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誰比誰高貴](六之五)
反修例運動此前多場審訊,不論是襲警、藏武器、暴動案,在法庭裡的檢視方法,採取視覺較微觀。示威者在這條街被捕,隔一條街發生的事,不會視為相關。時間上檢視也收得狹窄,例如7.21元朗襲擊,或831太子站事件,示威者受事件影響之後上街,法庭不會視為有參考價值(relevant).
然而國安法第一審,唐英傑開電單車涉衝向警察防線,車上插了「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旗幟,案件搬到法庭,被提升到「恐怖活動」「煽動他人分裂國家」層次。
法庭對刑事案件審訊,多檢視可觸摸之物,如翻看閉路電視、檢視直播片段、化驗被告背包或手袋的物件。
但驗視一句話的意義,用甚麼方法,拉闊到歷史何年何月,翻查幾多本字典,還是要揭開人腦看看人的思想?
早幾天,辯方專家證人,港大學者李詠怡當被控方逼問舉殖民旗的人心裡想甚麼,梁天琦設計口號的心底意思。Eliza一度在庭上表示:「我沒法子有讀心術 (I am not a mindreader).」
如何去讀一場社會運動的集體心理?社會學家,明顯和法律專家有不同看法。
這天,彭寶琴法官問及Francis,他如何理解「反修例運動的時間線(timeline)」。作為專研社運的學者,Francis認為運動由2019年6月9日開始,延續至大約2020年中,但難說某一日正式結束。彭官反問:「逃犯條例不是撤回了嗎?在2019年9月條例撤回後,李教授你仍然覺得運動繼續下去?」Francis說是。
彭官亦問Francis,「你在問卷中問示威者,那一個口號有代表性,但每一個集會不是有主辦單位嗎?大會不是有他們的主題?」(亦即民間所謂的大台)
Francis回應道,每次遊行雖有個別主題,但整場大型反修例運動不只是個別遊行。「例如人們最初對『齊上齊落』口號感到有共鳴,因為此口號表達了整場運動裡,示威者感到的團結精神和聯繫感(togetherness)。很多時候,口號不是直接與政策訴求有關,而是表達示威者的情感和感受。」
這天,辯方專家證人,中大新傳學院教授李立峯Francis進入第二天作供。高個子的他,頭髮長及頸,穿了淺灰色西裝外套,外套布料質地有反光效果,西裝上的縐紋特別顯眼。他出現在證人枱時,拿着橙色的布袋,把厚厚的文件塞在布袋內,擱在證人枱。
Francis喜歡把手踭擱在枱上,竪起前臂,長長的手指揮舞着,談起他熱愛的社科方法論,語速越說越快,微微地左右搖動帶輪辦公室椅子。法官不只一次請他說慢一點。
有些時候,三位法官們發問的問題,比雙方大狀們更多。
Francis說,曾向全香港市民抽樣撥打電話作民意調查。為了要有隨機性,撥打住戶家居電話時,會向聽電話的人問,若家居住戶多於一人,那一位同住者的生日日期較接近,則邀請該人來回答民調。
唯一的男法官陳嘉信,手指之間常夾着筆,雙眉上下舞動,立即發問:「為何打電話去家居要這樣問,而手機則不用問?」
Francis解答道:「在外國,曾有研究發現,在家庭中負責接電話的人,永遠都是家庭主婦。」法官杜麗冰聽到後,臉上綻放出會心微笑,更向陳官互相交換笑容。Francis續說:「又或者是年輕人搶着電話聽,這樣,民調做出來就會有偏差。」
另一個社會學方法論的提問,也是由陳嘉信法官追問出來的。Francis團隊亦曾於廿多場遊行或集會活動中做現場調查。調查員會被分派在集會或遊行現場,邀請參加者填問卷。
但隨着運動變得更流水式,出現更多變數,甚至出現衝突。為了保護調查員安全,例如7.27元朗遊行,他們會派出少量資深調查員到現場,派發含有QR Code的單張,示威者可以事後上網填寫。
無論是代表控方的周天行檢控專員,抑或法官都問Francis,讓人拿單張回去跟QR Code填問卷,怎樣肯定填的人真是去過現場?
