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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程序法第 128 條增修第3項規定：重要！各位考生注意！
行政處分於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具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得向行政機關申請撤銷、廢止或變更之。但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因重大過失而未能在行政程序或救濟程序中主張其事由者，不在此限：
一、具有持續效力之行政處分所依據之事實事後發生有利於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之變更者。
二、發生新事實或發現新證據者，但以如經斟酌可受較有利益之處分者為限。
三、其他具有相當於行政訴訟法所定再審事由且足以影響行政處分者。
前項申請，應自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三個月內為之；其事由發生在後或知悉在後者，自發生或知悉時起算。但自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已逾五年者，不得申請。
第一項之新證據，指處分作成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及處分作成後始存在或成立之證據。———————-
立法院會三讀修正通過行政程序法第128條條文，放寬且明定發現「新證據」範圍，規定新證據是指處分作成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調查斟酌，及處分作成後才存在或成立的證據。
1、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5月18日審查台灣民眾黨立法院黨團擬具「行政程序法第128條條文修正草案」。
原行政程序法第128條，是在規定行政處分於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如果有發生新事實或發現新證據，或是其他具有相當於行政訴訟法所定再審事由且足以影響行政處分者等情形，相對人及利害關係人得向行政機關申請撤銷、廢止或變更。
2、現行實務適用此規定時，認為「發現新證據」應限縮於「作成行政處分時已存在，但未經斟酌」的範圍，並不包括「作成行政處分後始發現的證據」。此項新增規定乃為加強對人民權利的保護，確保行政的合法性，凡是足以推翻或動搖原行政處分作成事實基礎的證據，皆應屬於「發現新證據」的適用範圍，因此這當然應包括「行政處分作成後始存在或成立的證據」，也能確保人民權利的實現。
3、因此，在原條文中增訂第3項，規定新證據的定義為，「處分作成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及處分作成後始存在或成立之證據」。

