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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政府急於與中國會談，自是由於川普亂搞重傷美國，必須騰出手來收拾爛攤，對付中國只有先緩兵求和，即便反中也不得不採綏靖之策。

然而川粉皆曰拜登是「舔中」的投降派，此次會談也不能不表個態給國內反中民意交代。因此，拜登的民主黨幕僚便援引過去他們批評川普的論述，認為川普四處退群搞孤立是傷害美國，美國必須重新以「自由秩序的領導者」自我定位，既有別於川普路線，也可藉由批判中國破壞「自由秩序」，來表現拜登並未向中國「投降」。

這便是布林肯在會談開場白便直指中國破壞「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以及強調美國仍會捍衛人民、捍衛盟友、捍衛價值的主要原因。拜登政府的如意算盤是，中國一向「面子」、「裡子」只要其一，拜登政府唱唱這些高調，只要後頭與中國有實際「裡子」的合作，相信中國應該也會把這面子做給美國。

但這回美國失算了。中國已不再是原來的中國，美國也不再是原來的美國。中國長大了，對原則問題的堅持不變，而且變得更加自信，不再是綿裡針的高來高去，而是刀光劍影的直來直往。中國明確告訴美國，這不是「面子」的問題，也不是「裡子」的問題，而是原則的問題：國際秩序必須按照以聯合國為中心建立的規則，而非美國自己的規則；至於新疆、西藏、香港、台灣的問題，都是中國自己的內政，美國談都別想談！

楊潔篪說，美國沒有資格用實力的地位同中國說話，20年前、30年前就沒有這個地位。事實上，從朝鮮戰爭開始，美國「紙老虎」的真相就已被揭露，無非是專挑弱小國家欺負，對大國就虛張聲勢。楊潔篪這段話，除了同王毅一樣，奉勸美國耍霸權的老毛病該改一改，更給了美國當頭棒喝：瞧瞧自己，真的還有表面吹噓的那個「實力」嗎？

一些無知的台灣媒體，還在嘲諷大陸這次「演很大」，其實無非是自我安慰，因為這些人或多或少已感覺到大陸「打主人給狗看」，台灣最好自求多福。別說在當今世界上，能唱得了這台戲的只有中國大陸，更何況拜登政府與中國會談，必然要拿出成績，而川普式的對抗已走到盡頭，結果連駐聯合國代表訪台都臨陣退縮，難道拜登還想真與中國大陸開戰？拜登要有別於川普，只能走緩和路線，避免美國被拖入戰爭，尋求在經貿上創造實際利益，別無他途。

在此戰略考量下，拜登政府當然需要中國的幫助。俗話說「會叫的狗不咬人」，現在拜登政府拿台灣問題出來吵，正說明已準備出賣台灣這張牌，所以才要大聲嚷嚷哄抬價碼，把根本不屬於美國的台灣說成是「美國手上價值連城的籌碼」，以此向大陸交易「討賞」。

只是美國這套兩手策略的伎倆，這回已踢到鐵板。試想「主人」都已灰頭土臉，做「看門狗」的蔡英文當局還妄想也搞兩手策略，一邊讓邱國正喊「全程奉陪」，一邊讓邱太三說「春暖花開」，明明想乞和還拉不下臉，硬是要做「傲嬌乞丐」，那也只有自尋死路了！

【12/25 星期五 絕對音樂】

「人生的挑戰在於，不只要讓自己的履歷反映出你的事業成就，
更要反映出你的人生目的，
因為將來有一天，當你受挫摔跤，跌入谷底時，
能夠幫助你走出谷底的，就是你的人生目的。」

下午4：00-6：00
「絕對音樂」~~ON AIR))))))
把耳朵借給我，
芳翎和你/妳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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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晶瑩：我正在學著告別急躁人生》

已經忘了是什麼時候開始，我染上了躁症。倒不是正式地被醫生診斷、宣判，而是自己和周圍的人感受到的那股壓力。
經紀人以為是工作壓力造成。她們卻不知道，其實只有在談工作時我的狀態是平靜的。當這個工作被排入行程時，我就開始焦慮。