陳嘉信法官問:「你說,填問卷的人很熱心,你怎知他們會不會『熱心』過頭,上網虛構答案?」他雙手在空中比劃着括號,把「熱心」二字強調。
Francis說,他們巧妙地在網上問卷中加入了一條題目:「這天在那一個示威地點加入隊伍」,亦有一個選項是:「我今天沒有參加遊行」。填表者並不知道,研究員會剔走沒參加遊行的人的意見。
「他們填的時候,不知道這條題目若答了,其實篩走了自己,最終我們便可以只分析參加過示威的人的數據。」三法官聽罷,明白學者一早想到這些漏洞,點頭表示明白。
法庭裡,尋找「光時」意義之旅,控辯雙方均花心力指斥對方研究方法有漏洞。
代表律政司的署理刑事檢控專員周天行,嘗試從Francis的研究裡,找尋不足之處。Francis和團隊以5種研究方法:全港性電話民意調查、示威現場問卷調查、焦點小組、連登討論區大數據分析、公共討論分析(時評人在傳媒的言論),多管齊下來理解社會運動中口號的意義。
周專員指,調查大部分於2020年初之前進行,而本案發生的日子(2020年7月1日)之前一段時間,即2020年2月至7月,Francis沒有相關研究。周專員問:「沒有任何事阻止你進行更多研究吧。」
Francis指,當他自己知道要做專家證人時,已是2021年4月底,時光追不回了。「我不能坐時光機回到過去(I cannot travel back in time to do it.) 周專員堅持追問,可以做電話民調呀。此時陳嘉信法官插嘴表達其看法:「即係你叫李教授在2021年問番啲人9個月前在想甚麼?」
Francis望着陳官說:「你說的我認同,即使可以問,搜集回來的數據也不會可信。問人今日在想甚麼會較可信,你問人一年前想甚麼,可信性甚低。」
周專員轉以「以子之矛」嘗試再去進攻。「你曾說過口號的意義會隨時間改變,你在案發前一段相關時間,無研究喎。」Francis再解釋,除非遇到重大事件,口號的意思隨時間改變,基本上是以年計,或以十年計,「口號意義改變,並非分分秒秒在變動」。
Francis在庭上首次披露,他團隊進行的「連登討論區」大數據研究,份量之浩瀚,他和團隊從連登「時事台」從2019年6月到8月21日的討論帖子及回應留言,涉及2千5百萬個,電腦檔案足有38GB。
周專員從枱底拿出幾疊白紙,原來他的團隊從連登討論區,人手萃取了一些帖文,叫Francis即場示範如何做Coding (編碼)工作。
西裝骨骨的Francis翻閱着文件,開始說:「呢位網民【四葉妹妹】有提及過「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沒提及「港獨」及「五大訴求」,可算為「1, 1, 0, 0」; 網民【英國男孩】完全沒提,電腦會記為「0, 0, 0, 0」;這位【草尼馬仔】貼了光時旗的照片,不含文字留言,我們技術上沒法認出。但不改變們這個整個研究方法的合理性」。在嚴肅法庭,聽到鬼馬的網名,旁聽者都忍不住笑了出來。
控辯雙方過招,誰的「方法和總結」算是合理,光時究竟意義何在,是否違犯國案法?
Francis今天較完整披露他的看法。他認為,控方專家劉智鵬教授,以歷史及語言學角度去看「光時」這口號的意思,作出一個聲稱,就是「『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這口號,只有唯一一個解讀,並為所有人共知」,「但我認為劉教授沒有提供充足證據去證明這個聲稱」。
Francis解釋,劉教授報告中用了「necessarily」一字,即口號詮釋的唯一可能「必然」是這樣,這是Francis自己認為需要用多種社科方法驗證的假設。
口號究竟是由喊的人那端衍生意思,還是從接收者那邊決定意思?
