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華政策的範式轉移】絕對是歷史性講話.
#成萬字 #萬言書 #頹譯都譯死人
----小弟頹譯------
蓬佩奧:謝謝。謝謝你們。州長,您的慷慨介紹。的確是這樣:當您在那個體育館裡散步時,說出“蓬佩奧”的名字,人們就會耳語。因為,我有一個兄弟,Mark,他是一個非常好,一位非常出色的籃球運動員。
請為藍鷹榮譽衛隊(Blue Eagles Honor Guard)及飛行員Kayla Highsmith下士對國歌的精彩演繹給多一次掌聲如何? (掌聲)
也要感謝Laurie牧師那動人的祈禱,我還要感謝Hugh Hewitt和尼克遜基金會的邀請讓我在這個重要的美國機構發言。很高興能受空軍人員演唱,由海軍陸戰隊介紹,讓個一個陸軍傢伙站在海軍傢伙的房子前面。 (笑聲)(按蓬佩奧曾在美國陸軍服役 )一切都很好。
很榮幸來到Yorba Linda,尼克遜的父親在那裡建立了他出生和成長的房屋。
在這困難時刻,使今天成為可能的尼克遜中心董事會和工作人員,感謝,感謝我和我的團隊使這一天成為可能。
我們很幸運能在觀眾中見到一些特別的嘉賓,包括我認識的Chris Nixon (尼克遜的孫,Christopher Nixon Cox)。我還要感謝Tricia Nixon和Julie Nixon Eisenhower (尼克遜兩位女兒)對這次訪問的支持。
我還想提一提幾位勇敢的中國持不同政見者,他們長途跋涉並出席。其他尊貴的客人-(掌聲)-尊貴的客人,謝謝您的光臨。那些在帳篷下的人,您們必須支付額外的費用(笑)。
以及那些正在觀看直播的人,感謝您的收看。
最後,正如州長所說,我在Santa Ana出生,離這裡不遠。今天有我的姐姐和她的丈夫在聽眾中。謝謝大家的光臨。我敢打賭,您從沒想過我會站在這裡。
我今天的講話是我在一系列中國演講中的第四組講話,我請國家安全顧問Robert O’Brien,聯邦調查局局長Chris Wray和司法部長Barr陪同我發言。
我們有一個非常明確的目標,一個實在的任務。這是在解釋美國與中國關係的不同方面,數十年來這種關係中出現的巨大失衡以及中國共產黨所計劃的霸權。
我們的目標是明確指出,特朗普總統的中國政策正在解決的對美國人的威脅是明顯的,並且我們正確立保障自由的戰略。Robert O’Brien談到了意識形態。聯邦調查局局長Wray談到了間諜活動。司法部長Barr談到了經濟學。現在,我今天的目標是將這一切匯總給美國人民,並詳細說明中國的威脅對我們的經濟,我們的自由,乃至全球自由民主國家的未來的衝擊。
自基辛格(Kissinger)博士秘密訪問中國以來,到明年已經過去了半個世紀,而尼克松總統訪華50週年也就在2022年。
那時世界大不一樣了。
我們以為與中國交往(engagement)將創造一個帶有友好合作前景的美好未來。
但是今天—今天我們仍然戴著口罩,看著疫性的死亡人數仍在增加,因為中共對世界的承諾沒有兌現。我們每天早上都在讀到鎮壓香港和新疆的新聞消息。
我們看到的中國貿易濫用行為的驚人數字使美國失去了工作,並給整個美國經濟帶來了沉重打擊,包括南加州。而且我們正在看著一支越來越強大,甚至更具威脅性的中國軍隊。
從加利福尼亞州到我的家鄉堪薩斯州以及其他地區,我都有著與美國人心中的疑問:從與中國交往至今,美國人民這50年見到了什麼?
領袖們曾說過的中國邁向自由與民主發展的理論是否正確?
這是中國對 "雙贏" 局面的定義嗎?
實際上,從國務卿的角度來看,美國更安全嗎?我們是否有更大的可能為我們自己實現和平,並為我們之後的子孫後代享有和平?
看,我們必須承認一個硬道理。我們必須承認一個硬道理,它將指導我們在未來幾十年中發展,如果我們要擁有一個自由的21世紀,而不是習近平夢想的中國世紀,那麼與中國盲目交往的舊範式坦白說是沒有贏的機會。我們決不能在此繼續,也絕不能重返。
正如特朗普總統已明確指出的那樣,我們需要一項保護美國經濟乃至我們生活方式的戰略。自由世界必須戰勝這一新的暴政。 The free world must triumph over this new tyranny.
現在,在我似乎不太希望拆除尼克遜總統的遺產之前,我想明確地說,他做了當時他認為最適合美國人民的事情,而且他很可能是對的。
他是中國的傑出學生,冷酷的勇士和中國人民的偉大仰慕者,正如我們一樣。
他意識到中國太重要而不能忽視,即使國力由於自身的共產主義野蠻行為而被削弱。這值得尼克遜給予極大的讚譽。
1967年,尼克遜在一篇非常著名的外交事務文章中解釋了他的未來戰略。
他的話是這樣的:他說:“從長遠來看,我們根本無法永遠把中國留在國際大家庭之外……在中國改變之前,世界不會安全。因此,我們的目標是 —在可能的範圍內,我們必須作出影響,而我們的目標應該是促使改變。”
我認為這是整篇文章中的關鍵詞:“促使改變”。
因此,在歷史性的北京之行中,尼克遜總統開始了我們的交住戰略。他崇高地尋求一個更自由,更安全的世界,並希望中國共產黨能兌現這一承諾。
隨著時間的流逝,美國決策者越來越多地認為,隨著中國變得更加繁榮,它將會對外開放,它會在國內變得更加自由,而實際上在國外所面臨的威脅卻越來越小,它將變得更加友好。這一切似乎都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那個必然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一直在進行的這種交往並沒有帶來尼克遜總統希望所引起的中國內部的變化。事實是,我們的政策以及其他自由國家的政策使中國經濟從衰落得以恢復,但北京反咬了養活它的國際力量。
我們曾向中國公民張開雙臂,只是看到中國共產黨利用我們的自由開放社會。中國派宣傳員參加了我們的新聞發布會,研究中心,高中,大學,甚至參加了家長教師會議。
我們將台灣的朋友邊緣化,後來台灣蓬勃發展為積極的民主國家。
我們給中國共產黨和政權本身以特殊的經濟待遇,只是看到中共堅持以對其人權侵犯保持沉默作為讓西方公司進入中國市場的代價。
前一天,Robert O’Brien大使舉了幾個例子:萬豪,美國航空,達美航空,聯合航空都從其公司網站上刪除了對台灣的提及,以免激怒北京。在荷里活,這裏的不遠處,距離美國創作自由的中心和自命為社會正義的仲裁者,他們的自我審查可說是對中國發展最不利的參考。
公司對CCP的默許也發生在世界各地。
這種企業忠誠度如何運作?奉承會得到獎勵嗎?讓我引述Barr總檢察長在講話。他在上週的一次演講中說:“中國統治者的最終野心不是與美國進行貿易。是要略奪美國。”
中國剝奪了我們寶貴的知識產權和商業機密,損失了在美國各地了數百萬個就業機會。它從美國吸走了供應鏈,然後添加了一個由奴隸制度製成的小工具。
它使世界上主要的水路對國際貿易而言變得不那麼安全。
尼克遜總統曾經說過,他擔心自己通過向中共開放世界而創造了一個“科學怪人”,這正是如此。
現在,有誠信的人可以辯論為什麼自由國家允許這些年來,這些不好的事情發生。也許我們對中國的惡毒的共產主義幼稚,或者在我們在冷戰勝利後變得自大,或者軟弱的資本主義者被北京所說的“和平崛起”所愚昧。
無論出於何種原因—無論出於何種原因,今天的中國在國內都越來越專制,並開始對其他地方的自由作出干預。
特朗普總統說:夠了。
我不認為兩派的人對我今天所說的事實提出異議。但是即使到現在,也有人堅持認為,為了對話而對話。
現在,要明確地說,我們將繼續討論。但是這些對話的意義是不同的。幾週前,我去了檀香山,與楊潔篪見面。
這是同樣的古老故事—說了很多話,但實際上沒有任何改變任何行為的提議。
楊的承諾,就像中共在他面前做出的許多承諾一樣,都是空洞的。我想,他的期望是我會屈服於他們的要求,因為坦率地說,這是許多前任政府所做的。我沒有,特朗普總統也不會。正如O’Brien很好地解釋的那樣,我們必須記住,中共政權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政權。習近平堅信這已破產的極權主義思想。
正是這種意識形態,正是這種意識形態反映了他數十年來對全球共產主義中國霸權的渴望。美國再也不能忽視我們兩國之間的根本政治和意識形態差異,就像中共從來沒有忽視它們一樣。
以我在眾議院情報委員會,然後擔任中央情報局局長,以及擔任美國國務卿兩年多的經驗,使我對這種中央理解成為可能:
唯一的方式 — 真正改變共產主義中國的唯一方法,不是對中國領導人聽其言,而是觀其行。您會看到美國政策對此結論做出了回應。列根總統說,他是在“信任但要核實”的基礎上與蘇聯打交道的。關於中共,我說我們必須"不信任和核查"。 (掌聲)
我們,世界上熱愛自由的國家,必須像尼克遜總統所希望的那樣,促使中國發生變化。我們必須促使中國以更具創造性和果斷性的方式進行變革,因為北京的行動威脅著我們的人民和我們的繁榮。
