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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代收賄「職務上行為」之判斷標準／吳巡龍（最高檢察署訴訟組調辦事檢察官）#裁判時報第110期
　　
本文討論收賄罪的「職務上行為」判斷標準，並聚焦於民意代表關說、遊說、施壓等行為之認定。全文詳盡分析歷來學說見解，就貪汙治罪條例上收賄罪「職務上行為」的不同理論，說明「法定職務說」與「實質影響說」之內容與差異，並指出實務雖採實質影響說，卻仍在民代遊說行為有所游移，惟新近最高法院似有穩固認定民代可實質影響而構成職務上行為之趨勢，與美、日法例及聯合國反貪腐公約精神相符，值得肯定。
　
✏關鍵詞：職務行為、收賄、實質影響說
　
✏摘要：
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違背職務收賄罪及第5條第1項第3款不違背職務收賄罪之「職務上之行為」如何判斷，長期困擾臺灣司法實務。例如臺北地方法院101年度金訴字第47號判決立法委員林○世案，就「職務上之行為」之判斷採相當限縮之見解，造成輿論譁然。
　　
✏試讀
🟧「職務上之行為」判斷標準之見解歧異
　
臺灣司法實務對公務員收賄罪「職務上之行為」之認定，從具體職務權限擴張及於一般職務權限，並不以實際上所具體擔負之事務為限；並從「法定職權說」進入「實質影響說」。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7078號判決（龍潭購地案）認為：「所謂職務上之行為，係指公務員在其職務範圍內所應為或得為之行為而言，祇要該行為與其職務具有關聯性，實質上為該職務影響力所及者，即屬相當。」
　
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7078號判決似乎認為需同時符合兩要件：一、與其職務具有關聯性，二、實質上為該收賄公務員職務影響力所及，才該當「職務上之行為」。其後，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656號判決、100年度台上字第7001號、100年度台上字第2049號、4150號、6482號、102年度台上字第2967號、3799號判決均同此旨，「實質影響說」已成為實務穩定見解。
　
臺灣公務員收賄罪「職務上之行為」，實務雖採「實質影響說」，但其判斷標準仍然紛歧。對於民意代表若收賄而替特定廠商向受其監督之公務機關關說、施壓，是否屬民意代表之「職務上之行為」？最高法院最近103年度台上字第1327號判決（立法委員高○鵬案）即認為：「且由人民選舉之立法委員基於代議民主制度，受託對政府遊說或接受人民遊說，應以立法委員因遊說所從事之特定行為是否屬其職權之行使而判斷立法委員是否行使其職務上之行為，要難率認立法委員之職權包括『遊說』在內。」
　
然而，晚近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052號判決認為：「而其職務範圍，除公務員之具體職務權限、一般職務權限外，即或雖非法律所明定，但與其職務權限具有密切關聯之行為，亦應認屬職務行為之範疇。至所謂與其職務權限有密切關聯之行為，包括由行政慣例所形成，為習慣上所公認為其擁有之職權或事實上所掌管之職務，以及因自己之法定職務關係或因之所生之必要輔助性權力，經由指揮、監督、干預、或請託之方式，足以形成一定之影響，使特定之公務機關或公務員為職務上積極之行為或消極不為行為之情形。」亦即，有下列兩種情形之一應認屬於「職務影響力所及」，判斷該當「職務上之行為」：一、習慣上所公認為其擁有之職權或事實上所掌管之職務，二、因自己之法定職務關係或必要輔助性權力，足以形成一定之影響。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563號判決（立法委員洪○榮與其子洪○元案）同此見解。
　
🟧「職務上之行為」之學說
　
公務員「職務上之行為」界限為何？臺灣學者之見解紛歧，其中主要者有「法定職權說」、「實質影響說」二說。主張「法定職權說」者認為：「職務」一詞，無法透過文義、論理解釋乃至歷史解釋，以求其具體的概念形象，必須從法規範目的作目的解釋。而依罪刑主義之要求，目的解釋不能逾越文義解釋與論理解釋範圍，且對於犯罪成罪條件，應採取嚴格的目的限縮解釋。所謂「職務關聯性」、「職務實質影響力」均屬於擴張解釋的產物，故僅限於公務員之法定職務權限才屬於其職務行為。