越接近工作日越嚴重。
真的不記得是什麼時候變得如此急躁，應該是進入這個娛樂圈以後。貴圈啊，真是操碎了我的心。
首先，第一場苦難便是大一簽了唱片合約，一直讓我等到大四才發片。
那時我不過是個大學生，沒有智慧型手機、沒有網路、沒有社群媒體的大學生。
日子就是上課、趕公車，和同學騎機車上貓空、去動物園。所以，簽了唱片合約真是件大事，感覺生命突然變成金色的，感覺在我面前的是一座浮在雲端的大城堡，一段奇幻旅程。
同學們聽說了這樣的事，又聽說我成了張雨生的同門師妹，眼睛發亮地將我團團圍住，七嘴八舌地詢問著、好奇著，彷彿她們的同學就要一炮而紅，變成大明星。
這樣的情形並沒有維持太久。
單純的我們，並不了解演藝圈的節奏和生態，我們的想像很簡單︰簽約、出唱片、上電視、紅。
實際面是，我一等就是三年。
同學們興奮的程度慢慢減低，從「你什麼時候要發片？」變成「你真的有要發片嗎？」
那時，我最大的壓力便是同學的眼神。他們從好奇、羨慕，到懷疑，然後漸漸忘了聊這件事。
他們大概覺得我在騙人，而我，也覺得自己受騙了。
他們不知道的是，每個月，我都換了一把零錢。在學校側門旁，一排餐廳的騎樓下，打著公共電話。
那電話是淡藍色加上銀色線條，胖胖的，如果不是心情低落，它應該有些Tiffany品牌的優雅可愛，但在記憶裡，我撥著公共電話的畫面，都是黑色的。
有時候我一個人撥打，有時候有同學陪。我打給簽約的製作人，他說，快了、快了。後來，他說，應該是下個月吧。
第一年我是相信的，所以掛了電話我是雀躍地離開。
後來，每個月我都被告知是下個月，這樣聽了兩年，二十四個月之後，我才算有一點點了解這個行業。
在此刻回憶起那些等待，主場景就是那幽暗的長廊，和那具公共電話。如要仔細想，應該是從意氣風發到憤怒不解，然後一定摻和了自我否定、重重的打擊，生活像是從準備要飛的狂喜暈眩，到希望落空的怨懟和自我放棄了些什麼。
多年後，進了演藝圈才知道，我當時簽的是製作公司，不是唱片公司in-house。
唱片公司面對的是不同的經紀公司、製作公司推出的新人名單，他們會看中較有潛力，或是較符合當時商業市場的來發片，更遑論他們還有自己簽約的重量級歌手要定期發片。
多年後，我看到唱片公司主管牆上的大白板才了解︰上面一個個大牌的名字，寫著何時拍MV、何時要上那個最熱門的綜藝節目，他們的名字是在軌道中的巨星，有的是太陽，有的是金星、水星。而我，連冥王海王都不是，感受不到任何引力，我被遠遠拋在外太空，不過是那億萬繁星的小亮點，寂寞地漂浮著。
等到大四下，終於進錄音室，唱歌、發片。又因為不是大家眼中的美女，所以，只能當一個被奚落的丑角。
我拚命搶話、搶發言機會、搶鏡頭。立刻就被亟需新人的主持界網羅。
第一個合作的大哥是倪敏然先生。他對節目很有想法，一想到立刻就要做，常常激烈地與工作人員溝通，那時飛進我世界中的爭吵、對立，和三個字或以上的髒話，撼動了我的宇宙。
第二位合作的大哥是曹啟泰先生。他的嘴巴總是連珠炮似地沒停過。一開機，他叭啦叭啦地串流程、介紹獎品，當時，我們從中午到晚上，一天可以錄遊戲節目《好采頭》五集。下了節目，啟泰哥還是不停地講——講他的老婆小孩、他的人生、他的婚顧公司，和他起了幾個會。
第三位合作的大哥是徐乃麟先生。一樣是個人未到聲先到的急性子。常常在化妝室就聽見他由遠而近的︰「快！快！快！」這三個字搭上他拍手掌的節奏，像極了清晨批發的漁市場，節奏刀起刀落之間，生意成交。
我後來的幾年也常常用乃哥的節奏說快！快！快！
或許也不用催促，因為沒有多久，我就做起現場Live直播。下午5:30播娛樂新聞到7:00，然後趕去廣播，做另一個現場，8:00~10:00的直播。
那是一段沒有朋友、沒有人生，只有工作的日子。
常常趕得連好好吃個便當的時間也沒有。一次，發現便當裡有隻小蟑螂，只能先把它挑開，然後不吃那個格子裡的菜，仍然把便當吃完。因為我連去找一份新食物的時間也沒有。
我要上現場了啦！快快快！
於是，工作人員遞資料慢了我急，新聞還沒剪好我變臉，每天急的下場是——猛爆型肝炎。
躺在病床上，我被迫思考人生的輕重緩急，那時的生死交關嚇醒了我，因為，我才三十歲。
出院付帳單時，看著那數字，可以換算成無數峇里島陽光燦爛的日子，或是紐約、倫敦、巴黎看不完的秀，我知道我人生接下來的選擇了。
後來，我盡量不急，盡量開心。
但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我只是把那份焦慮內化，不讓別人看出來。不想影響別人、不想給周遭工作人員壓力。
於是我在等待的小空檔玩「Angry Bird」，看那橫眉豎眼的鳥兒比我還氣，心裡便好受一點。或者玩「Candy Crush」，消糖果，一排排、一列列，兩眼發直，忘記時間。要是大一點的空檔，我就去附近的商場，什麼「Z」牌、「U」牌、「F」牌、「B」牌、「G」牌的快速時尚都逛，翻翻看看，好過在棚裡枯坐。
遠一點的人看不出來我心裡急，近一點的人還是感覺得到。
經紀人、助理怕我不開心，下載夯劇讓我看，準備零食、泡麵開趴，有時候甚至在後台布置了微微酒精、各種水果酒，讓等待變成了姊妹聚會。
等待本來就是人生中必定會遇見的事，在演藝圈更是充滿了各種磨人的等待。
等太陽等海浪等霧散、等飛機過等垃圾車走等火車來、等遲到的大牌、等弄錯的道具、等沒出現的導演……
通常若是不可控的意外，我的心是平靜的，無奈地接受著。但若是因為不專業的因素，我的心就開始不平靜。先是驚訝於看見的荒謬，內心小劇場在海邊的大石頭上對天大喊︰「為什麼？為什麼？」然後有一群憂國憂民的文青圍坐一桌，討論這個圈子人才流失到底有多嚴重，這樣下去怎麼得了云云。最後，心急如焚的母親登場了，這樣就不能接小孩了，荳明天還要考試，誰幫她複習？
然後就山洪爆發。然後就想著退休，去種田、去看雲看海啊什麼的。
但奇妙的是，在私領域的我，卻有無比的耐心。對孩子、對老公、對朋友。
公和私的我，在兩個極端的狀態。

