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詩人孟郊:高天厚地一詩囚
歷史春秋網
作者:王開林
眷眷者,慈母之意。拳拳者,遊子之情。《遊子吟》總共三十字,竟無一字不是催淚彈。
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
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
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
十歲前,孟郊喪父,他與兩個弟弟孟酆、孟郢由母親裴氏辛苦養大。在這個單親家庭裡,父恩天高,已摸不著邊際;母愛地厚,才立得住單薄的身體。
孟郊,這位大唐詩人,以詩風矯激而著稱。一千二百年來,無數遊子的淚水都源自他的筆下!我猜想,他寫完那首《遊子吟》後,一定泣不成聲,頃刻間淚濕襟袖。
年輕的孟郊抱負不凡,他揮灑筆墨,徬彿運斤成風,全是顧盼自雄的豪言壯語:「丈夫四方志,女子安可留?」還未見識世路上的風波險惡,還未遭遇命運之神一記小指頭的輕敲,此刻,他胸中跳蕩的是一顆將以有為的少年心。
我願分眾泉,清濁各異渠。
我願分眾巢,梟鸞相遠居。
此志諒難保,此情竟何如?
「情」也好,「志」也罷,日後皆與世事圓枘方鑿,難以吻合。善惡相羼,美醜莫辨,最是人間常景,誰能了了分明?誰又能獨秉公正?濁水遍地橫流,梟鳥盡佔高枝,清泉因此遠避,鸞鳳為之低徊。孟郊是赤子,也是痴子,他對外面的世界抱有極高的期望值,認定「物皆備於我也」,徬彿舉目可見,唾手可得,殊不知,海面雖遼闊,可取飲者無一勺。
現實有時比盛氣凌人的繼母更冷漠,也更苛刻。年逾不惑,孟郊遵從母命,遠赴京師。大唐禮闈的門檻比踵其後塵的任何朝代都要高得多,滿打滿算,單科進士名額不足三十人。李白不肯嘗試,是明智的。杜甫偏不信邪,結果在京師困居十載,飽嘗悲辛,苦無所獲。
孟郊的運氣如何?他一入長安,空手而返;再游西京,鎩羽而歸。似乎命中注定,他面前不會出現一條平坦的仕途。只能放歌詠詩,「劌目鉥心,鉤章棘句」,「神施鬼設,間見層出」,一腔怨氣化作滿紙哀聲:「曉月難為光,愁人難為腸。誰言春物榮,獨見葉上霜。……棄置復棄置,情如刀劍傷!」
忽忽多年,懷才不遇,孟郊對於冷酷的現實有了切膚之痛,「惡詩皆得官,好詩空抱山」。他索性結廬嵩岳,過起了白雲為田、絳雪為飯的隱居生活。衣褐懷寶者,既然得不到當途者的賞識,那就將一腔孤憤訴與群山去聽:「本望文字達,今因文字窮。影孤別離月,衣破道路風。」
在大唐帝國,貧寒書生的出路有限。倘若孟郊的政治前途受阻,就多半會淪為涸轍之鮒,那頂「詩人」的桂冠固然光鮮好看,但它兌現不了現世的安穩。一方面,命運薄待孟郊;另一方面,則給他補償。儘管時乖運蹇,孟郊有志難伸,但他與韓愈結下的深厚友誼不失為高山流水的華彩樂章。
孟郊比韓愈年長十七歲,按理說,這條代溝又寬又深,然而他們一見如故,惺惺相惜,結為了比忘年之交更好的忘形之交。在唐人傳奇《龍城錄》中有一則《韓退之夢吞丹篆》,可謂奇談:「退之常說,少時夢人與丹篆一卷,令強吞之,傍一人撫掌而笑,覺後亦似胸中如物噎,經數日方無恙,尚可記其一兩字筆勢非人間書也。後識孟郊,似與之目熟,思之乃夢中傍笑者,信乎相契如此。」人生如夢?人生如戲?人生如傳奇?命運歸定數,情誼續前緣?信也由你,不信也由你。
