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馬拉雅高原上的簡單生活】
太想念印度了。有時候即使是一個在台北聽見的汽車喇叭聲，也足以挑起想念。
印度的城市充滿不知節制的喇叭聲和音樂聲，聲音塞滿城市的每一寸，無一遺漏，即使躺在街尾的青年旅館最邊緣的床鋪，也能確信這個世界沒有忘了你的存在。（這股確信也包含「印度人根本可以透過喇叭溝通無礙」）。
我想起曾經睡過的青年旅館、跨夜巴士、途中偶遇而同行的旅人、看起來好吃但入口立即後悔的霜淇淋、經過努力終於聽懂的印度腔英語，當然還有印度北方的絕景，以及曾經一起生活過的拉達克（Ladakh）[1] 的家人。
拉達克位在喜馬拉雅西側的高原上，海拔大約在3000－7000公尺之間，是文化和生物多樣性的熱點，但近年來，冰川大幅縮減、極端的降雨模式、降雪量減少，加上都市化和觀光人流，當地環境於是顯得極度危脆。因應氣候緊急狀態，當地推動 GO GREEN GO ORGANIC [2] 計畫，在高原上植下千棵樹木、建立人造冰川，並向社區推廣有機農法。
那時是7月，正值高原上收穫的季節，這一波是杏桃，上一波是青稞，下一波是蕎麥。九月中旬之後，就會停止大多的聯外公路運輸，進入冰封的冬季。
住在印度河谷的日子，我在家裡幫著女主人 Tsering [3] 一起做農事。她會帶著我找到她的樹，我們先從苦味的杏桃樹開始，在樹下撿拾果子（沒掉在地上的就用竹竿打下來），收集好足夠的杏桃之後就坐在果樹下，就地把果肉和果仁分離，讓果肉留在現場當肥料。「因為這個品種的杏桃吃起來不甜，所以我們只取果仁來榨油。」隨手啃了一顆苦杏桃，確實不如橙黃帶紅的甜杏桃來得香甜。
老人家們說，杏桃是很營養的水果，「所以我們都不會生病」，仗勢著知道河谷裡都是有機作物，我便理所當然地邊摘邊吃。農村生活過得甜甜蜜蜜，附近的村民路過，也會笑著送我只有半個巴掌大、但甜度高得極不科學的蘋果。（在印度一直都挑戰著身體距離這件事，除了已經習慣被女孩拉手之外，後來老人家看到我嘴裡的矯正牙套，竟然會好奇地直接撥開我的嘴巴⋯⋯）
「Tsering，妳有幾棵杏桃樹？」
「30、40、50吧。」嗯？到底是30棵、40棵、還是50棵？
（後來幾次和拉達克人聊天，才發現他們有嚴重使用概數的習慣。這點跟西藏人好像。）
「還沒有嫁過來之前，妳也要做這麼多事嗎？」
「在家裡也會做，只是沒有像現在這麼多。老公的姊妹們嫁出去了，婆婆也在幾年前過世，所以只剩下我獨自做這些工作。」
Tsering 身為一位拉達克主婦，一早起來就要忙著做早餐。打理兩個小屁孩上學之後，緊接著就是一連串的家事以及農活。有的時候我會自己出門閒晃，有時候和家裡的爸爸雞同鴨講聊天，並不是一直幫忙著她。在夏季的尾聲，高原上的婦女不僅要忙著採收杏桃，同時也已經開始剃羊毛、起手編織一家人在冬季所需的毛衣、帽子、圍巾、襪子。
甜杏桃和苦杏桃前前後後地成熟，我和 Tsering 便背著竹簍，遊走在苦與甜之間。我盡可能像她一樣，俐落地剝開甜杏桃，將屋頂鋪成了一片橙紅，等著乾燥的高原收乾果子的水份。她一邊工作一邊分神看著我說：「你做事真像拉達克的女人。」後來甚至說「可以找個拉達克男人嫁了。」
我很高興自己能幫上一點忙，也真的好喜歡這麼簡單樸實、僅僅只做著最接近生存的瑣事。然而對於高原日常有了合理的想像之後，便深深覺得自己根本沒有辦法和 Tsering 過上一樣的日子。尤其是當我發現午晚餐的麵片湯或饃饃 [4] 都得要從麵粉開始揉起⋯⋯
在台北的某天，我和 Z 在中和的華新街（俗稱緬甸街）喝過奶茶、吃過烤餅，一起散步在烘爐地周遭的小山徑上，車聲裡我們遠遠的。我問起 Z：「什麼時候再去印度？」
「當我的條件準備好了，我就會去。」
「你說的條件，是指疫苗、存款什麼的嗎？」
我發現自己問得太多了。Z 有 Z 的旅行哲學，我也有我的。而我們都很喜歡印度，心裡大概都在盤算著類似的事情，也各自掛心著當地的家人或朋友們。
至今，印度的疫情在3月一波大爆發之後，每天有數萬人確診，累積確診認數超過1800萬、死亡人數超過20萬人，數字大得令人無法具體想像現實的情景。近日，Tsering 從 WhatsApp 傳來訊息和照片，告訴我 COVID-19 在拉達克列城（Leh）散播的狀況一天比一天嚴重，「但村子裡的一切都好，大家都忙著農事」，還說下次要拍她養的乳牛給我看。
在台灣的我，除了盼著天空降下雨水、疫情退散，也盼望著印度雨季來臨時，能降下一場澆熄高溫和病毒的大雨。
（文：吳宜靜；繪圖：thej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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