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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敗者回憶錄0816）
沒有最悲慘，只有更悲慘

我同麗儀分隔20年的遭遇，特別是1979年我們所遭受的政治重擊，現在的年輕讀者也許覺得這樣的關係既淒慘又難得，但若與許多人在大陸的遭遇相比，不但算不得什麼，而且簡直可以說是幸運了。有一位麗儀的學生留言說，1965年前麗儀能夠每年寒暑假來香港，是他們那時想像不到的特權。

雖然「每一個人都有更多的勇氣去忍受別人身上的痛苦」，雖然期望能夠共同生活和有完整的家庭是正常社會太普通的意願，根本談不上是什麼權利，但在專權壓力下，她的際遇，我的際遇，我們的際遇，已經算很幸運了。

1954年中學畢業時我們的同級同學，約有一半以上都在那一年或一年後，入讀中國的大學。他們當時都愛國熱情高漲，決心為祖國貢獻青春，但大學畢業參加工作後，都一一回香港了。留在大陸時間越久，回到香港時的失望、落寞甚至悲戚就越甚。四分一世紀後，幾乎全部投奔祖國的香港青年都回來了。回港後，在中國的學歷不被承認，基本上找不到與專業相適應的工作。有一次，我同老同學共聚，聽他們訴說那些年的遭遇，共同的結論就是作家白樺那句話：「不是我不愛祖國，是祖國不愛我。」同學當中，越有才華的遭遇就越不堪。其中一位資質甚高的同學，我還記得他名叫丘共明，在文革時被當成現行反革命槍斃了。儘管文革後獲「平反」，但對死去的人又有什麼意義呢？

最讓我懷念和惋惜的，是與我關係特別好的同學，他叫林秉寧。中學時他就是地下共青團員。他思想敏銳，知識廣博，引導我閱讀《大眾哲學》和其他社會科學讀物，他常跟我分析中國和世界形勢，我的思想「進步」在某程度上是由他帶動的。他沒有擔任班幹事。但在我們到廣州投考大學那兩個星期，他被中共當局任命為考生領袖，由他傳達和帶領我們參加各種活動。他的背景也就顯露了。他順利考入華南師範學院中文系。據知他一直被黨信任，積極參與政治活動。1956年，毛澤東號召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黨組織要知識人「幫助黨整風」，「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林秉寧也按照黨的指示，在組織同學的討論會上，主動提出報上看到的一些「鳴放」言論，展開討論。誰料接下來是引蛇出洞的反右運動掀起，林就莫名其妙地被指他在討論會提出的話題，是右派言論，把他打成右派。跟著大學畢業，不給他分配教師的工作，而是下放農村勞動。這一去就二十多年。林的父親在美國紐約開洗衣店，在1960年代已經給他辦好了移民美國的手續，但林仍然等待對他的「政策落實」，希望有一天能以他所學教育中國下一代。1976年四人幫倒台後，他又滿懷希望地等了兩年。到1979年，所有的右派都平反了，他還想爭取機會留在祖國。直至他申請到的護照和美國簽證到手，他仍然抱著最後一個希望，試探能否有做中學教師的機會。然而仍舊不得要領。終於他帶著滿頭白髮，虛度二十五年的人生最好的歲月，滿懷身心的創傷，離開了中國。在他往美國之前，我在香港與他相聚。他對過去二十多年的農村生活，隻字不提，只是不停長吁短嘆。後來，我聽說他在紐約唐人街餐館洗碟子，不懂英語，與美國社會隔離。有人說他曾被搶劫而受傷。

除了我們那幾年，號召香港中學生回國升學之外，1958年大躍進時期，一些左派工會也動員香港工人回祖國參加建設，迎接社會主義建設高潮。當時我認識的一些工人也辭去香港的工作回去了。結果，同樣地，幾乎全都灰頭土臉地回香港。

2000年《上海文學》連載、中國作家楊顯惠寫的《夾邊溝記實》，記錄了當年專門收容右派分子的甘肅夾邊溝勞改農場的悲慘故事。其中有一段記大飢荒時期一位從美國回來的右派分子：「董建義，上海人，美國哈佛大學醫學博士。 1952年回到上海，1955年支援大西北 到蘭州，1957年給領導提意見定為右派，押送夾邊溝農場勞教。1960年11月上旬餓死，時年35歲。記得當時他圍著被子坐在地鋪上和我說話，說他女人快到了，看來用不著我為他料理後事了。他正說著話，頭往膝蓋上一垂就死了。其妻顧曉穎（也為留美生）來後，見遺體已被割食，僅剩頭顱掛在骨架上…… 。」
讀來讓人毛骨悚然！我的右派同學的遭遇與之相比，又不算什麼了。（50）