韓愈二十五歲登進士第,此後數年,參加過三次吏部考試,均未能通過銓選,他的官運如何?尚在未定之天。孟郊羈旅長安,一介布衣,詩才固然不薄,但要在仕途上軟著陸,找尋到一個可靠的落腳點,殊非易易。韓愈在京師大名鼎鼎,毅然以古文運動的旗手自任。他為孟郊延譽,難度很小。他為孟郊解憂,難度很大。
韓愈的神作《與孟東野書》述及了兩人的知己之情:「與足下別久矣,以吾心之思足下,知足下懸懸於吾也。……吾言之而聽者,誰歟?吾唱之而和者,誰歟?言無聽也,唱無和也,獨行而無徒也,是非無所與同也,足下知吾心樂否也。」若非至交,無此深言。精神吸引,靈魂映照,世俗的計慮盡拋,方有此一番告白。
韓愈賦詩《醉留東野》,其真摯熱烈的情誼於字裡行間呼之慾出:「昔年因讀李白、杜甫詩,長恨二人不相從。吾與東野生並世,如何復躡二子蹤?……我願身為雲,東野變為龍。四方上下逐東野,雖有離別無由逢!」
杜甫一生寫過《夢李白》《天末懷李白》等傳世的詩篇,韓愈對其風義景慕不已,但他也扼腕嘆息:李、杜二位前賢未能常相過從,遂成千古憾事。
憂戚傷人,勝過鉛刀割肉。孟郊之憂是謀生,孟郊之戚是落第。莫非長安真就不是他安身立命的福地?沒有上策,只有中策,韓愈送孟郊去謁見徐泗濠節度使張建封。貧寒書生做幕僚可算一條入仕的捷徑,倘若能得到封疆大吏的力薦,袞袞諸公或許會對他另眼相看,頂不濟,生活總歸有個著落。臨別時,韓愈再三慰藉好友,賦詩鼓勵道:「卞和試三獻,期子在秋砧。」卞和獻玉,稀世之寶無人識得,被誣為欺君而慘遭刖足之禍,可說是天下有名的苦人兒,但他最終獲得了楚王的接納,所獻之玉也被視為天下重寶。韓愈用這個典故激勵孟郊,是提醒他:衣褐懷玉者終必有遇。
命運肆虐,禍不單行。孟郊三次得子,一一夭殤。落第之悲尚可轉念,失子之慟如何釋懷?至此,孟郊被逼入了「積怨成疾瘳,積恨成狂痴」的絕境。
總會有否極泰來的那一天,天公鐵石心腸,也有歇手消停的時候。貞元十二年(796),孟郊四十六歲,終於榮登進士第,喜赴瓊林宴,置身在一群志驕意滿的青年人當中,其滿頭華發格外引人注目。這一天,他等待得實在太久了,徬彿等待了整整一百年。孟郊賦詩《登科後》,意氣洋洋,但知情人讀了無不為之泫然淚下。
昔日齷齪不足誇,今朝放蕩思無涯。
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
宋人尤袤的《全唐詩話》評論此詩:「一日之間,花即看盡,何其遽也。」元人辛文房的《唐才子傳》據此而議,更進一層:「識者亦證其氣度窘促。卒漂淪薄宦,詩讖信有之矣!」莫非真的是「勢不可使盡,福不可享盡,便宜不可佔盡,聰明不可用盡」?居然連長安城的鮮花也不可一日看盡。李白朗吟「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同樣晚運不佳,這似乎又額外添出了一個強有力的佐證。
一生中,孟郊難得有如此極情盡興的日子,夙願已酬,懸而未決的功名終於到手,真是莫大的慰藉,在老母親裴氏眼裡,這不僅勝過人間的錦衣玉食,而且勝過仙界的靈丹妙藥。
四年後,孟郊出任溧陽尉。城東,古木蓊鬱,孟郊常去林中,棲息在積水旁,飲酒彈琴,徘徊賦詩,終日不倦。他厭煩曹務和案牘,請人代理,將自己那份微薄的薪水分給對方一半,終於窮到辭職。此後,由韓愈舉薦,孟郊追隨尚書留守鄭餘慶,輾轉數地,依舊沈淪下僚,毫無起色。正如韓愈所言,「物不得其平則鳴」,孟郊歷盡坎壈之後,昔日的樂觀悉數歸零。「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男兒久失意,寶劍亦生塵!」他怨恨命運,悵觸西風,終極的解決之道,唯有幡然覺醒。
