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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新書2/27起陸續上市，五本新書，各自不同，歡迎讀者對號入座，先為這週四即將到來的228連續假期暖暖腦喔 !

════　三月新書　════
🔎＃被壓榨的一代：中產階級消失真相，是什麼讓我們陷入財務焦慮與生活困境？ （2/27上市）
❖ 三月 誠品書店 / 博客來網路書店 選書 /金石堂書店強推 ❖

──拚經濟，但有多少拚進你的口袋？
育兒、教育、住房等生活成本飛升，實質薪資卻成長停滯，
作為被剝奪感最深的一代，我們還有什麼辦法，能為自己找到出路……

🔎＃時尚與死亡的對話——義大利傳奇思想家里歐帕迪的厭世奇想對話集（2/27上市）

這是一本厭世之書。
在十九篇跨越時空、虛實交錯的奇想人物對話中，集戲謔、諧趣、悲觀和犀利於一體的傳奇厭世之書。歷經二百年而不墜，哲學家叔本華與尼采的最愛!

🔎＃人類何以陷入戰爭：李德哈特的歷史哲學（3/06上市）

人類的弱點就是 不向歷史學習而一再重蹈覆轍！

🔎＃紅色滲透：中國媒體全球擴張的真相（3/06上市）

全球媒體大一統的中國夢，正快速滲透世界的每一個角落
「中國大外宣」正在剝奪你的閱聽自由？　

🔎＃滿洲國：從高句麗、遼金、清帝國到20世紀，一部歷史和民族發明（3/13上市）

首次以「滿洲」這塊土地為中心，縱向書寫它從上古時代到20世紀的二千年歷史，並橫向剖析它的獨特性和憲制演化。

═════════　三月新書　═════════
➤➤➤零工經濟時代另類必讀之作

📕《＃被壓榨的一代：中產階級消失真相，是什麼讓我們陷入財務焦慮與生活困境？》 作者：艾莉莎．奎特（Alissa Quart）　　
❖ 三月誠品書店/博客來網路書店 選書 ❖

//.　當律師、教授、會計師、工程師、醫療人員……都不再是中產階級， 你是否也會掉入貧窮線之下？//.　

〔 中產階級理應是消費力強大、帶動經濟成長的中堅族群，然而，在所得成長緩慢，以及維持社會地位成本上升的夾殺之下，不得不改變自已的志向與工作型態，做到累死，結果卻不如預期。

但這些，都不是你的錯！看清經濟趨勢與制度的本質，才能找出解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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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壓榨的一代》揭露中產階級生活困境，在訪談過程中，作者發現有許多家庭無力負擔養育孩子的費用，即便是看似不用為錢煩惱的單身貴族，也為維持生活水平而苦惱。這些來自各行各業的受訪對象，有教授、律師、會計師、工程師、護理人員……等等，他們曾以為「自己接受的職業訓練或個人背景，能確保過上舒適的中產階級生活」，事實卻不是如此。教師不得不在放學後開Uber賺錢、機器人取代藥劑師、護理師等醫療工作者，高知識分子只能在大學兼任授課，永遠等不到正式教職。他們對財務焦慮、對工作氣憤、甚至對深陷膠著的自己感到羞愧不已。

本書作者艾莉莎．奎特是非營利組織「經濟困難報告計畫」的執行主編，該組織致力於報導不平等的社會現象。面對當前困局，奎特試圖從政策面、現實面，與心理面給出解決方案。本書不只忠實呈現中產階級的難題，更流露出深切的人文關懷與社會責任感。在一個選擇有限的經濟環境中，本書促使受薪族檢視自己的生活、剖析當前局勢，避免隨波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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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最可悲的動物。」

📘《＃時尚與死亡的對話——義大利傳奇思想家里歐帕迪的厭世奇想對話集》　　
作者：賈柯莫・里歐帕迪Giacomo Leopardi (1798-1837) ／著

//.　這是一本厭世之書 //.

{ 作者是義大利浪漫主義重要代表人物，兼具哲學家、詩人、語言學家、作家等多樣身分。里歐帕迪的孱弱體質和成長背景，使得其個人內在思想帶有強烈悲觀氣質，同時反映在作品當中。}

《時尚與死亡的對話》取自十九世紀義大利傳奇思想家賈柯莫・里歐帕迪的Operetta Morali一書。里歐帕迪在世僅三十九年，但兼具詩人、哲學家、語言學家和散文作家等多重身分的他，卻獲義大利人公認是繼寫下《神曲》的但丁之後自家最偉大的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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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歐帕迪的思想世界如奇花般斑斕豐富。在本書收錄的二十篇文章中，他採用獨特的對話形式，在神話與歷史的架空世界裡，建構出一個個令人匪夷所思、卻也教人讚嘆不已的哲學思辨情境，討論人類「存有」的價值究竟何在。他讓人與非人、概念與實體、過去與現在，在虛實之間相互對話；於是，時尚與死亡、地球與月亮、自然與靈魂、哥布林與地精、希臘神話中的海克力士與阿特拉斯，解剖學家與木乃伊等各式奇特角色紛紛開口，在彼此精妙、凝練、譏諷的語言中，闡述這位思想者對於存在與生命意義的觀點。

《時尚與死亡的對話》是一場緊接一場的思想盛宴，緊湊而豐富，箇中對於「存有」的深沉看法，時而引人驚嘆，時而令人失笑，最後更教人深陷沉思，無怪乎尼采及叔本華深受此作吸引。這位早逝的思想家無疑用了一種奇詭而華美的厭世姿態對抗這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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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檢視歷史對今日的教訓

📗《＃人類何以陷入戰爭：李德哈特的歷史哲學 》
作者：李德哈特（Sir B. H. Liddell Hart）

//.　人類的弱點就是 不向歷史學習而一再重蹈覆轍！　//.　
{ 作者為英國戰略家和史學家，有「二十世紀克勞塞維茨」之稱，其作品極多，以戰略與戰爭歷史為主。本書集戰略與史學大師的思想大成 }

（ 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李德哈特即慨嘆，人類基於本身的愚昧，未能擺脫戰爭的苦難，而以Why Don't We Learn from History?為名寫下了這本他個人對歷史的反省。本書是李德哈特的研究成果與思想之精華，也是填補作者其他的大戰史和戰略論等書的寫作背景與個人觀點的論述。是理解他的二戰史、戰略論等作品的重要思想背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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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個史學家，李德哈特力求嚴謹、客觀，以維持他個人在研究、判斷和發表的獨立性，這造就了他的作品在他辭世50年之後依然有突出的參考價值。人類要到什麼時候才能向歷史學習呢？