我們必須首先改變我們的人民和我們的伙伴對中國共產黨的看法。我們必須說實話。我們不能像其他任何國家一樣,把這個假象視為正常國家。
我們知道,與中國進行貿易不像與一個正常的,遵守法律的國家進行貿易。北京威脅將國際協議視為—將協議視為建議,以作為主導全球的渠道。
但是,通過堅持公平條款,就像我們的貿易代表在獲得第一階段貿易協議時所做的那樣,我們可以迫使中國考慮其知識產權盜竊和損害美國工人的政策。
我們也知道,與擁有CCP支持的公司開展業務與與一家加拿大公司開展業務不同。他們不回答獨立委員會的問題,而且其中許多是由國家贊助的,因此無需追求利潤。
華為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我們不再假裝華為是一家無辜的電信公司,它的出現是為了確保您可以和朋友聊天。我們稱其為真正的國家安全威脅,並為採取了相應的行動。
我們也知道,如果我們的公司在中國投資,他們可能會有意或無意地支持共產黨嚴重侵犯人權的行為。
因此,我們的美國財政部和商務部已批准並將那些危害和濫用世界人民最基本權利的中國領導人和實體列入黑名單。多個部門已就商業諮詢機構合作,以確保我們的CEO了解其供應鏈在中國境內的工作。
我們也知道,我們也知道並非所有的中國學生和僱員都只是來這裡賺錢和積累一些知識的普通學生和工人。他們太多人來這裡竊取我們的知識產權並將其帶回自己的國家。司法部和其他機構已對這些罪行進行了嚴厲的懲罰。
我們知道,解放軍也不是正規軍。其目的是維護中國共產黨精英的絕對統治,擴大中國帝國,而不是保護中國人民。
因此,美國國防部加大了工作力度,擴大了在東,南海以及台灣海峽以及整個海峽的航行操作自由。我們還建立了一支太空部隊,以幫助阻止中國對這一最後邊界的侵略。
同樣,坦率地說,我們在美國國務院制定了一套與中國打交道的新政策,推動特朗普總統實現公正與互惠的目標,以改寫幾十年來不斷加劇的失衡。
就在本週,我們宣布關閉在休斯敦的中國領事館,因為它是間諜和知識產權盜竊的樞紐。 (掌聲)
兩週前,我們在南中國海扭轉了過去八年忽略的國際法權益。
我們呼籲中國限制其核能力以適應當今時代的戰略現實。
國務院- 在世界各地,各個層面- 都與中國同行進行了交流,只是要求公平和互惠。
但是我們的方法不只是要變得強硬。那不可能達到我們想要的結果。我們還必須與中國人民互動並賦予他們權力,他們是一個充滿活力,熱愛自由的人民,他們與中國共產黨完全不同。首先是面對面的外交。 (掌聲)
無論我走到哪裡,我都遇到了有才華和勤奮的中國人。我遇過逃離新疆集中營的維吾爾族和哈薩克族。我曾與香港的民主領袖進行了交談,有陳日君樞機到黎智英。兩天前,我在倫敦會見了香港自由戰士羅冠聰。
上個月在我的辦公室裡,我聽到了天安門廣場倖存者的故事。其中之一今天在這裡。王丹是一名關鍵學生,他從未停止為中國人民爭取自由。王先生,請您站起來,以便我們見到您嗎? (掌聲)
今天與我們同在的還有中國民主運動之父魏京生。他在中國的勞改營度過了幾十年的時間。魏先生,你能站起來嗎? (掌聲)
我成長及服役於冷戰時期。如果我學到一件事,共產黨人幾乎總是撒謊。他們告訴我們的最大謊言是,他們認為自己能代表14億被監視,壓迫和害怕說出來的人。
恰恰相反。中共比任何敵人都更擔心中國人民的誠實觀點,失去對權力的控制。
試想一下,如果我們能夠從武漢的醫生那裡聽到他們的來信,並且允許他們對新疫病的爆發發出警報,那麼世界會變得更好—更不用說中國內部的人了。
幾十年來,我們的領袖一直無視,淡化勇敢的中國異見者的話,他們警告過我們所面對之政權。
我們不能再忽略它了。他們與任何人一樣知道我們永遠無法回到現狀。
但是改變中共的舉動並不單單是中國人民的使命。自由國家必須努力捍衛自由。這不是簡單的事情。
但是我有信心我們可以做到。我有信心,因為我們以前做過。我們知道這是怎麼回事。我有信心,因為中共正在重複蘇聯犯下的一些同樣的錯誤-疏遠潛在的盟友,破壞國內外的信任,拒絕財產權和法治。
我有信心。我之所以有信心,是因為我看到其他國家之間的覺醒,他們知道我們無法回到過去,美國亦如是。我從布魯塞爾,悉尼到河內都聽說過。
最重要的是,我相信我們可以捍衛自由,因為自由本身是漂亮的。
看看香港人因中共加強對這個驕傲城市的控制,要移居海外。他們揮舞著美國國旗。
是的,確實有差異。與蘇聯不同,中國已深入融入全球經濟。但是,北京對我們依賴,甚於我們依賴他們。 (掌聲)
瞧,我拒絕相信我們生活在一個不可避免中國的時代,某些陷阱(按:修昔底德陷阱)是預設的,中共至上是未來。我們的方法不是注定失敗的,因為美國正在衰落。正如我在今年早些時候在慕尼黑說的那樣,自由世界仍在勝利的一方。我們只需要相信它,就明白它並為此感到自豪。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們仍然希望加入開放社會。他們來到這裡學習,來到這里工作,來到這里為家人謀生。他們並不想留在中國。
是時候了。今天很高興來到這裡。這是完美的時機。現在是自由國家採取行動的時候了。並非每個國家都將以同樣的方式對待中國,也不應該。每個國家都必須對如何保護自己的主權,如何保護自己的經濟繁榮以及如何保護自己的理想不受中國共產黨的觸碰而有所了解。
但是我呼籲每個國家的每一個領導人—如美國所先行的—簡單地堅持互惠,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透明度和問責制。
這些簡單而強大的標準將取得很大的成就。太長時間了,我們讓中共制定交往條款,但不再這樣做。自由國家必須定下基調。
我們必須遵循相同的原則。我們必須在沙子上劃出共同的界線,而這不能被中共的討價還價或他們的野蠻沖走。確實,這就是美國最近所做的事情,因為我們一勞永逸地拒絕了中國在南中國海的非法主張,因為我們已敦促各國成為廉潔國家,以免其公民的私人信息落在手裡中國共產黨。我們通過制定標準來做到這一點。
現在,這確實很困難。對於一些小國家來說很難。他們害怕被人欺負。因此,其中一些人根本沒有能力,沒有勇氣暫時與我們站在一起。的確,我們與北約的盟友並未以其對香港的立場站起來,因為他們擔心北京會限制中國市場的准入。這種膽怯會導致歷史性的失敗,我們無法重複。
我們不能重複過去幾年的錯誤。中國面臨的挑戰要求民主國家發揮作用和精力,民主國家包括歐洲,非洲,南美,尤其是印度太平洋地區。
而且,如果我們現在不採取行動,那麼中共最終將侵蝕我們的自由,並顛覆我們的社會努力建立的基於法規的秩序。如果我們現在屈膝,我們孩子的孩子可能會受到中國共產黨的擺佈,中國共產黨的行動是當今自由世界中的主要挑戰。
習近平總書記註定不會永遠在中國內外施暴,除非我們允許
現在,這與圍堵無關。不要相信這策略。這是我們從未遇到過的複雜的新挑戰。蘇聯與自由世界隔絕了。共產主義中國已經在我們的邊界之內。
因此,我們不能獨自面對這一挑戰。聯合國,北約,七國集團國家,二十國集團,我們的經濟,外交和軍事力量合力,如果我們清楚明確地並勇往直前,無疑足以應付這一挑戰。
也許是時候讓志趣相投的國家組成一個新的團體,一個新的民主國家聯盟了。
我們有工具。我知道我們可以做到。現在我們需要意志。引用聖經經文,我問“要警醒禱告,免得陷入試探。你們心靈雖然願意,肉體卻是軟弱的。”
如果自由世界沒有改變 —沒有改變,共產主義中國一定會改變我們。無法因為舒適或便利而返回到過去的做法。
確保我們脫離中國共產黨的自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使命,而美國完全有能力領導它,
因為我們的建國原則為我們提供了這一機會。正如我上週在費城站立時所看到的那樣,注視著獨立廳,我們的國家建立在所有人類都擁有不可剝奪的某些權利的前提下。
確保這些權利是我們政府的工作。這是一個簡單而有力的真理。它使我們成為全世界人民的自由燈塔,包括中國境內的人。
確實,尼克遜在1967年寫道“除非中國改變,否則世界是不安全的”是正確的。現在我們該聽他的話了。
今天的危機已經明確了。
今天,覺醒正在發生。
今天,自由世界必須作出回應。
我們永遠無法回到過去。
願上帝保佑你們每個人。
願上帝保佑中國人民。'
願上帝保佑美利堅合眾國人民。
謝謝你們。(掌聲)
Thank you. Thank you all. Thank you, Governor, for that very, very generous introduction. It is true: When you walk in that gym and you say the name “Pompeo,” there is a whisper. I had a brother, Mark, who was really good – a really good basketball player.