「願存堅貞節,勿為霜雪欺!」從迷失的地方回到原點,孟郊依舊貧寒,依舊孤苦,但他參透了生之榮枯,心境遂如一泓秋水,波瀾不興。昔年,孟郊憤然絕叫過「我欲橫天無羽翰」,現在想來,皆因心中迷障太多。天穹猶如一張大幕,受苦的靈魂匍匐在蒼茫的原野上,吮吸清露,踐履嚴霜,就算所有的夢想凋落於眼底,只要能找到內心的寧靜,即可瞬間脫困。既然孟郊以鳳鳥自居,以俗世的功利為羅網,他久在羅網中苦苦掙扎,又豈能自由翱翔?
所有滴落的同情之淚都無法逆流到唐朝去,否則,它們將匯成大河,載起一葉又一葉擱淺之舟。孟郊病逝於元和九年(814),韓愈召詩人張籍會哭,出葬前,張籍說:「先生揭德振華,於古有光。賢者故事有易名,況士哉!如曰貞曜先生,則姓名字行有載,不待講說而明。」眾人無異詞,於是朋友們私謚孟郊為「貞曜先生」。孟郊的忘年詩友賈島賦詩《哭孟郊》,頗有兔死狐悲、物傷其類的意思,其中那句「故人相吊後,斜日下寒天」,讀者品咂再四,苦澀無比。
蘇東坡能夠在豪放派與婉約派之間從容來去,衣不沾塵,鞋不沾土,這門絕技罕有傳人。他瞧得起隱逸派,迷戀陶淵明的詩歌,無以復加,但他不喜歡苦吟派,對於孟郊的詩歌不無微詞,「初如食小魚,所得不償勞。又如食蟚蟹,竟日嚼空螯」。誠然,依照美食家的標準來欣賞孟郊的詩歌,不免大失所望,他的詩歌太苦澀,太生冷,能供人大快朵頤的「魚肉」、「蟹肉」少得可憐。孟郊的詩歌更像是毫不起眼的芥末,待它把你辣得倒吸一口涼氣,淚水奪眶而出,頓時忘記了盤中的魚和蟹,才會覺得它真強,認為它極好,微量品嚐才是王道。
金朝詩人元好問作《論詩絕句》三十首,其中一首針對孟郊:「東野窮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詩囚。江山萬古潮陽筆,合臥元龍百尺樓。」有人說,這是對孟郊的貶低。也有人說,孟郊就是詩囚,評價恰如其分。其實,做詩聖、詩仙、詩魔也好,做詩囚、詩丐、詩癲也罷,匆匆都是一生。千古愁也得放下,萬古悲也得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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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列主義的徒孫-中共
讀布爾什維克革命的歷史,是令人沮喪的。相比於美國革命開國先賢的人格高尚,共產革命好像一開始就長歪了。列寧的人格,除了簡樸和勤勞外,一無是處。冷酷、欺騙、行事狡詐、脾氣暴燥、言語霸凌他人、沒有任何道德約束、任意輕賤人命,一心一意,只有共產革命,擋在他全球革命面前的,全用血腥暴力推掃而過。
華盛頓會和幕僚激辯要不要把英軍間諜處死,列寧則偷偷下令把沙皇一家大小秘密槍決。華盛頓軍隊困頓潦倒,仍然命令軍隊不得行搶農家,列寧面對饑荒,則拿槍逼迫農民交出糧食,不惜打死農民,饑荒時,農民得到外國援助,列寧則轉頭把農產品賣到國外賺外匯。華盛頓的軍隊士兵服役期滿,華盛頓只能求國會加錢,拜託士兵留營,列寧則把不願參軍的人,全家大小綁起來當人質。華盛頓堂堂正正和英軍對決,並用富蘭克林外交手腕,取得法軍支援,列寧先秘密拿了德國百萬馬克,推動革命,然後為了從歐戰脫身,割讓大片土地給德國,但還是很怕德軍入侵,最後乾脆把首都從彼得格勒,遷回德軍鞭長莫及的莫斯科。美國開國先賢,碰到治理問題、財政困境,開了制憲會議,重修憲法,並循民主途徑,取得人民授權,列寧則在國會開議的第一天,就派軍隊看守,第二天就把民選國會給關了,集權於共產黨,俄羅斯因此七十幾年沒有民主選舉。