【影響人民權益重大的行政程序寄存送達　應增訂生效日】
　
❗（文長慎入，但是真的很重要）❗
　
相信大家一定有遇到行政文書的送達。這些文書，可能是一張交通事件裁決書，一張所得稅複查決定書，也可能是申請勞保給付的審定書。
　
法律上的「送達」，就是將這些文書依一定之方式，交付給收件人，或者讓收件人有知悉文書內容機會。
　
送達的方式有很多種，有由行政機關自行或利用科技設備的送達，有交給郵局的郵政送達，有囑託其他機關的囑託送達，有黏貼公告通知可以領取的公示送達，也有將文書寄存在公所或警察機關的寄存送達等等。
　
而一旦文書送達，就會相應發生一定的效果，例如行政處分生效、公法上請求權時效中斷等等，也涉及人民對這些行政行為不服的時候，要從什麼時候開始算可以救濟的期間。也因為送達涉及行政行為的效力和救濟，送達生效的時間點，就和人民的權益息息相關。
　
今天的主角是寄存送達。
　
行政程序法第74條第1項規定：「送達，不能依前二條規定為之者，得將文書寄存送達地之地方自治或警察機關，並作送達通知書兩份，一份黏貼於應受送達人住居所、事務所、營業所或其就業處所門首，另一份交由鄰居轉交或置於該送達處所信箱或其他適當位置，以為送達。」
　
依據這條規定，如果不能在受送達人之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甚至其他地方碰到受送達人，也不能對其同居人、受雇人或應送達處所之接收郵件人員送達的時候，可以將文書放到公所或派出所，並在門口貼一張通知書、信箱放一張通知書，送達就立刻、馬上完成了。
　
沒錯，立刻、馬上。也就是說，如果受送達人在外地工作，或者剛好出國旅行，一回到家才發現哎呀好像有什麼公文要去派出所領，甚至通知單掉了等等原因而沒注意到，可能等到受送達人發現的時候，一切早就來不及了。（還有一種更瞎的，就是以為行政程序的寄存送達生效日和其他法令一樣，都是過十天才生效，然後算錯救濟期限……。）
　
其實，也有不少行政訴訟庭的法官，覺得這樣的規定可能違背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要求而違憲，因此聲請大法官解釋。
　
但是，今年11月20日作成的釋字第797號解釋，認為：「行政程序法第74條關於寄存送達於依法送達完畢時即生送達效力之程序規範，尚屬正當，與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要求無違。」
　
然而，在現代社會的生活模式下，寓居外縣市工作，或者短暫出國旅行等等短暫離開戶籍地的狀況，其實並不罕見。也不是每一個人的戶籍地，都有管理員收信或他人同住。因此一律丟幾張通知書就當作送達的作法，是不是妥當，也有問題。
　
事實上，大法官在釋字第797號解釋的理由書裡，也表示：「系爭規定所設寄存送達之程序及方式，固符合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要求，已如上述，然為求人民基本權利獲得更為妥適、有效之保障，相關機關亦非不得參酌民事訴訟法第138條第2項及行政訴訟法第73條第3項等規定，就寄存送達之生效日或其救濟期間之起算另為設計，併此指明。」（順便一提，訴訟法上的寄存送達生效日，都是10天）
　
換句話說，如果認為要給人民權利更為妥適、有效的保障，在行政程序法上多個寄存送達生效日規定，其實會更好。
　
其實，關於行政程序法上寄存送達生效日的規定，法務部從2010年開始，就多次徵詢機關的意見。在2010、2015和2016年徵詢意見時，大部分的行政機關都認為增加生效日是好的（除了考選部），但到了2019年3月行政院會議結論，認為增加生效緩衝期不符合行政需求之後，大部分的機關也風向一轉，認為不要有生效日的規定比較好。
　
然而，依據黃虹霞大法官釋字第797號解釋不同意見書中的整理，這些機關如果不是將機關的方便置於人民程序保障之上，就是根本搞不清楚法律的要件。
　
例如，有機關認為增加作業時間，會造成行政成本。然而，對機關來說只是增加十天的作業時間，但對人民來說，卻可能是行政處分還能不能救濟的問題。
　
又例如說，考選部始終認為會嚴重阻滯試務工作。然而，考選部提出諸如「否准應考人身障應考權益輔助措施之申請通知」、「不予退費通知」和「應具備文件資料不全補正通知」等等行為，不是不可能影響考試工作（退費影響考試？），就是可以採取事後補正等變通方式辦理。
　
有些機關主張的理由，在法律上也站不住腳。
　
例如，銓敘部認為退撫案件應儘早送達生效，避免申領人於10日內發生喪失請領資格情事。先不論被寄存送達的申領人，不知道文書存在怎麼去請領的問題。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第75條喪失申請退撫給與權利之事由類型：包括1.死亡 2.褫奪公權終身 3.犯內亂罪、外患罪 4.喪失或未具中華民國國籍 5.故意致該人員或具領受權之遺族於死。同法第70條第1項，並規定應命當事人於一定期限內繳還自應暫停、喪失、停止請領權利之日起溢領或誤領之金額。
　
除了申領人是否值得保護的問題以外，就算送達時生效，也多領不到多少錢。
　
也有機關認為，裁罰、限期改善、保全、限制出境等處分具急迫性及時效性。然而，保全或限制出境等處分，根本不是以送達受限制出境人為處分之生效要件。而「限期」改善的狀況，往往也是非急迫的情形。此外，如果真的有遇到急迫的狀況，本來也可以依據各個特別法或行政執行法第4章即時強制的規定，採取緊急或保全措施。
　
其實，各機關考慮的方式，太瑣碎也太先射箭再畫靶了。我建議還是要這樣思考：
　
1⃣行政程序法是普通法還是特別法？
2⃣原則上應否給予人民程序保障？
3⃣大多數狀況下，有10日期間是否會窒礙難行？
4⃣例外狀況，得否於個別法令另定之？
　
如果上面的答案都是「Yes」，那就在行政程序法上，讓人民基本權利獲得更為妥適、有效的保障吧。
　
質詢影片看這裡👉https://youtu.be/H-CmXrNULBg