And how about another round of applause for the Blue Eagles Honor Guard and Senior Airman Kayla Highsmith, and her wonderful rendition of the national anthem? (Applause.)
Thank you, too, to Pastor Laurie for that moving prayer, and I want to thank Hugh Hewitt and the Nixon Foundation for your invitation to speak at this important American institution. It was great to be sung to by an Air Force person, introduced by a Marine, and they let the Army guy in in front of the Navy guy’s house. (Laughter.) It’s all good.
It’s an honor to be here in Yorba Linda, where Nixon’s father built the house in which he was born and raised.
To all the Nixon Center board and staff who made today possible – it’s difficult in these times – thanks for making this day possible for me and for my team.
We are blessed to have some incredibly special people in the audience, including Chris, who I’ve gotten to know – Chris Nixon. I also want to thank Tricia Nixon and Julie Nixon Eisenhower for their support of this visit as well.
I want to recognize several courageous Chinese dissidents who have joined us here today and made a long trip.
And to all the other distinguished guests – (applause) – to all the other distinguished guests, thank you for being here. For those of you who got under the tent, you must have paid extra.
And those of you watching live, thank you for tuning in.
And finally, as the governor mentioned, I was born here in Santa Ana, not very far from here. I’ve got my sister and her husband in the audience today. Thank you all for coming out. I bet you never thought that I’d be standing up here.
My remarks today are the fourth set of remarks in a series of China speeches that I asked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Robert O’Brien, FBI Director Chris Wray, and the Attorney General Barr to deliver alongside me.
We had a very clear purpose, a real mission. It was to explain the different facets of America’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the massive imbalances in that relationship that have built up over decades,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designs for hegemony.
Our goal was to make clear that the threats to Americans that President Trump’s China policy aims to address are clear and our strategy for securing those freedoms established.
Ambassador O’Brien spoke about ideology. FBI Director Wray talked about espionage. Attorney General Barr spoke about economics. And now my goal today is to put it all together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detail what the China threat means for our economy, for our liberty, and indeed for the future of free democracies around the world.
Next year marks half a century since Dr. Kissinger’s secret mission to China, and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President Nixon’s trip isn’t too far away in 2022.
The world was much different then.
We imagined engagement with China would produce a future with bright promise of comity and cooperation.
But today – today we’re all still wearing masks and watching the pandemic’s body count rise because the CCP failed in its promises to the world. We’re reading every morning new headlines of repression in Hong Kong and in Xinjiang.
We’re seeing staggering statistics of Chinese trade abuses that cost American jobs and strike enormous blows to the economies all across America, including here in southern California. And we’re watching a Chinese military that grows stronger and stronger, and indeed more menacing.
I’ll echo the questions ringing in the hearts and minds of Americans from here in California to my home state of Kansas and beyond:
What do the American people have to show now 50 years on from engagement with China?
Did the theories of our leaders that proposed a Chinese evolution towards freedom and democracy prove to be true?
Is this China’s definition of a win-win situation?
And indeed, centrally, from the Secretary of State’s perspective, is America safer? Do we have a greater likelihood of peace for ourselves and peace for the generations which will follow us?
Look, we have to admit a hard truth. We must admit a hard truth that should guide us in the years and decades to come, that if we want to have a free 21st century, and not the Chinese century of which Xi Jinping dreams, the old paradigm of blind engagement with China simply won’t get it done. We must not continue it and we must not return to it.
As President Trump has made very clear, we need a strategy that protects the American economy, and indeed our way of life. The free world must triumph over this new tyranny.
Now, before I seem too eager to tear down President Nixon’s legacy, I want to be clear that he did what he believed was best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at the time, and he may well have been right.
He was a brilliant student of China, a fierce cold warrior, and a tremendous admirer of the Chinese people, just as I think we all are.
He deserves enormous credit for realizing that China was too important to be ignored, even when the nation was weakened because of its own self-inflicted communist brutality.
In 1967, in a very famous Foreign Affairs article, Nixon explained his future strategy. Here’s what he said:
He said, “Taking the long view, we simply cannot afford to leave China forever outside of the family of nations…The world cannot be safe until China changes. Thus, our aim – to the extent we can, we must influence events. Our goal should be to induce change.”
And I think that’s the key phrase from the entire article: “to induce change.”
So, with that historic trip to Beijing, President Nixon kicked off our engagement strategy. He nobly sought a freer and safer world, and he hoped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ould return that commitment.
As time went on, American policymakers increasingly presumed that as China became more prosperous, it would open up, it would become freer at home, and indeed present less of a threat abroad, it’d be friendlier. It all seemed, I am sure, so inevitable.
But that age of inevitability is over. The kind of engagement we have been pursuing has not brought the kind of change inside of China that President Nixon had hoped to induce.
The truth is that our policies – and those of other free nations – resurrected China’s failing economy, only to see Beijing bite the international hands that were feeding it.
We opened our arms to Chinese citizens, only to se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exploit our free and open society. China sent propagandists into our press conferences, our research centers, our high-schools, our colleges, and even into our PTA meetings.
We marginalized our friends in Taiwan, which later blossomed into a vigorous democracy.
We gav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regime itself special economic treatment, only to see the CCP insist on silence over its human rights abuses as the price of admission for Western companies entering China.
Ambassador O’Brien ticked off a few examples just the other day: Marriott, American Airlines, Delta, United all removed references to Taiwan from their corporate websites, so as not to anger Beijing.
In Hollywood, not too far from here – the epicenter of American creative freedom, and self-appointed arbiters of social justice – self-censors even the most mildly unfavorable reference to China.
This corporate acquiescence to the CCP happens all over the world, too.
And how has this corporate fealty worked? Is its flattery rewarded? I’ll give you a quote from the speech that General Barr gave, Attorney General Barr. In a speech last week, he said that “The ultimate ambition of China’s rulers isn’t to trad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t is to raid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ripped off our prized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trade secrets, causing millions of jobs[1] all across America.
It sucked supply chains away from America, and then added a widget made of slave labor.
It made the world’s key waterways less safe for international commerce.
President Nixon once said he feared he had created a “Frankenstein” by opening the world to the CCP, and here we are.
Now, people of good faith can debate why free nations allowed these bad things to happen for all these years. Perhaps we were naive about China’s virulent strain of communism, or triumphalist after our victory in the Cold War, or cravenly capitalist, or hoodwinked by Beijing’s talk of a “peaceful rise.”
Whatever the reason – whatever the reason, today China is increasingly authoritarian at home, and more aggressive in its hostility to freedom everywhere else.
And President Trump has said: enough.
I don’t think many people on either side of the aisle dispute the facts that I have laid out today. But even now, some are insisting that we preserve the model of dialogue for dialogue’s sake.
Now, to be clear, we’ll keep on talking. But the conversations are different these days. I traveled to Honolulu now just a few weeks back to meet with Yang Jiechi.
It was the same old story – plenty of words, but literally no offer to change any of the behaviors.
Yang’s promises, like so many the CCP made before him, were empty. His expectations, I surmise, were that I’d cave to their demands, because frankly this is what too many prior administrations have done. I didn’t, and President Trump will not either.
As Ambassador O’Brien explained so well, we have to keep in mind that the CCP regime is a Marxist-Leninist regime.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is a true believer in a bankrupt totalitarian ideology.
It’s this ideology, it’s this ideology that informs his decades-long desire for global hegemony of Chinese communism. America can no longer ignore the fundamental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our countries, just as the CCP has never ignored them.
My experience in the House Intelligence Committee, and then as director of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and my now two-plus years as America’s Secretary of State have led me to this central understanding:
That the only way – the only way to truly change communist China is to act not on the basis of what Chinese leaders say, but how they behave. And you can see American policy responding to this conclusion. President Reagan said that he dealt with the Soviet Union on the basis of “trust but verify.” When it comes to the CCP, I say we must distrust and verify. (Applause.)
We, the freedom-loving nations of the world, must induce China to change, just as President Nixon wanted. We must induce China to change in more creative and assertive ways, because Beijing’s actions threaten our people and our prosperity.
We must start by changing how our people and our partners perceiv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e have to tell the truth. We can’t treat this incarnation of China as a normal country, just like any other.
We know that trading with China is not like trading with a normal, law-abiding nation. Beijing threatens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as – treats international suggestions as – or agreements as suggestions, as conduits for global dominance.