工作時，像高鐵、像殺手。追求速度、效率。回家後，像是在南洋路邊米粉小攤旁悠閒的狗，時而懶洋洋，時而追逐著雞，或向小孩搖尾巴。
是我把演藝工作看得太簡單所以無法接受無盡漫長的等待？是否我仍像當年的那個大學生一樣，不了解體系的龐大運作只著眼在自己的小環節？抑或是演藝工作充滿了如此不得不的等待？
多年前，日本男子偶像團體當道，一批批的花美男出唱片兼巡迴演唱會，還能拍廣告演偶像劇，我好奇地問了一個在日本工作的圈內人，為什麼他們能同時做這麼多產品卻仍神采奕奕、皮膚身體都是最佳狀態？
那工作人員說，因為這些當紅偶像都時間緊迫，所以，其他配合的幕後小組都先自己排練好了。
？！！？
他解釋，比如說發專輯的同時仍要同步拍偶像劇，那麼他們便會在偶像本人出現前找替身，把走位、台詞順幾遍，現場攝影師也跟著走幾遍，燈光道具早已定位，導播也熟悉節奏後，預定拍攝時間一到，偶像出現。他已經背好他的台詞，待替身示範他的走位後，拍攝便順利進行。
真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國境界啊。
我看過眾家一線演員等臨演的情形，因為劇組不肯多花錢，只發臨演來半天，但眾家演員早已把前面戲分演完，執行製作說，那你們聊聊天等臨演吧！
也聽過拍了一整天的臨演覺得太累，一群人開始吵鬧要走人，最後甚至報警的鬧劇。
也有節目準時開錄，卻因為送道具的人睡過頭，全棚空等。
還有遲到慣了的美豔女星，好不容易只遲到半個小時，正當節目組暗自慶幸時，那女星開始補妝，一補，就補了兩個小時。
她的妝好了，我們的妝全等花了。
也碰過製作單位發我六點通告，因為江湖傳聞他們很會延遲，當天也有一場日本大師的音樂會，我心存僥倖地問製作人︰「可以晚一個小時嗎？」製作人斬釘截鐵地說︰「今天一定會準時！一定要六點到！」
悻悻然把票送給朋友去聽。那朋友聽完整場，再加上安可曲，然後很有良心地來棚裡探班，發現我還沒錄影。那天原本六點的通告，一直到半夜十二點半才開錄。
經過這麼多摧殘後，我發誓，只要我長大，一定要減少這種事發生，一定不讓工作人員或其他藝人在棚裡浪費生命、虛度光陰。憑什麼讓不專業影響專業？
但人性是很奇怪的，積習難改、積非成是。
電視台內的工作人員習慣了過去的工作節奏，有些人一開始還會私下抱怨︰「錄那麼快幹嘛？連抽根菸喝咖啡的時間都沒有……」
但這種高鐵速度一上軌道，怨言變成了驚喜的贊同︰「哇！下班了還可以和家人吃晚飯！」或是「下班了還可以去玩欸！」
於是，在能力範圍內我加緊速度、提升效率。在我還是得無盡、無意義地等待時，我練修養。
看劇、寫書、練字、聊八卦、看書，也順便練演技。
演我很快樂、演不在乎，演了解這就是演藝圈的常態。我的演技很表面，所以遠的人看不出來我的焦慮，近的人還是感覺得到。
我以前看過大哥級主持人打或踢工作人員的，這麼比起來，我還算是忍得不錯。
不過我還是不聰明，畢竟有些人還是察覺得到，可見我壓的還是不夠深。就不能微笑優雅地說，沒關係啊！大家加油哦！臣妾做不到啊！
可能是那忿忿不平的種子已深埋在心裡。為什麼不專業可以影響、干擾專業？
每個人對職業道德的要求不同，又或者，這已經不只是工作心態的問題，而是人生哲學的問題？
體諒。
體諒別人偶有的風雨；體諒別人驚慌時的不知如何判斷；體諒他人正在學習；體諒他人力有未逮。
如果可以溫柔地等待孩子的嘗試錯誤，那麼，也應該這麼對待別人的孩子。
學，我也正在學。
學著和我的躁，說再見。

(文章來源：http://www.businessweekly.com.tw/article.aspx?id=18600&type=Blog&utm_source=facebook.com&utm_medium=social&utm_content=bw&utm_campaign=content&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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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7月30日，李登輝先生過世。———————————————-
......「我們是叫化子軍，」他說，「但是，你有沒有想過，七十軍，在到達基隆港之前的八年，是從血河裡爬出來的？你知不知道，我們從寧波出發前，才在戰火中急行軍了好幾百公里，穿著磨破了的草鞋？」
　　我是沒想過，但是，我知道，確實有一個人想過。
　　一九四六年春天，二十三歲的台灣青年岩里政男因為日本戰敗，恢復學生身分，決定從東京回台北進入台灣大學繼續讀書。
　　他搭上了一艘又老又舊的美軍貨輪「自由輪」，大船抵達基隆港，卻不能馬上登岸，因為船上所有的人，必須隔離檢疫。在等候上岸時，大批從日本回來的台灣人，很多是跟他一樣的大學生，從甲板上就可以清楚看見，成批成批的中國軍人，在碼頭的地上吃飯，蹲著、坐著。在這些看慣了日軍的台灣人眼中，這些國軍看起來裝備破舊，疲累不堪，儀態和體格看起來都特別差。甲板上的台灣人你一句我一句地開始批評，露出大失所望、瞧不起的神色。
　　這個時候，老是單獨在一旁，話很少、自己看書的岩里政男，突然插進來說話了，而且是對大家說。
　　「為了我們的國家，」這年輕人說，「國軍在這樣差的裝備條件下能打贏日本人，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我們要用敬佩的眼光來看他們才是啊。」（99）
　　岩里政男，後來恢復他的漢名，李登輝。
　　在那樣的情境裡，會說出這話的二十三歲的人，我想，同情的能力和包容的胸懷，應該不同尋常才是？......（《大江大海》（2009）龍應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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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七　草鞋