圖1，中學畢業時的丘共明；

圖2，在畢業禮上，林秉寧坐我身旁；

圖3，埋有二千多右派分子白骨的甘肅夾邊溝勞改農場遺址。

（《失敗者回憶錄》在網絡媒體「matters」從頭開始連載，網址：https://matters.news/@yeeleematter）

第一次聽到李國鼎的時候是 2018.02 和威宇去台中聽 Hank 演講

之後進公司不斷不斷聽 Hank 講李國鼎。過程中看了關於他的影片、公司也買了一堆李國鼎寫的書，但兩年過去，我沒有靜下來系統性地讀任何一本

這次的 trigger 點是讀台灣半導體早期的資料，想要把這個歷史拼圖拼起來，就先選了一本比較薄的、1987 年出版的 <工作與信仰> 讀起

這本是整理李國鼎在不同場合的演講、投稿而成，涵蓋很多主題，光是我摘要的內容就超過 7000 字，所以打算分三篇來整理心得

今天先講讀完李國鼎 1983 年在中央大學演講，主題 <求知的過程和經驗> 我非常喜歡這章，從李國鼎小時候講到他 70 歲

曾經老闆問我：阿堯，如果今天要你幫台灣科技化，你會怎麼做？當年蔣中正可是丟了臺灣工業化的題目給李國鼎

那時我完全沒有 idea，怎麼可能，太難了吧。但讀完這章，我覺得李國鼎有這樣的能力，完全不是因為他聰明。幾個 takeaway

1.跟最厲害的人學
2.保持初衷，一路保持初衷
3.每一步都算數，每一件看似困難的事，對往後都會有極大幫助
4.對現狀不抱怨，認真做事、隨遇而安
5.讀萬券書，更要行萬里路。與頂尖人才交流，不要活在自我想象中

-------底下內容摘自 <工作與信仰>-------

- 1934 到劍橋去做研究，因為那裡是核子物理的聖城，1930 年代前後，許多新發現皆從那裡研究出來。做了兩年的核能物理研究，和一年的極低溫下面超傳導現象的研究，這個題目是當時中國學物理的人沒有去學的。大學教科書 Radiation from Radioactive Substance 的作者 Rutherford 就是這裡的主管，另一位實驗室教授兩度得到諾貝爾獎。很多優秀學生都在當高級研究員指導研究生研究，還有發明電子的 Sir J.J Thomson 和發明 Cloud chamber 的 Wilson 雖然退休，但仍到實驗室來，可以常常請益
- 每天下午茶時間，做理論的人就會跟做實驗的人進行交流與辯論。不斷交互、修正，結果就帶來很多新發明。使得那時劍橋物理研究所成為世界物理學的聖地，全世界理論或實驗派的有名物理學家都常來演講訪問，這是他的黃金年代
- 這些研究學問的方法和思路無形中給我很大的訓練和啟示，那就是對任何問題，要先有整個的了解，然後選定優先次序再著手推動進行。

- 回國在還沒找到軍事工作以前，先到武漢大學教物理。第二年在長沙加入防空學校（月薪從 360 下降到 150）做照測總隊修理所的所長，招收了許多大學理工畢業生為技術員和一批機械生，所有後方主要城市的防空部隊都要我們派員工去大修，還要訓練軍隊技術人員的維護工作。因為當時沒電，就將磨米的磨子改成水力發電機。油不夠，就收購玉米和燒酒來練強力酒精，一面又做木炭汽車。這一段時間使我對技術問題和工廠工作，發生了很大的興趣

- 過了三年被邀請到中央研究院，參加 1940 西北日全蝕觀測。做沒多久，覺得這份工作和當初回國的初心不一樣。第二年同學介紹去資源委員會的資渝煉鋼廠做工務組主任，當時後方缺鋼鐵，而四川有鐵、有煤，在技術人力方面，有一批資源委員會送到德國去實習、然後計畫去湘潭參加設計中央鋼鐵廠的年輕工程師。我就和這一群專家中三四位共同來籌畫資渝煉鋼廠。我參加該廠工作期間，得到非常有意義的經驗，管理和技術的

- 在資渝做了三年，資源委員會調我到會本部工業處管理會數五六個鋼鐵事業，同時去戰時生產局也主管協調聯繫鋼鐵事業。因此對後方鋼鐵業的認識增加了解。勝利後，主動收集日本在東北所建設的鋼鐵工業資料。資源委員會擬在上海見一個有規模的造船廠，計畫用日本的賠償及美國的援助來辦，我就參加了籌備工作，技術人員延攬順利、碼頭已建好，但國共內戰，被調到基隆台灣造船公司。在此期間，曾以五十天的時間到日本實地考察其機械、造船等重工業。在台船約五年時間的磨練，最重要的使我對機械、造船工業也能略窺堂奧。

