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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李斯是成就秦始皇的功臣，也是出賣秦始皇的奸臣？ ｜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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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一生總是有功有過，但李斯一生功過的反差太大了，而且影響力太大了，直接關係中國的歷史進程。因而從某種意義上說，他的成就是一個時代的成就，他的過失是一個時代的過失。

李斯的一生作出了怎樣的貢獻，據《史記•李斯列傳》記載，他在被囚後寫給秦二世的信中自己作了總結，計有七條：第一條罪(功以「罪」說)是，我擔任丞相治理百姓，已經三十多年了。我來秦國時秦國領土還很狹小。

先王的時候，秦國的土地不過千里，士兵不過幾十萬。我用盡了自己微薄的才能，小心謹慎地執行法令，暗中派遣謀臣，資助他們金銀珠寶，讓他們到各國遊說。又在國內準備兵力，整頓政治和教化，任用英勇善戰的人為官，提高功臣的社會地位，給他們很高的爵位和俸祿，終於威脅韓國，削弱魏國，擊敗了燕國、趙國，削平了齊國、楚國，最後兼併六國，俘獲了他們的國王，擁立秦王為天子。這是我的第一條罪狀。(臣為丞相治民，三十餘年矣，逮秦地之狹隘。先王之時秦地不過千里，民數十萬。臣盡薄材，謹奉法令，陰行謀臣，資之金玉，使遊說諸侯;陰修甲兵，飾政教，官鬥士，尊功臣，盛其爵祿。故終以脅韓弱魏，破燕、趙，夷齊、楚，卒兼六國，虜其王，立秦為天子。罪一矣。)

秦國的疆域並不是不廣闊，還要在北方驅逐胡人、貉人，在南方平定百越，以顯示秦國的強大。這是我的第二條罪狀。(地非不廣，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見秦之強。罪二矣。)

尊重大臣，提高他們的爵位，用以鞏固他們同秦政權的親密關係。這是我的第三條罪狀。(尊大臣，盛其爵位，以固其親。罪三矣。)

建立國家，修建宗廟，以顯示主上的賢明。這是我的第四條罪狀。(立社稷，修宗廟，以明主之賢。罪四矣。)

更改尺度衡器上所刻的標誌，統一度量衡和文字，頒布天下，以樹立秦朝的威名。這是我的第五條罪狀。(更克畫，平鬥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樹秦之名。罪五矣。)

修築馳道，興建遊觀之所，以顯示主上志滿意得。這是我的第六條罪狀。(治馳道，興遊觀，以見主之得意。罪六矣。)

減輕刑罰，減少稅收，以滿足皇上贏得民眾的心願，使萬民百姓都擁戴皇帝，至死都不忘記皇帝的恩德。這是我的第七條罪狀。(緩刑罰，薄賦斂，以遂主得眾之心，萬民戴主，死而不忘。罪七矣。)

李斯上書的「罪」實為功。功還可以再加一條，寫有名篇《諫逐客令》，主張人才流動。這是中國人最早的開放意識的體現。可惜，書上訴後，趙高使吏「棄去不奏」，說「囚安得上書」，即趙高派人把李斯的信扔掉了不上奏，還說什麼一個囚犯怎麼有資格上書皇帝呢?李斯最終被五刑，腰斬咸陽。夷三族。

李斯的最大過錯是被動參與了胡亥、趙高的篡奪國家最高權力的活動。秦始皇在出遊中於沙丘病重，令趙高寫信給長子扶蘇：「以兵屬蒙恬，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趙高密而不發，秦始皇就死了。趙高與胡亥密謀篡權，但沒有丞相李斯的配合是不能成功的。

趙高找來李斯，說：「今秦始皇已經死了，死之前留下給長子扶蘇的信，要他回來奔喪並立他為繼承人。但是信還沒有發出。現在並沒有人知道皇上死的事，皇上留下來的書信、兵符、印章都在胡亥那裡。決定誰當太子，就決定在你及我趙高之口。你打算怎麼處理這件事?」(上崩，賜長子書，與喪會咸陽而立為嗣。書未行，今上崩，未有知之者。所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及高之口耳。事將如何?)李斯說：「安得有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從這句話看，李斯開始是反對趙高夥同胡亥篡位陰謀活動的，將趙高的話視為「亡國之言」，認為這種事不是下面大臣所能議論的，而是由皇帝確定的，也就是認為應該長子扶蘇接位。