曾建元／香港一國兩制已死

中央急速國安立法，壓制香港反國安七一遊行

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於6月30日以全票通過《維護香港特別行政區國家安全法》六十六條，旋即送請國家主席習近平公布實施。這是在全國人大先前於五月底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決定/》後約莫一個月的時間，而且法律草案未對外公布亦未見公開聽證和審議。

7月1日，自2003年以來持續17年的反對國安立法大遊行，被香港特區政府警務處以疫情限聚令為由禁止舉辦，民間人權陣線譴責香港政府限制公民自由，雖放棄主辦，則仍由泛民主派議員，以化整為零的做法，號召民眾以個人名義上街。結果當天就爆發了首日的《港區國安法》違法事件，拿中華民國國旗、拿「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標語的，都遭警方逮捕，原因是涉嫌觸犯了《港區國安法》的顛覆國家政權罪或分裂國家罪。而在這一天之前，香港和所有的民主國家一樣，都是保障人民的思想言論自由，維護以和平方式表達的政治主張的。這一事實告訴我們，從這一刻起，香港已經被關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鐵幕，《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下的「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已被宣告死亡。

香港國安公署架空香港行政與司法

事實上，中華人民共和國根據《港區國安法》，已在香港特區政府之上設立了具有法定實權的太上港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公署。在此之前，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雖然公認性質形同中國共產黨的香港支部，但畢竟基於《香港基本法》的規定，對於香港的高度自治，還是要有所收斂和尊重，然這一次依據《港區國安法》第四十八條設立的國安公署，則是通過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共同建立的協作機制，對香港政府的國安工作進行監督與指導；更者，只要報經中央人民政府批准，依《港區國安法》第五十五條的規定，香港國安公署就可以就涉外或重大國安刑案插手刑事偵查，職務行為不受香港特區管轄，而且檢察機關和審判機關均由中央政府指定，進以排除香港本地審檢機關的司法管轄。程序適用法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除了第一次訊問或者採取強制措施之日起《港區國安法》第五十八條規定保障犯罪嫌疑人有權委任律師辯護外，其他的刑事人權，凡涉及國安事由者，都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受到嚴重限制，比如通知家屬、羈押期限、公開審判等等。港府在香港人民反對下宣布撤回的《逃犯條例修正案》，涉及犯罪嫌疑人移送中國大陸司法管轄的相關惡法，都從《港區國安法》變本加厲地借屍還魂了。

《港區國安法》第四十八條規定香港國安公署機構人員由中央人民政府維護國家安全的有關機關聯合派出，此主要為國家安全部、公安部、司法部、武裝警察總部、中央軍事委員會聯合參謀部情報局、中央軍事委員會政治工作部聯絡局、解放軍戰略支援部隊網絡系統部 等部門，中共中央另設有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統一指揮黨政安全部門，由習近平親自擔任主席，可知香港國安公署是習近平核心的耳目，香港政府官員自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以下誰人膽敢不忌憚三分？香港警務處為辦理國安事件，也成立了國家安全處，作為國安公署的業務配合執行部門，而香港警務處國安處是可以從香港以外地區聘請人員協助執行國安職務，如果未來有各省市國安人員進駐到香港警務處國安處，未來恐怕也無需大驚小怪了。

首任香港國安公署署長為鄭雁雄，2011年底他在廣東省汕尾市中共委員會書記任內，境內烏坎村發生村民抗爭村有土地遭村官倒賣事件，汕尾市黨政部門調動鎮暴警察包圍烏坎，因香港中外媒體廣為報導，驚動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後事情才和平落幕。由此可知鄭雁雄是典型的共產黨黨官，敵視群眾運動，態度寧左勿右，不熟悉媒體生態，迷信暴力鎮壓。這樣的人，如何讓香港的官員或公民菁英群體感到信任和尊敬，是一個大問題。