- 1953 被尹仲容徵招到經濟安定委員會下新成立的工業委員會做專任委員，做他主要的助手。一方面設計經建四年計畫的工業部門，尋找可發展的工業與產品。另一方面把這些計畫做出來後，便申請美援支持款項來加以推動，使國家走上工業化的途徑。在這方面我管的範圍很廣泛，除化學、食品工業外，諸如電力、紡織、機械等都歸我主管。這一工作時期是非常有意義的，可以接觸到很廣的層面，每天都接觸到新的事物及新的知識，同時以能代替進口、節省外匯的產品為優先。這段期間也開始參加國際會議，從 1954 開始每年一度的聯合國亞洲暨遠東經濟委員會年會，和其會前的工業分組會議，討論各國工業化的問題。以前只有外交部派人參加，注意力放在代表權問題，對其他專門議程都沒有意見。但我很認真看完議程中工業化涵蓋範圍的每個項目，在每項議程中我也盡量設法將彎的情形介紹給與會各國代表，交換經驗。連續參加三年，得到很多知識，對於推動一個國家工業發展，有了廣泛和整體性的看法。對於其他國家工業發展的途徑和方法或若干措施有助於我們推動工業的，回來即像工業委員會和經濟安定委員會報告並建議。

- 同時開始注意研究工業發展環境的問題。誰願意辦工廠？什麼情況下願意辦？什麼情況下能賺錢？政府哪些措施會影響工業生產？我最早有認識的是租稅問題對工業的影響。那時推動紡織外銷，發現進口的棉花有關稅，棉紗有貨物稅，賣出去有營業稅。我在經濟安定委員會先後建議關稅和貨物稅退稅制度，建議經採納就陸續實施了

- 由科學轉到工程，再由工程轉到社會科學，接觸財稅、經濟許多方面，凡是有關聯的問題或頭痛的問題，只要給我學習機會，都不會放過。一面做、一面學、一面想辦法解決問題，一面探尋新的問題和新方法，在工業委員會做了五年學到很多

- 1958 被派任美援會秘書長，因擔任幕僚長的關係，開始了我和財經首長接觸頻繁的時期。這時期我的三個身份，第一是美援會秘書長，第二是經濟部工礦計畫聯繫組召集人，第三是工業發展投資研究小組（IDIC）召集人。工業發展過程中研究投資環境的知識，當時尚無專門書籍可以參考，幸而隨顏靜波於 1957 參加舊金山世界第一次國際工業會議，會議中所收集的資料全有用處，徵選了十幾位同事，大家用科學的方法分析所謂投資環境有哪些

- 發現第一買土地很難，有很多法綁住。第二影響資本累積和行程得稅法很多，譬如印花稅。因這兩個因素，我邀請稅務專家、土地專家和法律專家來參加我的工作

- 我主持美援會最大信念是怎樣不依賴美援而可以生存，這是很少國家肯這樣做的。1960 提出財經發展 19 點措施

- 同時我想如何把這些觀念、法律功能、時代需要以及經濟學家的許多知識、社會應有的認識等，讓一般人都能了解，唯一的辦法是辦展覽會。這個展覽會將許多經濟觀念介紹給大家，讓大家了解和自行解答這些問題（人口過剩、水庫不足）設計一套圖表，分析一塊地三公頃要生產農作物的話，可以得到多少錢養多少人？若要辦工廠的話，可以生產多少？養多少人？若要外銷，可以得到多少外匯？這個觀念介紹給大家，大家對土地利用觀念很快就由農業社會轉變到工業社會
- 一個國家經濟的進步，同事也需要人民觀念的進步，來互相配合。我很快發現，今天我們所需要的是又懂法律、又懂經濟的人，我在美援會成立一個小組培養此種人才，並在台大及東吳大學設置獎學金鼓勵學經濟的去學法律，學法律的去學經濟，這樣對國家將有更大的用處。如果只懂法律而不懂經濟就會發生很多問題

- 在這期間，我每年有五、六次出國開會的機會，參加國際會議或帶領友好訪問團加強雙邊關係。行萬里路中，結識很多朋友，至今還保持聯絡，尤其在亞洲地去的財經首長，多變成好友。同時藉著外國投資人可知道世界的經濟情況、產品的發展情況，各公司的經營哲學及策略，這些都是學校學不到的，這些只有從談話中、公司年報中得來。知識增加了，而且增加的多半是動態方面的知識，而不是書本中固定的、靜態的資料