1812年的拿破崙征俄失敗，是個在歷史上人們總會談論的重大錯誤，可是在129年後，希特勒再次做出誤判，為什麼？一個發生在巴爾幹半島上的暗殺事件卻把整個歐洲帶入萬劫不復的戰禍之中，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為什麼？英國對波蘭曾提出在危難之時，對華沙提供必要的援助，可是英法兩國是沒有能力實踐這個諾言的，但英國人還是讓波蘭人相信了這個空泛的承諾，為什麼？人們總相信己方發動的戰爭能夠在短時間之內取得勝利，但事實證明這樣的推估是毫無根據的，但在一戰、二戰、越戰、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都一再發生同樣的錯誤，為什麼？

李德哈特研究歷史問題時，經常採取透視的方法，從過去透過現在而進入未來。在預測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決定性發展時，他就是採用了這種方法。他引用俾斯麥的名言：「愚人說他們從經驗中學習，我則寧願利用他人的經驗。」歷史是普世的經驗，比任何個人的經驗都更長久、更廣泛、更複雜多變。因此他的預測往往準確。李德哈特總結現代戰爭對於人類歷史的影響時，得出這樣的結論：在過去一百年，科學和技術使物質條件和生活工具所產生的變化，遠超過前二千年的總和。但人類把如此巨大的新力量用之於戰爭的目標時，在使用態度上的肆無忌憚，還是和他們的祖先使用原始性工具時完全一樣，從未考慮到工具在效力上的差異。近代國家的政府在戰爭中大都是從不考慮戰後的結果，而過去的政治家反而有足夠的睿智，能夠把此種考慮經常擺在心裡。

即使重看二十一世紀以來這短短的十八年歷史，你會發現，李德哈特的論點正好反映在我們今天周遭發生的戰爭與政爭之中。「那些影響國家命運的大事，其決定的基礎往往不是平衡的判斷，而是衝動的情緒，以及層級不高的個人考量。」人類似乎還沒有從過去的經驗學到李德哈特所說的教訓。本書正是李德哈特針對人類的弱點——不向歷史學習而一再重蹈覆轍，敲出最為沉重的警聲。歷史意識能幫助人類在「危難的時候」保持冷靜，度過難關。歷史指出最長的隧道還是有其終點。即使我們看不出前途存有任何正向的希望，但是一種對於未來演變而對歷史的關注，還是可以幫助我們繼續活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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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把地球管起來，讓全世界都能聽到我們的聲音。」

📕《＃紅色滲透：中國媒體全球擴張的真相》 作者：何清漣

//.　「中國大外宣」正在剝奪你的閱聽自由　//. 　

{ 本書研究結果被2018《胡佛報告》所引用，促成美國對中國大反擊！ }

〔 毛澤東曾經說，「把地球管起來，讓全世界都能聽到我們的聲音」。這並非危言聳聽。

2009年，中國決定投入450億元人民幣鉅資在全球推廣「大外宣計畫」，藉此與西方媒體「爭奪話語權」。至今十年已經過去，中國的紅色滲透效果如何？民主世界最引以為傲的言論自由，如果被中共的宣傳機器徹底佔據後，會發生怎樣的事情？當民主國家獨立運作、作為第四權的媒體，都變成中國官方關係企業以後，我們還能知道新聞背後的真相嗎？長期關注中國政治、經濟和媒體的學者何清漣提供了她的精彩分析和答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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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華文媒體已呈現粉紅色狀態
中文媒體、華人社團與中文學校，一向是中共「海外統戰三寶」。按照中國政府的統計，目前全球有4500多萬華人、二萬多個僑團、5000多所中文學校、數百家中文媒體。如何控制、管理這些中文媒體，影響華人的思想，增強對中國的凝聚力，被中共視為相當重要的「海外統戰工作」。

自1990年代中期開始，隨著中國的海外滲透，世界各國的中文媒體就已經開始在政治上重新定位，2009年之後尤其如此。中共支持的世界中文媒體的目的，用中共的術語說，是教育「生活在資本主義國家的華人」。

中國的手法五花八門，從統一與中國相同的詞彙開始、進而是發音，甚至把許多傳統的粵語廣播與新聞都加入普通話時段。中共還專門開辦海外中文媒體研究中心、網站、雜誌；舉辦各種海外研修班，規訓海外華文媒體的從業者，讓他們變成中國的「宣傳先鋒」。而在採訪角度上，也改為對中共有利的角度來報導。全球華文媒體陷入單一新聞取向的趨勢已經迫在眉睫，許多媒體都已經淪為北京的傳聲筒，基本上是中共宣傳機器的延伸。

🔸西方媒體面臨收買和打壓
非洲是中國最大利益之所在，在這個傳播媒體較為弱勢的世界，中國式的宣傳早在上世紀五、六○年代就取得話語權，是「紅色宣傳」最早、也最為成功的例子。伴隨著中國經濟崛起，大量紅色文化進一步滲透，在黑色非洲大地上，中國已經等於新殖民主義的代名詞。

中國對第三世界國家採取直接收買的方式。比如據印度傳媒The Print報導，為了配合習近平的「一帶一路」宣傳，從2016年開始，中國外交部每年都會招待大約100個來自亞洲和非洲的記者，完成一個以10個月為期的所謂「獎學金課程」。免費住，免費旅遊，而且還可獲得每月5000元人民幣的開銷津貼，從而控制這些國家的媒體報導。
而對媒體發達的先進國家，中國則轉而採取「外宣本土化」策略。中共編列了巨大資金，或是直接建立媒體分社、或是收編或聘用外國的記者編輯、或是入股或併購外國的媒體等等，旨在各項外宣計劃要「營造良好的國際輿論環境」，而對於多個國家在該一帶一路計劃下出現的「債務外交」等惡果，則是隻字不提。

然而作者認為，「傳播力不等於公信力，信息發布也不等於信息的到達、信息的到達也不等於受眾按照發布者的意圖解讀」。一個國家的「國際」形象，歸根究底是由其「國內」政治社會狀況來決定的。其外宣內容充斥的正面形象，在中國內部各種腐敗、貧富不均、環境污染、生態災難、暴力鎮壓人民等議題下，明顯缺乏公信力。

🔸香港和台灣成為紅色滲透重災區
香港媒體的內地化已經成為事實。亞視早已被戲稱為「央視第十台」，即中國中央電視台第十台，而TVB也被戲稱為「CCTVB」。在香港，登廣告這種商業活動，被中共做成了政治誘餌。而利用黑社會威脅記者人身安全時有發生。其結果是，「無國界記者」（RSF）歷年公佈的全球新聞自由指數，香港呈逐年下降趨勢：2011年在全球排名第34位，尚屬「接近自由區域」；2016年排名第69位，進入「新聞受限制區域」；2017年度下降4位，排名第73位。