　　我終於找到了一個七十軍的老兵，在台北溫州街的巷子裡，就是林精武。

　　所謂「老兵」，才剛滿十八歲，一九四五年一月才入伍，十月就已經飄洋過海成為接收台灣的七十軍的一員。

　　「在登陸艦上，你也暈船嗎？」我問。

　　他說，豈止暈船。

　　他們的七十軍一○七師從寧波上了美國登陸艦，他注意到，美國人的軍艦，連甲板都乾乾淨淨。甲板上有大桶大桶的咖啡，熱情的美國大兵請中國士兵免費用，儘量喝。

　　我瞪大眼睛看著林精武，心想，太神奇了，十八歲的林精武分明和十八歲來自密西根的小鮑布，在甲板上碰了面，一起喝了咖啡，在駛向福爾摩沙基隆港的一艘船上。

　　林精武看那「黑烏烏的怪物」，淺嘗了幾口，美兵大聲叫好。

　　兵艦在海上沉浮，七十軍的士兵開始翻天覆地嘔吐：

　　「頭上腳下，足起頭落，鐵鏽的臭味自外而入，咖啡的苦甜由內而外，天翻地覆，船動神搖－－吐到肝膽瀝盡猶不能止，吐的死去活來，滿臉金星，污物吐落滿艙，還把人家潔淨的甲板弄得骯髒，惡臭，真是慘不忍睹。」

　　這個福建來的青年人，一面吐得肝腸寸斷，一面還恨自己吐，把美國人乾淨的甲板吐成滿地污穢，他覺得「有辱軍人的榮譽，敗壞中華民國的國格」。

　　打了八年抗日戰爭的七十軍士兵，在軍艦上個個東歪西倒，暈成一團。林精武兩天兩夜一粒米沒吃，一滴水沒喝，肚子嘔空，頭眼暈眩，「我在想，這樣的部隊，還有能力打仗嗎？然後有人大叫：『前面有山』，快到了。」

　　擴音器大聲傳來命令：「基隆已經到了，準備登陸，為了防備日軍的反抗，各單位隨時準備作戰。」

　　全船的士兵動起來，暈船的人全身虛脫，背起背包和裝備，勉強行走，陸續下船，美軍在甲板上列隊送別。林精武邊走下碼頭，邊覺得慚愧：留給人家這麼髒的船艙，怎對得起人家！

　　基隆碼頭上，七十軍的士兵看見一堆小山一樣的雪白結晶鹽。福建海邊，白鹽也是這樣堆成山的。有人好奇地用手指一沾，湊到嘴裡嘗了一下，失聲大叫，「是白糖！」大陸見到的都是黑糖，這些士兵，第一次見到白糖，驚奇萬分。一個班長拿了個臉盆，挖了一盆白糖過來，給每個暈頭轉向的士兵嘗嘗「台灣的味道」。

　　在基隆碼頭上，七十軍的士兵看見的，很意外，是成群成群的日本人，露宿在車站附近；日本僑民，在苦等遣返的船隻送他們回家鄉。

　　七十軍的老兵－大多是湖南子弟，八年抗戰中自己出生入死，故鄉則家破人亡，一下船看見日本人，有些人一下子激動起來，在碼頭上就無法遏止心中的痛，大罵出聲：姦淫擄掠我們的婦女，刀槍刺殺我們的同胞，現在就這樣讓他們平平安安回家去，這算什麼！

　　「我還聽說，」林精武說，「有兩個兵，氣不過，晚上就去強暴了一個日本女人。」

　　「就在那碼頭上？」我問。

　　「是的，」林精武說，「但我只是聽說，沒看見。」

　　林精武離開故鄉時，腳上穿著一雙迴力鞋，讓很多人羨慕。穿著那雙父母買的鞋，此後千里行軍靠它、跑步出操靠它，到達基隆港時，鞋子已經破底，腳，被路面磨得發燒、起泡、腫痛。

　　軍隊，窮到沒法給軍人買鞋。有名的七十軍腳上的草鞋，還是士兵自己編的。打草鞋，在那個時代，是軍人的基本技藝，好像你必須會拿筷子吃飯一樣。

　　麻絲搓成繩，稻草和破布揉在一起，五條繩子要拉得緊。下雨不能出操的時候，多出來的時間就是打草鞋。七十軍的士兵坐在一起，五條麻繩，一條綁在柱子上，一條繫在自己腰間，一邊談天，一邊搓破布和稻草，手快速地穿來穿去，一會兒就打好一隻鞋。

　　只懂福建話的新兵林精武，不會打草鞋。來自湖南湘鄉的班長，從怎麼拿繩子開始教他，但是班長的湖南話他又聽不懂，於是一個來自湘潭的老兵，自告奮勇，站在一旁，把湘鄉的湖南話認認真真地翻譯成湘潭的湖南話，林精武聽得滿頭大汗，還是打不好。他編的草鞋，因為鬆，走不到十里路，腳就皮破血流，腳指頭之間，長出一粒粒水泡，椎心的疼痛。最後只好交換：十八歲讀過書的福建新兵林精武為那些不識字的湖南老兵讀報紙、寫家書，湖南的老兵，則為他打草鞋。