　
臺灣學界大多贊成「實質影響說」，例如吳耀宗教授認為：公務員職權範圍，法令很難全部包含在內，仍須與國家機關組織之相關法令連結，否則必然產生重大法律漏洞。賄賂罪法益包括「公務員職務行為之公正性」、「公務員之廉潔性」，只要二者之一受到侵害，即可能成立犯罪，不以影響國家公務行為之公正性為必要。罪刑法定主義係指無論採取何種解釋方法，均禁止超出法條之可能文義範圍，亦即禁止類推適用，並非禁止合理的擴張解釋。公務人員任用法第3條第1項第3款規定：「職務，係分配同一職稱人員所擔任之工作及責任」，應指公務員本其職位而實際上所從事的各種相關事務之行為，是否法定並非關鍵所在，如此解釋不僅較符合一般國民常識，公務員也瞭解其收賄與職務關聯行為間有對價關係，並無難以預期的問題……
　
🗒全文請見：民代收賄「職務上行為」之判斷標準，吳巡龍（最高檢察署訴訟組調辦事檢察官），裁判時報第1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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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班通勤途中食用早餐是否為日常生活所必需／徐婉寧（臺灣大學法律學院教授）#裁判時報第110期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06年度簡上字第50號判決認為，上下班途中食用早餐鹹粥係臺南地區部分人日常生活所必需之私人行為，故期間仍屬於通勤過程中，理由引發網路及媒體關注。徐婉寧教授以本件判決為例，討論通勤災害認定之爭議，分析法條中的「適當時間」、「應經途中」，以及「日常生活所必需之私人行為」等要件歷來實務見解，並援引日本法例比較，指出現行職災保險制度認定欠缺標準，值得參考。
　
✏關鍵詞：通勤災害、應經途中、適當時間、日常生活所必需之私人行為
　
✏摘要：
原告X為職業災害保險之被保險人，其於2014年1月23日早上7時許夜班結束下班途中，於中山東路吃鹹粥當早餐後，返家途中發生車禍，致受有「頭部外傷左側併蜘蛛網膜下腔出血及硬腦膜下出血、左側顱骨骨折」等傷害，故於民國（下同）103年11月19日檢據申請職業傷害傷病給付及職業傷害醫療給付。嗣經被告Y（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審查，認為X下班後前往中山東路吃早餐之行為，已脫離自就業場所返回日常居住處所之應經途徑，非屬勞工保險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而致傷病審查準則第4條第1項所定得視為職業傷害之情形，核定職業災害保險不予給付。X不服，申請爭議審議，訴願皆被駁回，遂提起行政訴訟。
　　
✏試讀
　
勞工上下班途中於適當時間在往返就業場所之應經途中遭遇通勤災害，依勞保條例授權訂定之勞工保險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而致傷病審查準則（下稱「傷病審查準則」）之規定，視為職業傷害。惟同準則第18條規定，若係非日常生活所必需之私人行為或有違反交通規則等同條各款時，則不得視為職業傷害。然而，何謂「適當時間」、「應經途中」，以及「日常生活所必需之私人行為」則有所疑義。事實上，如果勞工有傷病審查準則第18條第1款「非日常生活所必需之私人行為」，則不得視為職業傷害，此時，根本無需審酌勞工所遭遇者，是否為上、下班，於適當時間往返於就業場所之應經途中所發生之事故。
　
而關於「日常生活所必需之私人行為」，中央行政主管機關認為「順道接送小孩上下幼稚園」、「順道接送配偶上下班」皆屬之。而實務見解則認為勞工搭載其妻及岳母返家、「陪同其公公赴醫就診，為處理私人事務，而與執行職務無關」，而與同公司之員工7至8人一同至餐廳用餐飲酒，或勞工因下班途中飲酒之私人行為11，為非日常生活所必需之私人行為，法院皆認為依勞工保險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而致傷病審查準則第18條第1款規定，不得視為職業傷害。此外，關於勞工於事故發生前之返途中，曾先後至圖書館如廁、查閱上課資料及於迴龍寺禮拜等事實，法院則認為，勞工「如廁行為係基於生理所需，自屬日常生活所必須之私人行為，並不中斷其執行職務後之返途」，然勞工續滯於圖書館查閱上課資料，乃其為求職務之遂行，於非執行職務期間所為之個人行為，已逾越「日常生活所必需之私人行為」之範疇，其執行職務之返途歷程自此中斷，其後所生事故即非得視為職業災害。