But by insisting on fair terms, as our trade representative did when he secured our phase one trade deal, we can force China to reckon with its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eft and policies that harmed American workers.
We know too that doing business with a CCP-backed company is not the same as doing business with, say, a Canadian company. They don’t answer to independent boards, and many of them are state-sponsored and so have no need to pursue profits.
A good example is Huawei. We stopped pretending Huawei is an innocent telecommunications company that’s just showing up to make sure you can talk to your friends. We’ve called it what it is – a true national security threat – and we’ve taken action accordingly.
We know too that if our companies invest in China, they may wittingly or unwittingly support the Communist Party’s gross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Our Departments of Treasury and Commerce have thus sanctioned and blacklisted Chinese leaders and entities that are harming and abusing the most basic rights for people all across the world. Several agencies have worked together on a business advisory to make certain our CEOs are informed of how their supply chains are behaving inside of China.
We know too, we know too that not all Chinese students and employees are just normal students and workers that are coming here to make a little bit of money and to garner themselves some knowledge. Too many of them come here to steal our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to take this back to their country.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other agencies have vigorously pursued punishment for these crimes.
We know that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is not a normal army, too. Its purpose is to uphold the absolute rul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elites and expand a Chinese empire, not to protect the Chinese people.
And so our Department of Defense has ramped up its efforts, freedom of navigation operations out and throughout the East and South China Seas, and in the Taiwan Strait as well. And we’ve created a Space Force to help deter China from aggression on that final frontier.
And so too, frankly, we’ve built out a new set of policies at the State Department dealing with China, pushing President Trump’s goals for fairness and reciprocity, to rewrite the imbalances that have grown over decades.
Just this week, we announced the closure of the Chinese consulate in Houston because it was a hub of spying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eft. (Applause.)
We reversed, two weeks ago, eight years of cheek-turning with respect to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South China Sea.
We’ve called on China to conform its nuclear capabilities to the strategic realities of our time.
And the State Department – at every level, all across the world – has engaged with our Chinese counterparts simply to demand fairness and reciprocity.
But our approach can’t just be about getting tough. That’s unlikely to achieve the outcome that we desire. We must also engage and empower the Chinese people – a dynamic, freedom-loving people who are completely distinct from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at begins with in-person diplomacy. (Applause.) I’ve met Chinese men and women of great talent and diligence wherever I go.
I’ve met with Uyghurs and ethnic Kazakhs who escaped Xinjiang’s concentration camps. I’ve talked with Hong Kong’s democracy leaders, from Cardinal Zen to Jimmy Lai. Two days ago in London, I met with Hong Kong freedom fighter Nathan Law.
And last month in my office, I heard the stories of Tiananmen Square survivors. One of them is here today.
Wang Dan was a key student who has never stopped fighting for freedom for the Chinese people. Mr. Wang, will you please stand so that we may recognize you? (Applause.)
Also with us today is the father of the Chinese democracy movement, Wei Jingsheng. He spent decades in Chinese labor camps for his advocacy. Mr. Wei, will you please stand? (Applause.)
I grew up and served my time in the Army during the Cold War. And if there is one thing I learned, communists almost always lie. The biggest lie that they tell is to think that they speak for 1.4 billion people who are surveilled, oppressed, and scared to speak out.
Quite the contrary. The CCP fears the Chinese people’s honest opinions more than any foe, and save for losing their own grip on power, they have reason – no reason to.
Just think how much better off the world would be – not to mention the people inside of China – if we had been able to hear from the doctors in Wuhan and they’d been allowed to raise the alarm about the outbreak of a new and novel virus.
For too many decades, our leaders have ignored, downplayed the words of brave Chinese dissidents who warned us about the nature of the regime we’re facing.
And we can’t ignore it any longer. They know as well as anyone that we can never go back to the status quo.
But changing the CCP’s behavior cannot be the miss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 alone. Free nations have to work to defend freedom. It’s the furthest thing from easy.
But I have faith we can do it. I have faith because we’ve done it before. We know how this goes.
I have faith because the CCP is repeating some of the same mistakes that the Soviet Union made – alienating potential allies, breaking trust at home and abroad, rejecting property rights and predictable rule of law.
I have faith. I have faith because of the awakening I see among other nations that know we can’t go back to the past in the same way that we do here in America. I’ve heard this from Brussels, to Sydney, to Hanoi.
And most of all, I have faith we can defend freedom because of the sweet appeal of freedom itself.
Look at the Hong Kongers clamoring to emigrate abroad as the CCP tightens its grip on that proud city. They wave American flags.
It’s true, there are differences. Unlike the Soviet Union, China is deeply integrated into the global economy. But Beijing is more dependent on us than we are on them. (Applause.)
Look, I reject the notion that we’re living in an age of inevitability, that some trap is pre-ordained, that CCP supremacy is the future. Our approach isn’t destined to fail because America is in decline. As I said in Munich earlier this year, the free world is still winning. We just need to believe it and know it and be proud of it. Peopl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still want to come to open societies. They come here to study, they come here to work, they come here to build a life for their families. They’re not desperate to settle in China.
It’s time. It’s great to be here today. The timing is perfect. It’s time for free nations to act. Not every nation will approach China in the same way, nor should they. Every nation will have to come to its own understanding of how to protect its own sovereignty, how to protect its own economic prosperity, and how to protect its ideals from the tentacle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But I call on every leader of every nation to start by doing what America has done – to simply insist on reciprocity, to insist on transparency and accountability from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t’s a cadre of rulers that are far from homogeneous.
And these simple and powerful standards will achieve a great deal. For too long we let the CCP set the terms of engagement, but no longer. Free nations must set the tone. We must operate on the same principles.
We have to draw common lines in the sand that cannot be washed away by the CCP’s bargains or their blandishments. Indeed, this is what the United States did recently when we rejected China’s unlawful claim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once and for all, as we have urged countries to become Clean Countries so that their citizens’ private information doesn’t end up in the hand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e did it by setting standards.
Now, it’s true, it’s difficult. It’s difficult for some small countries. They fear being picked off. Some of them for that reason simply don’t have the ability, the courage to stand with us for the moment.
Indeed, we have a NATO ally of ours that hasn’t stood up in the way that it needs to with respect to Hong Kong because they fear Beijing will restrict access to China’s market. This is the kind of timidity that will lead to historic failure, and we can’t repeat it.
We cannot repeat the mistakes of these past years. The challenge of China demands exertion, energy from democracies – those in Europe, those in Africa, those in South America, and especially those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And if we don’t act now, ultimately the CCP will erode our freedoms and subvert the rules-based order that our societies have worked so hard to build. If we bend the knee now, our children’s children may be at the merc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hose actions are the primary challenge today in the free world.
General Secretary Xi is not destined to tyrannize inside and outside of China forever, unless we allow it.
Now, this isn’t about containment. Don’t buy that. It’s about a complex new challenge that we’ve never faced before. The USSR was closed off from the free world. Communist China is already within our borders.
So we can’t face this challenge alone. The United Nations, NATO, the G7 countries, the G20, our combined economic, diplomatic, and military power is surely enough to meet this challenge if we direct it clearly and with great courage.
Maybe it’s time for a new grouping of like-minded nations, a new alliance of democracies.
We have the tools. I know we can do it. Now we need the will. To quote scripture, I ask is “our spirit willing but our flesh weak?”
If the free world doesn’t change – doesn’t change, communist China will surely change us. There can’t be a return to the past practices because they’re comfortable or because they’re convenient.
Securing our freedoms from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the mission of our time, and America is perfectly positioned to lead it because our founding principles give us that opportunity.
As I explained in Philadelphia last week, standing, staring at Independence Hall, our nation was founded on the premise that all human beings possess certain rights that are unalienable.
And it’s our government’s job to secure those rights. It is a simple and powerful truth. It’s made us a beacon of freedom for people all around the world, including people inside of China.
Indeed, Richard Nixon was right when he wrote in 1967 that “the world cannot be safe until China changes.” Now it’s up to us to heed his words.
Today the danger is clear.
And today the awakening is happening.
Today the free world must respond.
We can never go back to the past.
May God bless each of you.
May God bless the Chinese people.
And may God bless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ank you all.
(Applause.)