但比較美國革命和俄國的共產革命,沒有太大的意義,時空不同、歷史背景迴異。雖然如此,了解列寧革命的始末,還是對了解今天的世界大勢有所助益,至少對列寧之後的共黨統治對世界造成的傷害起源,有充份的了解。因為列寧之後的史達林、毛澤東、金日成、卡斯楚這些魔頭,全都學習了列寧的統治手腕,所以我讀了列寧。Victor Sebestyen這個英國史學家,用了最新公開的史料,寫作了「列寧」一書,令人沮喪歸沮喪,但寫得相當仔細、流暢而好看。
革命的困難,從列寧的一生看得出來。就算所有條件齊備,東風不來,就是不成。而列寧入監、流放西伯利亞、流亡歐洲各地、和同志鬥爭而分裂、和秘密警察交手,這些革命成功前的任何一個失手,就可能沒有了列寧,而沒有布爾什維克革命。但列寧強運,所有這些逆境都克服了,連革命後立刻發生的內戰,他都贏了,讓他打敗了西方支持的白軍,而一統俄羅斯。
Sebestyen說,列寧一生的準則就是The end justifies the means,只要有結果,所有的手段都是合理的。但這個「手段該不該正當」的問題,不是只有革命家要自問,是所有從事政治的野心家,都要時時檢視。我們知道,純潔如小白兔不能搞政治,但是手腕骯髒的底限在哪裡?像是「沙皇可以,我們為什麼不可以?」這類的問題,就是手腕骯髒與否的標準。「沙皇可以,我們為什麼不可以」的問題好答,因為如果你和沙皇一樣,那為什麼要支持你這個換湯不換藥的革命?
但就連這麼好答的問題,布爾什維克都答壞了,因為他們比沙皇還壞。
但對列寧來說,比沙皇還壞,沒有問題,為了達到共產烏托邦,所有的手段,都可以接受,都可以合理化。半夜敲門抓人、對跪下的人背後行刑,這些KGB秘密警察的惡行,都是列寧時代發明來恐怖統治人民,維持政權的手段。對列寧來說,只要擋在他的革命面前,誰都可以殘忍地殺害。但列寧拿到了所有的權力,他可以用結果論來合理化過去的惡行了嗎?不行,因為共產主義是個空想出來的烏托邦。都有了所有的權力了,為什麼達不到豐產、均富、平等的共產天國?因為這不是人性運作的方式。面對饑荒無能為力的列寧,打劫農民逼迫納糧,仍然得不到解決饑荒的結果,於是轉頭發明一個假想的敵人-「富農」。就是這些富農的存在,偷偷把糧食藏起來了,人民才沒飯吃。雖然打死了富農,仍然沒有糧食,但階級敵人的發明,鞏固了列寧和共產黨的統治基礎。
共產主義天堂沒來,列寧也知道。列寧臨死前幾年,推行了「新經濟政策」,幾乎就是鄧小平的改革開放。重新引入私人財產,允許農民積存糧食,商店開門,金錢恢復為交易媒介,沒了共產,俄羅斯反而變得繁榮。列寧不再推行馬克斯的政策,對列寧來說,革命最後剩下的,就是蘇維埃的一黨專政、獨裁者的一人專政。理想國達不到,再回頭看The end justifies the means,不是笑話一場嗎?只是這場笑話,換來的是千萬人的無辜喪命,還有一個破敗的國家。