趙高接著說：「你自己好好考慮，與蒙恬相比，你的能量怎麼樣?與蒙恬相比，你的功勞怎麼樣?與蒙恬相比，你的謀略遠見怎麼樣?與蒙恬相比，你的得天下民心怎麼樣?蒙恬是長子扶蘇的舊臣，與扶蘇的親近，你與蒙恬比又怎麼樣?」(君侯自料能孰與蒙恬?功高孰與蒙恬?謀遠不失孰與蒙恬?無怨於天下孰與蒙恬?長子舊而信之孰與蒙恬?)李斯說：「此五者皆不及蒙恬。」趙高說：「長子扶蘇即位後必用蒙恬為相，而你最終將失侯回到鄉里。這是很明顯不過的事了。」(長子即位必用蒙恬為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於鄉里，明矣。)

趙高抓住了李斯保全爵位的私心，終於使李斯就範。是國家為大，還是一己爵位為大，李斯作了錯誤的選擇。其結果不僅國亡，而且己亡。李斯的第二個過錯，力主輿論一律，造成秦始皇的焚書坑儒行為。

在《秦始皇本紀》中載：「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

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就始於李斯的這一席話。豈止影響秦朝，而且影響了中國幾千年，歷代的帝王，總是用一種思想統治全國，而不能存在第二種思想，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的空氣從此不復存在，乃至發展到明清，大興文字獄，壓抑不同意見。由於思想沈悶，國家失去生機，在明中後期以後，中國就落後於世界的發展。

第三個過錯，行所謂「督責之術」。也就是用嚴刑峻法對待國人。秦二世當權，民怨沸騰，李斯兒子李由的治所三川爆發了陳勝吳廣的農民起義。秦二世簡直沒有辦法，李斯提議：「只有五丈之高的城沒有人敢上，但百仞之高的泰山卻有跛足的羊牧其上，什麼原因，就是因為它們的陡峭程度不一樣。」(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羊牧其上。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跛頭羊也而易百仞之高哉?峭塹之勢異也。)這是為嚴刑峻法設喻。然後李斯又說：「聖明的君主為什麼能獨霸天下，獨享其利，就是靠獨斷和從嚴執法，所以天下才不敢犯法，從而長治久安。」(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此術，秦二世聽了十分高興。

執行的結果是，「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一個國家怎樣才能長治久安?李斯的認識實在粗淺，沒有能越出舊時法家的思維，或者說把法家的思維僵化了。 這裡有必要說一下孔子。在各個國家都在尋求使本國變得強盛的方法時候，也就是都在重視法家的時候，孔子卻把視野放在了另一面，一個國家強大以後，如何治理這個國家，這就是儒家學說。儒家學說的核心是「仁」和「禮」，目的是要建立一個等級社會，要求統治者做到「為政以德」，「仁者愛人」。

但是當時的儒家學說並不受各國統治者的歡迎，孔子也成為不受歡迎的人，連他自己也嘆息「匪兕匪虎，率彼曠野」，不是犀牛，不是老虎，卻在曠野上奔波不停，無人理睬自己的學說。就是這樣的學說，後為漢武帝所接受，成為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的統治思想。漢朝當然也因這個學說而得到鞏固。

李斯對儒家學說是斷然否定的，是秦始皇「焚書坑儒」的積極參與者。所以，在思想領域也決定了秦朝是不得持久的。

第四個過錯，由於李斯的提議，秦朝過早地在全境實施郡縣制，成為導致秦朝滅亡的重要原因。郡縣制的推行，這在好多人看來是秦始皇的政績，因為「百代都行秦政制」，其實當時人們的思想還是停留在分封制，實行郡縣制的條件並不成熟。由於不實行分封制，秦始皇的二十多個子女及所有功臣都沒有分封，在秦朝中央政權受到打擊的時候，沒有諸侯王國作羽翼，應對動亂，國家很快滅亡。