- 1969 由經濟部轉任財政部長，在我個人是極不願意的事，但當局既然一定要我做，也只能盡我的力量，仍抱著虛心學習的態度全力以赴。每一個銅幣拿到手中總有兩面，一面是人頭、一面是數字，我唯一可自傲的，看過數字，也看過人頭。我做過經濟部長，也做過財政部長，因此知道，同樣的一塊錢財經兩邊的看法，完全不同
- 從經濟部長轉到財政部，我仍不斷了解農工業的發展，從而綜合財政與經濟的關係。我常常告訴財政部裡的同仁，不要做經濟發展的障礙，假如有就趕快告訴我，如果法律有瓶頸就修改法律，辦法有瓶頸就修改辦法，若是人的話，則人的觀念就要改變。如果不能改變，應該調開原來工作崗位，這是我做事的哲學

- 1975.12 心臟病發，1976.06 請辭獲准，調任行政院政務委員

核廢監督專家：核安不能靠運氣，如何抵抗核能工業的環境不正義？（06/29/2021 the News Lens關鍵評論）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 美國看似先進，核工業卻習於侵害印地安人權利，壓迫底層、而政府則是管制失靈，而從美國的結構性問題反觀國內，類以的場景也在臺灣發生。

從鈾礦開採到高階核廢的處理，核工業集眾多環境不公義於一身。但核工業數十年來卻一再對外宣傳，最終處置高階核廢只是技術問題。近年來核工業更聲稱，先進反應爐的技術指日可待，唯有核能才能穩定供電，並因應迫切的氣候危機。

為了幫助民眾理解核電與氣候議題，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特別於2021年5月15日邀請美國反核運動的代表人物、超越核能（Beyond Nuclear）核廢監督專家凱文．坎普斯（Kevin Kamps）發表線上演講，探討北美核工業所造成的社會與環境壓迫以及環境運動者的持續抵抗，並以北美經驗說明核能為何無法減緩氣候危機。

坎普斯曾多次代表美國非營利組織與美國聯邦高層官員會面，包括能源部 、核能管理委員會和環境保護局。此外，他也就相關核能議題，教育國會辦公室官員和在聽證會作證。他曾於2010年1月於佛蒙特州眾議院與參議院的聯合聽證會上，就反應爐放射性洩漏的風險作證。幾週後，佛蒙特州參院遂以26票比4票的決定，關閉佛蒙特洋基核電廠（Vermont Yankee Nuclear Power Station）。此事也為反核運動寫下重要一頁。

坎普斯於演講中分析核能因應氣候變遷的能力、核燃料鍊不同階段所造成的社會、環環壓迫，乃至於軍工複合體在核工業所扮演的角色。

核電自顧不暇、又如何抗暖化？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指出，今年8月台灣即將舉行「重啟核四」的公投，再加上513與517兩次停電事故，引發民眾關切能源議題。有人主張必須續建核四以避免日後發生類似事故。然而，核電需要三天才能達到滿載，是能力最差的救援投手，一旦發生故障，耗用的恢復時間不僅最長、更會造成整個供電系統極大的負擔。此外，核電在極端氣候漸成常態，一遇到酷寒或酷熱就自身難保，又如何能承擔減碳、抗暖化的任務？

關於核電能否因應氣候災害的研究汗牛充棟，坎普斯首先建議台灣聽眾可以先從美國史丹佛大學學者雅各森（Mark Jacobson）、洛文斯（Amory Lovins）、美國能源和環境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Research）主席馬凱賈尼（Arjun Makhijani）、該所首席科學家史密斯 （Brice Smith）與英國薩塞克斯大學（University of Sussex）學者索瓦庫爾（ Benjamin K. Sovacool ）等5名學者所發表的研究入手。這些研究明確顯示，核能無法解決氣候問題，再生能源方能減緩氣候危機。

坎普斯用以下幾個例子說明核電何以無法因應氣候危機。

2011年6月密蘇里河淹入內布拉斯加州的卡爾洪堡核電廠（The Fort Calhoun Nuclear Generating Station），業者竟僅僅以砂包阻擋洪水。當時廠內因火災使得冷卻系統失法電力。業者因該嚴重事故停機3年後，再於2016年永久關閉卡爾洪堡核電廠。

同樣的場景也在內布拉斯加州古柏核電廠（Cooper Nuclear Station）上演。密蘇里河於2011年氾濫時，業者為了省錢，僅以堆置沙包因應洪患。古柏核電廠所使用的馬克一型沸水反應爐與福島核災爐心熔燬的反應爐為同型設計。（奇異公司刻意設計用過燃料棒冷卻池緊臨反應爐壓力槽 。如此一來，業者在取出用過燃料棒置於冷卻池時，不僅移動距離最短，也最省錢。） 若核電廠不幸失去電力，發生核災，情況就會與福島核災如出一轍。