陳法官指,他理解控方劉專家報告中指的是,「喊口號的人懷有分裂國家意圖和目的」。但Francis卻說,喊口號基本上是一個「傳播行為」,不只是一個人單方面「個人表達」那麼簡單。
一個口號喊出來,是由嗌的人承擔意義發送者責任,還是接收的人也有份貢獻意義?如此哲學性問題,在法庭的空氣裡交鋒。
Francis又像在講課一樣,「作為傳播學者,我認為,喊口號是一個溝通行為,不只是一種自我表達。我嗌一個口號,會考慮接收者如何理解。」
小個子的法官杜麗冰,左手手指戴了綠寶石戒指,她一邊說話一邊以手部語言輔助她的比喻:「好像我跟一百個人說,我喜歡西瓜,有人會覺得我愛吃紅色的生果,另一個人覺得我愛吃綠色皮的水果。我發送一個訊息,但別人接收不同。」
Francis補充:「不止這樣,說話的人會小心用字。例如有一句句子意義明確,另一句句子的意義含糊,如果我要表達自己,減少誤會,我會選較明確的那句。」陳官提出,智力不同的人也會用字不同。
Francis反駁:「不只,也看大家出身甚麼背景,像你們法庭背景的人理解『引導性問題』(leading question)和我們社科人便不同,不只是智力差異的問題。」聽到這句話,杜官和陳官都作深思狀。
控方曾挑戰,指若文字意義多樣,人們便沒辦法溝通。Francis在此反駁:「劉教授說,人們會跟社會慣例(convention)去用字,但問題是,社會有很多慣例。文字使用很複雜,也有修辭學(rhetoric)作為一種慣例。劉教授把語言意義解得太過死板(too rigid),語言意義多樣,修辭令人們變通調適,否則世界便沒有創意寫作了(creative writing)。」
控方周專員指出,劉教授也有其「證據」,就是警方跟據示威錄影片段,數算有多少次出現「光時口號」,而這口號與「顛覆元素」如港獨訴求、暴力行為同時出現。Francis反駁,這數據只在「點算上」可靠,但兩件事同時出現(co-appearance),並不等於有關。
Francis用一個生活化的例子,說明兩種同時出現的東西,無必然關係。「在大學,學生在班房可以自由入座,兩個大學生每次課堂都一起坐,可以解讀為他們是朋友;但在中學,課室座位是被編排的,兩個中學生常並排而坐,只能說他們是一起坐。」
然後,Francis就望着控辯雙方大狀的方向:「就像在這個法庭,李先生和周先生也一起坐,要考慮這是個法庭場景。」眾笑。
至於示威場景,有其特性,Francis解釋:「好像每年香港七一遊行,於同一個示威裡出現的團體,訴求可以不共容。如性小眾、勞工及外傭團體也會各自有訴求。」
即使大型示威有一些共同訴求,各人理解也有差異。Francis指,他有研究2014雨傘運動,其口號為「我要真普選」,「但落實到具體解釋,甚麼是『真』的普選?『真』字既開放又抽象,讓人各自己想象。」
文字容易於不同場景被誤解,Francis特別澄清了一個可能的誤會。焦點小組討論的指引中,研究員需要留意討論覆蓋不同範疇。其中一個範圍呈在法庭文件中,寫道:「社會運動意識形態和激進化(social movement ideology and movement radicalization」。
Francis特別澄清「激進」二字的在的學術意思:「激進化,在研究社運學術世界裡,意思是與社會常態的距離(deviation from social norm ),涉及更重大改變的意思,並沒有『好與壞』的評價。」
「好像反修例運動最初,有人要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這訴求較溫和,因為過去香港也曾成立過,相比起來,『解散警隊』這口號則較激進」。陳官補充:「即是要求更徹底的社會改變。」
陳官亦引述文件中的資料,好奇地向Francis查問:「為何你認為『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比『五大訴求』更激進呢?」Francis解釋:「修辭學上,『革命』比『訴求』所涉及的改變,幅度更大,這是明顯的。」
在香港的刑事審訊上,「不爭辯事實、客觀存在」是常用術語,去指控一個人做了一件事,作為刑事案的入罪條件。然而一支旗,一句口號,如何建基於事實,使用這種法律語言,又出現了奇特的交雜和火花:
周專員指出,警察報告中點算示威口號出現次數是「客觀、不爭辯的事實」。
Francis反駁道:「你們只是提供了口號在示威現場,曾出現過的這個事實。」
周進逼:「你們只是倚賴別人的意見。」
Francis:「我們紀錄了人們表達意見的這個事實。我們分析的文章、人們論述過這些意見,都是一種『社會現實』(social facts)」
周再問:「你是否同意,劉智鵬教授報告裡,他對光時口號的解釋,是對的(correct)?」
詮譯變成了對和錯,二元對立,二選一,社科學者抗議了。
Francis:「我們的總結是,口號是開放的,抽象的,不只一個解釋,每人有每人的論述。我不會評價一個時評家對口號的解釋,正如我不會評價焦點小組裡一個平凡人的解讀。(I wouldn’t judge)我不會說,這個人的解讀是正確,這只是他自己的說話 (I wouldn’t say if this guy is correct, it is his own articulation)。」
周不放棄:「你不會異議,若我說劉智鵬教授的解讀是對的。」
Francis斬釘截鐵回應:「我會異議,問題並不在對與錯」。
杜麗冰法官嘗試插話,問Francis:「你會否覺得劉教授可以作這樣的解釋,即使你不贊同其解讀?」
Francis說:「我個人不會對口號作這樣的詮釋。劉智鵬教授的詮譯,只是『其中一個詮釋』。其解讀的地位沒有特別高,也沒有特別低。相比起某一個時事評論員,或者我們焦點小組的某一個參與者。」
周天行在盤問到最後,拋出了這個問題:「我說,我方對口號的理解方法(approach)更可靠。」
Francis噗哧笑了,全場亦爆出陣陣笑聲:「哈哈,肯定不是。警察在『點算口號』上或許是可靠,但我挑戰警察報告中『對數據的理解』,當口號與顛覆元素共同於示威場合出現,根本不是支持口號有顛覆意義的證據。我對警察報告是完全不贊同。」
此時,周天行專員彎腰,跟坐在他旁的同事耳語了逾三十秒。
周專員回過頭,橫空拋出這句話:「我向你指出,你的報告不可靠,不相關。」
Francis咬字清晰,語氣肯定回應:「我的報告,既可靠,合乎標準,亦相關。」