領導的基礎主要來自那些權力 在 小劉醫師-劉宗瑀Lisa Liu粉絲團 Facebook 的最佳貼文
好萊塢
迪士尼
#已經被中共化
民主兵工廠抵抗獨裁兵工廠
——美國司法部長◎威廉·巴爾
【金鐘編按:在拙文《美國綏靖主義史話》後,欣聞司法部長威廉.巴爾7月16日在密西根福特總統博物館發表這篇演講,臚列中共二十多年來,處心積慮,不擇手段企圖佔領全球經濟和科技制高點,以其獨裁制度和金錢勒索,滲透美國、控制世界。事實俱在,發人深省。特予編輯,推而廣之。大小標題為編者所加。中譯:美國之音】
很榮幸今天來到這裡談談可能被證明是對我們國家和21世紀的世界來說最為重要的問題,那就是,美國對中國共產黨全球野心的回應。中共用鐵腕統治著世界偉大古老文明之一。它試圖利用中國人民巨大的力量、生產率和創造力來推翻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讓獨裁安身於世界。美國對這一挑戰如何回應,將帶來歷史性的後果,並將決定究竟是由美國及其自由民主盟國繼續塑造自身的命運,還是由中共及其專制朝貢國來掌控未來。
★必須重新評估和共產黨中國的關係
至少自從1890年代以來,美國一直是全球的技術領軍者。我們的繁榮、歷代美國人的機會和我們的安全均來自這種超凡的技術實力。正因如此,我們得以在世界歷史上發揮關鍵的作用,擊退了法西斯主義的威脅和共產主義的威脅。如今,擺在我們面前的利害攸關問題是,我們是否能夠維持這一領導地位和那種技術領導地位。我們會不會成為讓這一切被盜竊走、實際上是讓我們子孫的未來被盜竊走的一代人?
幾個星期前,國家安全顧問羅伯特·奧布萊恩談到了中共的意識形態和全球野心。他宣佈,而且我同意,“美國在中國(即中華人民共和國,下同)問題上表現出被動和天真的日子一去不返了。”上星期,聯調局局長克里斯·雷(FBI)描述了中共如何通過邪惡甚至是違法的行為來追求其野心的,包括工業間諜、盜竊、敲詐勒索、網路攻擊和惡意影響活動。在今後幾天,你們會聽到國務卿麥克·蓬佩奧的講話,他將總結擺在美國和自由世界前的利害攸關是什麼。
在他上星期講話之後,克里斯·雷對我說,中國共產黨的一位領導人宣稱他的講話“尤其令人厭惡”。我對他說,我本來今天要達到的目標是被說成令人鄙視,但我現在要達到“尤其令人厭惡”。但不管中方如何試圖形容,我確實希望我的講話和蓬佩奧的講話將鼓勵美國人民重新評估他們與中國的關係,只要中國還繼續處在中國共產黨的統治之下。
我們今天來到福特總統博物館非常適合。傑拉德·福特在美國與中國重新接觸的黎明來臨之際,位居我們政府的最高層。重新接觸是由尼克森總統在1972年開啟的。三年之後,在1975年,福特總統訪問中國,與包括毛澤東在內的中國領導人舉行峰會。
當時,無法想像中國在冷戰之後將成為一個幾乎可以與美國匹敵的競爭者。然而,即使是在那個時候就有顯示中國巨大潛能的跡象。眾議院多數黨領袖黑爾·柏格斯和時任少數黨領袖的傑拉德·福特在有關他們1972年中國之行的聯合報告中寫道:“如果她能夠實現她的願望,在下半個世紀裡,中國可以成為一個擁有10億人口的自給自足的強國……最後的這一印象,也就是中國有著巨大潛力的現實,也許是我們此行最為生動的。在我們的小團隊穿越在那無邊的土地之際,那種一個巨人正在動起來、一條龍正在醒來的感覺,不由讓我們浮想聯翩。”
★中國以非法手段圖謀獨占世界科技超級大國
鄧小平的經濟改革啟動了中國令人矚目的崛起,他有句著名的座右銘,叫做“韜光養晦”。中國完全是照這句話做的。中國的經濟從1980年占世界國民生產總值的大約2%悄然增長到了今天的將近20%。按照某些統計,根據購買力平價來計算,中國的經濟規模已經超過了我們。將權力集中到了自毛澤東獨裁時代以來從未有過的程度的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如今公開表示中國在走近“世界舞臺中央“,“建設比資本主義優越的社會主義”;以“中國方案”取代美國夢。中國不再韜光,也不再養晦。在共產黨統治者看來,中國的時代已經到來。
中國目前正在進行一場經濟閃電戰---一種咄咄逼人、精心策劃、全政府、實際上是全社會的運動,意圖奪取全球經濟的制高點,並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獨佔鰲頭的科技超級大國。這一努力的核心是共產黨的“中國製造2025”倡議,這是中國控制機器人、先進資訊技術、航空和電動車等高科技產業的計畫。在數千億美元補貼的支持下,這項倡議對美國的技術領導地位構成了真正的威脅。雖然世界貿易組織的裁決禁止為國內產出制定配額,但“中國製造2025”為機器人和電信這類產業的核心部件與基礎材料的國內市場份額制定了目標(有時高達70%)。顯然,中國不僅僅是尋求躋身于其他先進工業化經濟體之列,而是要徹底取而代之。
“中國製造2025”是中國政府主導的重商主義經濟模式的最新版本。對於國際市場的美國公司來說,與中國進行自由和公平的競爭,長期以來一直是個幻想。為使競爭場地有利於自己,中國的共產黨政府把一系列掠奪性而且經常是不合法的戰術掌握得爐火純青:貨幣操縱、關稅、配額、國家主導的戰略投資和收購、盜竊與強制轉讓智慧財產權、國家補貼、傾銷、網路攻擊和工業間諜。在所有的聯邦經濟間諜起訴案中,有大約80%據稱從事了給中國政府謀取好處的行為,在所有商業秘密盜竊案中,有大約60%與中國有關聯。
中國還試圖控制歐亞、非洲和太平洋的關鍵貿易通道和基礎設施。例如,在大約三分之一的世界海上貿易必經之地南中國海,中國對幾乎整個水道提出了大範圍的、歷史根據可疑的聲索,蔑視國際法庭裁決,修建人工島並在上面設置軍事哨所,騷擾鄰國船隻和漁船。
★一帶一路、人工智能、壟斷稀土:潛建獨裁兵工廠
另一個擴展其實力與影響的野心勃勃的項目是中國的“一帶一路”基礎設施倡議。雖然名為“外援”,事實上,這些投資看來是為中國的戰略利益和國內經濟需求服務而設計的。例如,中國一直被批評讓貧窮國家背負沉重的債務,拒絕重新談判條件,然後接過該基礎設施的控制權,就像它2017年在斯里蘭卡的漢班托塔港所做的一樣。這只不過是現代殖民主義的一種形式。
然而,同樣後果嚴重的是中國通過“數位絲綢之路”倡議控制世界數位基礎設施的計畫。我之前用過很長的篇幅談到過對讓世界最強大的獨裁政權來建造被稱為5G的全球下一代電信網路的嚴重風險。也許相對來說不那麼普遍為人所知的是中國在人工智慧等其它尖端領域超越美國的企圖。通過機器學習和大數據這樣的創新,人工智慧讓機器模仿人類功能,比如面孔識別、解讀語音、駕駛車輛、進行需要技巧的博弈,比如象棋和中國的博弈遊戲圍棋。2017年,北京推出了“新一代人工智慧發展規劃”,這是到2030年在人工智慧領域領先世界的藍圖。不管哪個國家湧現成為人工智慧的全球領軍者,這個國家將處在最佳的位置,不僅開啟相當大的經濟潛力,而且還能掌握一系列的軍事應用,比如利用電腦視覺來收集情報。
中國爭取技術主導地位的努力得到了其壟斷稀土材料的助益。稀土材料對諸如消費類電子產品、電動汽車、醫療設備和軍事硬體等產業至關重要。根據國會研究處的資訊,從1960年代到1980年代,美國居世界稀土生產之首。“從那以後,生產幾乎全部轉向中國,”主要是因為勞動力成本較低以及經濟和環境法規較松。
美國如今危險地要依賴中國來獲取這些關鍵材料。總體來說,中國是美國的首要供應國,占我們進口稀土的大約80%。這種依賴的風險是真真切切的。比如,2010年,在發生了一次與東中國海島嶼糾紛有關的事件後,北京切斷了對日本的稀土出口。中國也可以對我們做出同樣的事情。
中國在這些關鍵領域的進步表明,中國人民共和國掠奪性的經濟政策正在取得成功。在一百年的時間裡,美國曾是世界最大的製造業國家,這使得我們可以擔任世界的“民主兵工廠”。中國2010年在製造業產出方面超過了美國。如今,中國是世界的“獨裁兵工廠”。
★中國入世貿獲鉅利 卻搶掠美國 變雙贏為贏兩次
中國是怎麼取得所有這些成就的呢?任何人都不應當低估中國人民的創造力和勤奮。與此同時,任何人也不應當懷疑是美國使中國的飛躍成為可能。中國通過美國援助與貿易的自由流通獲取了巨大的收益。1980年,國會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1990年代,美國公司強烈支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並給予其永久正常貿易關係。如今,美中貿易額總計大約7千億美元。