中共滲入台灣媒體業，在2008年以前採用的是迂迴繞道的方式，借道海外中資入股台灣媒體。2008年以後，北京勢力滲透台灣媒體走的完全是陽光大道，無須隱身。這一現象被概括為「在台灣媒體場域」的「中國因素」。此外，本地媒體也因為中國的新聞置入帶來的金錢收益而開始「自律」，中國的負面新聞幾乎都不見。作者引用並讚同台大教授張錦華的觀點：這種台灣媒體形同被中國政府「收買」的現象，其實已經是台灣國家安全層級的問題。

🔸中國的大外宣會成功嗎？
何清漣認為，「金錢外交＋大外宣」不是國家軟實力。既想受到專制國家擁戴，又想受到民主國家歡迎的「中國形象」，事實上不存在，更不可能通過「大外宣」塑造。將烏鴉塗成白色之後，最多只是在短時期內讓部分觀者產生「烏鴉是白色的」這種錯覺，久而久之，黑烏鴉還是會露出底色來的。所以中國的大外宣計畫，一開始就註定是白白耗費金錢的「面子工程」，留給後世的歷史笑柄。中國「大外宣」的手法，終究無法長久改變各國原生的媒體生態與言論自由環境。而事實上中國已經踢到了鐵板。在澳洲、加拿大，官方已經採取反間諜滲透的行動，杜絕中國的紅色宣傳。在美國，孔子學院的教師被調查，《外國代理人登記法》的啟動，都是要打擊「大外宣」對自由世界的干擾與影響。
——
作者何清漣是中國罕見的既有外部視野、又有內部經驗的經濟學者，她曾經出版《中國：潰而不崩》分析中國未來十年的政治走向。她更是少數研究中國媒體的學者，曾出版《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策略大揭密》，分析中國政府如何控制媒體。而美國2018年底的《胡佛報告》，也引用《紅色滲透》的研究成果，該報告用22頁介紹中共對美國境內中文媒體的控制，及反西方意識形態的運作（見《中國影響和美國利益：推動建設性警惕》部分），從而促使美國開始反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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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並非是一部嚴格意義的通史。

📓《＃滿洲國：從高句麗、遼金、清帝國到20世紀，一部歷史和民族發明 》劉仲敬

//.　首次以「滿洲」這塊土地為中心，縱向書寫它從上古時代到20世紀的二千年歷史，並橫向剖析它的獨特性和憲制演化 　//.　

〔 作者認為，從滿洲的地理、歷史和憲制演化來看，「滿洲民族」具備豐厚的基礎和一致性。而從這一視角窺探滿洲，也發現藏在考古發現和漢文史料下面的「另一種滿洲史」，比如高句麗和唐國爭奪朝貢體系主導權、比如契丹和渤海的關係猶如國共對峙、比如「Easy Money」使勃極烈制度由盛轉衰、比如「滿洲大憲章」的覆滅和政治自由的喪失，等等，完全顛覆了我們的慣常認知。這也是本書作為歷史書寫的獨特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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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的滿洲國，不是狹義上1932～1945年日本扶植下成立的「滿洲國」，而是廣義的概念，指的是歷史上在滿洲這片廣袤土地上建立的各個政權、它們之間的憲政演變關係、及可能被建構出來的民族共同體。因此，本書跳出古代東亞的王朝譜系和20世紀的中國中心正統觀，也不以「東北」這種「地方」身分來書寫，而首次以「滿洲」這塊土地為中心，縱向書寫它從上古時代到20世紀的二千年歷史，並橫向剖析它的獨特性和憲制演化。

「滿洲」（Manchu）是皇太極創造的詞彙，最初的意思指的是結合滿洲人、蒙古人、朝鮮人、生活在遼東但已經滿化的漢人等新的人類集團、一個想像的共同體。「滿洲」（Manchuria）一詞也是英語系國家用來稱呼今日包括中國東北、東蒙古和俄羅斯遠東在內的土地。本書作者劉仲敬借用了這個概念，但他指出，「滿洲」的歷史地理範圍，不僅僅是指今天中國東北的行政區域，而是包含了今日河北（燕地）、膠東半島的泰山以東（齊地）、遼東半島、朝鮮半島、東蒙古，一直到俄羅斯濱海區這一塊廣袤的土地；它和古代日本的關係也一直非常密切，「滿洲海盜」出沒的日本海一直是古代滿洲、日本和朝鮮之間的交通和文化紐帶。

作者採用了文化人類學的分析方法，放棄「中國」這個政治概念，而是以東亞、內亞和東北亞文化區作為分析和詮釋框架。作者認為，中古以前的滿洲都是內亞文化的一個東北亞分支，強烈受到內亞草原文化的影響。蒙古高原到滿洲之間的「黑貂之路」就像「絲綢之路」一樣，是內亞技術和文化的輸液管道。13～15世紀的蒙古帝國，意味著內亞在文化和政治上主導東北亞和東亞的時代。之後內亞衰微，東北亞崛起。對應傳統的中國史學解釋，就是清帝國統治了中國、蒙古、準格爾地區和西藏的17～19世紀。如果從政權更迭的角度看滿洲的二千年演變，則在興隆窪與夏家店文化（上古時代）之後，首次出現的國家組織形式是燕國（前10～西元2世紀）、之後大致有高句麗（5～7世紀）、渤海國（7～10世紀），再次是遼（10～12世紀）和金（12～13世紀），然後是滿清（17～19世紀）覆蓋整個東北亞、東亞和內亞，終止於溥儀的滿洲國（1945年），滿洲最後被納入今日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本書並非是一部嚴格意義的通史。作者的關切點是從憲制的角度分析滿洲國家的歷史演化。比如作者認為，高句麗自身的政治組織，最初是比較鬆散的專業集團聯盟，其王權隨著軍事和戰爭而加強，逐漸變成軍國主義和封建聯盟體系並存的二元國家。高句麗在和唐帝國爭奪朝貢體系的主導權而失敗，意味著東北亞取代內亞而主導東亞（中國）的過程，要往後三百年才由遼金部分實現。渤海國則是高句麗的後繼國家，也承襲了高句麗的二元性。

本書是劉仲敬「民族發明學」理論架構下的產物。民族發明是一種17～20世紀的全球現象，民族發明的結果，是現代意義的民族國家在政治上取代了過去的封建王國和帝國。最初發生在西歐、比如英法德的民族發明，引發了鄂圖曼帝國和奧匈帝國的崩解，從而在歐洲出現一系列新興民族國家。在東亞也是如此，滿清帝國朝貢體系的瓦解，導致亞洲東部出現了中華民國、蒙古國、東突、北韓、南韓、滿洲國等新興民族國家。梁啟超發明的「中華民族」，就是現代中國想承接大清五族共和的疆域和遺產，打造民族國家而使用的政治概念，本身也是民族發明的一部分。然而中華民族本質上是一種「帝國超民族主義」，它試圖整合不同的語言和文化族群而打造現代民族國家，難度巨大，故產生種種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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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自治@香港革新論