　　「林先生，」我問，「台灣現在一提到七十軍，就說他們穿草鞋、背雨傘、破爛不堪，是乞丐軍－－您怎麼說？」

　　「我完全同意，」林精武抬頭挺胸，眼睛坦蕩蕩地看著我，「我們看起來就是叫化子。到基隆港的時候，我們的棉衣裡還滿滿是蝨子，頭髮裡也是。」

　　我也看著他，這個十八歲的福建青年，今年已經八十三歲，他的聲音裡，有一種特別直率的「正氣」。

　　「我們是叫化子軍，」他說，「但是，你有沒有想過，七十軍，在到達基隆港之前的八年，是從血河裡爬出來的？你知不知道，我們從寧波出發前，才在戰火中急行軍了好幾百公里，穿著磨破了的草鞋？」

　　我是沒想過，但是，我知道，確實有一個人想過。

　　一九四六年春天，二十三歲的台灣青年岩里政男因為日本戰敗，恢復學生身分，決定從東京回台北進入台灣大學繼續讀書。

　　他搭上了一艘又老又舊的美軍貨輪「自由輪」，大船抵達基隆港，卻不能馬上登岸，因為船上所有的人，必須隔離檢疫。在等候上岸時，大批從日本回來的台灣人，很多是跟他一樣的大學生，從甲板上就可以清楚看見，成批成批的中國軍人，在碼頭的地上吃飯，蹲著、坐著。在這些看慣了日軍的台灣人眼中，這些國軍看起來裝備破舊，疲累不堪，儀態和體格看起來都特別差。甲板上的台灣人你一句我一句地開始批評，露出大失所望、瞧不起的神色。

　　這個時候，老是單獨在一旁，話很少、自己看書的岩里政男，突然插進來說話了，而且是對大家說。

　　「為了我們的國家，」這年輕人說，「國軍在這樣差的裝備條件下能打贏日本人，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我們要用敬佩的眼光來看他們才是啊。」

　　岩里政男，後來恢復他的漢名，李登輝。

　　在那樣的情境裡，會說出這話的二十三歲的人，我想，同情的能力和包容的胸懷，應該不同尋常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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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梵竹「一張高爾夫球場會員證的故事：訪何既明先生」，引自《共產青年李登輝》，藍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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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讀下去：

反共不能凌駕「人」的立場
——對李登輝史觀的質疑

龍應台 《新新聞週報》1999

李登輝在今年1月接受了日本作家深田佑介的專訪（1月31日《自由時報》），專訪全文刊在《文藝春秋》社出版的政論月刊《諸君》2月號。李登輝是日本媒體的寵兒，談話廣受日本讀者注意。而身為中華民國的總統，他的言論不可避免地被視為代表台灣人民的聲音。深田佑介說，有些日本評論家稱李登輝為「哲人政治家」，對他推崇備至。不論是「哲人」還是「政治家」，前瞻的能力是一個必要條件，而前瞻的能力植根於對歷史的深刻的認識。李登輝在訪談中提出的史觀，既涉及中國人的過去，也論及台灣人的未來。台灣正處於一個摸索著尋找自我的歷史關鍵─ ─與中國大陸、與日本的關係如何界定，對於重新翻出的歷史如何做出價值判斷，做出的判斷又將如何影響自己未來的定位和格局，都是茲事體大的考慮。以李登輝的政治強勢，他個人的想法很可能就把一個社會推向某一個特定的方向，儘管那個方向不見得是正確的方向。對他的史觀提出質疑，我認為，是一個公民不得不盡的義務。

「深田：去年11月江澤民訪問日本時，猛烈地抨擊過去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有關日本的「過去」，並且要日本「認識歷史」，在所到之處一共說了11次，反而造成日本人的反感，我認為現在正是加強日台友好關係的最佳機會，因此特別來傾聽總統的看法。

李總統：50年前的舊事沒有必要反覆重提。我倒覺得在認識歷史上，江澤民比日本更有問題。為什麼呢？日本在戰後五十年間遵守和平憲法建設民主國家，很努力地向亞洲擴散和平民主主義，對這點不加以正視而不斷地反覆提舊事，絕非正確的歷史認識。

……外面說是因為江澤民小時候親戚被日軍殺害，而且他被強迫學習日語，身為國家領導人，以個人的恩怨和經歷對日本的過去加以斷罪最是很危險的。如果要說「過去」，50年前和五百年前都是一樣的……

……台灣本來有原住民，然後有為了追求自由而由中國大陸來的，就是我們這些台灣人，我們的祖先在四百年前因逃避明朝的暴政而來到台灣，現在我們所稱「外省人」，也是在50年前因逃避共產黨而到台灣的。最重要的是到台灣的這些人不是來台灣做統治者，而是要一直有建設新國家的精神，來建築我們的社會，追求自由和民主……」

舊事不必重提？

江澤民要來日本為戰爭侵略向中國人民道歉，李登輝把這個舉動稱為江澤民的「個人恩怨」。日本的侵略造成三千多萬個中國老百姓的死亡，在那三千多萬個死者身後還有數目更大的妻離子散、家破人亡。這樣深沈巨大、史無前例的人類災難被輕蔑地貶為「個人恩怨」，實在令人駭異。以色列總理要求德國人道歉，或者波蘭總統要求蘇聯人道歉，我們都體認到：在每一個「要求」背後有多少慘痛的犧牲得不到彌補和安慰。對這樣的慘痛，我們只能垂首肅穆。李登輝是個學識廣博的人，他會以如此輕浮的態度來看待中日曆史，不會是由於缺乏知識，而有更深沈的歷史因素。

