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給了我們很多的反思，當高雄迫切地找尋轉型的路，政府大手擎劃華麗的大建設，但同時也遭到不少市民對於財政負擔的批評、或是質疑面臨停滯甚至萎縮的高雄，難道蓋幾座大型建築就有可能完成城市轉型嗎？
我想，問題從來不是建設必須投入多少成本，而是未來是否能夠創造遠高於投入成本的價值？
成功的轉型經驗，從來不是為了建設而建設，而是回歸到「人的需求」。
如何有效地吸引人的聚集、發展不易被取代的高產值服務業，而在既有的工業基礎上走向高值化、加強研發端，透過人與智力的聚集，才能解決高雄長期以來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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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根漢的成功，讓以下的方程式後來大量被複製：
1. 在舊工業帶或衰落市中心取得一塊位置優良土地規劃博物館/美術館/表演中心等「文化建設」
2. 辦理國際競圖，最好請普立茲克獎等級大師設計數億美元造價的大型公共建築
3. 在興建與完工後，帶動地價水漲船高，把周邊土地標出去興建賣場，飯店，辦公室等，完成「產業轉型」
當人們重新檢視這些重大文化工程的投資，常常發現在效益估計上，根本缺乏合適的指標。至於工程以外實質的營運，最好能外包的外包，放生的放生，常常沒有公私合作的完整計畫。』
糟了！是世界奇觀 —— 華麗的大建設＝城市轉型？
下班之後，搭上高雄輕軌，途經軟體科學園區站後，一座座外型搶眼的大型建築就在軌道左右拔地而起，先是靠海側出現雙圓弧波浪造型的高雄展覽館，接著右手邊的高樓群中，座落著一座層層樹叢點綴著玻璃帷幕的方盒建築，這是台灣最大的市立圖書館。
電車連續轉彎，通過新光碼頭由鋼架懸吊起來的觀景平台後，碼頭邊有個正在架設結構的大工地，各種形狀的鋼骨幾乎沒有一根是直的，這將是台灣最大的郵輪碼頭以及台灣港埠公司總部所在。
電車繼續向前，愛河灣出現在眼前，在夕陽的金光中，海水被渲染上褐橘到鮮黃一系列的顏色，波光中可以望見，對岸有兩座雙塔，一高一低，背靠而立，當列車駛近看得更清楚，其立面是一個個六角形蜂巢組成，再用不規則的直線連接起來，好似外星生物的作品。
這一座座爭奇鬥豔的建築在高雄內港沿岸開工到矗立，前後不過五六年左右的時間，背後有一個更大的藍圖和野心：翻轉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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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從英國東北，美國繡帶，德國魯爾與洛伊納等例子中都可看到，舊工業城市的轉型涉及了各級政府與民間的通力合作，透過打造產學研生態系，進行產業結構翻轉的漫長過程，其中動員的人力與資源均龐大無比，過程漫長崎嶇。
因此，不論是想在任期中做出突破的政客，或是殷殷期待的市民，都想要問：有沒有更快的方法？在後工業城市轉型中，有一類廣被討論的方式，是透過引入文化資本完成的。
但在台灣，這樣的政策被簡化之後，往往變成「蓋一座文化場館」來完成城市轉型。這樣的簡化，或許有助於政府滿足於「做了一件大建設」的自我陶醉和公關光環，但能否達到原有的目標，卻極少人好好檢視。
是什麼原因使台灣人常常把問題簡化到這種程度呢？ 或許有個太過燦爛美好的例子，西班牙的畢爾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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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爾包古根漢博物館和過去的博物館長得不太類似，伸長自由曲線構成的扭曲結構，披上鈦金屬的外殼，在陽光下散發出銀亮的光澤。1997 年古根漢完工後，這座特殊的建築立刻一炮而紅，畢爾包的觀光客從 1994 年的 140 萬人，增加到 2005 年的 380 萬人，同年畢爾包的人均 GDP 高出西班牙全國 20%。
時至今日，博物館帶給畢爾包當地的經濟貢獻已經超過 35 億美元（1050 億台幣）。博物館似乎也協助畢爾包走出了 80 年代重工業與港口衰退的陰霾，搭配城市一連串的工程，例如改善地鐵，引入新路面電車，新機場和博物館所在的畢爾包河沿岸景觀重造，讓畢爾包重新轉型為以大膽創意為城市特質的城市。從工業到文化，看似一條又乾淨，又有效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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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爾包古根漢博物館特別點一：重新定義「大型地標」在城市中的角色。