內布拉斯加州尚有其它與極端氣候相關的天災人禍。例如密蘇里河流域有諸多大小不一的水壩，一旦密蘇里河氾濫造成水壩潰堤，就會造成內陸海嘯，吞噬該州的核子設施。

核子設施不只難以因應海嘯、洪患、高溫、也無法抵禦嚴寒。2021年2月中旬暴風雪侵襲德州。當時德州的核電廠冷卻水系統結凍，業者為避免反應爐溫度持續升高導致爐心熔燬，因此被迫停機。

核工業的社會和環境壓迫

與台灣多數民眾的印象正好相反，北美核工業絕非進步的象徵，而是立基於社會和環境壓迫。

核電背後的政治絕對不該化約為技術問題，而核工業的壓迫要從核燃料鍊源頭看起：採礦。坎普斯認為，發展核工業的過程中，政府、業者迫害北美原住民的事件並非個案，而是層出不窮的常態。

早在1930年代，曼哈頓計畫尚未開始前，加拿大第一民族（First Nation）（即原住民族）就飽受礦業的輻射危害所苦。加拿大於1930年在西北地區大熊湖（Great Bear Lake）發現鈾礦，鐳港（Port Radium）是大熊湖東岸的一個重要礦區，業者僱用第一民族甸尼人（Dene）開採鐳礦，結果甸尼族曠工因受到輻射曝露病故，身後只留下了寡婦村。

在二戰後美國大量製造核武，鈾原料需求持續增加，也使得開採鈾礦的公衛後果如影隨形。

艾利特湖（Elliot Lake）位於加拿大安大略省，也是一個以湖泊命名的城市。該市於1950年代大規模開採鈾礦後，具有氡氣的鈾尾礦堆積如山。因採礦時酸性徑流污染土壤森林，亦使氡氣釋放到空氣中，造成礦工肺癌和環境浩劫。由於工人多為經濟弱勢的原住民， 所以坎普斯引述當地部落領袖觀點，指稱：「用金錢收買飢餓之人，何來道德可言？」

加拿大開採鈾曠壓迫社經弱勢群體的情況也持續至今。加拿大常年以來是世界上最大的鈾礦出口國，自發現鈾礦後，境內的薩斯喀徹溫省（Saskatchewan）、不列顛哥倫比亞省、西北地區都有鈾礦場，境內更有24座反應爐。

不只加拿大，核能、核武為同一燃料鍊和產業鍊，持續造成巨大壓迫也在美國上演。坎普斯分析， 美國官方認定原住民善良可欺之事早在1942年時見於官方記戴。美籍義大利物理學家費米（Enrico Fermi）是世界第一座核子反應爐芝加哥1號機（Chicago Pile-1）的製造者。該反應爐是曼哈頓計畫的一部分，首度於1942年12月2日產出鈾裂變連鎖反應。 當時曼哈頓計畫主事者以「發現新大陸 」比喻製造出全球首座反應爐的冷酷對話，已經預示了北美印地安人未來的命運。

「義大利航海家已經登陸新世界。」
「當地原住民如何？」
「非常友善。」

美國核工業迫害原住民族之事，從新墨西哥州教堂岩（the Church Rock）鈾礦廠災害可見一斑。該廠區於1979年7月16日發生放射性尾礦處理池決堤的洩漏，池內具有酸性、重金屬、硫酸鹽等質物的輻射污水不僅污染了地下水，更使得居住於普埃科河（Puerco River）下游的亞利桑那州納瓦霍族（Navajo Nation）牧民首當其衝，當地人平日灌溉、畜牧、飲用和賴以維生的河水成了輻射污水，卻從未獲得賠償。

1970年教堂岩鈾礦廠污染事件，與二戰期間輻射污染事件有著相近的模式。

坎普斯指陳，美國於1945年7月16日首次於新墨西哥州試爆原子彈，該次試爆是曼哈頓計畫的一部分，行動代號為三位一體（Trinity）。美軍在7月16日所試爆的原子彈與日本長崎原爆的原子彈同型。兩個不同年代的事件卻殊途同歸。1945年7月16日新墨西哥州核武試爆，輻射落塵下風處的印地安人與1979年7月16日受輻射廢水毒害的下游牧民，至今並未得到美國政府和核工業的賠償。

然而處於核武試爆、核武工廠、鈾礦場、鈾燃料廠等污染場址的核子落塵下風處或下游處的居民，並不僅止於新墨西哥州、亞利桑那州，美國境內尚有內華達州、華盛頓州、俄勒岡州 、猶他州、南卡羅來納州和愛達荷州等地的居民，分別曝露於核武和和核能燃料鍊不同階段的輻射污染。受害民眾除了美洲原住民，尚有經濟弱勢的美國民眾。