至於「50年前的舊事沒有必要反覆重提」，這所謂「沒有必要」，究竟是因為「舊事」已經經過徹底的爬梳整理，歷史的責任與是非已經交代清楚，還是因為舊事重提可能傷害到眼前的政治權宜？為什麼「沒有必要」？

非常湊巧，2月份西方世界最引人注目的重大新聞之一正是50年前的舊事重提：德國財團企業界開始對二次大戰中強征的奴工進行賠償。從50年代以來，德國政府已經對受過納粹迫害的個人付出了大約七百億美元的賠償金，但是德國企業，當年獲利於強征奴工的勞力，卻儼然置身事外。近一千萬名來自各國的奴工曾經在極不人道的情況下為德國的武器工廠、機械和汽車工廠夜以繼日地免費勞動；這些人絕大多數來自東歐國家，戰後又受到東西冷戰的懲罰，得不到任何補償。50年過去了，奴工凋零殆盡，為他們爭取權益的律師和人權組織終於有了突破。

去年夏天，德國大眾汽車公司（VW）在二十多個國家刊登全版廣告，通知當年的奴工前來申請賠償；大眾公司設立了一個兩千萬馬克的賠償基金準備發放。一方面想免於訴訟，一方面想對歷史的債做最後的結算，德國政府集結了當年曾剝削過奴工的各大行業，籌足大約20億美元作為賠償金，預備在99年9月1日正式執行賠償。所有的行政環節都以最速件打通處理，因為倖存的奴工皆已老邁，去日無多；選在9月1日則因為在60年前的9月1日，德軍侵入波蘭，掀起了二次大戰。選擇這樣的日子進行賠償，德國人再度向受侵略的民族表示他們的道歉和對歷史的擔當。

在歐洲，顯然不管是侵略者還是被害者都認為「舊事重提」不但必要，而且迫切地必要。歷史的罪責與是非不僅只是抽像空洞的哲學概念，它可以落實到有血有肉的個人身上。侵略者不但要對受害人道歉，還要對他做實質的補償；不但要做實質的補償，還要趕在受害人有生之年完成補償。舊事的重提，歷史的清理，必要，而且迫切。正義如果有任何意義，就得趕在這一整代人含冤死亡之前得到實現。所以50年前和五百年前是不一樣的；50年前造成的傷害，人們還有道歉和彌補的機會，歷史仍是活生生跳動著的此刻，良心逼著你正視它。

花岡事件

歐洲的奴工重新發出聲音不能不讓人想起花岡事件。

大戰爆發，日本的企業馬上感覺到人力資源的嚴重缺乏，於是與日本軍部取得默契：軍部從佔領國家強征奴工交與企業，企業以金錢回饋。日本從中國運來大約四萬多名奴工──多數是在東北擄來的俘虜和莊稼農民。在花岡的中國奴工為DOWA礦業公司下的鹿島組做最艱辛危險的地下採礦粗工。借用荷蘭歷史學者Ian Buruma的敘述：

中國奴工們即使在嚴寒飄雪的季節，仍舊穿著一襲軍衣，在地下的礦坑中挖掘堅硬的石塊，或是站在水深及腰、幾將冰凍的河溝中疏浚污泥；而他們每天所賴以維生的，僅是一顆即將腐爛的蘋果當作中飯，以及一碗稀飯當晚餐。

1945年7月30日，大約八百名中國奴工因為不堪虐待，集體逃亡，藏身在附近的山區。日本警方號召居民出來獵捕奴工；日本居民遂個個手持刀棍，圍捕奴工。

這些瘦骨嶙峋的奴工，本來就營養不良，再加上對當地環境不熟悉，絕大部份都在很短時間內被追捕回來。他們陸續被押到小鎮廣場上，一一強迫脫去了僅存內褲的襤褸衣衫，五花大綁地將雙手捆於背後……他們在如此又餓又渴的情形之下，在現場罰坐了三天三夜，當場就有50餘人暈死過去；他們無糧無水，聽說有不少的犯人相互飲用彼此的尿水維生，真是駭人聽聞、最為殘酷的暴行。

悠悠50年，這些中國奴工得到什麼樣的補償？

1945年9月，倖存的花岡奴工被當地的秋田郡地方法院以危害地方治安的罪名判以「無期徒刑」，終身監禁。後來被盟軍解放。

1948年，鹿島組的八名主管受軍事審判，坐了八年監牢之後釋放。其中之一叫岸信介，作了日本首相，鹿島組一轉身變成鹿島建設，日本首屈一指的重工業財團，戰後在中國大量承包工程，成為中國市場的大投資家。

1972年，周恩來與日本簽訂中日和約，放棄所有對日本索賠權利。

中國的奴工──當然還有韓國的、澳洲、美國、英國的戰俘奴工，在東方的歷史洪流裡，人，像蟲子一樣被衝進遺忘的黑暗中，轉瞬不見蹤影，連喊叫的聲音都發不出。他們只能在風燭殘年的破碎的夢裡看見；有一天，鹿島建設在世界各國刊登全版廣告，請當年的奴工前來索取賠償，日期還在7月7日，因為在62年前的這一天，日本士兵的皮靴與刺刀跨上了盧溝橋。

這一天還很遙遠，由於許多極其複雜的文化以及政治因素，日本人對歷史的認識還沒有走到這一步，他們還需要時間。白髮蒼蒼的慰安婦現在四處奔走，就是為了在死前能見到正義的實現，但是在日本人有一天終於有能力面對歷史的時候，那千百萬的受害者已經化為無聲無息的塵土。

