是死亡？』我都會反問他『什麼叫活著？』」柯文哲曾公開說：「如果要詛咒一個人不得好死，那就把他送進ICU受折磨。」
他的長期拍檔黃勝堅醫生同樣敢於叫停，任職台大金山分院院長時，開先例在無健保給付下帶領紓緩治療團隊走入社區，幫助過百病人在家中安然離世。柯文哲當上市長，黃勝堅亦出任台北市立聯合醫院總院長，全力培訓醫護團隊，各院區成立「居家安寧照護」小組，並且提倡市民預早規劃「預立醫療自主計畫」（advance care planning），就算不醒人事，家人和醫護人員都知道意願。
這次「死亡質量指數」調查，香港失分的原因包括紓緩治療服務並不普及，政府沒周全政策推行，醫護團體培訓不足，社區參與程度更是落後不少發展中地區──問題揭開，更能對症下藥。
香港人活得不容易，值得「好死」。

好死

J的妹妹才三十八歲便患上卵巢癌，發現時已經擴散，兩個月內病情急轉直下。眼見妹妹在私家醫院不斷被抽血、做各式各樣的檢查，她希望妹妹可以回到家裡，在熟悉的地方，舒服一點離開。
Ｊ問公立醫院紓緩治療科的護士，護士不贊成：「臨終可能會有一些狀況，你有能力照顧？」「我可以請兩個護士到家裡，輪流照顧嗎？」Ｊ又問妹妹在私家醫院的主診醫生，醫生竟然答：「在家裡離世，會影響樓價。」
如果Ｊ的妹妹在台灣，不但有「安寧居家療護」服務：醫生、護士、社工等專業團隊成員每週會一至兩次到家裡訪視，支援家人讓臨終者安然在家過世，而且還可以得到全額的健康保險。

《經濟學人》剛公佈的「死亡質量指數」分析全球八十個國家和地區的善終質素：台灣跳升到第六位，是唯一擠進前十名的亞洲代表，而香港就墜落到第二十二位。有醫生在臉書開玩笑：「如果我是記者，我會起如此起個長標題：
『689懶理港人死活，政策欠奉資源緊拙
香港死亡質素遠遜台星日韓僅勝蒙古』」
玩笑背後帶著一點心灰，英國是全球率先提倡醫療善終服務，也是兩次「死亡質量指數」調查的第一名，香港早在八十年代開始發展善終服務，一九八二年黄大仙聖母醫院便成立「善終服務關懷小組」。重病如癌症，有機會無法治癒，一開始就要有兩手準備，當積極治療亦無效，可以有「紓緩治療」緩解身體痛苦的症狀，支持病人和家人心理與靈性的需要，使病人最後一程亦有生活質素。
港督彭定康尤其重視紓緩治療醫學，一九九三年正式納入公共醫療系統，一九九八年香港是亞洲第一個地區確立紓緩醫學的專科資格。然而到了特區政府，資源不斷被削減，如今台灣、新加坡、南韓的「死亡質量指數」都超越香港。
歐美以至發展中國家愈來愈重視臨終照顧，除了考慮病人的尊嚴和感受，也是實際經濟考慮，例如在台灣，臨終病人若進入深切治療部（ICU，台稱「加護病房」），開支比接受紓緩治療起碼高出五倍。
台北市長柯文哲之前就是台大醫院加護病房主任，他率直地形容一些病人救不活，死不去，鼻胃管灌奶尿管排泄彷彿「灌流良好的屍體」。「一個人要靠機器維持生命，這樣叫活著嗎？很多人問我『什麼是死亡？』我都會反問他『什麼叫活著？』」柯文哲曾公開說：「如果要詛咒一個人不得好死，那就把他送進ICU受折磨。」
他的長期拍檔黃勝堅醫生同樣敢於叫停，任職台大金山分院院長時，開先例在無健保給付下帶領紓緩治療團隊走入社區，幫助過百病人在家中安然離世。柯文哲當上市長，黃勝堅亦出任台北市立聯合醫院總院長，全力培訓醫護團隊，各院區成立「居家安寧照護」小組，並且提倡市民預早規劃「預立醫療自主計畫」（advance care planning），就算不醒人事，家人和醫護人員都知道意願。
這次「死亡質量指數」調查，香港失分的原因包括紓緩治療服務並不普及，政府沒周全政策推行，醫護團體培訓不足，社區參與程度更是落後不少發展中地區──問題揭開，更能對症下藥。
香港人活得不容易，值得「好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