誰的解讀更有權威?控方專家認為喊口號的人必然意圖顛覆;辯方則指出,口號是開放和曖昩的,任何人的解讀,都沒有比另一個人的解讀更有權威。
一支旗,八個字,意義之爭,連繫着多位國安法被告的命運。
國安第一被告唐英傑,身型壯碩,年輕的他坐在犯人欄,由幾個懲教署職員押送。
唐的學歷不算高,是一位日本餐廳的厨師,然而穿着深色西服的他,還押了一年後,出席他自己的審訊,連日聽學者解讀他舉過的一支旗,都堅持翻閱着厚厚的法律文件,專心地聽着耳機,坐在他旁邊隔了犯人欄的翻譯先生,即時以廣東話傳譯。
「Rhetoric….修辭學」英語對話,小聲的廣東話,在法庭後方響起了,兩條聲道有些重疊。
幾名穿墨綠色制服的懲教署職員, 和唐一起坐在寬闊的犯人欄內。懲教職員的身體,慢慢挪移越近唐的方向,他們偶爾也竪起耳朵,跟進學者們的辯論進程。連穿着保安制服的叔叔,都聽得懂英語,都留意到辯論擦出火花,露出驚訝的表情。
八個字,有罪還是無罪,全城關注。誰的解讀更高貴?
時鐘已到下午四時半,明天Francis繼續作供。
***
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一):[Regime & Redeem]
7月2日控方專家劉智鵬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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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二):[Just Do it]
7月9日辯方專家李詠怡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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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三):[過去與未來]
7月12日辯方專家李詠怡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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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四):[知行合一]
7月13日辯方專家李詠怡及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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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五):[沒有誰比誰高貴]
7月14日辯方專家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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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六):[選櫻桃的人]
7月15日辯方專家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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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辯方專家證人中大新傳學院教授李立峯離開高等法院)
隨機抽樣非隨機抽樣差異 在 投資癮 Wealtholic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昨天看到新聞評論破口為「傳統市場」,老實說這件事應該是原本就知道的事實,但我覺得這件事並不需要過度去批判,傳統市場的問題是政府需要解決,不要全部都怪罪到攤販上面,這樣的做法只是將所有的錯誤擠壓在弱勢身上。
我不喜歡多去評論除了金融交易以外的事情,但這樣的角度去評論我無法接受,站在攤販的立場來說,要他們從早到晚戴口罩是非常辛苦的,不是每個人都在市場工作過,但不管是炎熱的夏天,還是下著雨濕黏的此刻,臉上帶口罩對他們來說很辛苦,在傳統市場工作並不是在辦公室吹冷氣這麼舒服,幾乎是工作時間幾個小時身體都是濕黏的,有些攤販甚至臉上會起疹子,但是因為疫情的關係他們多數也願意配合,至少我看到的都有戴,但你要他們完全不去擺攤,這不是你我能決定的,這是政府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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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的傳統市場的攤販是採先佔先贏的方式,你只要在這邊擺久了自然而然這位置就是你的,所以搶位置是要靠智慧跟人脈,後來的市場改要加入工會繳租金,政府真的要讓傳統市場不成為真正的破口,把各大傳統市場的工會名冊拿出來,一一輔助並嚴格規定禁止擺攤,可以每個月輔助20000元,但只要偷擺攤被抓到罰25000元,我相信多數攤販都願意配合,這樣的輔助方式真的會比政府發給企業幾千萬幾億還夠防疫,我很樂見這件事的發生,讓市場一些為了養家活口的叔叔阿姨們都在家裡吹冷氣打電動看Neflix一起耍廢救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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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紓困金主要民眾能接觸為兩類,10萬與50萬的紓困方案但都是「貸款」,你給這些攤販也沒用,只要理性的民眾都不會去借,因為這個錢是要還的,在第二年開始都有利息,到時候只是讓八大官股銀行端認列更多的呆帳,最後還是全民買單,那如果企業呢?