沒有植基於人性,僅憑一個浪漫思想為主張,所進行的革命,最後都是暴力式的結局。一方面是革命家的事與願違,不願改弦易張,最後都只能加碼恐怖統治,法國大革命如此、布爾什維克革命如此,連毛澤東的農民起義也如此。另一方面,這些浪漫革命家,他們想要革命的社會,都是一個落後而野蠻的社會,要這些落後的社會,跳過經濟和政治發展的進程,一蹴可及,會撕斷和傳統的連結,空把社會丟向一個無邊的深淵,而沒有任何實質的改革成果。這樣的落差,更激化革命家的急迫感,而必得加速暴力進程。共產社會最後都淪為大躍進、大屠殺、大清洗,不是偶然的巧合。
而英國和美國的革命,並不基於浪漫思想,在意義上,算是「保守主義」的革命。配合思想啟蒙和特殊的封建型態,英美的社會,慢慢發展出政治自由的環境,政治自由賦予思想自由、經濟自由,並且強化個人責任。創造發明,因此有了動機和保護,更是加速社會的發達。這一切都相輔相成,因此美國的革命家,不是亡命之徒,想孤注一擲,他們是紳士拿起刀槍,保衛己身的自由與財產。所以美國的革命家,沒有「手段該不該正當」的問題,他們的教養,和他們的宗教信仰,讓他們有十足的道德根基,「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情操高尚,也不因革命事業困難,而向下沉淪。
可以說,美國的社會型態和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給了美國革命世代一個安全的環境,從容地改革制度。而一個成功的美國民主制度,回頭過來,示範給英國看民主的可行,而讓英國,及大英國協裡的白人國家,成功的從君主立憲制,逐步轉換成真正的民主,而讓君主只有名義主權,沒有實質君權。漸進式的民主革命,成就了美英的民主霸權。
列寧的共產國際,輸出革命,但卻在革命發生地,一再製造人間悲劇。而另一方面,美國一如開國群賢所冀望,在二十世紀變成了真正的人類民主自由的燈塔。美國的強勢軍事實力,更把先前沒得感受美英民主制度的德國、日本等法西斯工業強國,變成了民主自由的國家,共享並促進人類的繁榮。
美國用北約駐軍壓下德國,用美日安保壓下日本,讓他們不會在軍事上,重蹈覆轍。德國和日本,算是在軍事保護傘下,沒有別的選擇,不得不進行民主革命。但這寧靜的民主革命,畢竟是美國人半強迫的,並不像台灣和南韓,是用人民的血淚換來的。沒錯,許多人不清楚,台灣和南韓在八零年代的民主化,在實質上,是一場光榮革命。這一場光榮革命,並不需要像列寧、毛澤東一樣,把新社會和舊社會完全切斷,而是在舊有的基礎上,一步一步地緩慢改革。因此台灣和南韓的民主,是像美國一樣,是社會先到位,政治才發生。而台灣和南韓,之所以可以有這樣的保守主義革命,也還是因為有美國提供的安全保障及自由市場。
民主自由,是需要一個安全的環境,才有辦法孕育、茁壯。
後共產黨的中國,從每一個角度來看,都充滿了風險。共產黨的七十餘年統治,並沒有打造出一個可以讓民主和自由有安全發展的空間,人民共和國還與美國為敵,更把民主的保衛者給往外推。一旦獨裁失敗,中國的社會,最好的情況,就像是辛亥革命後的民國,有鬆散無力的中央政府外殼,讓各地自行發展,而無害於世界。不好的情況,可能是如同蘇共垮台後,一陣混亂後,強人登場,中國再度陷入悲慘帝制。又更不好的情況,是連年內戰,億萬人流離失所,沒一個了得。
中國要走向民主、自由,難。因為民主自由就算在中國誕生了,也沒有美國這樣的角色,可以照料它長大,注定早夭。