舊事怎麼能不反覆重提呢？就是日本境內也有不少諤諤之士，譬如大江健三郎就在1990年法蘭克福書展上猛烈抨擊過日本對歷史罪責的自欺心態，稱日本人為最缺乏反省能力的「種族主義者」。江澤民訪日，身上背負著最沈重的債券，怎麼還也還不完的人性債券；李登輝有什麼權利、什麼立場，說，「舊事沒有必要反覆重提」？

如果人性價值也必須劃分疆界，中國人的死難都只是他江澤民的事，與李登輝毫不相干；好的，那麼，從1937年到1945年總共有20萬7千多個台灣青年被徵調投入戰爭。其中將近六萬人或戰死、或失蹤，為日本天皇做了炮灰。還有那受了皇民思想號召而肆行屠殺，戰後被當做國際戰犯而處死刑的26人，處10年以上徒刑的147人。這些台灣人的犧牲──日本表示過歉意嗎？對台灣的慰安婦，日本表示過歉意嗎？更何況，在今天的所謂「台灣人」裡，畢竟有百分之十幾二十的外省人在大陸親身面對過日軍的刺刀，李登輝可曾考慮過他們的情感和創傷？誰 對他們道過歉？即使吝嗇地只談「台灣人」，李登輝，身為總統，又哪裡有權利、有立場，去對至今不認錯的日本說，「舊事沒有必要重提」？

台灣人的面對歷史

我不認為李登輝有失立場的談話是他有意取悅於日本媒體。他曾經公開批評過李光耀所鼓吹的「亞洲價值」而強調他信仰普遍的自由和人權。但是他對中國共產黨政權的憎惡、他對日本的源遠流長的好感，以及海峽兩岸的緊張對峙關係，扭曲了他對普遍人權的判斷。

李登輝說江澤民比日本人「更有問題」。是的，江澤民代表的是一個對自己人民開槍的政權，這個政權統治中國50年，手上所沾中國人的血可能比日本人還要濃腥。但是，甲殺了人，不能說因為「乙也殺了人」或「乙殺了更多的人」而使甲的罪行得到豁免。這個邏輯是荒唐的。中國共產黨有一天也必得站上歷史的審判台接受審判，但是共產黨再不義也不能拿來為日本的不義作辯護。

李登輝說，日本「在戰後50年間遵守和平憲法建設民主國家」，因此「過去」不必再談。這個邏輯也是奇怪的。就被害者而言，日本今天貧或富，獨裁或民主，對已經造成的傷害有什麼影響？就日本人自己而言，正因為日本是一個民主國家，它更有理由誠實而勇敢地面對陰暗的過去。戰後的德國難道不是一個「遵守和平憲法的民主國家」，為什麼在那裡，「過去」的討論和整理如此重要？

對日本的好感是李登輝這一整代人的歷史情愫。以中國民族主義為出發點的人很容易對這種情愫義正辭嚴地口誅筆伐，而這樣單向思維的批判很可能是錯置的。就如同在今天的香港有許多人對英國殖民所帶來的體制和文化認同超過對自己民族──中國的認同，李登輝這一代人對日本的認同也有它的「正當性」，必須放在時代的背景中去理解和尊重。問題的癥結在於：認同日本的什麼？大江健三郎、東史郎、家永三郎都是日本人，卻對日本政府和主流社會處理歷史的態度絕不苟同。這些人代表了日本文化中最珍貴的良心和勇氣。曾經是日本國民的台灣人，譬如李登輝，是否 在模糊的、浪漫的日本情愫之外，認真地思索過更深刻的問題：

在侵略戰爭的大浩劫中，屬於日本國的台灣人究竟是純粹的被害者還是身不由己的迫害者，或者兩者都是？界線怎麼劃分？如果民族主義的立場被拋棄，那麼他是否通得過「人」的立場的檢驗？對於自己，他是否能在日本人的歷史罪責裡看見自己的角色？對日本的歷史，他又是否能撇開自己的情感糾纏，做客觀的評斷？

這些問題，90年代以來紛紛在歐洲各國浮出。法國、比利時、荷蘭，長久以來把自己描繪成被德國壓迫的無罪的羔羊同時又是抵抗侵略的勇敢的英雄。歷史學家現在把現在把材料徹底翻出來，讓人們看見；羔羊英雄只是事實的一面，另一面是和侵略者權勢結合、狼狽為奸的懦弱與卑下。

把歷史的石頭翻開，露出長久不經日照的蟲豸，不是為了族群間的政治清算，而是為了更瞭解自己的存在地位。尤其台灣人正在尋找全新的未來航程，釐清自己的過去是不可或缺的羅盤。

李登輝公開說自己在22歲以前是日本國民，被民族主義者視為大逆不道，我認為是後者的立場偏執。但是李登輝對日本主流價值的全盤接受──全盤到罔顧歷史、罔顧正義的程度，我覺得非常可憂。如果他是一般學者，談話代表他個人，也就罷了，偏偏他是中華民國總統，在外代表全部台灣人說話，而所說的話比日本右翼還要右翼，實在使我這個台灣國民惴惴不安。