《港區國安法細則》製造白色恐怖

《港區國安法》雖然嚴重侵害香港的高度自治空間，儘管如此，還是要中央政府批准，香港國安公署才能偵辦司法案件。在一般情形下，香港國安犯罪由香港自行審理，與一般刑事司法不同的是，承審裁判官或各級法官人選由行政長官指定，是否屬於國安案件或涉及國家秘密依行政長官證明而認定，是否排除陪審團參與審理由港府律政司長決定。由行政機關決定法官人選、案件性質和裁判方式，這已根本破壞了司法的獨立性。在這一情形下，對於警察或檢察部門偵辦案件中所必要的強制處分令狀，我人就難以期待法官能做好把關的角色。儘管如此，香港特首便會同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在《港區國安法》實施後不到一周便公布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第四十三條實施細則》，以行政命令的形式再擴大警務處的司法警察。香港由法治社會一夕變身為警察國家。我們對共產黨的專制本質很清楚，但香港本地官僚墮落如此之快，則出人意外。

《港區國安法》第四十三條規定的是香港特區政府警務處辦理國安事件的準則。首先，它將香港法律中有關於重罪偵查的規定，延伸到國安犯罪。港府對外辯稱《國安法細則》都只是現有法律的彙整，錯，過去香港沒有國安犯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做法，是讓過去香港憲制保護的行為變成重罪。《港區國安法》新訂的國安犯罪有四種：分裂國家罪、顛覆國家政權罪、恐怖活動罪和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國安法細則》讓香港警察在偵辦國安犯罪中再增加了過去所沒有的七種權力：

一、搜查可能存有犯罪證據的處所、車輛、船隻、航空器以及其他有關地方和電子設備；

二、要求涉嫌實施危害國家安全犯罪行為的人員交出旅行證件或者限制其離境；

三、對用於或者意圖用於犯罪的財產、因犯罪所得的收益等與犯罪相關的財產，予以凍結，申請限制令、押記令、沒收令以及充公；

四、要求信息發佈人或者有關服務商移除信息或者提供協助；

五、要求外國及境外政治性組織，外國及境外當局或者政治性組織的代理人提供資料；

六、經行政長官批准，對有合理理由懷疑涉及實施危害國家安全犯罪的人員進行截取通訊和秘密監察；

七、對有合理理由懷疑擁有與偵查有關的資料或者管有有關物料的人員，要求其回答問題和提交資料或者物料。

這七種國家特別警察權力只有通訊監察和秘密監察才需要受到批准，但有權批准的竟是行政長官，臺灣《通訊保障及監察法》對於通訊監察的發動，必須「由檢察官依司法警察機關聲請或依職權以書面聲請該管法院核發」，而依《刑事訴訟法》，在內亂外患等涉及國安犯罪的偵查中，搜查、限制出境、保全程序、命令交付證物等警察權力，也都和前該通訊監察擁有同樣的制衡機制，不是警察自己說了算。

垂範臺灣與劍指臺灣

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設計，原本就是為了垂範臺灣，而先行實施於香港的。習近平所謂一國兩制臺灣方案的種種說法，也說明了香港內地化後，下一個要處理的，就是臺灣。

《港區國安法》國安犯罪中與臺灣有直接關聯的，就是分裂國家罪和勾結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

《港區國安法》第二十條第一款規定：「任何人組織、策劃、實施或者參與實施以下旨在分裂國家、破壞國家統一行為之一的，不論是否使用武力或者以武力相威脅，即屬犯罪：

一、將香港特別行政區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其他任何部分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分離出去；

二、非法改變香港特別行政區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其他任何部分的法律地位；

三、將香港特別行政區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其他任何部分轉歸外國統治。

今年七一大遊行的逮捕行動，證實了承認中華民國存在事實的言行，都會涉嫌分裂國家，所以不一定要主張香港獨立，在香港主張臺灣或西藏獨立也會構成國安犯罪。

勾結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規定於《港區國安法》第二十九條第一款，條文為：「為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竊取、刺探、收買、非法提供涉及國家安全的國家秘密或者情報的；請求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實施，與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串謀實施，或者直接或者間接接受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的指使、控制、資助或者其他形式的支援實施以下行為之一的，均屬犯罪：