共產黨如果真要保住中國人的香火,而不是以己身政權保衛戰而高壓控制人民,還有一條路。不要再和美國為敵,要像國民黨一樣,慢慢地把政治權力放手,讓言論自由和民主選舉,逐步發生。慢慢地朝民主、自由的方向走,穩穩地走,十幾、二十年後,也可以是場中國的不流血光榮革命。
但這些話,多半是對牛彈琴了。要列寧的徒子徒孫,看懂這些人類民主自由發展的過程,那太難了,還是搞搞階級鬥爭,爽快多了。共產黨,從列寧革命成功的那天起,就注定是人類的禍害,早死早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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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bestyen說,列寧一生的準則就是The end justifies the means,只要有結果,所有的手段都是合理的。但這個「手段該不該正當」的問題,不是只有革命家要自問,是所有從事政治的野心家,都要時時檢視。我們知道,純潔如小白兔不能搞政治,但是手腕骯髒的底限在哪裡?像是「沙皇可以,我們為什麼不可以?」這類的問題,就是手腕骯髒與否的標準。「沙皇可以,我們為什麼不可以」的問題好答,因為如果你和沙皇一樣,那為什麼要支持你這個換湯不換藥的革命?
但就連這麼好答的問題,布爾什維克都答壞了,因為他們比沙皇還壞。
但對列寧來說,比沙皇還壞,沒有問題,為了達到共產烏托邦,所有的手段,都可以接受,都可以合理化。半夜敲門抓人、對跪下的人背後行刑,這些KGB秘密警察的惡行,都是列寧時代發明來恐怖統治人民,維持政權的手段。對列寧來說,只要擋在他的革命面前,誰都可以殘忍地殺害。但列寧拿到了所有的權力,他可以用結果論來合理化過去的惡行了嗎?不行,因為共產主義是個空想出來的烏托邦。都有了所有的權力了,為什麼達不到豐產、均富、平等的共產天國?因為這不是人性運作的方式。面對饑荒無能為力的列寧,打劫農民逼迫納糧,仍然得不到解決饑荒的結果,於是轉頭發明一個假想的敵人-「富農」。就是這些富農的存在,偷偷把糧食藏起來了,人民才沒飯吃。雖然打死了富農,仍然沒有糧食,但階級敵人的發明,鞏固了列寧和共產黨的統治基礎。
共產主義天堂沒來,列寧也知道。列寧臨死前幾年,推行了「新經濟政策」,幾乎就是鄧小平的改革開放。重新引入私人財產,允許農民積存糧食,商店開門,金錢恢復為交易媒介,沒了共產,俄羅斯反而變得繁榮。列寧不再推行馬克斯的政策,對列寧來說,革命最後剩下的,就是蘇維埃的一黨專政、獨裁者的一人專政。理想國達不到,再回頭看The end justifies the means,不是笑話一場嗎?只是這場笑話,換來的是千萬人的無辜喪命,還有一個破敗的國家。
沒有植基於人性,僅憑一個浪漫思想為主張,所進行的革命,最後都是暴力式的結局。一方面是革命家的事與願違,不願改弦易張,最後都只能加碼恐怖統治,法國大革命如此、布爾什維克革命如此,連毛澤東的農民起義也如此。另一方面,這些浪漫革命家,他們想要革命的社會,都是一個落後而野蠻的社會,要這些落後的社會,跳過經濟和政治發展的進程,一蹴可及,會撕斷和傳統的連結,空把社會丟向一個無邊的深淵,而沒有任何實質的改革成果。這樣的落差,更激化革命家的急迫感,而必得加速暴力進程。共產社會最後都淪為大躍進、大屠殺、大清洗,不是偶然的巧合。