//香港一般輿論提到的「民主自治」，只具備「以政府為中心」的面向（State-centered dimension），卻忽略了「以社會為中心」的想像（Society-centered dimension）。一個社群要管理好集體事務，可以依靠政府來解決，但也不可以忘記民間力量這實然的「第二管治梯隊」。當北京走向「天朝主義」不斷收緊地方自治權力之時、當建立一個全面代表香港人的政府仍然遙遙無期、情況令港人有著厚重的無力感時，尋求「以社會為中心」的民間自治想像，建立植根於社會的自治意識，可以化被動為主動，對我城未來別具意義。

後雨傘時代，很多人說要「落區」深耕；「落區」除了是為宣傳理念外，更值得港人做的，是善用「群眾集資」與「群眾外包」方法、結合與發揮各種力量，醞釀更多解決社會問題的民間方案與行動，真正實踐「自己香港自己救」的精神。//

【#香港革新論文章】
不羈放縱愛自由── 以社會為中心的民間自治想像

／ 鄺健銘 (《香港革新論》共同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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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政治學者方志恒與二十多位年輕人合著新書《香港革新論》，探討後政改時代的香港前途。本文為該書其中一篇主題文章。】

去年政改諮詢期間，學民思潮提出了「重奪政府」的口號，聲言要「重奪一個屬於香港人的政府」1。這個口號頗堪玩味，因為它大抵反映了香港民主運動30年的議程—「民主自治」的實現，在於建立一個全面代表香港人的政治制度。

在後政改年代，這個「民主自治」議程也許有不足之處。香港一般輿論提到的「民主自治」，只具備「以政府為中心」的面向（State-centered dimension），卻忽略了「以社會為中心」的想像（Society-centered dimension）。一個社群要管理好集體事務，可以依靠政府來解決，但也不可以忘記民間力量這實然的「第二管治梯隊」。當北京走向「天朝主義」不斷收緊地方自治權力之時、當建立一個全面代表香港人的政府仍然遙遙無期、情況令港人有著厚重的無力感時，尋求「以社會為中心」的民間自治想像，建立植根於社會的自治意識，可以化被動為主動，對我城未來別具意義。

這篇文章主要述說這種「以社會為中心」的民間自治想像，提出在香港的環境和脈絡中，要保存「本土」，關鍵之一就在於民眾自我管理、突破凡事依賴政府的思考框框。這可分成兩部份：

一. 以東南亞高地Zomia住民的社會自治模式，來比照香港的情況。Zomia是人類學家James Scott著作《不被治理的藝術:高地東南亞無國家主義者的歷史》（The art of being not govere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的研究地域，那高地西起印度以北、東至越南北部，當中包括雲貴高原，所住有的社群，是由兩千年以來，一波又一波逃離低地邦國、帝國與文明中心—包括泰緬等印度政體與漢的中國政體—的人所組成。Scott的觀點是，高地社會的組織以及身份認同，都是為擺脫低地國家中央集權統治之下的產物。2

二. 探討香港實現「民主自治」的另類想像，即「以社會為中心」，而非「以政府為中心」的思路，解釋香港民間為何能夠以及如何自我管理，以保存香港民間創意與各種文化精粹這些重要資產。
【從東南亞高地的案例看香港】
簡括而言，東南亞高地人為不受國家操控、為免被同化，他們的社會組織與身份認同均源於三個重要理念：平等（Equity）、自主（Autonomy）與移動性（Mobility）3。這些特質，與受國家操控的地域剛好相反。Scott在書中不斷強調，這些高地東南亞人，並非如國家史觀所形容為未經開化、被遺棄的人，他們居於高地，是有意識追求自由生活的表現，因此Scott認為，高地東南亞人的社會文化，不能獨立地看，而應與國家之下的社會形態作對比4。

低地國家之下的社會，有三個特點，頭兩點顯示國家如何形塑空間，後一點則是社會結構如何配合國家權力：

一、所種農作物以米為主，原因是相較其他農作物，米有特定收成期、易於運輸與貯存，因此國家易於制訂稅收，也易於控制米的使用與貯存。故此，米成為前現代（Premodern）東南亞的主要農作物5；

二、國家很著意鋪設交通網，原因是為方便國家延伸權力、掌控各地的人與資源，也因此前現代東南亞政體通常都在河道附近或海旁6；

三、為方便監控與協商、以彰顯權力，國家喜歡穩定可靠的金字塔式社會結構7。

東南亞高地的社會文化特質，卻與上述三點相反：

一、高地人喜愛方便移動的刀耕火種，而非固定於某地種米，且所種的農作物多是隨時也可耕作、生長很快的品種，例如燕麥。這可避免國家的稅收、免於從屬於任何政府8；

二、高地人極抗拒金字塔式的社會結構，講求平等，正是為了避免高地人之間有任何部落乃至任何低地政權可以統領自己，確保自主。例如於緬甸的貢龍（Gumlao）型社群9，所有等級與階級制度都被謝絕10。具體地說，高地人實現平等社會的方法有幾種，例如傈僳族（Lisu）的族譜很短，以避免有任何一個支流因為某種「歷史優越」而支配其他人，這也解釋為何他們不以文字記錄歷史11。此外，傈僳族還有一個傳統，那就是如果有領袖想專權，他便會被族人殺掉12；

三、高地人社會之中沒有「大台」，組織猶如水，易聚易散，流動性高。例如緬甸的克欽族（Kachin），小至每家每戶都可有自主權。假如有某戶不滿某「領袖」，他們會離開村落到別處另起爐灶13。以泰國北部的傈僳族為例，即使需要有代表與低地國家打交道，他們也只會任命村裡沒有任何權力的人，而非能力受敬重、擁有財富的年長村民，且代表也沒有實權，殖民時代老撾山區社群也有相類特質。14因為這些社會特質，19世紀佔有緬甸的英人曾投訴難以佔領偏遠地區，也因為缺乏中央領導而難與當地人協商15；換句話說，這種如水一般的社會組織，使外力難以掌控，高地人因而得到自主，用Scott常在書中強調的一句話來概括，便是divide that ye not ruled。

雖然沒有「大台」，高地人之間也發展出一種「命運共同體」的身份意識。即便如此，卻很難將他們歸一為某「民族」或「種族」，原因是他們的文化內涵非常博雜，難以劃界歸類16。遊走於中國（Miao）與泰撾（Hmong）的苗族，以及緬甸的克倫族（Karen），就是例子。很多苗族男女可以說多於三種語言，也承繼了不少中國傳統文化習俗，而且與其他族群的通婚〔例如克木族（Khmu）、傈僳族、克倫族等〕極為普遍17。克倫族也一樣，他們沒有單一信仰、服飾、習俗與語言等標誌性的文化特徵18。殖民者往往也因此難以將他們歸類以方便管理。19曾有學者這樣形容這些高地東南亞人的文化身份：“the interflow of genes, ideas, and languages has been so intensive and multidirectional as to render futile any attempt to delineate the various ‘peoples’ in terms of completely distinct bundles of geographical, linguistic, biological, or cultural-historical features.”20

