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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者之所以把間接故意與直接故意的法律效果不做區別，也是在印證間接故意跟直接故意的主觀惡性是不分軒輊的。
《兩公約》的條文以及一般性意見等所有資料，都沒有指出《兩公約》所指「最嚴重犯罪」限於直接故意殺人。結果一些最高法院見解與某民間團體一直強調間接故意就不是《兩公約》所指「最嚴重犯罪」。若真按照這種邏輯，世界上絕對沒有最嚴重犯罪，因為我們總是可以在每個犯罪找到一些因子沒有達到最嚴重的程度。這種對兩公約的錯誤解讀居然還被反覆引用，真是不可思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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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帶論，非常上訴不能加重被告的刑罰。在本案中，最多只能作為一種宣示，讓往後的判決不要再錯下去。
#月旦法學教室 第226期(2021,8)
本期有兩篇刑事大法庭選輯與整理介紹。由於大法庭設置的主要目的在於統一有爭議的法律見解，以追求裁判一致性。因此每一個大法庭的裁定都舉足輕重，動見觀瞻。首先是常見的經濟犯罪議題，有關於內線交易直接利得的計算問題。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大字第4349號刑事裁定內容分別探討了有關內線交易罪中，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應如何計算？以及得否扣除犯罪過程中，所支付之成本。其次，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426號刑事裁定，主要在處理審判及上訴不可分的重要議題。細言之，檢察官以裁判上或實質上一罪起訴之案件，其中一部分罪名於一、二審均不另為無罪之諭知，僅被告就得上訴第三審之有罪部分提起上訴。則該不另為無罪諭知的部分，是否為第三審審判的範圍？換言之，不另為無罪諭知的部分，是否判決確定。此亦為審判實務常見的爭議問題。當然對於被告權益的影響亦甚鉅。
另外有新的連載刊登，主題為即將於2023年1月正式上路的「國民法官法」。本刊特別邀請對於此程序法非常熟稔的林裕順老師，就國民法官法的重要條文，以及在先前模擬法庭過程中，所發生的可能問題。同時林老師也將參考日本人民參審裁判員的經驗，來補充說明我國將來實施後的借鏡。本連載預計採隔月刊登方式，共有4講。敬請讀者期待！
📕本期目錄
【法學教室】
🎯擎天崗水牛案國賠事件／林明鏘
🎯公務員之表現自由與行政中立／李仁淼
🎯因不可抗力而無法施工是否免計逾期違約金／謝哲勝
🎯背信妄利──主體不能之可罰性／蔡聖偉
🎯醫師依法所開立「診斷證明書」之證據能力／陳文貴
🎯表決權拘束契約在企業併購之運用／王志誠
🎯載貨證券準據法約款之效力──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大字第980號裁定／蔡華凱
【特別連載】
🔸行政法研究室：第二講
行政法上之狀態責任與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下）──行政法上責任與義務的關聯與體系／李建良
🗣️關連影音：http://qr.angle.tw/6wt
🔸經濟刑法：第三講
租稅刑法（上）／柯格鐘
🔸國民法官：第一講
人民參審與無罪推定／林裕順
【實務選編】
🔸公法類
🔸民事法類／曾品傑
🔸刑事法類
【大法庭選輯】
ℹ內線交易直接利得之計算
ℹ偽造有價證券
【時事直擊】
🔸獵槍X野生動物X原住民文化權──釋字第803號解釋
🔸量販店收取新店贊助費──淺談公平交易法顯失公平行為
📕完整介紹：http://qr.angle.tw/yp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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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你說的算？你要確定neh？
根據最高法院審理110年度台上字第3266號湯景華殺人案件新聞稿：「依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在西元2018年對公政公約第6條做出第36號一般意見的拘束力解釋，對應到我國刑法架構，所謂最嚴重的罪行是指涉及直接（確定）故意殺人的犯行，間接（不確定）故意殺人則不可以適用死刑。」
為了釐清英文intent/intention/intentional/intentionally的意思，半夜特別去找出之前從亞馬遜買的美國刑法二手教科書，當時，那本書從訂購之後隔了好一段時間才寄來，除了花好多天以及一些運費以外，地址還被是寫中國的一省。（書目資料：Criminal Law Today (5th Edition) 5th edition by Schmalleger, Frank J., Hall, Daniel (2013) Paperback）
回到正題，根據書的內容，犯罪的主觀要素分成普遍故意（general intent）以及特定故意（specific intent）。並舉例，如果行為人內心渴望犯罪結果發生，則有特定故意；如果行為人是故意為行為但缺乏渴望結果發生的這個想法（例如：是為了讓入侵者配合不侵害自己的財產而拿斧頭砍入侵者的腳），則屬於普遍故意。
知道了兩個種類的故意（intent）之後，現在我們要來與確定／不確定故意來做對應。
根據美國的模範刑法典（Model Penal Code，MPC），將犯罪主觀狀態分成4種，分別是：「蓄意」（purposeful）、「明知」（knowing）、「魯莽」（reckless）以及「過失」（negligence）。
書中並指出，MPC中的「蓄意」與普通法上的「特定意圖」是相同的，從這句話可以推論出：普遍故意最重落在MPC中的「明知」，或者也有可能落在「魯莽」，而「過失」由於明顯差距太大，這裡不考慮。