去年,《新聞週刊》發表了一篇題為《美國最大型的公司如何讓中國再次偉大》的封面文章。這篇文章詳細說明了中國的共產黨領導人如何以允諾市場准入來誘惑美國工商界,然後,在從美國的投資和技術中得益之後,態度就變得越來越敵對了。中國利用關稅和配額向美國公司施加壓力。監管部門然後使用不發放許可證等手段,歧視美國公司。然而,沒有幾家公司,哪怕是躋身財富500強的巨頭,願意正式提出貿易投訴,因為他們害怕惹惱北京。
就像美國公司已經變得依賴中國市場一樣,整個美國現在也依賴中國提供許多至關重要的商品和服務。 新冠病毒大流行已使人們更加關注這種依賴性。舉例說,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某些防護設備的生產國,比如口罩和醫用防護服。今年3月,隨著大流行病在世界各地的蔓延,中國給自己囤積口罩,阻止包括美國公司在內的生產商將其出口到有需要的國家。它然後試圖利用這些物資的短缺來進行宣傳,向一些國家運送數量有限而且經常有缺陷的設備,並要求外國領導人公開感謝北京運送這些物資。
中國在全球醫療產品市場上的主導地位不僅僅限於口罩和醫用防護服。它已成為美國最大的醫療設備供應商,同時對在華的美國醫療公司進行歧視。中國政府針對外國公司進行更嚴格的監管審查,指示中國醫院購買在中國生產的產品,並向美國公司施加壓力,要求它們在中國建立工廠,在這些工廠裡他們的智慧財產權更容易被盜。正如一位專家所觀察到的那樣,美國醫療器械製造商正在有效地“創建自己的競爭對手”。
在其他關鍵的行業,尤其是醫藥行業,美國也依賴中國的供應鏈。美國仍然是藥物發現領域的全球領軍者,但中國現在是全球最大的被稱為“API”的活性藥物成分生產商。正如一位國防衛生局官員所提到的:“如果中國決定減少或是限制向(美國)運送API”,這“可能會導致國內和軍用兩方面藥品的嚴重短缺。”
為了在製藥業佔據主導地位,中國的統治者們使用了與摧毀美國其他行業相同的劇本。 2008年,中國將藥品生產定為“高附加值產業”,並通過補貼和出口退稅來壯大中國公司。同時,中國有系統地掠奪美國公司。美國公司在中國醫療保健市場面臨著眾所周知的障礙,包括藥品審批延遲、不公平的定價限制、智慧財產權盜竊和假冒產品。在製藥公司工作的中國人在美國和中國都有因盜竊商業秘密而被抓住的例子。中共長期以來一直在從事網路間諜活動,並對美國的學術醫療中心和醫療保健公司發動駭客攻擊。
實際上,與中國有關聯的駭客已經將美國大學和公司作為攻擊目標,以竊取與冠狀病毒治療和疫苗相關的智慧財產權,有時會擾亂我們研究人員的工作。北京已經被發現掩蓋了冠狀病毒的爆發,因此急於得到公關方面的重大勝利,並希望它能夠對任何醫學突破宣稱有自己的一份功勞。
所有這些例子都應該清楚地表明,中國統治者的終極企圖心不是與美國進行貿易,而是搶掠美國。如果你是一位美國商業領袖,那麼討好中國可能會帶來短期回報。但最終,中國的目標是取代你。正如美國商會的一份報告所說,“外國公司所認為的大量金融投資、專業知識的共用和重大技術轉讓將導致中國市場不斷開放的想法正在被董事會內部流傳的一種笑話所取代,那就是,雙贏在中國意味著中國贏兩次。”
★中國專制依舊力圖改變美國,好萊塢電影被控制
儘管美國人曾希望貿易與投資將促使中國的政治體制自由化,但這個政權的根本性質從未改變過。它對香港的無情鎮壓再次證明,與1989年坦克在天安門廣場對付民主抗議人士相比,中國並沒有距離民主更近。它仍然是一個威權的、一黨統治的國家,共產黨掌握著絕對權力,不受全民選舉、法治或獨立司法的制約。中共監視自己的人民,給他們打出社會信用分數,雇用政府內容審查大軍,酷刑折磨異議人士,迫害宗教人士和少數民族,包括將一百萬維吾爾人關押在思想灌輸和勞動營裡。
如果中國發生的一切只局限於中國,這已經是相當糟糕的了。然而,不是美國在改變中國,而是中國在利用經濟實力試圖改變美國。就像本屆行政當局的中國戰略所認識到的那樣,“中國共產黨強制統一意識形態的運動並沒有止於中國的邊界”。而且中共試圖在全球擴大影響,包括在美國土地上。
太多的時候,美國公司為了短期利益而屈服於這種影響——甚至以美國的自由與開放為代價。悲哀的是,美國企業向北京低頭的例子數不勝數。
以好萊塢為例。好萊塢的演員、製片人和導演為他們宣揚自由和人文精神而自豪。每年,在奧斯卡金像獎頒獎典禮上,美國人都會聽到有關這個國家如何沒有達到好萊塢的社會正義理想的說教。但是,好萊塢現在經常審查自己的電影,以安撫中國共產黨這個世界上最強大的人權侵犯者。這種審查不僅會影響到在中國發行的電影版本,而且還會影響到在美國劇院向美國觀眾放映的許多電影。
例如,熱門電影《僵屍世界大戰》描述了一個由病毒引起的僵屍末日景象。據報導,這部電影的最初版本包含了一個片中人物推測該病毒可能起源於中國的場景。 (在小說中,“零號病人”是一個來自重慶的男孩。)但這部影片的製片廠---派拉蒙影業公司據報要製片人刪除這個有關中國的提法,希望達成在中國發行這個影片的協議。這筆交易從未實現。
在漫威影業的大片《奇異博士》中,電影製片人把漫畫書中一個被稱為“古一法師”的藏僧這個主要人物的民族從藏人改為凱爾特人。當他們因此而受到質疑時,一位編劇解釋說,“如果你承認西藏是一個地方,而且他是藏人,就有可能疏遠十億人。” 或者,就像中國政府可能會說的那樣,“我們不會放映你的電影,因為你決定捲入政治。”
這些只是為適應中共的宣傳而進行了各種修改的諸多好萊塢電影中的兩個例子。國家安全顧問奧布萊恩在他的講話中提供了更多的例子。但是更多的腳本可能因為作家和製作人知道甚至不去測試這個極限而從未得見天日。中國政府的審查人員無需說一個字,因為好萊塢正在替他們做事。這是中國共產黨一個極大的宣傳勝利。
電影業向中共屈服是一個耳熟能詳的故事。在過去的二十年中,中國成為全球最大的票房。中共長期以來一直嚴格控制進入這個有利可圖的市場的管道,包括對美國電影實行配額制以及嚴格的審查制度,而配額制的實施違反了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義務。好萊塢越來越多地依靠中國的資金來籌集資金。 2018年,與中國投資者合作的電影占美國票房收入的20%,而五年前僅為3%。
但從長遠來看,與其它中國的產業一樣,中國更感興趣的不是與好萊塢合作,而是收買利用好萊塢,而且最終用國產電影取而代之。為了實現這個目標,中共一直遵循其通常的作法。通過對美國電影設置配額,中共向好萊塢電影製片廠施壓,要求它們與中國公司組建合資企業,然後中國公司可以獲取美國的技術和專長。正如一位中國電影高管最近所說的那樣,“我們所學的一切都源於好萊塢。” 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中國票房最高的十部好萊塢電影中有八部是在中國製作的。
★矽谷大公司叩頭中共,建防火牆監視審查互聯網
向中國叩頭的遠不止好萊塢。美國的大科技公司也讓自己成為中國影響力的棋子。
在美國與中國實現貿易關係正常化的2000年,克林頓總統將這個新世紀稱為“自由將通過手機和纜線數據機傳播的世紀”。相反,在接下來的十年中,思科等美國公司幫助中國共產黨人建立了中國的防火長城,這是世界上最複雜的互聯網監視和審查系統。
多年來,像谷歌、微軟、雅虎和蘋果之類的公司已經顯示出來,它們過於樂意與中共勾結。例如,最近,在中國政府對有關香港民主抗議活動的報導提出抱怨後,蘋果公司在其中國應用商店中刪除了新聞應用Quartz。蘋果還刪除了允許用戶繞過防火長城的虛擬私人網路絡的應用程式,並從其中國音樂商店中刪除了宣揚民主的歌曲。同時,該公司宣佈將把部分的蘋果雲資料轉移到中國的伺服器上,儘管人們擔心此舉將使中共更容易接觸到存儲在雲中的電子郵件、短信和其他使用者資訊。
最近,我們得以打開在彭薩科拉海軍航空基地開槍射擊了八名美國人的基地組織恐怖分子用過的兩部手機。在與他展開的槍戰中,他停下來,停止交火,並放下他的手機,並試圖摧毀它們,將一枚子彈射入他的兩部手機之一。我們當時認為,這可能意味著這些手機裡可能含有涉及恐怖活動的非常重要的資訊。在四個半月的時間裡,我們一直試圖在沒有蘋果公司的任何幫助下打開這些手機。蘋果未能給我們提供任何幫助。我們最終僥倖的找到了一個我們今後可能複製的解決辦法。
我們找到了他與基地組織在中東的特工之間的通信聯絡,包括直到襲擊發生前一天的資訊。你認為當蘋果在中國銷售手機時,在中國的蘋果手機不會被中國當局滲透嗎?如果它們完全不受中國當局的滲透,它們就不會被出售。我們當時要的是一個搜查令。如果我們有法院的搜查令,那麼我們就應該可以打開這些手機。這是美國科技公司中已經出現的雙重標準。