不過需要注意的是，高地人很清楚自己的身份，沒有對「自己是誰」與「自己不是誰」這些問題產生混淆。這種身份的含混，其實也是他們生存的政治策略—對抗國家權力的滲透與輻射21。Scott將這種為保持自主與自由的文化身份認同政治，稱之為「反國家民族主義」（Antistate nationalism），並形容Zomia的文化處境，猶如巴爾幹半島22。身份含混，也有助高地人在險峻的高地求生，因為可方便增加人手，博雜的文化性格亦可增強社群的適應力23。高地人的「命運共同體」意識，作用猶如一個政治群體的會籍，而且會籍要求很有彈性、可以說力拒國家操控的理念大於一切，這與崇尚先天決定論、強調「血濃於水」的民族身份認同操作大不相同24。

Scott其實是美國耶魯大學的政治人類學學者，尤其喜歡研究社會如何自下而上運作，東南亞是他案例的主要來源地。他的另一部著作《國家的視角》（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正是批評政府自上而下、漠視地方智慧的規劃如何失敗。《不被治理的藝術》已得到不少年度最佳圖書榮譽，且為區域研究帶來了新的衝擊。

東南亞高地人這個案例，顯示在地意識並非虛無、保存本土就是保存多元，具體地說，有四點可助理解香港愈演愈烈的身份認同政治：

一、逃離國家權力網的自由之地。某程度上，東南亞高地與香港相像，因為兩者都是移民社會。從太平天國起義到中共建政前後，不斷有中國大陸移民到香港生活、避開國內政治動盪。特別是中共建政後，香港與東南亞高地更為神似，因為兩者都被視為逃離國家權力網的「自由之地」。英治時代的香港，雖有殖民政府，但某種意義上，仍然形似於高地，因為相比鄰近地區，香港社會相當自由。教育家小思曾經這樣說過：「香港，在殖民地時代，管治者對文化發展，是採取半明半暗、自生自滅的『放任』政策，沒有強硬制約的外在規範，逼得非人人遵從不可。正因為此，只要有個人理想、有文化發展理念的人，總可以『自由』接受不同思想，向不同道路走去。」25而中共執政期間逃到香港的人，都曾經過深思熟慮，才拚命一搏偷渡到香港換取自由，這可算是這代人的「公民抗命」（例如幾百萬人在1962年夏天嘗試偷渡到香港，最後成功的，約有十萬）26。例如梁伯，他歷經三次偷渡嘗試，才成功到港，雨傘運動期間，他經常到金鐘以示支持，原因是「要保護學生、人愈多愈安全、有些自由是要爭取的」27。也記得在金鐘遇見一位同樣是偷渡來的老伯，他早在1950年代，已因對國家行為產生懷疑而有來港想法，最後在1960年代付諸行動—同行六人游水到港，最後只有兩人上岸。嚮往自由、逃離國家權力網的香港社會精神面貌，為雨傘運動埋下了伏線—從反國教運動到雨傘運動，常見到的一句標語，就是「我們的上一代因逃避共產黨而來, 不要讓下一代重回魔掌」。事實上，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意味香港從海洋國家手上轉讓到大陸國家接管，而這兩個有很不一樣的權力觀，後者更好將國家權力延伸到民眾生活的不同角落28，因此香港1997後面臨的處境猶如高地人：努力逃離國家權力網，卻在逐步被國家吞噬29。

二、非消極的本土意識。很多人說香港是一個移民社會，因此易於認為香港的本土意識消極、純粹以強調非「大陸人」、沒有實質內涵來定義自己，也因而易於低估其面對國家同化壓力時的反作用力。東南亞高地人案例說明，雖然他們的身份政治策略以非「國家子民」為基調、從而活出自我，但難以形容他們的身份構建為消極，因為在每個細節上，他們都記得高地人身份為何存在—即擺脫國家操控—也因此有一份「命運共同體意識」、形成社群形聚力，共同守護某種社會模式，例如強調平等；換句話說，客觀效果上，高地人的身份認同，不是為了構建一種邊界分明、方便研究與管理的「民族」，而是維持一個有特定理念的政治社群的「會籍」賴以獨立生存。這都意味，移民在某地，也會主動守護自己珍視的價值，不一定就會隨波逐流。事前少人能夠預計會發生的雨傘運動，充分反映香港也已發展出這種近似於高地人的「命運共同體意識」與社會形態，以抗衡國家權力延伸，例如佔領區之中，奉行平等社會、抗拒「大台」；組織與行動相對自下而上（如流動佔領），令政府難以捉摸；縱然與高地人一樣，「香港人」的身份內涵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清，但一樣有種渴望維持自主、維持原有生活方式的積極在地意識、抱有相當程度的「反國家民族主義」（Antistate nationalism）。

三、本土包含多元。香港人與高地人身份文化內涵相類，也博雜，縱然程度未必一樣。李歐梵說，香港是「雜種」，特點是「雜糅」,這不無道理30。英治時代，香港是英帝國的一個港口城市，有本書曾視香港為世上十大構建帝國的城市之一，日本學者濱下武志指，香港的腹地接連八個板塊31。港口城市的特徵，在於匯聚各地網絡，十九世紀的香港，也因而曾被形容為最國際化的城市。至今，香港仍然留著這種「雜糅」，單是從好些文化與政治人身上，便能看見這些痕跡：例如導演徐克本身為越南人，後來移居香港；文人董橋，則是印尼華僑；歌手杜德偉，是中菲混血兒；演員黃秋生，是中英混血兒；另一位年輕演員李治廷，是馬來西亞馬來族、阿拉伯裔、華裔混血兒；「龍婆」形象深入民心的影星羅蘭，是有印度血統的混血兒；議員張超雄，也有祕魯血統。「雜糅」不代表本土特色缺席，散佈在海外的不同種類華人，例如土生華人（peranakan）文化，便是例證32。有此歷史過去，意味香港「本土」包含世界、本身就很外向，與高地人身份內涵同樣多元，「排外」之說也就無從說起，這亦是港人身份內涵無法三言兩語說清的原因。事實上，與高地人一樣，港人身份意識像政治社群會籍，多於民族身份，至少很少港人不視喬寶寶、杜德偉、李治廷、羅蘭以及上述的梁伯為香港人，這形同以「核心價值」為綱的「公民價值論」（Civic nationalism），而非以血緣為要的「種族血緣論」（Ethnic nationalism）。