由於沒有分封制，使得趙高胡亥的篡位一步成功，順利得手，而且使得胡亥一下子殺去了自己二十多個兄弟姐妹，殺去了為秦統一六國立了大功的重要功臣。秦朝，實在是被秦自己滅掉的。

劉邦建立漢政權接受了秦朝的教訓，在打江山的過程中就不斷的封王，以此為誘餌，吸引更多的人參加他的起義軍，如韓信、彭越、黥布等，寧可以後再一個個鎮壓下去，「非劉姓而王，天下共擊之」。劉姓而王，又不太平，後有七國之亂。是漢武帝解決了封國問題。前後經過一百多年時間，郡縣制才得以在中國推行。

李斯只看到分封制可能導致諸侯國之間戰爭的一面，但沒有考慮到沒有分封制會使秦政權很快被推翻的另一面。在先王的成熟經驗與後王的非成熟經驗之間應有一個漸進的過程。再大的權威，再高的威信，都得承認這一條。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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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教士在中國：從難以融入到改變曆法｜　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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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晚明到清初，北京宮廷裡的耶穌會士，一直想用羅馬天主教來改變中國——這個強大的、根基深厚的、高度發達的文明大國。但這批耶穌會士失敗了。他們的追隨者——19世紀的新教傳教士隨後也失敗了。仿佛唯物論的共產主義註定要改變漸趨腐朽的儒教中國。
　　
無意之中，這批耶穌會士卻扮演起了中西文化交流使者的角色。作為第一代漢學家，他們把中國介紹給西方，同時把西方的科技介紹給中國。耶穌會傳教團在北京的建立主要歸功於三個傑出人物的策略、辦事能力和他們的數學知識，這三個人分別是義大利人利瑪竇、德國人湯若望和比利時人南懷仁。
　　
不過，耶穌會引進西方的藝術和科技很難超越北京城的地域範圍，比如自鳴鐘只在宮廷製作和賞玩。但是，經過急待傳教士修訂的西方曆法，經由清廷頒佈後，一直沿用到民國初年成為中國現在仍在使用的農曆基礎。從清初直到1817年，掌管曆法和天文的欽天監長期設監正兩人，一名滿人，一名西人，先後在欽天監任職的傳教士多達數十人。
　　
就這樣，西方曆法排擠掉了有近兩千年傳統的中國曆法，以及元明時所引人已逾300年的回回曆法，開啟了中國天文史上新的時代，而且西方近代科學和文明與古老東方文化也開始了炙熱的碰撞和交融。
　　
利瑪竇「開門」
　　
為對抗宗教改革，天主教內部厲行改革，1534年班牙人羅耀拉創立了耶穌會。隨著新航路的開闢，耶穌會將一批又一批的傳教士派遣到海外去傳播福音，用教會的話說：「在歐洲失去的，要在海外補回來。」
　　
在中國傳播基督教阻力重重，最先來到中國的葡萄牙傳教士根本不懂漢語，他們對中國民眾的基本信仰和他們心目中的經典一無所知，把中國人崇拜的東西統稱為「魔鬼的發明」。直到義大利傳教士范禮安來到澳門，擔任耶穌會遠東視察員開始，耶穌會才開始意識到要改變這種無視中國文化的傳教策略。但是即使是范禮安這樣更加明智的基督徒也沒能讓傳教活動有什麼進展。
　　
沒有官方許可，任何歐洲人都不得在中國的土地上居住。中國政府對「洋鬼子」深懷疑慮，平時只讓他們在澳門定居，偶爾允許他們到汕頭進行商業旅行，還必須處於嚴密的監視之下。
　　
范禮安常常從澳門遠眺大陸，發出「啊，頑石什麼時候才可洞開？」的感歎。他一手培訓的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正是念出「芝麻開門」咒語的那個人。利瑪竇的方法是把耶穌會士變成中國文人那樣的學者，把基督教的教義，包裹上重重的西方科學的糖衣。