　
然而，雖然如前所述，勞工若從事非日常生活所必需之私人行為，則不得視為職業傷害，而無須審酌事故發生之時間、地點，是否為適當時間、應經途中，但事實上，許多法院見解仍於勞工從事私人行為時，未論述該私人行為是否為「日常生活所必需」，而逕自判斷是否為「適當時間」於「應經途中」發生事故。
　
例如勞工於中午時完成洽公任務後，騎乘機車沿途欣賞風景及不定時休息時發生事故的事件中，法院認為「發生事故距完成洽公已相隔5小時之久……而發生事故地點（臺東縣知本）亦非原告當日在臺東市洽公完畢後返回公司所經之必要路線內，可見原告於『完成工作後至發生車禍』之前揭5小時內，並未執行職務，而係因私人行為延遲返回，並脫離其當日執行職務及返回公司應行經路線之範圍，原告當時係從事與執行職務無關之私人行為甚明，其於此時發生車禍，與審查準則第3條規定不符，難認係因執行職務所致」。
　
而於勞工返家途中至他處用餐後發生事故的事件中，法院亦認為，「本件原告發生事故之時間縱如其所稱為89年4月13日凌晨零時40分左右，然距其所稱下班時間亦達1小時30分，扣除行車時間約10分鐘至20分鐘後，實難認係符合首揭審查準則第4條第1項規定之『適當時間』，且其下班後並未直接返家之原因，據其陳稱係因於返家途中前往他處用餐，以致延誤返家時間，而核其前往他處用餐喝酒之行為係屬因處理私事而脫離應經途徑之私人行為」。
　
此外，法院認為「縱原告曾載原告之女上學，並未脫離上班應經途徑，自不影響其係在日常居、住處所往返就業場所之應經途中發生事故而致之傷害之事實，被告徒以原告送女兒上學及發生事故地點已脫離上班應經途徑，顯係因私人行為云云，應不可採」。而在另一件也是載小孩上學後去上班途中發生車禍的事件中，法院則認為，「所謂『應經途中』，即指從日常居、住所往返就業場所客觀上應經之途徑而言，若已脫離該應經途徑而非屬上、下班所需，自當不符合此一規定。依本件而言，從原告之住處前往工作地點即祥○公司之方向，應往西行駛，而依原告自陳原告係先載送小孩往反方向至月○國小，嗣於折返途中在臺中市外埔區六分路五崁板46電桿前發生車禍，該相反方向部分之路線客觀上已非行駛從原告住家至祥○公司之應經途徑，原告於此路線發生車禍事故而受傷，應非屬職業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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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權作為文化集體權／許育典（成功大學法律學系特聘教授）#裁判時報第110期
　　
釋字第803號解釋針對槍砲條例與野生動物保育法，處罰原住民持有獵槍打獵之規定是否違憲做出解釋，並啟發對原住民族狩獵文化究竟屬於個人權利或是族群集體文化權之討論。許育典教授在本文中，以加拿大司法判決為例，深入淺出剖析原住民族傳統文化的特殊性，肯認保障原住民族集體權之重要，並提出憲法增修條文作為將狩獵文化權作為原住民族文化集體權之依據。
　
✏關鍵詞：釋字第803號解釋、原住民族文化權、狩獵文化權、文化集體權、比例原則
　
✏摘要：
聲請人王○祿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下稱「槍砲條例」）等罪案件，認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103年度原上訴字第17號刑事判決，所適用之槍砲條例第20條第1項有關自製之獵槍部分規定、依同條第3項規定授權訂定之槍砲彈藥刀械許可及管理辦法第2條第3款規定與野生動物保育法（下稱「野保法」）第21條之1第1項規定、第2項前段規定、原住民族基於傳統文化及祭儀需要獵捕宰殺利用野生動物管理辦法（下稱「原住民族利用野生動物管理辦法」）第4條第3項規定及同條第4項第4款規定等，有關：壹、原住民持有供作生活工具用之槍枝，限於「自製之獵槍」始有免除刑罰規定之適用；貳、系爭規定三至六限制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權，有違反憲法第15條生存權、第22條保障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權、第23條比例原則、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11項、第12項前段肯定多元文化存在價值並促進原住民族傳統文化發展之意旨。