四、「歧視」與保存「本土」。高地人的身份政治策略告訴我們，與國家權力網保持距離，就是維持其文化博雜的社群生活自主的關鍵，而身份認同與其衍生的社會組織模式，是保持距離的重要工具。動輒將這種身份認同視為「排外」、「歧視外來人」，這不會是道德判斷，而是「無聊與無情」。梁文道在2007年的文章《本土一定是保守的嗎？》曾如此說過：

「對於這種曾經流行一時的說法，美國人類學家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老早就毫不客氣地斥之為『無聊且無情』。他敏銳地指出：『本土主義對身分的要求很大程度上是與對生存的迫切關注聯繫在一起的；它不是停留在比喻意義上的，而是非常有形的。美國印第安人的土地，或者說其中剩下的部分，不僅僅是對已逝去的殖民歷史的一種提醒，而且仍然是國家和社團想摧毀的目標。』抽空地說（或者……『邏輯上』），這些原住民的神話式本土主義和大國霸權式的民族主義的確有類近的構造；可是作為一套論述，它們的目的或者計劃卻是完全不同的。南美原住民虛構傳統，是為了捍衛那被石油公司逐步侵蝕的雨林棲地；澳洲原住民鼓吹本土主義，則是為了奪回被白人政權壓抑了幾個世紀的權益。如果一個身居廟堂的學者這時跑去提醒他們不要犯了『本質主義的錯誤』，隨時得保持『身分邊界的開放』；就算不是無情，至少也是無聊吧。」

事實上，如果「多元」、「自由」是道德追求之所在，保存香港與高地人的「本土」、阻隔國家權力網延伸、免被同化，就是道德的行為。很難想像，認為Zomia社群消失於世上、失去自主空間不足惜、同時不分情由譴責那些社群的「反國家民族主義」（Antistate nationalism），是合乎道德的判斷。

【香港的民間自治傳統】

因此，民間自治以保存本土，其實也是保存多元、值得港人為之奮鬥的道德目標。事實上，建立「以社會為中心」的民間自治，對香港人來說並不陌生。香港早有替政府代勞、自行成立民間組織、承擔政府職能、處理政府失能的傳統，東華三院便是一例。英人開埠香港30多年後，仍然與華人社群疏遠，也不了解他們需要。雖然殖民地政府沒有公開承認，但期間華人一直有不同自治組織，照顧社群需要33。

東華三院的建立，源於1866年香港華人范阿為與其餘四位香港華人的倡議。范阿為本身是政府的翻譯員，其他華人則是政府文員與學校老師。他們倡議興建一所華人醫院，但後來因選址與資金不足問題，計劃沒有實現34。到了1869年，爆發義祠醜聞，事情才出現轉機。殖民地政府當時發現，這所充當醫院角色的義祠，衛生條件極為惡劣，其後香港媒體將事件發酵、為當時港督帶來壓力，消息更傳至倫敦，有當地組織視之為打擊香港苦力貿易的機會，在倫敦引起了轟動35。

當時港府的反應是關閉義祠，結果死病者滿街。范阿為沒有放棄推銷興建華人醫院的機會，時任港督麥當奴也因此予以考慮。麥當奴將醜聞視為使用打擊華人賭博收來的特別基金—當時殖民地部在醜聞發生之前，禁止港府將之用於建設公用設施。經麥當奴向倫敦爭取後，特別基金便用於設立新的東華醫院，並委任華人精英成立委員會，管理醫院並確保往後自付盈虧36。麥當奴熱衷於設立東華醫院，除義祠衛生問題的迫切原因外，還有另外兩個原因：其一，麥當奴對華人自理的保安工作（即團防）印象深刻，因此想利用華人的自理能力、分擔政府職能；其二，是麥當奴見到當時華人精英已積累可觀的財富，而港府卻經常面對財赤，因此想利用他們的錢財，以助善治37。

東華醫院創院成員視之為「公民中心」—有點公民議會的味道—不時在公所舉行公眾會議，討論公眾議題，然後華人精英向政府反映意見38。後來東華自主性下降，與殖民地政府借鼠疫爆發增加國家權力，以及東華精英與中國關係密切有關39。

東華事例仍可應用於今天—那就是民間自發組織與補位、自行填補政府的種種缺憾與失能，在資訊科技發達，這更是大有可為。更重要一點，香港近年發展迅速的社會企業，本質上就是推動民間自行運用各種資源，解決政府無法滿足的社會需要。而在這方面，香港不乏年輕人才。

例如中大環球商業學校首屆畢業生杜子中（Steven），2013年曾到美國西北大學修讀一年制工商管理碩士課程。入學時，他到達宿舍大堂，發現該處堆積大量搬離宿舍學生留下的垃圾，包括家具、電器等，覺得十分浪費，遂萌生「減廢」念頭。其後他在當地成立了社企MIMO（Move In Move Out），以「收買佬」形式運作，在五、六月學生離開宿舍時收買他們不要的物品，再以低價賣給八、九月入學的新生，所得收入主要用來幫補經營成本，其餘捐給慈善機構。現時MIMO仍繼續運作，而且服務範圍已擴展至美國鄰近兩間大學。他因MIMO案例，曾受Bloomberg 訪問40。回港後，杜子中於去年六月與兩名朋友成立社企「獻技」（UgiveIgive）。獻技是技能分享平臺，由一班有才能的人士提供各種技能教學服務，每名報讀者須繳交100至數百元不等的「學費」，提供教學服務者則須捐贈最少25%的酬金給慈善機構。杜子中本身亦是獻技者之一，去年曾教授簡報製作，並捐出數千元予「食德好」食物回收計畫41。「獻技」最有意思的，不是捐款之增加，而是這提供一個很好的平台，增加民間的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配對，創造社會的更多可能。

又例如，香港大學 BBA 學生文舒穎（Stephanie）在歐洲當交換生半年後，決定進行1項為期10個月的 Asia Sense Tour 活動，在2013年9月出發到馬來西亞、越南、緬甸、尼泊爾和新加坡，與當地社企和NGO合作，以參與式設計作為切入點，推動由下而上的社會創新，當中經費透過世界眾籌網站Indiegogo籌得42。她的其中一個項目，是在印尼爪哇中南部的庫塔歌德（Kotagede）、一個曾經盛產銀匠的小村Jagalan，與當地社企合作，透過網站在情人節期間向港人宣傳Jagalan的「omah-omah」情侶銀戒指，部份收入撥捐當地的志願機構，藉此幫助那裡自2002年峇里島發生恐怖襲擊、遊客大減、失去了主要收入來源的銀匠43。

又例如「光房」計劃。這計劃把投資者的物業單位（又叫「光房」），以合租形式租給有迫切住屋困難的單親家庭。租金乃是按個別受助家庭的負擔能力釐定，會低於市價，亦不會因樓市波動而大上大落。這是很好的一個以「民間力量為中心」、解決如「住屋問題」這類不絕於耳的社會問題的範例44。