位於南卡羅來納州的西屋核燃料廠污染場址就是一例，廠區的鈾洩漏持續污染當地的土壤、地下水長達數十年，但核管會和西屋卻一再坐視污染發生。更有甚者，南卡羅來納州境內除了西屋鈾洩漏的災難尚有其他核子設施污染。聯邦政府早在1950年代就在該州建立薩凡納河基地（The Savannah River Site）生產核武所需要的核子材料。基地附近居民多為非裔美國人。

基地鄰近尚有液態核廢料棄置場、薩凡納河國家實驗室製造核武的氚設施、乃至於位於巴納韋爾（Barnwell）的低階核廢貯存場收受來自康乃狄克州和紐澤西州的核廢。而南卡羅來納州與與喬治亞州交界處，還有一座全美最大的沃格特爾核電廠（Vogtle Electric Generating Plant），廠內有4座機組。

核能、核武燃料鍊同出一源

坎普斯力陳，艾森豪於1953年所宣傳的「原子能和平用途 」根本是以核電掩飾核武的手法。首先，當年的反應爐是由美國海軍興建和營運，再者，美國在1970年代前只有少數反應爐真正用於發電，所以不論是開採鈾礦與發展軍事民生兩用的反應爐都是為了發展核武。

關於核能、核武同出一源之事，美國官方說得再清楚不過。莫尼茲（Ernest Moniz）曾於歐巴馬主政時期擔任能源部長。他近年明言，美國政府必須持續補貼核能產業，方能維持核武優勢。這種共生關係也說明了核工業為何會一再申請老舊機組延役，堅持要運作至80年、甚至於100年。

即使核電廠設備老舊、無法與再生能源競爭，核工業都因政府大方補貼，而有恃無恐。坎普斯直言，美國核工業向來能用錢買到最好的民主（The best democracy money can buy）。核工業者以6000萬美金賄賂俄亥俄州議會議長、議員，使得州議會為境內兩座危老反應爐通過10億美金的「紓困」計畫，而核工業買通州議會的作法也是該州有史以來最大的醜聞。

坎普斯相信，核工業產官一體的現象不是美國獨有，各國皆是如此，例如日本國會所公布的調查報告直指，福島核災是日本政府、東京電力公司與管制機關間的勾結、腐敗和犯罪（collusion, corruption, and criminality）所導致的人禍。所以反核運動就是抵抗體制的力量。

核電無法與社會、環境和平共存

美國原住民和非裔人口在核能與核武工業發展過程中首當其衝，但其他人口密集和水資源豐富的地區也同樣面臨輻射危害的威脅。例如鄰近紐約市的印地安角核電廠（Indian Point Energy Center）雖然已經在2021年4月30日關閉，但高階核廢乃持續污染地下水。

坎普斯表示，身為密西根人，他非常熟悉核子設施遍佈五大湖區、形成核子熱點的情況。目前核電廠、核燃料加工設施、核廢料處理乃至於鈾尾礦場址圍繞於休倫湖、密西根湖、伊利湖和安大略湖 。

五大湖所組成湖泊為全球面積最大的淡水水域。坎普斯憂慮，湖區四週遍佈核子設施，一旦遭遇天災、人禍，輻射危害影響所及會是地球表面21%的淡水和全美84%的淡水。

因坎普斯長年關注美加邊境五大湖區的核電和核廢議題，所以他曾代表美加環境團體，於加拿大核能安全委員會所辦的聽證會作證，說明核電和核廢的跨境影響。

川普雖然已經下台，但坎普斯對拜登政府所說的氣候承諾卻不表樂觀。目前拜登政府已任命新墨西哥州的勒瓜那普韋布洛（Laguna Pueblo）印地安女性哈蘭德（Debra Anne Haaland）擔任內政部長。哈蘭德深知，該州的傑克派爾（Jackpile）鈾礦區緊鄰當地部落所致的健康和環境危害。

坎普斯判斷，任命哈蘭德之事應與拜登政府的其他高層人事安排相互對照。例如拜登的氣候顧問麥卡錫（Gina McCarthy）於2013年至2017年間擔任歐巴馬政府環境保護局局長，卻坐視密西根州弗林特市（Flint）飲用水受到鉛污染的災難，傷害當地經濟弱勢的非裔美國民眾。

拜登政府高層也多與核工業、化石燃料業交好，如能源部長格蘭霍姆（Jennifer Granholm），這也呼應坎普斯先前所提的事實，抵抗美國核工業的過程會是個與體制對抗的漫長過程。