而英國和美國的革命,並不基於浪漫思想,在意義上,算是「保守主義」的革命。配合思想啟蒙和特殊的封建型態,英美的社會,慢慢發展出政治自由的環境,政治自由賦予思想自由、經濟自由,並且強化個人責任。創造發明,因此有了動機和保護,更是加速社會的發達。這一切都相輔相成,因此美國的革命家,不是亡命之徒,想孤注一擲,他們是紳士拿起刀槍,保衛己身的自由與財產。所以美國的革命家,沒有「手段該不該正當」的問題,他們的教養,和他們的宗教信仰,讓他們有十足的道德根基,「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情操高尚,也不因革命事業困難,而向下沉淪。
可以說,美國的社會型態和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給了美國革命世代一個安全的環境,從容地改革制度。而一個成功的美國民主制度,回頭過來,示範給英國看民主的可行,而讓英國,及大英國協裡的白人國家,成功的從君主立憲制,逐步轉換成真正的民主,而讓君主只有名義主權,沒有實質君權。漸進式的民主革命,成就了美英的民主霸權。
列寧的共產國際,輸出革命,但卻在革命發生地,一再製造人間悲劇。而另一方面,美國一如開國群賢所冀望,在二十世紀變成了真正的人類民主自由的燈塔。美國的強勢軍事實力,更把先前沒得感受美英民主制度的德國、日本等法西斯工業強國,變成了民主自由的國家,共享並促進人類的繁榮。
美國用北約駐軍壓下德國,用美日安保壓下日本,讓他們不會在軍事上,重蹈覆轍。德國和日本,算是在軍事保護傘下,沒有別的選擇,不得不進行民主革命。但這寧靜的民主革命,畢竟是美國人半強迫的,並不像台灣和南韓,是用人民的血淚換來的。沒錯,許多人不清楚,台灣和南韓在八零年代的民主化,在實質上,是一場光榮革命。這一場光榮革命,並不需要像列寧、毛澤東一樣,把新社會和舊社會完全切斷,而是在舊有的基礎上,一步一步地緩慢改革。因此台灣和南韓的民主,是像美國一樣,是社會先到位,政治才發生。而台灣和南韓,之所以可以有這樣的保守主義革命,也還是因為有美國提供的安全保障及自由市場。
民主自由,是需要一個安全的環境,才有辦法孕育、茁壯。
後共產黨的中國,從每一個角度來看,都充滿了風險。共產黨的七十餘年統治,並沒有打造出一個可以讓民主和自由有安全發展的空間,人民共和國還與美國為敵,更把民主的保衛者給往外推。一旦獨裁失敗,中國的社會,最好的情況,就像是辛亥革命後的民國,有鬆散無力的中央政府外殼,讓各地自行發展,而無害於世界。不好的情況,可能是如同蘇共垮台後,一陣混亂後,強人登場,中國再度陷入悲慘帝制。又更不好的情況,是連年內戰,億萬人流離失所,沒一個了得。
中國要走向民主、自由,難。因為民主自由就算在中國誕生了,也沒有美國這樣的角色,可以照料它長大,注定早夭。
共產黨如果真要保住中國人的香火,而不是以己身政權保衛戰而高壓控制人民,還有一條路。不要再和美國為敵,要像國民黨一樣,慢慢地把政治權力放手,讓言論自由和民主選舉,逐步發生。慢慢地朝民主、自由的方向走,穩穩地走,十幾、二十年後,也可以是場中國的不流血光榮革命。
但這些話,多半是對牛彈琴了。要列寧的徒子徒孫,看懂這些人類民主自由發展的過程,那太難了,還是搞搞階級鬥爭,爽快多了。共產黨,從列寧革命成功的那天起,就注定是人類的禍害,早死早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