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路公車
──記瘟疫時期的文學與愛情
十七年前的冬日傍晚，暗戀的女孩和我正拉著吊環，搖晃在通往市區補習班的擁擠公車上。我們戴著口罩，用同一條耳機線，靜靜分享著五月天。當時我們並不清楚，某種即將隔開我們的未知事物，讓我們當下只能如此陌生、青澀地試探他人、自我、與未來的界限。
大學指考前夕，SARS病毒覆蓋了整座島嶼，城市陷入溫暖與黑暗。教室裡的活力與歡笑聲稀微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內省、冷清，抑鬱的輕微的末日感。原本該是暴雨晴空的年輕心靈，卻被安上了口罩，限制了行動。人們像一座座封閉的危城，唯以眼神的篝火，向彼此傳遞微弱的訊息。
就在那時，我突然不再滿足於手抄歌詞本、塗寫在書桌上的立可白打油詩，而開始有了想認真寫些什麼的強烈感覺。那是文學嗎？我不確定。但後來回想，那或許更接近於對外部世界的壓抑，與內在的不安情緒混雜所萌生出的，最初的寫作悸動吧。
對於物質和精神都相對豐裕的七年級孩子而言，SARS是我們明亮的成長期中，少數的漆黑裂口，而它所夾帶的死的氣息，也讓當時的我，頭一次感受到某種迫近的未知感──帶著詩一般的神秘、迷惘、美，以及輕微的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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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是多雨的一年。冬日傍晚總是黯淡、潮濕的景象，在中壢往桃園市區的1路公車上，從窗子看出只有酒店、檳榔攤鮮亮的霓虹倒影。而車廂裡，充滿了高中制服的體熱、塑膠傘、破皮椅的氣味。人們在昏暗座椅上或讀書，或低頭玩著貪食蛇，或靜靜擁抱，享受補習前夕的微小幸福。
而我在口罩的掩護後觀察著，在筆記本上，潦草地構思一些零碎的人物角色、故事情節，為自己能夠成為一切的創造者，而感覺到隱密的喜悅。
在隨筆集《惶然錄》中，詩人佩索亞（Fernando Pessoa）曾說：「一個會計可以把自己想像成羅馬國王，但英國國王不能，因爲英國國王已經失去了把自己夢想成另一個國王的能力，他的現實限制了他的感覺」。成為他人，設想他人的設想，經驗他人的感受，唯一辦不到的，只有親歷他人的命運與結局。這是文學吧？卻也是文學的無能為力。這台破舊的1路公車，就成為了我最初的書房，在裏頭，生澀地寫下自己「和暗戀的女孩，拉著吊環，搖晃在通往市區補習班的擁擠公車上……」
佩索亞還經常以多個異名，來創作不同角色的口吻、心理狀態和世界觀。佩索亞是否是以此調節、區分自己的記憶與創造呢？若是這樣，寫下這些故事的另一個我，和另一個妳，或許仍永遠滯留在那段瘟疫的時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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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瘟疫的另一個面向，卻是個體與集體命運的矛盾。作為個體，戴上口罩與他人區隔，讓肉身成為孤島。但是疫病的傳播本身並不會針對特定個人，這個島上的所有公民，都和你我共享著相同的風險、相同的命運。
卡繆的小說《鼠疫》描寫了一座因瘟疫封城的北非虛構城市「俄蘭」，敘述了不同性格、信仰與世界觀的角色，包括醫生、神父和檢察官等，在城中組織志工隊、研發血清、努力控制疫情的過程。雖然最終藥物研發成功，疫情獲控制，但醫生主角的妻子、以及神父本身卻在故事結束前染病逝世。
從《薛西佛斯的神話》到《鼠疫》，卡繆式的存在主義一直堅信，即使永遠帶著生而為人的脆弱與無效性，行動仍有其價值。我認為這個想法的基礎在於對他人的「信任」，信任命運共同體中的每一個人、信任他人的信仰與抉擇，信任他人的失敗，唯有如此，才值得在一切的荒謬中存活下來。
而文學，作為所有無效行動中最無效者，又該站在什麼位置？我至今沒能明白，但我清楚記得當年1路公車上，所有的搖晃、昏暗、美，以及輕微的恐慌。當時的我沒有任何能力做任何結論，但是記得了，記下來、寫下來，寫出來了。
時間到了，時間就會給出全部的答案。
《幼獅文藝》三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