當日聽眾線上參與和提問相當踴躍。坎普斯在短講前多次表達想與聽眾交換意見，以下為他演講活動當日的答問記要。

問：美國意圖發展小型反應爐、比爾．蓋茲等人聲稱新一代反應爐更加安全、可當成暖化解方，講者的看法為何？

坎普斯答道：所謂的「新型反應爐」其實都是老舊設計。「新型反應爐」過去研發屢屢失敗，未來也是所費不貲、重蹈覆轍 。蓋茲的反應爐計畫並不是自己拿錢去投資，而是藉著核能和核武為同一個產業鍊，想方設法爭取美國能源部的補貼。

1979年三哩島核電廠發生核災時，反爐爐正是當年的新型設計（三哩島2號機於1978年12月30日運轉，1979年3月28日2號機發生部分爐心熔毁）。車諾比核災發生時，反應爐也是當時的新型設計。在福島第一核電廠發生爐心熔毁後，核管會不僅拒絕採取管制作為，更聲稱發生爐心熔毁的機率微乎其微。

此外，美國核管會允許小型反應爐省去安全設計以節省成本，想走捷徑只會使「新型反應爐」比更過往更危險。

問：台灣的核四廠已經是40年前的設計，在尚未完工階段封存至今，如果要啟用會有哪些風險？

坎普斯答道：台灣核四廠為40年前的舊設計，無法針對35年前車諾比核災、10年前福島核災所面臨的挑戰做出改善。美國田納西州瓦特斯巴核電廠（The Watts Bar Nuclear Plant）是個類似案例。兩座反應爐始建於1973年，2016年2號機才完工商轉，但之後卻多次停機。

此外，反應爐無論新、舊一樣無法解決核廢問題。新型反應爐更依賴以核燃料再處理技術分離鈾、鈽等核種，這類高危險的技術，不僅昂貴、高污染，更增加核武擴散的風險。

問：對台灣的核一、核二廠區核安有何建議？例如加強鋼板和水泥？對於核四位於斷層帶的看法？

核電廠坐落於斷層帶附近或斷層帶上本身就令人憂心，因為不論用任何技術強化廠區安全都無法阻止地震發生。

美國過去已有管制機關勾結業者的醜聞，如核管會的前身、原子能委員會（The United States Atomic Energy Commission）確知維吉尼亞州的北安娜核電廠（The North Anna Nuclear Generating Station ）就位於斷層帶，卻隱匿斷層帶事證，業者更企圖使核電廠延役運作至80年。
司法部原先想起訴原能會官員，但真要追究，只會使政府顏面掃地，所以事情就不了了之。

維吉尼亞州於2011年8月23日發生芮氏規模5.8地震，當時震央距離北安娜核電廠只有15英哩（約24公里）。地震卻已經造成核電廠冷卻系統損壞和冷卻池洩漏。這也顯示，美國核電廠常與核災擦身而過。福島核災的教訓就是：要確保核安絕不能只憑運氣。

問：上週看到美國漢福德核廢料貯存桶破裂外洩的新聞，請問講者可否說明為何會有外洩事故、影響為何？

坎普斯答道：位於華盛頓州漢福德基地（The Hanford site）的地下高階核廢料儲存槽已多次發生洩漏，目前該處有177個儲存槽 ，並放置了高達5000萬加倫的液狀高階核廢。

漢福德基地因曼哈頓計畫的需要於1943年啟用，並生產核子武器所需要的鈽，長崎原爆中美軍所使用的鈽就是在漢福德生產。漢福德不僅為全美污染最為嚴重的地區，更破壞了哥倫比亞河的生態環境。政府多次想要固化液態高階核廢，卻屢屢失敗，目前當地核廢大多是液態，雖然一部分核廢已固化，卻因美國高階處置設施付之闕如，使得核廢仍然留在當地，無法移出。

類似的情況，也在我先前提到的南卡羅來納州薩凡納河基地發生。能源部選擇在經濟弱勢的非裔美國社區，興建地下高階核廢料儲存槽，棄置核廢污泥，這使得當地居民賴以維生的薩凡納河不堪飲用。

反核運動每次的抵抗都與環境運動者和當地居民攜手合作，但是對手是軍事上、經濟上極為強勢的核武暨核能工業。而美國的能源部與核管會永遠只為核工業的利益服務，而非為民眾利益服務。