需要思考更多的是，我們應該如何整合這些人才，令民間發揮更大力量，自我管理、解決社會問題？

【香港民間自治路線圖】

如果政府的本質，是聚集各種資源、重新分配，以滿足各種社會需要，那民間也大概能做到這點，方向是善用資訊科技、以「群眾集資」（Crowdfunding）與「群眾外包」（Crowdsourcing）匯聚各種物資、資金、技能、想法、人力，重新定義社會各種問題與解決方案。雨傘運動兩個月來，遮打自修室、遮打工場、風力發電等設置，已充份體現港人這種自理能力。

「群眾外包」一詞在2013年被收錄於牛津英語詞典，美國總統歐巴馬曾是眾包的宣導者，比如，他曾通過一個網路公司向公眾徵集意見和建設性想法，提了一個很吸引人的名字，叫「白宮2.0」45。套在香港，這運作有如讓臥虎藏龍的「高登仔」透過網上平台策劃不同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案與行動。

「群眾集資」功效更是令人印象深刻。世界已有Kickstarter 與Indiegogo這類「群眾集資」平台，只要點子夠創意，便能得到民眾款項支持，令創意門檻降底。台灣在這方面發展相當成熟，「群眾集資」平台種類繁多，支援各類發展，包括民間報導、遊戲、音樂、文學、電影等。例如FlyingV，項目之一便是以政治事件228事件為背景的遊戲「雨港基隆」、藉此強化台灣人本土意識；又例如Wereport調查報導公眾委製平台，以「個人」為單位，有各種民間報導系列集資項目。

當下香港面對各種脅迫，例如新聞自由，類似Wereport的「群眾集資」平台、將各種偵查報導進一步去中心化，便是很值得考慮的回應方法。事實上，已經有人在做了。今年五月，幾位香港外籍傳媒人，包括Tom Grundy與曾是主場博客的Evan Fowler，透過「群眾集資」平台Fringebacker集資成立面向世界讀者、獨立的媒體Hong Kong Free Press。

除此以外，香港也已開始有不少自下而上重新定義我城種種（例如審美觀、市場生態、文化發展等）、很值得注意與發揚光大的民間自治行動。這些行動包括：音樂人林一峰以眾籌方式出碟、培養更多本地音樂人、製造更多新音樂；另一位音樂人何韻詩創辦「有種市集」，在財閥壟斷的情況下，為本土各種創意商品製造更大生存空間；又或是高登網民發起「高登艾美獎2014-2015」，由一眾巴絲打一人一票選出最喜愛的電視劇集及角色，令本地藝術審美與品味更為多元。

後雨傘時代，很多人說要「落區」深耕；「落區」除了是為宣傳理念外，更值得港人做的，是善用「群眾集資」與「群眾外包」方法、結合與發揮各種力量，醞釀更多解決社會問題的民間方案與行動，真正實踐「自己香港自己救」的精神。

畢竟，比起很多港人羨慕的新加坡，香港的優勢在於擁有與獅城相反的「強社會、弱政府」。

1 黃之鋒：〈重奪政府〉，《明報》，2013年7月7日。
2 James C. Scott ,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 (US: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0).
3 同上，頁217。
4 同上，頁217。
5 同上，頁41-42。
6 同上，頁45。
7 同上，頁207-209。
8 同上，頁195。
9 “gumsa and gumlao”, Concise Dictionary of Social and Cultural Anthropology, (Blackwell: 2012).
10 James C. Scott ,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 (US: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214.
11 同上，頁276。
12 同上。
13 同上，頁212。
14 同上，頁213。
15 同上，頁212。
16 同上，頁240。
17 同上，頁240。
18 同上，頁240-41。
19 同上，頁242。
20 Geoffrey Benjamin and Cynthia Chou, eds. Tribal Communities in the Malay World: Historical, Cultural, and Social Perspectives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2) p. 21.
21 James C. Scott ,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 (US: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243.
22 同上，頁242, 244-45。
23 同上，頁241。
24 同上，頁249。
25 盧瑋鑾、熊志琴：《雙程路—中西文化的體驗與思考》（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0），前言部份。
26 1945年時，香港有50萬人，1949年一年，將近90萬人從內地移居香港，到了1952年，人口達到了200萬。Ricci Yue，〈八十二歲佔領者梁伯—由三次偷渡到佔領〉，《評台》，2014年11月3日。
27 同上。
28 海洋沒有邊界，靈活變通，不是用力量去決定秩序，而是使用法規、談判、和解，這是海洋與大陸國家權力觀的分野。
29 James C. Scott ,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 (US: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reface.
30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2893.
31 〈陳冠中　雜種世界主義〉，南方週末，2014年8月9日。
32 史書美：《視覺與認同：跨太平洋華語語系表陳述、呈現》（台灣：聯經出版社，2013）。
33 Elizabeth Sinn, Power and charity: a Chinese merchant elite in colonial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29.
34 同上，頁31-32。
35 同上，頁33。
36 同上，頁35-38。
37 同上，頁43。
38 同上，頁89。
39 同上，頁177。
40 No Mini-Fridge Left Behind: MBA's Business Recycles Dorm Room Junk, Bloomberg, June 04, 2013.
41 〈港中大商學院學生創社企回饋社會〉，《大公報》，2015年2月28日。
42 〈實現社企夢！有 Heart 港大生用集資網〉，unwire.hk，2013年7月25日。
43 〈港大女生休學一年　闖窮鄉搞社企 與爪哇銀匠合作　為情侶訂做戒指〉，《蘋果日報》，2014年2月5日。
44 〈什麼是「光房」計劃？〉， http://www.lightbe.hk/scheme.html。
45 〈"眾包"時代來了 〉，《中國日報》，2014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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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本段內容文稿：