中共長期以來一直利用公開報復的威脅和禁止進入市場來施加影響。然而最近,中共也加大了發展和脅迫美國企業高管來實現其政治目的的幕後努力---這些努力更加有害,因為它們很大程度上隱藏在公眾視野之外。
隨著中國政府在全球範圍內失去信譽,司法部已經看到越來越多的中國的官員及其代理人與公司領導人接觸,並誘使他們擁護中共所偏愛的政策和行動。他們的目標各不相同,但是他們的推銷思路卻基本相同:商人在中國有經濟利益,而且暗示,取決於他們對中國的要求所做出的回應,他們的處境會更好(或更糟)。私下向美國公司領導人施壓或討好以推動政策(或美國政治人物)構成了重大威脅,因為躲在美國聲音的背後可以使中國政府提高它的影響力活動,並給親政權的政策安上一個“友好面孔”。從這些美國商人那裡聽取看法的立法者或決策者會更加認同他的這個選民,而不是一個外國人。通過掩蓋其對我們政治進程的參與,中國避免了如果遊說活動被揭露而需要對影響活動承擔的責任以及由此可能引起的公憤。
★全球化不一定擴大自由,孔子學院和上海迪士尼的教訓
美國的企業領導人可能不會把自己視為遊說者。例如,你可能會認為,建立一個互惠的關係只是與中國開展業務所必需的“關係”——也就是一個有影響力的社交網路系統的一部分。但是你應該警惕可能會被利用,以及你代表外國公司或政府所做的努力可能涉及《外國代理人註冊法》。該法不禁止任何言論或行為。但它確實要求那些充當外國負責人“代理人”的人通過在司法部註冊,公開披露這個關係以及他們的政治或其他類似活動,允許受眾在評估一個演講的可信度時考慮到這個演講的來源。
當然,聚焦美國商業領袖,我並不是想暗示他們是中國影響力行動針對的唯一目標。但是,他們如今已成為中國在美國影響力行動的主要目標。中國共產黨還試圖滲透、審查或利誘美國的學術和研究機構。例如,數十所美國大學開設了中國政府資助的“孔子學院”,這些學院被指控迫使主辦大學避免討論或取消有關北京認為「有爭議」的話題的活動。大學必須互相支持;拒絕讓中共決定研究工作或壓制各種不同的聲音;支持希望發表意見的同事和學生;並考慮以犧牲任何學術誠信或自由為代價來滿足中共的要求是否值得。
在一個全球化的世界中,美國公司和大學等可能將自己視為全球公民,而不是美國的機構。但是他們應該記住,當初使他們成功的是美國的自由企業制度和法治以及美國的經濟、技術和軍事實力所提供的安全。
全球化並不總是引導世界走向更大的自由。一個隨著共產中國的鼓點行軍的世界容不下依賴自由市場、自由貿易或自由思想交流的機制。曾幾何時,美國的企業是明白這一點的。他們視自己為美國人,並自豪地捍衛美國的價值觀。
例如,在二次世界大戰中,具有標誌性的美國公司迪士尼為政府製作了數十部政府公益資訊影片,包括訓練美國水兵導航技巧的視頻。在戰爭期間,迪士尼90%的雇員都在從事製作訓練和公益資訊影片的工作。為了提高軍隊的士氣,迪士尼還設計了出現在飛機、卡車、飛行服以及美國和盟軍使用的其他軍事設備上的徽章。
我猜想沃爾特·迪士尼如果看到他創立的公司如何與當今的外國獨裁者做交易會感到寒心的。當迪士尼公司製作《達賴喇嘛的一生》---一部1997年製作的講述中國壓制達賴喇嘛的電影時,中共對這個專案表示反對,並且向迪士尼施壓,要求將其放棄。最終,迪士尼決定不能讓一個外國強權來決定它是否在美國發行一部電影。
然而這種勇敢時刻沒有持續多久。當中共在中國禁止所有的迪士尼電影後,迪士尼為重獲准入而大力遊說。該公司的首席執行官為《達賴喇嘛的一生》道歉,稱之為“愚蠢的錯誤“。迪士尼隨後開始說服中國在上海建造一個主題公園。做為交易的一部分,迪士尼同意讓中國政府官員參與管理。在這個主題公園的1萬1千名全職雇員中,有300人是活躍的共產黨員。據報導他們在辦公桌上擺放錘子與鐮刀的黨徽,並且在營業時間在設施內參加黨的講座會。
像其他美國公司一樣,迪士尼最終可能會認識到在原則上妥協所付出的代價。就在上海迪士尼開業不久,一個中方擁有的主題公園就在距離幾百英里的地方冒了出來。媒體報導說,這個主題公園裡的人物看上去令人生疑地與白雪公主和其他迪士尼商標相似
。
★美國公司團結行動抵制中共奪取全球經濟制高點
美國公司必須明白其中的風險。中國共產黨思考的是幾十年和幾百年,而我們傾向於聚焦下一個季度的盈利報告。但是如果迪士尼和其他美國公司繼續向北京低頭,他們所帶來的風險不僅是破壞自己的未來競爭力與繁榮,還會破壞使它們得以興盛的傳統自由秩序。
在冷戰期間,後來成為鮑威爾大法官的路易士·鮑威爾向美國商會發出了一份重要的備忘錄。他提到,自由企業體系正受到前所未有的攻擊,並呼籲美國公司要更加努力來維護這個體系。“是時候了,”他寫道,“的確,這是早就應該做的---要把美國企業的智慧、創造力和資源調動起來,對抗那些企圖摧毀它的人。”
今天也是這樣。美國人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認識到中國共產黨不僅對我們的生活方式,而且對我們的生命和生計構成的威脅。他們會更越來越多地公開批評企業的綏靖行為。
如果公司害怕獨自挺身而出,那麼集體行動就會有力量。就像鮑威爾大法官說的:“力量來自於組織,來自於細緻的長期規劃和實施,來自於無限期的多年行動的一致性,來自於只有通過共同努力才能得到的融資規模,來自於只有通過團結行動和全國性的組織才能獲得的政治力量。”
雖然多年來都在默默接受中國的共產黨當局,美國科技公司可能終於通過集體行動找到了勇氣。在中國最近對香港強制實施嚴厲的國安法以後,據報導許多大型科技公司,包括臉書、谷歌、推特、Zoom、領英宣佈將暫停遵守政府提出的提供使用者資料的要求。和以往一樣,共產黨官員威脅要監禁不服從的公司的雇員。我們要觀察這些公司會不會堅持到底。我希望它們會。如果它們能夠團結在一起,它們會給其他美國公司樹立一個抵抗中國共產黨腐敗和獨裁統治的好榜樣。
中共發動了一場觸角遍及中國政府和社會每一個角落、精心策劃的行動,來利用我們的機構的開放性,其目的是摧毀它們。為了確保我們的子孫後代能擁有一個自由和繁榮的世界,自由世界需要有一個自己的全社會方式,讓公共和私營部門在保持必要分割的同時能夠共同合作來抵制控制,贏得掌握全球經濟制高點的競爭。 美國曾經做到過這一點。如果我們重新點燃對我們的國家和我們相互之間的愛和奉獻,我相信我們---美國人民、美國政府和美國企業一道可以再次做得到。我們的自由有賴於此。
(2020-7-18編發,紐約)
美國司法部長威廉·巴爾(William Barr1950 -)
嚴厲批評好萊塢、矽谷大公司向中共叩頭,幫中共建立世界上最高效的防火牆,限制中國人民的網絡自由。好萊塢電影接受中共審查。
領導的基礎主要來自那些權力 在 小小人物做小事 - 高松傑Jacky Facebook 的最佳貼文
【張曉明:國家安全底線愈牢 「一國兩制」空間愈大】
6月8日下午,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舉辦了香港基本法頒布30周年網上研討會,國務院港澳辦張曉明副主任應邀以視頻方式發表了題為《國家安全底線愈牢「一國兩制」空間愈大》的主題演講。講話全文如下。
國家安全底線愈牢「一國兩制」空間愈大
——在紀念香港基本法頒布30周年研討會上的講話
尊敬的林鄭月娥行政長官,
各位嘉賓、各位朋友:
10天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了《關於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這是香港回歸以來中央處理香港事務最重大的舉措之一,是「一國兩制」實踐過程中具有歷史意義的一件大事,也是基本法實施的一個裡程碑。我曾經與許多朋友說過,香港國家安全法一日不立,就不能說基本法得到全面實施。在香港基本法頒布30周年之際,我們終於欣慰地看到,這一缺失正開始以另一種立法方式得以彌補。我想,這也是我們對那些為香港回歸祖國和香港基本法起草作出歷史性貢獻的先輩們最好的告慰。
作為本屆全國人大2975名代表之一,我有幸參與和見證了這次全國人大會議審議「決定」的全過程。王晨副委員長對「決定」作說明和「決定」草案最後獲高票通過時人民大會堂內經久不息的雷鳴般掌聲震撼了我——那是一種只有壓抑很久或者期待已久才會爆發出的掌聲,是包括香港同胞在內的14億中國人民的心聲!