利瑪竇首先用西方的書籍、地圖、鐘錶和數學器具引起了中國官員的關注，而他本人對中國典籍的熱情同樣贏得了中國學者的尊重。只有在深深瞭解了他的傳教物件之後，利瑪竇才謹慎地提到基督教義。1601年，因為能修好他送給萬曆皇帝的自鳴鐘，利瑪竇最終獲准在北京定居。
　　
利瑪竇試圖協調儒家規範和基督教義，他認為「儒家的道理沒有任何與天主教道理相衝突的地方」，他聲稱中國人對儒家聖人的崇拜是完全世俗的，並不具有宗教信仰的性質。深人研究中國儒家經典之後，他進一步說，古代中國人已經相信基督教的一神論。他領導下的耶穌會傳教團，可以參加某些儒家的禮儀活動，但是反對佛教和道教的儀式。在居住在北京的10年間，利瑪竇從來沒有面見過萬曆皇帝，但是他結交了一些有權勢的中國朋友。不過對佛教和道教的否定也讓他樹立了一批敵人。
　　
在利瑪竇的努力下，天主教終於在中國立足。到他1610年去世的時候，天主教在中國已經有了四處教堂，領洗的中國教徒達到了2000人，其中最有名的當推徐光啟、李之藻和楊廷筠。利瑪竇臨死之前曾對教友龐迪我、熊三拔說：「我給你們打開了一扇大門，從這座門進去，可以建立許多大功勞。」而最大的功勞便是西方曆法的正統化，這是利瑪竇所無法預料的。
　　
西學繁榮
　　
通往中國之門確實打開了，至少說是開了一條縫，但是耶穌會的傳教士並不那麼安全。1616年，禮部侍郎連上三道奏疏，請求查辦外國傳教士。
　　
直到1629年崇禎皇帝重新修曆，傳教士的危難才出現轉機。
　　
對曆法的控制和發行貨幣一樣，是皇室的壟斷權力。從這種意義上來說，管轄時間和日曆是皇權的體現。對時間的認識為人類方方面面的認知、為各地的政治和經濟生活奠定了基礎。每個朝代的基本工作就是編纂一部曆法，這部曆法，除了為民眾提供天文知識，比如一個月有多少天，月亮的圓缺，春分秋分的日期，還要標明凶日和吉日，以備人們選擇婚禮、出行、動工或者其他日常活動的日期。
　　
1629年，欽天監推算日食失誤，而徐光啟用西學推算出的結果卻與實測完全吻合。《明史》載：「《大統》、回回所推，順天食分時刻，與光啟奏異。」崇禎皇帝對於欽天監推算日食失誤非常惱怒，下諭責駡說：「天文重事，這等錯誤，如再錯誤，重治不饒。」崇禎皇帝為何對一次天象預測的錯誤如此惱怒呢？
　　
中國人講究天人感應，天象是對人類活動的警示，並且與國運相關。此時的明朝已經是危機四伏，1629年冬天，皇太極的大軍連破北方多個城池，直逼北京。崇禎皇帝對明王朝社稷懷有深深的憂慮，深怕祖宗傳下的江山在他手中失去。天象預測如此失準，皇帝當然勃然大怒。

當時的明曆名為《大統曆》，是1517年劉基所制定，參照了元朝天文學家郭守敬編修的《授時曆》和回曆（1267年正式傳人中國）。元朝時多由回回天文學家（著名的有劄馬魯丁）擔任大都觀象台台長，明朝欽天監也有回曆局，這次日食預測的失誤讓穆斯林天文學家名譽掃地。崇禎皇帝決定啟用熟悉西法的徐光啟，修撰新曆。