在過去三天的分享當中，我從個人的角度，來看待我們的「趨勢」跟「未來」，我們要用什麼樣的思維跟能力的調整，讓我們能夠適應的更好。

而今天呢，我轉換個角度，用指向於「趨勢」與「未來」的角度，來回觀我們的個人；應該要怎麼樣去定位，或者是我們的危機跟機會各自又在哪裡？

我想喔，可以談趨勢與未來的人很多，但這一位人物，有他的獨特性跟代表性；他就是日本「軟銀集團」的創辦人～孫正義。

他在今年的6月，參與一個台灣舉辦的，叫做「全球產業秩序的結構與創新」這個論壇裡面，他做了一場公開的演講。

我在這裡喔，跟你分享一些他這個演講裡面的內容。他認為喔，全球第三波的工業革命，就是「A.I.人工智慧」正在來臨。

如果按照過去30年網路革命的歷史經驗，未來30年半導體的運算速度，記憶體的儲存容量，跟網際網路的傳輸速度，都將成長100倍。

換句話說，A.I.人工智慧的智商，會比現在聰明100倍。他也預估到了2040年，全球機器人的數量，將正式超越全球的人口數，達到100億個機器人。

然而孫正義更直接的表示說，他說不管你喜不喜歡，A.I.人工智慧的時代，它就已經來臨了。這些新科技改變人類社會的速度，會比預期的來得更快。

他以「汽車」為例，在1913年的美國福特汽車，推出第一輛汽車；當時在美國的紐約街頭上，100部交通工具裡，只有1部是汽車，99部仍然是馬車。

但是短短5年的時間裡，形勢完全逆轉；紐約街頭汽車跟馬車的比例，翻轉成為99：1。

然而時至今日，很多人會質疑，運用人工智慧的科技，進行自動行駛的車輛是不安全的；所以都覺得短期應該不會發生這樣的事。

但是我們回觀一個事實，就在美國，現在自動駕車運送處方藥、自動駕車運送網購貨品，這些都已經發生了！

而且進一步來看，網購運送貨品，如果用人工來運送，每件的成本要5美元，而自動駕駛車輛的運送成本，卻只要0.23美元。聽到這裡你想想看，5美元跟0.23美元，這個成本是差異多大啊？

如果按照「趨勢」這樣子發展，可能你現在還會看到，某些專職送貨、送外賣的這些人員，可能他只要跑得勤一點，他的收入還可以蠻不錯的；但是這種事情，可能會很快的消失不見。

其實如果我們回顧，在25年前發生的「資訊革命」來看，網際網路的流量，在25年前其實只有「180G」；但今天的流量，已經高達「156T」，這個流量成長了100萬倍。

如果用市場價值來衡量，美國華爾街網路公司的市值，過去25年的市值，也成長了1000倍。

在1994年全球股市，市值前十大的公司，唯一家的科技公司只有「IBM」。當年擠進前10名的公司，包含日本的NTT電信、美國奇異、艾克森美孚石油、可口可樂、通用、菲利普莫里森煙草，和默克製藥。

但25年後的今天，全球股市前10名裡，有7家都是網路科技公司；包含微軟、Amazon、Google、Facebook、蘋果、阿里巴巴、騰訊。

所以呢，網際網路的革命對全球社會，會產生重大的改變。而相對於網際網路，接下來的「A.I.人工智慧」的革命，在未來的30年，單單在美國，就可望創造19兆美元的產值。

如果按照孫正義的說法，A.I.人工智慧，是人類社會最大的創新改革，會比網際網路的影響來得更大。

其實如果回到人工智慧，跟人類大腦的對比，目前呢，人工智慧只有在下棋這些領域，比人類強大；但是30年後，A.I.會比現在聰明100倍。

到時候所謂的超級智慧，會在人類社會當中誕生；人類的智商平均是100左右，有人說愛因斯坦的智商190；但是未來我們人工智慧的智商，合計會到1萬！

這是什麼數字啊？他會是超級天才，也是天才中的天才。

可是聽到這裡，你千萬不要覺得很悲觀，因為A.I.並不會在所有的領域裡面，都取代人類；畢竟啊，人類在創造力跟互相尊重的能力、彼此協作的部分上。會比A.I.來的更強。

但反過來，如果在既有的資料跟數據，產生的預測跟預估這方面的話，那麼A.I.會比一般的人類強很多。

所以透過孫正義的這番說法，你聽到這邊，不知道你想到了什麼？

我常常會說一句話哦：「人工智慧的時代已經來臨了，但是很多人卻還用工人智慧的腦袋，來想自己的現在跟未來」。

事實上，如果你現在檢視你謀生、你工作、你面對生活，跟未來的方式跟態度，都是那種純粹技術性的，或者是重複性的。

甚至於，絲毫沒有任何創造力含量，這樣的工作跟生活形態。那麼我幾乎可以很確定的告訴你，在你的有生之年，你一定會被A.I.所取代。

可是反過來說，當你現在的思維開始改變，用一個更深刻且更寬廣的視角，來看待自己的工作跟生活的話；那麼你即將會擁有的，是A.I.幾乎無法取代的部分，就是你有「創造」的能力。

而這種在計算機的演算法裡，很難模擬到的像人類的情感、人類的藝術創造，這些部分回到你我的生命裡，當然不是一天、兩天就能夠具備的。

但是我可以很確定的告訴你，如果你現在面對你的工作與生活，你開始能夠有意識的，創造出一些必要的結果；並且去優化你在面對工作跟生活的流程。

而進一步提煉出你的「核心能力」，把你核心的能力跟認知。並不是托付在某些特定角色的工作裡；而是把這些部分，發展出一個生態圈，並且在面對不確定的未來，擁有一個正確決策的能力。

最後回到生命的本位裡，去創造出那個A.I.幾乎不可能模擬的東西，叫做專屬於你靈魂的意義與價值。

那麼我可以很確定的告訴你，不管這個時代怎麼樣變化，你不僅不會是那個被淘汰的人，而且你還可以透過這些科技的進步，為你如虎添翼。

你聽到這裡，你一定很好奇，那這些能力各自需要什麼呢？其實我剛才已經說出來了！

如果你想要在自己的未來，過上一個更好的人生；有四個能力，是你一定要具備的～

第一個叫做「創造結果的能力」，第二個叫做「建立生態圈的能力」，第三個叫做「正確做決定的能力」，而第四個叫做「創造意義的能力」。

然而這個部分的學習精進，讓你擺脫工人智慧的腦袋，而讓自己在人工智慧的時代裡，能夠適應良好、活出你想要的人生。

那麼我很鼓勵你，可以好好把握我們近期推出的線上課程，叫做【過好人生學】。

在這一門線上課程裡，我除了陪伴你，去建立起必要的「四個能力」之外；更結合了我多年進行個案教練的經驗，跟我個人生命轉型的一個體會，讓你能夠更深入的看清楚，自己的生命形態怎麼樣可以過得更好，並且避免掉一些迷思跟現象。

因為我必須說「思維的盲點」，它不一定是發生在那些我們所不知道的事；而是我們太僵固於我們所知道的事。

就像上個世紀的馬車夫，他之所以會被淘汰的主要原因，其實並不是在於，他不知道汽車這件事，而是他太僵固於他的謀生方法，就只有駕馬車。或者是只有透過駕馬車的交通，跟移動的意義來收錢。

所以囉，如果你渴望突破自己在生涯的思維盲點，並且建立起「過好人生」的必要能力，還有它實際的做法。

那我很鼓勵你，可以好好把握我們推出的【過好人生學】這一門線上課程。

然而無論如何，面對未來的改變跟衝擊，不管我們在主觀上喜不喜歡、想不想要，它一定會發生。而真正的關鍵在於～「你準備好了嗎」？

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夠帶給你一些啓發與幫助，我是凱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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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你的收聽，我們再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