問：美國為何至今都沒有成功設立高階核廢料最終處置場？如果暫時找不到適合的場址，應如何處理與保存高階核廢料？

坎普斯答道：美國核工業所擁有的129座反應爐目前已累積高達10萬立方公噸的高階核廢，其中93座反應爐持續運作並製造高階核廢。能源部過去30年一直鎖定內華達州猶卡山（Yucca Mountain）為最終處置設施場址，但因選址欠缺科學依據，引發當地的印地安原住民西休休尼族（The Western Shoshone）挺身抵抗30年。過去全美超過1000個環境和團結組織加入西休休尼族的抗爭。為阻擋各地高階核廢運送至內華達州，沿途各州的人民也加入抗爭。

美國目前面臨核廢難題時，既不能永遠留存核廢於核電廠內，但又欠缺最終處置設施。我認為採3個步驟可以處理這個問題：

首先，以再生能源取代核電，停止繼續製造核廢。

其二，在沒建立最終地質處置設施前，先建立強化現場儲存（hardened on-site storage），這也是全美的環璄團體所提出的要求 。實際做法是使冷卻池回歸冷卻功能，非而核廢儲存池。經一定年限後，池內用過的燃料棒必須改以乾式儲存。

福島核災時4號機於4月11日發生火警事故，若當時冷卻池起火，日本政府就必須疏散5000萬人，而非疏散16.4萬人。日本首相菅直人承認，若真要疏散5000萬人，就相當於終結日本這個國家了。不過，美國的冷卻池用以儲存用過的燃料棒的密度還遠高於日本，一旦發生核災時，危害也會更為嚴重。

第三，美國必須建立一個符合科學與技術要求、環境正義的最終地質處置設施。該地質設施必須達成核廢應與生物圈安全隔離數百萬年要求，還要能因應極端氣候、恐攻的挑戰 。目前計算核能碳排時，從不計入數百萬年最終處置所涉及的高量碳足跡。這也使核電看似低碳，實則不然。

內華達州猶卡山設施若真用於最終處置，輻射洩漏問題遲早會發生。要想一勞永逸地解決高階核廢，就是不要使用核電。我的環境導師——五大湖非核聯盟（Coalition for a Nuclear Free Great Lakes）領導人奇根（Michael Keegan）指出，核廢就是詛咒後代長達萬年，所以應該停止製造核廢。

問：目前擁核人士希望以核能當成基載，解決氣候問題，請問是否可行？

坎普斯答道：洛文斯（Amory Lovins）指出，為了減緩氣候危機，我們必須以最少成本、最短時間內減去最多的碳，因此我們必須權衡碳、成本和時間等三個因素，方能評估氣候有效性，就也是每花費一美元時能多快減少多少碳排，而非只看碳排一項。

在同時衡量三項因素後，再比較核能和再生能源何者才是氣候解方，我們很快發現，投資核電不僅昂貴、耗時，更使有限資源無法投入用於符合氣候效益的再生能源選項，所以核能絕對不是解方。

問：各國民眾和政府針對日本政府決定排放「稀釋的」福島核電廠廢水入海，可以如何採取行動？

坎普斯答道： 排放核廢水入海就是以海洋為垃圾場，構成危害海洋罪（crimes against the ocean）。

核廢水入海侵害了洋流行經之處的所有人，核廢水含氚，氚是氫的同位素之一，因過濾不掉，排放「稀釋的」輻射廢水後會生物集中於食物鏈高層，既破壞海洋生態，也影響生物和人的分子細胞、組織、器官，造成癌症和先天缺陷。福島廢水中尚有如銫和鍶等放射性同位素，日本政府因無法處理，索性隱匿事實，直到消息曝光，難以再抵賴。

日本政府應有的做法就是儲存輻射廢水125年，直至氚對人體真正無害為止。

日本政府自欺欺人的作法與美國政府、核工業如出一轍。美國政府與核工業因無法處理漢福德輻射污泥，所以一概宣稱該場址的「污泥對人體無害」。日本漁業合作社聯合會多來強烈反對排放核廢水入海，中、韓政府、台、韓民間團體也強烈反對。我們必須繼續強化反對力道。

主辦方–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在演講最後總結表示，從坎普斯的分析，使我們警覺到美國看似先進，核工業卻習於侵害印地安人權利，壓迫底層、而政府則是管制失靈。

從美國的結構性問題反觀國內，類以的場景也在台灣發生，講者不僅提出了與美國官方論述大相逕庭的進步觀點，也使台灣民眾了解美國核工業加速氣候崩壞的情況十分盤根錯結。不論身處任何一任政府治下、20或21世紀，反核之路註定漫長艱辛，而北美最缺乏社會資源的原住民和底層挺身抵抗核工業的跨國壓迫、官資一體，這種不屈不撓的精神，當可為台灣各界帶來許多啟發。

（本文為2021年5月15日綠盟主辦【如何抵抗核工業的環境不正義？從美國環境運動談起】之講座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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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52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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