我很幸運剛好有認識公司的高層,因為是高階主管去年他原本要減薪,後來政府給了有條件的輔助紓困金,結果公司並沒有減薪,獎金也照拿,而該公司去年營收創新高,股價創新高,輔助金也創新高,這樣的輔助就有那麼一點怪怪的,下禮拜紓困特別預算4.0總額預計提列至6300億,在過去幾次的發放之中給企業的比例比民眾高,但去年很多公司的訂單都是供不應求,那這紓困金的意義好像就比較不大了,如果真的要追究將過去一年拿到這些紓困金的企業都一一公開,讓民眾們去查去年的財報去比對稅後淨利以及公司股價,如果都是上升或者創新高的話,把這些去年的輔助金等比吐回並改發給傳統市場攤販,我相信這些叔叔阿姨肯定拿到輔助金就不會去市場擺攤了,中間的差額請用公司的法定盈餘公積以及保留盈餘去補,這樣可能比較合情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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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銀行業來說,剛好八大官股行庫都有朋友在裡面,去年的10萬紓困金讓一堆奇奇怪怪的人都去借款,有些民眾還問這個錢要不要還,也有民眾要把這個錢拿去買摩托車、買手機、戴牙套等等,銀行櫃檯明明覺得不妥但又怕被民眾客訴,只好依照辦法讓貸款通過,另外這50萬的貸款更匪夷所思,當時搞得像是在賣金融商品一樣,這所謂的「紓困金」不是要給有需要的人嗎?怎麼變成好像銀行基層要扛業績一樣,可能銀行業主管不小心讓員工誤以為這是「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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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金融市場,昨天公布景氣信號連續第三個紅燈,綜合判斷分數為41分,創下1987年五月以來近34年的新高紀錄,表示多數國內的企業在營收獲利以及進出口都有相當不錯的表現,以國發會景氣燈號內主要的九項指標七項為紅燈分數為38-45過熱,出口為黃紅燈分數為32-37,而特別注意的是非農業就業人數為藍燈分數為9-16低迷,非農就業人數為就業報告中的一個項目,該項目能反映出製造行業和服務行業的發展及其增長,數字減少便代表企業減低生產,經濟步入蕭條,該數據是觀察社會經濟和金融發展程度和狀況的一項重要指標,每個人對經濟指標的解讀不太一樣,以我個人主觀解讀這樣的景氣指標的差異會是,貧富差距可能會越來越大,但其實非農就業指數從2019年9月開始已經連續20個月低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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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股票市場一年不到的時間景氣循環股之一的海運股翻了10倍,而台股加權指數還原後加權指數為33311點創了歷史新高,今年5月份的台股月成交量為5235億,而2016年市場熱度較差時月成交均量為776億,這樣的景氣是投資人樂見的,我喜歡那種大家都好大家一起賺的感覺,當然更希望台灣越來越好,在國際間能見度越來越高,但請不要用自己網路的優勢去攻擊那些社群發聲力較弱的傳統市場攤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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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紓困金的好意好像變成另外一個使用的方式,老實說這樣的情況本來不想評論什麼,因為要得罪的人太多了,甚至會換來更多的爭論與批評,但是這次講的傳統市場我覺得用片面之詞去轉載、分享、挑動別人的情緒我無法接受,只希望能更多元的站在別人立場去想,在網絡世界之中不得不說「傳統市場」這群人比較弱勢他們不懂網路行銷、不懂廣告、不懂經營媒體、甚至很多人都不識字、但並不代表他們的聲音不重要,我很幸運還可以發文,但傳統市場攤販們的手都是拿來搬貨,並不是拿來滑手機的。