另系爭規定二將自製獵槍定義為「原住民傳統習慣專供獵捕維生之生活工具」、「其結構、性能須逐次由槍口裝填黑色火藥於槍管內，以打擊底火或他法引爆，將填充物射出」等情，增加法律所無的限制，已逾越法律的授權，有牴觸憲法的疑義等語，向司法院聲請解釋憲法。
　　
✏試讀
🟧個人權利或集體權利的爭點
　
原住民從事狩獵活動的文化權利，究竟是個人權利？還是集體權利？
當然，在這裡我們有必要釐清一個問題，究竟能不能從個人權利出發，藉由體系解釋的方式，讓現有的規範完全實現原住民族的保障，並確保每個人民都能達到最大可能的自我實現？如果有這種可能，那麼，只要透過憲法解釋，讓傳統基本權將原住民族的保障納入即可，而無須採用集體權的模式。對於此一問題，我們可參考加拿大最高法院的判決案例：奇爾科廷族對不列巔哥倫比亞省（Tsilhqot’in Nation v. British Columbia）。奇爾科廷族自稱是「河流的民族」（People of river），長期世居在加拿大威廉湖及其週邊流域，並以傳統的漁獵、伐木為生。他們並不完全定居在一塊土地上，而是根據季節、漁群，而進行一種巡迴、半遊牧的生活。在加拿大被英、法二國殖民後，其居民曾多次與政府爆發流血衝突，自1983年起，加拿大政府畫出一部分土地作為原住民保留區，使該民族居民可於保留區內營其傳統生活，但由於漁獵生活需要廣大土地，且捕獵活動常可能越界，奇爾科廷族仍常和當地省政府產生衝突。2012至2013年間，省政府與該民族對簿公堂，並要求法院判決當地原住民不得越過其保留區邊界、或進入邊緣區域的公、私有土地內進行經濟活動，只能在其「定居範圍內」進行。而原住民則主張自己應就其傳統的活動區域，有完全漁獵、伐木、或其他土地利用的權利。2013年11月，該省的上訴法院判決，奇爾科廷族可以擴大其漁獵範圍，無需地主或政府的同意，但仍然要求原住民「具體、清楚的將區域邊界定下」。該族人民認為，上訴法院的判決忽視了他們傳統文化的特殊性，企圖以歐美文化對所有權的概念，規範他們的傳統生活。因此，他們繼續上訴最高法院，而加拿大最高法院則判決：「奇爾科廷族人就其傳統生活領域，享有土地的『占有權』及『使用權』，而不受限於其『定居』的土地、或因此必須明確的畫分其生活區域」。在這個判決中，我們可以注意幾個特殊之處：
（一）加拿大最高法院的判決，並非針對「所有權」而是「占有（occupation）權」。由於原住民的文化差異性，當地原住民並不打算取得所有權，而獨占週邊的廣大土地。他們想要得到的結果是「無論誰擁有這塊土地，我們都能在這個區域內經營傳統生活」。因此，他們得到的權利並非排他的、將其他人驅趕出該地的權利。相對的，他們所要求的，是傳統文化、生活模式被尊重的權利。也就是說，開發案並非被完全排除，但必須在不破壞自然環境的前提下，和原住民討論後進行。
（二）此一判決並非將土地判給「一人」或「幾人」，而是給予全族人自治、自決土地利用方式的原住民集體性的權利。在這裡，訴訟的當事人是一個原住民族，而其所得的成果，只能也必須由全族討論、全族共享。
從此一案例中，我們可以清楚看到傳統基本權的不足。原住民在這種情形下，單一的個人在一二代人權的體系下，因為並沒有具體、明確的基本權受到侵害（該族人只有在一小塊保留區域內有土地的所有權），因此不具當事人適格。而其所追求的，過傳統生活的「權利」，也無法由傳統的基本權賦予，因為這種權利，只有在整個民族能共同享有自治自決的生活時，他們所爭取的內容才得以實現。在此，我們可以看出，透過社群共有的「集體權利」，而讓一群人能主張自己的權利受到侵害，並得以成為訴訟的主體，此一理念具有實益。而應用在原住民族社群，意即他們可以以原住民部落為主體，主張其文化、教育、環境……等權利的自主自治，並能以整個部落作為訴訟的當事人，由此觀察，我們可以肯定對原住民族集體權的保障有其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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