1629年，徐光啟已經是70歲的老人了，他主要聘請了傳教士龍華民、鄧玉函和羅雅谷參與曆局工作。1631年1月，受耶穌會的委派，湯若望從西安來到京城。病榻上的徐光啟知道這個消息後，幾次上疏朝廷，極力推薦湯若望。之後湯若望開始協助徐光啟進行修曆的後期工作。1633年10月，自知時日無多的徐光啟又舉薦他的學生李天經接手曆局的管理，終於於1634年編撰成著名的《崇禎曆書》。
　　
《崇禎曆書》卷帙浩繁，共137卷，其中法原即理論部分佔到全書篇幅的1/30。《崇禎曆書》採用了丹麥天文學家第谷的太陽系結構系統，計算方法使用了哥白尼和德國天文學家開普勒的近代幾何學。這在當時是最先進的，同時期的羅馬教廷甚至對這些學說都不予承認。晚明就是這樣一段很怪異的時期，在政治軍事上的腐朽墮落中，又有著文化科技上令人興奮的燦爛，猶如末世中忽然綻放出的絢爛花朵。
　　
1634年《崇禎曆書》修成，但時局動盪，面對這樣一部全新曆法，崇禎皇帝又沒了主意。到底是沿用祖宗留下的《大統曆》，還是頒佈這部革命性的曆法，他猶豫不決。同時新法遭到了保守派人士的反對，代表人物是魏文魁。
　　
湖北布衣魏文魁和他的學生薛鳳祚一起研究曆法，寫了《曆元》、《曆測》兩本書，進獻給崇禎，堅持認為中國傳統方法推算的曆法精確度要高於西法。崇禎無法判斷，他命魏文魁組成東局，與徐光啟領導的西法曆局爭論。

直到1644年，崇禎才下令刻印《崇禎曆書》，向全國頒佈。同年4月24日，李自成攻人北京，崇禎皇帝自縊于煤山，明王朝壽終正寢。
　　
《崇禎曆書》卻並未成為舊王朝的陪葬，經過湯若望一系列積極而頗具手腕的活動，終於得以以另外的面目頒行於世。
　　
西學和「祖制」的紛爭
　　
湯若望協助徐光啟完成了沒能在明朝施行的《崇禎曆書》，在朝代交替、兵荒馬亂之際，湯若望細心保護了這部書的明末刻版，並製造了望遠鏡、日晷、繪了地圖連同修改了的曆書進呈給新的滿族皇帝。
　　
順治皇帝將湯若望進獻的新曆改名《時憲曆》，湯若望本人也因此取得朝廷的信賴，加封為欽天監正。但天文曆法不僅於政治制度、政治行為有重要影響，其直接關係國「統」之根本。西學曆法在中國傳播與實行引發了一場場生死角逐。

1657年，因湯若望上疏而被革職的原欽天監回回科官員吳明烜首先上疏，指責湯若望的曆法不準，請求保留回回曆。康熙三年（1664年），對湯若望西洋新法早有不滿的楊光先接著發難。
　　
楊光先幾次上書禮部，指控湯若望三大罪狀，一是指使曆官李祖白所寫的《天學傳概》是妖書；二是所獻《時憲曆》中「依西洋新法」之語，有謀奪中國之意圖；三是在全國各地佈置黨羽，圖謀不軌。還提出由於新曆法使吉時凶時倒置，造成了嚴重後果：使順治的幼子榮親王3月而殤，又由於下葬日子選得不對，致使榮親王生母董鄂妃不久死亡，接著順治帝也染天花而亡。
　　
此時的湯若望已患偏癱，口齒不清，主要由南懷仁來為他辯護。同時被打人獄中的還有傳教士利類思、安文思，欽天監的李祖白、許之漸等人。1665年3月，清廷判決湯若望及欽天監的李祖白等七人淩遲，除南懷仁等三名傳教士留京外，各地的傳教士一律逐回澳門。
　　
就在判決當天，北京發生地震，接著又發生大火，連續5日，人心惶惶。輔政大臣們以為是天象示警，即從獄中放出3人。孝莊文皇太后又傳諭，「湯若望向為先帝所信任，禮待極隆，爾等置之死地，毋乃太過」，湯若望這才無罪釋放。
　　
然而，同案5位基督徒李祖白等仍被處斬。1666年8月15日，看不到希望的湯若望在北京病逝。