城市中地標性建築過去並不少見，紐約中央車站，費城市政廳，都是歷史悠久的案例。19 世紀末，提倡「都市美化活動」的美國記者暨作家查爾斯.馬爾福德.羅賓遜（Charles Mulford Robinson），認為城市中的公共建築「得達到高品味，高奢華的程度」，影響所及，當時美國大城市出現一系列以新古典風格為主的車站，如法院，市政廳等公共建築。但這些建築的重點並非突顯自己，而是融入整體城市美學中，並充滿足生活實用性（因此多半是運輸或行政建築）。
至於那些更大尺度，石破天驚的創新地標，則在建造之初並不一定就能獲得人氣力挺。例如巴黎鐵塔在完工之初飽受巴黎人批評，包含一百多位藝術家著名人士的連署反對。其中一位簽名的文豪莫泊桑，日後常常到巴黎鐵塔的空中餐廳用餐，理由只是「這是唯一看不到鐵塔的地方」。
當然，潮流會隨時間而改變，正如巴黎鐵塔日後成為巴黎象徵一樣，雪梨歌劇院在興建過程中預算嚴重超支，讓建築師黯然離職，但之後卻成為全市，甚至全澳大利亞的地標，但這些並非業主以及建築師烏松（Jorn Utzon）一開始想像的。
儘管城市一直都需要代表市民信心與榮譽感的的大型建築，過去是教堂，皇宮，政府機關，商業大樓，後來變得越來越抽象。但過去很少建築被賦予翻轉城市的大地標這樣的重責大任。
1991 年，當建築師法蘭克.蓋瑞（Frank Gehry）參加畢爾包古根漢美術館的國際競圖時，古根漢博物館館長和巴斯克自治區的人便直接跟他說，他們需要的是某種能「一炮而紅，為畢爾包做點事」的建築。
蓋瑞不是蓋的，他在對的時間，對的地點，創造了他們需要的建築。
各位讀者有沒有發現，我們到這邊為止，完全沒有討論到博物館裡面展出的是什麼。在不知道「文化」是什麼，但是知道「文化的外殼」長怎樣情形下，畢爾包效應就這樣被不斷複製傳頌出去。
古根漢的成功，讓以下的模式後來大量被複製：
▸▸ 1. 在舊工業帶或衰落的市中心取得一塊位置優良的土地，並規劃博物館／美術館／表演中心等「文化建設」
▸▸ 2. 辦理國際競圖，最好請普立茲克獎等級大師設計數億美元造價的大型公共建築
▸▸ 3. 興建與完工後，帶動地價水漲船高，把周邊土地標出去興建賣場，飯店，辦公室等，完成「產業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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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爾包古根漢博物館特別點二：在令人驚訝的「畢爾包效應」過了 10 年，20 年之際，越來越多人發現畢爾包是特例，不是通則。
古根漢博物館的擴張並不成功，例如拉斯維加斯古根漢博物館開館 7 年後閉館，台灣台中爭取過的古根漢博物館，合約充滿陷阱和不確定能否回收的效益，最後破局。古根漢基金會收取高額權利金，販賣品牌與代理策展運作的模式，被諷刺的稱為麥古根（McGuggenheim）。
蓋瑞雖然早已其超乎預期的建築變化聞名，但畢爾包一案成了他變身「建築名牌」的開始，微軟創辦人之一保羅艾倫便找他為西雅圖設計搖滾博物館，這座建築位在太空針塔下，單軌電車直接穿入建築中，一樣有蓋瑞招牌的扭曲金屬外殼，更多了一種迪士尼明日世界度假區的氣氛，但開幕參觀人數卻似乎不如預期，此建築重新轉型為科幻博物館和名人堂 ，去年又改名為大眾文化博物館（Museum of Pop Culture）。蓋瑞在加州興建的迪士尼音樂廳，儘管確實發揮作用，但建築卻和周邊街廓缺少連結，大部份開車的聽眾直接開入地底停車場，大概也來不及看幾眼音樂廳。
一些較小型的地標建築計畫，下場似乎更黯淡，例如英國雪菲爾德的國家流行音樂中心， 1999 年開幕後只達到原本觀光客的 1/4，同年就黯然關閉，現變成當地大學活動中心。西雅圖郊區的柏優美術館請來史蒂芬霍爾設計，意在讓建築凌駕都市計畫，但也在短短 3 年後因門可羅雀關閉，
或許集大成的是阿布達比「快樂島」，這裏有蓋瑞設計的又一座古根漢博物館，努維爾（Jean Nouvel）的羅浮宮分館等諸多夢幻建築，原先還預定有哈蒂（Zaha Hadid）的表演藝術中心，安藤忠雄的海事博物館等建築，但除了阿布達比羅浮宮工程進入尾聲，其他館舍似乎遙遙無期。
當人們重新檢視這些重大文化工程的投資，常常發現在效益估計上，根本缺乏合適的指標。至於工程以外實質的營運，最好能外包的外包，放生的放生，常常沒有公私合作的完整計畫。
■ 或許，更好檢視這些「世界奇觀」最務實的方式是「減法」。
如果今日把畢爾包古根漢夷為平地，古根漢仍然是一個充滿19世紀新藝術建築，令人想起大航海時代的狹小古樸巷道，同時又具有便捷大眾運輸路網，河流，綠地和眾多創意建築的河畔城市，也有相當的金融與創意產業基礎。而如果把雪梨歌劇院移除，遊客漫步在達令港的碼頭邊，仍然可以體驗到充滿活力的海港風情。
「也就是這些成功案例，並非靠少數地標翻轉了城市，而在於城市整體都市計畫，產業結構的並進提升。」
文化投資的確在城市改造上扮演重要角色，但計畫者必須足夠務實，了解到投資基礎建設真正的回報不只是觀光收入，而是打造宜居城市和創意環境，吸引更多有技術的居民移入。城市要真正轉骨，水岸再造，大型投資不可少，但串連新舊資源投入和整體都市品質提升更加重要。
也就是說：要能畫龍點睛，你得先做出一隻龍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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