我相信紓困金一定也有用在好的和對的地方,把事情搞得越複雜一定會越多漏洞,政策越簡單越好,也能減少銀行端的業務麻煩以及傳染的風險,真的最乾脆又最有用的方式就是像美國跟日本一樣條件式齊頭式發放,沒必要經過企業再轉入發薪至民眾手中,但老實說我對於紓困金要怎麼發或者發放到哪裡我沒有太多意見,因為這些都不是我能決定的,背後可能有更多細節或不一樣的立場,我很尊重每個人的想法,但如果要用一張圖片來評論傳統市場的不是,我認為沒在傳統市場工作的人沒有資格,真的要評論攤販的話等疫情結束跟我從凌晨四點到傳統市場戴口罩工作到傍晚維持一個月後再來評論,我也樂見主管機關下令三個月不讓攤販營業,這樣可以更有效控管疫情,但一定要有相對應的措施輔助,不要每四年才會在傳統市場見上一面,這時候卻都消失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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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要針對民生用品的破口,關於賣場、超市還有宮廟也足夠去討論,或許也可以讓所有的公務人員、銀行櫃檯都休息,讓整個金融業、公司企業都停擺,但這樣做是相當不妥的,因為所有的事情都不能只看一面,不管是民生必需、經濟環境、以及封城後可能的人性暴動,有相當多事情的事情要考量,並不是這麼的容易,但真的要評論的話,如果沒辦法到傳統市場體驗別人的辛苦,也可以用客觀的角度跑1000個傳統市場拍照當母體再用隨機抽樣去計算疫情前跟疫情後的流量差異再來評論,我知道並不會真的這樣做,因為噴口水,還是比噴汗水簡單。
自己從四歲開始就在傳統市場長大,後來在交易市場時常看到聽眾說,因為沒賺到錢或者賠錢開玩笑說去公園睡紙箱,老實說我小時後在菜市場真的都睡在紙箱,所以每次看到這段我都覺得很貼切。
市場的攤販們都是用淚水、汗水換薪水
並不是像我現在室內裡面吹冷氣噴口水
面對疫情我們能做的就是少出門、戴口罩,配合政府的所有防疫措施,少一點批評、少一點煽動、多一點體諒,疫情才是共同敵人
這是今天早上八點傳統市場的照片
我來幫這些辛苦的叔叔阿姨發個聲
隨機抽樣非隨機抽樣差異 在 蕭瑟寡人 Facebook 的最佳貼文
現在討論普檢,還在那邊拿公衛專業要質疑的人閉嘴的,拜託自己去看看全世界各地的公衛專家怎麼說?
見: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0-04-21/how-singapore-flipped-from-virus-hero-to-cautionary-tale
新加坡這次爆炸的原因就是因為只有TOCC,結果社區中出現感染案例又沒有擴大檢疫,根本不可能繼續圍堵疫情,也因此現在需要強力壓制疫情。
見: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0-04-24/singapore-ponders-mass-testing-as-virus-outbreak-balloons
新加坡面對社區感染蔓延,已經擴大採檢。
見:https://thehill.com/policy/healthcare/494366-fauci-us-needs-to-significantly-ramp-up-testing
美國疾管局的Fauci說就算不用測試每一個人,擴大檢疫是防堵疫情必須的。
見:https://www.nytimes.com/2020/04/24/opinion/coronavirus-testing.html
如果無法普篩,隨機抽樣檢疫也是個好選擇。
現在真的不用在那邊嘴說不是公衛專業的人不能質疑,我們自己拿國內現在疾管中心的口徑去跟新加坡、韓國、美國、德國等地的公衛專家口徑相比,就知道差異了。
人家就算沒有普篩,現在大家不但是擴大檢疫而且還有隨機取樣,我們的樣本取得方法跟人家是完全不一樣的,現在還在拿我們樣本的確診率去擋普篩或擴大檢疫,是非常反智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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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隨機抽樣法(non-random sampling). ▫ 統計調查時所抽取的樣本並不是依照機率模式設計去抽取,而是. 根據個人的主觀意志;例如自己的專長、知識、研究的目的或考. ... <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