湯若望等人被治罪後，清廷廢除西洋新法，重新沿用《大統曆》，楊光先、吳明垣以檢舉有功分別升任欽天監監正、監副之職。
　　
1667年，14歲的康熙親政，發現當時曆法混亂。於是在1668年12月26日，組織了一場御前辯論會，一方是楊光先及其助手吳明恒，另一方是原湯若望的助手南懷仁。雙方各以其法測日影移動，經過三天的測試，南懷仁大獲全勝。
　　
1669年，康熙正式復用西洋曆法，為湯若望正名平反。楊光先、吳明恒則獲罪革職，同時授南懷仁為欽天監監副。1676年，康熙進一步明確西法，「向者新法舊法是非爭論，今既深知新法為是」，欽天監官員就要潛心學習西法。至此，曆法之爭終於告一段落，沿用西法訂曆成為清朝定制。
　　
整個清朝，除「康熙曆獄」所影響到的短短數年（1664年-1669年）外，在近150年的時間（1644--1817年）均由耶穌會士在欽天監接續擔任監正或監副等要職。
　　
美國科技史學家席文說：「西方天文學在中國扎根的過程，是世界史上非西方科學與歐洲科學的最後一次較大的面對面的較量。」到了19世紀，近代科學作為帝國主義的附屬品穿越了國界，衝擊了各種古老的文明，各種科學、文學和宗教等等再也無力與之競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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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0增費代辦不合理!! 但免簽沒有對等 外交不是辦家家酒》

這兩三天吵得很兇，比特認為這種為了因應改善駐泰辦事處的環境，與體會辦事處人員的辛苦。

這兩點我想親身自己去辦過泰簽的朋友，必定能多少體會，如今長官想改善做這樣的委外決定，並且沒有其他種管道讓人有選擇。

再加上台灣的朋友早就埋怨為何泰國不給台灣免簽的社會環境下，沒有清楚的表達出新的遊戲規則，就算還不是正式公告出來，傳出去就是對泰國，對喜愛泰國的人，與對其他認真地幫泰國行銷的朋友，不論私人與公家單位來說，都是一種極大且難以抹去的傷害，之後再怎麼做這傷疤一定都還在。

比特我跟大家一樣很訝異，訝異的是為何如此粗糙的計畫，會在還未公告時就傳出來給各方知道，要知道台灣的社會媒體都是血腥的，可以說多年推廣的努力，兩三天就被470元給打回原形。

這對許多人來說極為無奈，雖然事後駐泰辦事處收回成命往後再討論，但人們往往會追究其根本與翻舊事要補償。

對於比特個人看法而言，470元的代辦費用不合理，應該由泰國方自己吸收才是，我相信一定還有其他更便民便利泰國簽證作業方式。

如同網路線上簽證這因應時代的潮流，在家申請匯款線上傳輸資料驗證，全系列電腦化可減少出錯率，與人力紙張資源的耗損，這一定是個好辦法，有請泰國單位好好地認真的想想，給大家雙贏的方式。

而比特我還是要重申，外交這東西非一般人想的簡單，免簽真的沒有公平互惠這規則存在，全球給台灣免簽的多達122個國家，但台灣只給66個國家免簽，如何談上公平互惠？再想想20多年前泰方主動要求台灣免簽互惠時，當時的台灣並沒有答應而且推辭，這免簽理應今天大家都會享用到。

如今在中國改革開放下，中國遊客來泰國觀光的，去年就創下千萬人次，而這就是我們泰國考量的問題所在，萬一給了中華民國台灣免簽了，中國大陸也要怎麼辦?

一年下來會少個上百億的簽證費用損失，各位要想想簽證費，是泰國養活駐外使館辦公室的經濟來源，這損失對泰國來說不算小。

泰國對台灣一直都是友好與感謝，但如今世界的大國環境下，夾縫中求生存的我們誰都不能得罪，要知道中國一不高興，可是有能力讓泰國近年的觀光榮景打回原形。

我們也要務實的照顧到國內經濟，照顧仰賴光觀的百姓社稷，步步為營的考慮好外交事宜。

最後請大家別因此討厭泰國抵制泰國，大家的心聲泰國政府有聽見，但別強迫他人的不願意，就如同駐泰辦公室強迫大家增加那470代辦費用一樣。

還有就是如果泰國開放給中國免簽的話，中華民國台灣政府與民眾更可以在這時爭取到對台灣免簽的事情，
因為中國才是泰國的疙瘩。

比特編.

https://udn.com/news/story/12447/33366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