而MPC的「明知」，是指在知悉結果是很可能發生的主觀狀態下為行為，並且不要求行為人對該結果發生的特別意圖。由於我國第13條故意的類型沒有再區別是否有使結果發生的特定意圖，因此可能相當於我國《刑法》第13條第1項「確定故意」或第2項「不確定故意」。
至於下面一個等級的「魯莽」，則是對於主觀犯罪要素的「知」介於有與無之間的中性狀態（行為人沒有希望事情發生，也沒有希望事情不發生，在魯莽的狀態下行事），大概就是我國「不確定故意」與「有認識過失」中間那條界線（在我國是非黑即白，在美國是一種獨立的主觀狀態）。
套用到本案中，如果根據最高法院新聞稿中採用的事實：「湯景華預見用火點燃停放騎樓的機車，#極易 造成火勢延燒到本案住宅及附近車輛，而且凌晨3 時左右，是一般人熟睡時刻，本案住宅樓上住戶 #會逃生不及，#而發生死亡的結果，也不違背其本意……」則應該是對應到MPC的「明知」。
承上所述，既然不確定故意落在MPC的「明知」與「魯莽」之間，而本案行為人主觀上具有殺人罪的「明知」狀態，那顯然具備普遍故意（general intent）。這也與People v. McDaniel（2011）案中提及：「A basic definition of general intent is the intent to perform the criminal act or actus reus. If the defendant acts intentionally but without the additional desire to bring about a certain result, or do anything other than the criminal act itself, the defendant has acted with general intent.」即使沒有特定意圖，仍使用「intentionally」的用語的情形相符。因此回到第36號一般性意見第35點，本案符合intentional killing的要件，並非不能宣告死刑。
雖然MPC中的「purposely」常被稱為「intentionally」，但是個人認為，從第36號一般性意見第35點的脈絡及體系觀察，「intentionally」只是要強調具備的故意狀態，與過失作區別，而無意排除「不確定故意」。
當然啦，以上很大篇幅是參酌英美法來解釋。不過無論如何，最高法院要把沒有在《兩公約》的條文上寫的文字拿來判決，還要自己當老大自為改判被告燒死6人而歷審都判死刑的判決，連雙重確認的機會都不想留，而且判了就會定讞、未來就算用非常上訴或再審也不能判更重的，那更有義務要清楚澄清「根據《兩公約》不確定故意，不能宣告死刑」是從哪邊出來的。是把「直接且故意」錯譯成「直接故意」？還是道聽塗說？不然，難道是抄襲廢死聯盟的文章？（前一篇：https://www.facebook.com/FuriousProsecutor/posts/1822169637957458）
而且，固然主觀狀態是刑法中極為重要的要素，但真的能夠因為主觀狀態不在法律歸類裡面的最嚴重的等級，就能outweigh其他所有情狀，認為不是最嚴重的犯罪嗎？何況，最高法院在98年台上字第2750號刑事判決敘明：「故意屬犯罪之不法要素，即構成要件該當性之主觀構成要件，除有特別規定外，及於直接故意與間接故意，並無軒輊。至在罪責判斷上，故意固具可非難性，惟直接故意抑間接故意，在科刑時於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上，兩者對罪責之成立，並無區別。僅於審酌同條各款之一切情狀時，可為諸多標準之一，且非必然後者較前者為低，而仍須視其各行為之具體情狀綜合判斷之。」
如果因為主觀並非直接故意，就說不是最嚴重之罪，那我們也可以從犯罪的每個層面看，例如：只燒死6個人，沒有撞死49個人，不是最嚴重之罪；或者，行為人沒有對被害人凌虐、分屍，手段不是最殘忍，也不是最嚴重之罪。那麼這樣子解釋的話，沒有案件可以宣告死刑了。
最高法院對於高等法院的判決，只要有點地方寫不夠充分就動輒發回，結果自己的判決（目前是新聞稿）卻交代得不清不楚。這就好像老師常常把班上同學的作業因為字跡不整的理由退回，結果老師自己的評語就像鬼畫符一樣。
就算我學藝不精，上面寫的通篇都錯，貴為終審法院，而且還是自為改判，不管從哪裡得到這個判決的法源以及推理，一定要交代清楚，而不是一句話「第36號一般意見的拘束力解釋，對應到我國刑法架構，所謂最嚴重的罪行是指涉及直接（確定）故意殺人的犯行，間接（不確定）故意殺人則不可以適用死刑。」帶過就可以的。
如有錯誤或其他意見歡迎批評指正。
在香港，工會的力量並不顯著，雖然有條文禁止企業以因「組織工會」為由解僱員工，但避開法例規管輕而易舉。
二○○五年，上訴庭法官張澤佑在一宗僱主以間斷式短期合約的判辭明言批判——香港現行勞工法例在本質上是有利於僱主的，工人往往不夠力量跟僱主討價還價。而港大法律系學者Rick Glofcheski，亦曾經表示，本港的勞工法例的保障都非常弱，而又很多條文亦已過時。
在回歸後港府旋即廢除的法例，其中一條就是「集體談判權」。雖然這條法例能趕及1997年6月27日立法局通過，但就在數個禮拜後，於7月16日就被中方單方面成立的「臨時立法會」凍結，更在10月廢除。因此條例被戲稱為「最短命法例」。
集體談判權作為《國際勞工公約》下的核心勞工權益，讓僱員有權透過工會作為代表，與資方進行集體協商，釐訂工作條件及福利。扭轉企業與逐個逐個工人商議，工人處於勢孤力弱的地位。
此外，現時工人申訴時往往因繁複的程序而中途放棄，條例亦讓工會能代表工人進行相關程序，避免工人因要「搵食」而只可選擇中止申訴程序。
當時的條例訂明，僱員人數超過50人的企業，若工會在企業內會員人數超過僱員人數15%並取得超過50%僱員的授權，企業必須就工時﹑工資等問題與工會談判，工會可代表會員與企業簽署協議。
雖然工會的地位在條例下有所上升，不過當年支持凍結法例的就有工聯會...
我們就此曾向工聯會專頁查詢，而訊息亦顯示為已閱，但在短片刊登時未有收到回應。
即時聊天室：http://goo.gl/ToDq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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