一、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動戰爭，或者以武力或者武力相威脅，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造成嚴重危害；

二、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或者中央人民政府制定和執行法律、政策進行嚴重阻撓並可能造成嚴重後果；

三、對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進行操控、破壞並可能造成嚴重後果；

四、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

五、通過各種非法方式引發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對中央人民政府或者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憎恨並可能造成嚴重後果。」

第二十九條第三款復規定第一款涉及的境外機構、組織、人員，按共同犯罪定罪處刑。

香港原本是一個自由城市，也長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外反共力量的前哨，香港公民社會與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合作、接受資助或者其他形式的支援，行之多年，所在多有，但因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安概念與一般民主國家不同，從不以客觀上是否已達重大公共危險的事實為斷，而是以行為人內心的政治立場和思想主張作為判斷基準，今在香港實施這種習近平思想總體國安觀，乃有侵害《國際人權憲章》普世保障之思想言論自由之情事，以及犯罪構成要件不明確的嚴重問題，這則必然導致香港的國安認定和各國的巨大落差，香港人民個個人人自危，不存在免於恐懼的自由。

不但如此，《國安法細則》還以行政命令形式訂定行政刑法，對於不配合警察偵查行為者給予罰金或監禁之形式制裁，也根本就違反了罪刑法定主義，這是一向以法治著稱的香港令人不可思議之處，舉例而言，《國安法細則》規定警務處處長可在保安局局長批准下，向外國政治性組織或臺灣政治性組織，或外國代理人或臺灣代理人，送達書面通知，規定該組識或代理人在指定期限內，按指定方式向警務處處長提交指明資料，包括在香港的活動及個人資料、資產、收入、收入來源及開支。若外國及臺灣的受行政處分人未依香港警務處長要求提供資料，除非可證明已經盡力或有非可能控制的原因，否則一經定罪，將可被判罰款港幣十萬元及監禁六個月；而若涉及提供虛假、不正確或不完整的資料，則可被判罰款港幣十萬元及監禁兩年，但有理由相信有關資料是真實、正確及完整則屬合理辯解。

以香港與臺灣以及世界各國民間往來之密切，香港警務處自然要將國安調查範圍伸展到香港以外，問題是，臺灣以及世界各國民間人士與團體並無義務對香港政府提供資料，難道一旦拒絕的結果，就是日後被定罪判刑，或是被香港警察全球通緝嗎？各國政府或民間機構為了避免誤觸香港法網，如果沒有外交豁免權的保護，其所可選擇的因應之策，最終就只能是撤離香港，斷絕與香港的各種合作關係。

而涉嫌違反《港區國安法》的香港本地人士，極有可能遭到限制出境，並在未來遭到逮捕審訊與定罪判刑，這是香港人無可脫逃的悲運。

臺灣的作為

香港原本是亞太地區國際非政府組織和國際公民社會的重鎮，今後隨著香港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地位不再，位於香港的各個國際非政府組織及人員，都將可能因被懷疑涉嫌勾結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而不堪國安騷擾被迫離開，同樣是華人社會而且擁有憲政保障的臺灣，應當致力於爭取取代香港的國際節點地位，只是我國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和其他國家人民在臺工作有最低薪資新臺幣約四萬八千元的要求，對於非營利組織來說，這一薪資水準遠高於國內一般水準，因而也就會降低國內聘僱香港非政府組織人員來臺任職的意願。

另一方面，香港的政治工作者和非政府組織工作者也都已是可能涉嫌國安犯罪，而具有高度政治風險的群體成員，也都符合《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第十八條短期政治庇護的條件，所以只要未被限制出境，香港政治難民入境居留的情形會逐漸上升，他們的生活照顧和安置都需要解決，這未必要全部依賴政府處理。針對我國人力需求狀況，修改《勞動基準法》，就不同行業別給予彈性薪資空間，利用香港移民來補充我國的人力短缺，也讓香港移民在臺灣找到可以安身立命的人生，應當是政府救援香港的最為務實和可行的辦法。

●作者：曾建元／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法學博士、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兼任副教授、中國問題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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