不是民族主義，是人權主義

我相信日本的過去是必須深掘、必須探究、不可遺忘的，而這個立場，不是因為我是中國人台灣人，屬於被侵略被殖民的族群，因此尋求報復、洩憤。有這個立場，是因為，做為人類的一份子，希冀看見和平的實現，而20世紀兩次大戰給了我們一個極重要的教訓：如果歷史的是非曲直、怨怒疑忌不經過梳理就被草草掩蓋，它就變成一個數著秒鐘的定時炸彈，踢踢踏踏走向爆發。沒有對歷史的共識就沒有和平的基礎，而共識的達成唯有透過對「過去」的鍥而不捨的深掘與追究，最有責任研究日本過去的應該是日本本身的器識宏大的知識份子，就如同對文革史絕不放鬆的應 該是中國本身的知識先進，因為最深的批判來自最深的關切。令人憂心的是，中國與日本讓眼前的政治權宜將歷史的傷口暫時遮住，但是傷口在暗地裡潰爛惡化，有一天，傷者，或那自視受到不公待遇的，又以復仇者的猙獰面目再起。這樣的惡性循環，難道是日本人、中國人、台灣人所樂於見到的嗎？為了避免這樣可怕的前景而要求德國或日本切實地面對歷史，不是「哪國人」的立場，是「人」的立場。

要求日本道歉，因此不是一個狹隘的民族主義的問題，而是一個普遍的歷史罪責的問題。江澤民本人是否有這樣的認識，很值得懷疑。毛澤東和周恩來與日本人簽約時，從不曾問過老百姓的意願。但是那死於戰亂的三千萬人、那飽受凌虐的奴工和慰安婦，有權利要求精神與物質的彌補，只因為他們是「人」就足夠的理直氣壯，與民族主義扯不上關係，與人權主義卻大有關係。李登輝對人權價值的尊重我相信是真誠的，但是在他反中共和親日本的架構裡，人權價值卻不自覺地被壓縮得看不見了，三千萬人的犧牲變成「個人恩怨」，未經整理的重大歷史變成「不必再提」的舊事。

不，就是對距離我們極遙遠的盧安達或科索沃或阿富汗的屠殺，我們都不忍，也沒有權利這麼說的。

「新台灣人」來自「舊台灣人」

深田佑介的問題充滿投機主義的惡味──趁著中國與日本為歷史罪責起矛盾的時候，趕快發展台日關係！李登輝的回答也果真與他一拍即合。不能不問的是，建築在這樣一個基礎的台日關係，能為台灣帶來什麼利益？機會主義的結合能持久嗎？或者說，以扭曲歷史、蔑視人權為基礎建立起來的政治關係，是我們台灣人所渴望的嗎？

我不同意。

就如同我不能同意李登輝所描繪的美麗的台灣人圖像是符合歷史的。在他的描繪下，台灣人就是一個追求自由民主的族群。哪有這回事呢？李登輝說四百年前來的台灣人是為了「逃避明朝的暴政」而來到台灣，但是鄭成功的旗子上不是明明寫著「永明」嗎？「到台灣的這些人不是來台灣做統治者」的，李登輝說，但是他怎麼解釋來台的漢人是如何壓迫原住民的？五十年前的「外省人」是逃避共產黨而來，但是他們來了之後就建立了自由民主嗎？

台灣人受日本統治50年，受國民黨高壓控制50年，現在又受共產黨的武力威脅，在自我意識上就逐漸投射成一個羔羊似的被壓迫者，而羔羊在道德上都是純潔無瑕的。這真是一個美麗的自我圖像，但是，我們既然要求別人正視歷史，自己又何能例外，四百年來的台灣人既是羔羊，也是惡狼，被別人壓迫過，也壓迫過別人。對自由民主的認識絕不是台灣人的天生麗質，高人一等，而是經過不斷的墮落和奮起才獲得的一點淺淺的成就。這點成就我們可以珍惜，但是不必把它誇大成一個一以貫之的台灣人傳統。

解嚴12年來，台灣一步一步的在遠離老國民黨時代的中國意識，發展出以自己為主體的台灣意識。李登輝的史觀標誌著12年的距離；12年前，台灣的「中國人」和大陸人一樣談日本人的「血債」。黃春明的「沙喲那啦再見」對死不道歉的日本充滿義憤，是那個時期的經典作品。到了1999年，台灣總統對日本人公開說，要日本人對侵略戰爭道歉是江澤民的「個人恩怨」，日本現在是和平主義的使者，中國反覆對日本提起過去「絕非正確的歷史認識」。這個距離實在是驚人的。

這樣的史觀，就是李登輝所鼓吹的所謂「新台灣人」的史觀嗎？我看見其中蘊藏著非常大的危險。我想我們之所以反對中共政權，是因為這個政權與我們所信仰的人權價值有嚴重牴觸；信仰人權價值是因，反對共產政權是果。但是如果說，為了與中共爭取政治資源，為了與中國意識割離以凸顯台灣意識，而把歷史扭曲，而把人的災難渺小化、兒戲化──因為這些人恰巧是「中國」人；也就是說，反共倒果為因，成了最高指導原則，台灣人豈不是在1999年又退回到意識型態僵化的1949年，只是蔣介石版的教條換成了李登輝版的教條？不以人權價值為基礎的台灣意識 值不值得我們追求？我們可不可以讓反中共的目標無限放大，大到使我們對更普遍的恆久價值變得盲目？

「新台灣人」不是從石頭裡蹦出來的猴子，他必定得從「舊台灣人」蛻化而來，帶著他所有的歷史，所有的回憶，所有溫存的情感。對這些千絲萬縷的歷史回憶和情感，他必須沈思、梳理、衡量、選擇；每一番沈思梳理，每一個衡量選擇，都一點一點決定了他未來的面貌。「新台灣人」最後的成熟──不論他屬於哪一個族群，一定是在他給自己的歷史記憶和情感重新找到了安身之處以後，絕不在於把自己的過去粗暴地斬斷。而每一個族群的歷史記憶和情感，在台灣人重新凝聚的過程中，都是必須受到尊重的。

原載《新新聞週報》1999

攝影：龍應台，屏東大鵬新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