我注意到這段時間香港社會對「決定」的各種反應,歡欣鼓舞者有之,抹黑攻擊者有之,疑惑憂慮者有之。支持「決定」的市民認為,這是「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重要保障,「中央出手,香港有救」;反對「決定」的人聲稱「香港已沒有高度自治」,「『一國兩制』名存實亡」,「『一國一制』已經來臨」;對「決定」抱有疑惑的人主要擔憂「決定」和有關立法會不會損害香港的司法獨立和終審權,會不會影響到人權和自由。總的看,各方面關注都比較多地指向「決定」和下一步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對「一國兩制」的影響。這也充分說明,「一國兩制」的確是香港社會各界的最大公約數。那麼,究竟該怎麼看中央這一舉措對香港「一國兩制」實踐帶來的影響呢?今天我想與大家分享的一點看法是:國家安全底線愈牢,「一國兩制」空間愈大。要說明白這個問題,先要想清楚幾個「為什麼」。
第一,回歸初心,想一想為什麼要實行「一國兩制」?
大家知道,「一國兩制」最早是為解決台灣問題提出來的。為什麼針對台灣問題提出「一國兩制」的解決方案?為了實現祖國統一。後來由於解決香港問題的條件比較成熟,「一國兩制」首先被運用於解決香港問題的過程中。中央用「一國兩制」解決香港問題,基本考慮有兩個:一是為了收回香港,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二是為了保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這在基本法的序言中寫得很清楚。對於後一點考慮,鄧小平先生講了不少。他在1984年7月會見英國外交大臣傑弗裡·豪時說:「根據香港和台灣的歷史和實際情況,不保證香港和台灣繼續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就不能保持它們的繁榮和穩定,也不能和平解決祖國統一問題。」他還說,如果不采取「一國兩制」方式,香港會出現混亂局面,「即使不發生武力衝突,香港也將成為一個蕭條的香港,後遺症很多的香港,不是我們所希望的香港。」這是體現實事求是精神的戰略考量。但是,相比之下,對前一點考慮,鄧小平先生更為強調。
大家都很熟悉1982年9月24日鄧小平先生會見撒切爾夫人時那篇堪稱經典的談話。鄧小平先生一開談就對中國政府解決香港問題的基本立場作了明確而清晰的概括:「一個是主權問題;再一個問題,是一九九七年後中國采取什麼方式來管治香港,繼續保持香港繁榮;第三個問題,是中國和英國兩國政府要妥善商談如何使香港從現在到一九九七年的十五年中不出現大的波動。」在這裡,鄧小平先生把中央對香港的方針政策作了層次區分,主權問題排在第一位。他還斬釘截鐵地告訴撒切爾夫人,主權問題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可見,鄧小平先生在構思解決香港問題的方案時,從一開始就把主權問題放在「置頂」位置。
針對當時香港社會的憂慮,鄧小平先生還多次談到了香港回歸前的過渡期乃至回歸後可能出現的動亂和干預問題。1984年10月3日在會見港澳同胞國慶觀禮團時,他說:「不能籠統地擔心干預,有些干預是必要的。要看這些干預是有利於香港人的利益,有利於香港的繁榮和穩定,還是損害香港人的利益,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切不要以為沒有破壞力量。這種破壞力量可能來自這個方面,也可能來自那個方面。如果發生動亂,中央政府就要加以干預。由亂變治,這樣的干預應該歡迎還是應該拒絕?應該歡迎。」「總會有人搗亂的,但決不要使他們成氣候。」「某種動亂的因素,搗亂的因素,不安定的因素,是會有的。老實說,這樣的因素不會來自北京,卻不排除存在於香港內部,也不排除來自某種國際力量」。1987年4月16日,鄧小平先生會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又就此講了很長的一番話。他說:「還有一個問題必須說明:切不要以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來管,中央一點都不管,就萬事大吉了。這是不行的,這種想法不實際。中央確實是不干預特別行政區的具體事務的,也不需要干預。但是,特別行政區是不是也會發生危害國家根本利益的事情呢?難道就不會出現嗎?那個時候,北京過問不過問?難道香港就不會出現損害香港根本利益的事情?能夠設想香港就沒有干擾,沒有破壞力量嗎?我看沒有這種自我安慰的根據。如果中央把什麼權力都放棄了,就可能會出現一些混亂,損害香港的利益。所以,保持中央的某些權力,對香港有利無害。大家可以冷靜地想想,香港有時候會不會出現非北京出頭就不能解決的問題呢?過去香港遇到問題總還有個英國出頭嘛!總有一些事情沒有中央出頭你們是難以解決的。」「有些事情,比如一九九七年後香港有人罵中國共產黨,罵中國,我們還是允許他罵,但是如果變成行動,要把香港變成一個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對大陸的基地,怎麼辦?那就非干預不行。」
我想,在座各位今天與我一起重溫鄧公這些講話,都會對這位偉大政治家所具有的非凡洞察力和預見力、對他的先見之明欽佩之至!我記得,1993年9月23日,也就是末代港督彭定康拋出「三違反」政改方案、迫使中央另起爐灶成立「預委會」之後,中央決定公開發表鄧小平先生會見撒切爾夫人的上述談話,當時特別強調這篇講話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今時今日,再次重溫這些談話,更是讓人「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尤其是鄧小平先生關於切不要以為香港沒有破壞力量、中央必須保持某些權力、必要時非干預不行的諄諄告誡,作為「一國兩制」思想的原創性內涵,具有「警世恆言」意義,是需要我們深刻領悟的。
香港回歸祖國後,中央始終堅持按照「一國兩制」方針處理香港事務,從未動搖過。大家一定注意到,習近平主席關於香港的一系列重要講話特別強調要全面准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確保「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不走樣、不變形。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大會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五屆政府就職典禮上,習近平主席還公開宣示了「一國兩制」下不可觸碰的三條底線,指出「任何危害國家主權、安全,挑戰中央權力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權威,利用香港對內地進行滲透破壞的活動,都是對底線的觸碰,都是決不能允許的。」這些重要論述都是針對香港回歸後特別是近些年來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新挑戰,有的放矢提出來的,是鄧小平先生「一國兩制」思想的繼承和發展,為我們在新形勢下推進「一國兩制」事業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回顧歷史,回歸初心,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不僅是「一國兩制」的題中應有之義,而且是「一國兩制」的核心要義。以此衡量,凡是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為維護國家安全目的而依照法定程序采取的舉措,包括這一次全國人大作出有關「決定」以及下一步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有關法律,都是天經地義的。如果有人因此質疑中央改變了「一國兩制」方針政策,是不是應該反思一下他自己對「一國兩制」的認識不全面、不准確,甚至有偏差呢?
第二,正視現實,想一想為什麼中央要出手處理香港有關國家安全立法問題?
古人講,「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用這句話來形容這次中央出手是很恰當的。香港局勢的發展變化已經到了鄧小平先生所講的「非中央出手不行」的地步,中央出手既是勢在必行,也是理所當然。
中央出手的事實依據是,香港內外敵對勢力所作所為已造成香港長時間亂局,並危及國家安全。而且,有關活動及其危害大有愈演愈烈之勢。特別是去年6月「修例風波」發生以來,一些人持續進行各種暴力活動,阻塞交通,毀壞地鐵,圍堵機場,四處縱火,打砸商鋪,用殺傷性凶器襲擊警察,對普通市民擅用「私刑」,甚至當街潑油點燃,制造「火燒活人」的慘劇。他們還私藏和制造槍械彈藥,囤積烈性炸藥,在公眾場所放置爆炸裝置,表現出明顯的恐怖主義犯罪傾向。性質更為嚴重的是,一些組織和人員明目張膽地鼓吹「港獨」「自決」等言論,並侮辱和焚燒國旗,污損國徽,衝擊中央駐港機構和香港立法會等政權機構,甚至叫囂「武裝建國」「廣場立憲」。一些外國勢力和台灣勢力更是赤裸裸地插手和干預香港事務,煽風點火,推波助瀾,為反對派和激進分離勢力撐腰打氣,提供資金、物資、培訓和保護。美國還制定《香港人權和民主法》,直接以國內法方式把對港干預制度化、常態化。這些活動不僅嚴重危害香港社會穩定、經濟繁榮和公共安全,而且突破了「一國兩制」底線,嚴重危害我國家安全,使香港出現了回歸以來最為嚴峻的局面,也有人說是香港歷史上最長的動亂。正如劉兆佳教授所說:「這次大規模風波與香港過去發生的政治鬥爭的最大分別,是它對國家主權和安全的悍然挑戰和衝擊,而更為嚴重的則是美國和其他外部勢力的前所未有的高度介入」。面對這樣的情勢,能設想一個負責任的政府可以坐視不理或者束手無策嗎?有不少朋友說,中央這次出手是香港反對派和激進分離勢力逼出來的。我一定程度上認同這個說法。他們把中央和特區政府的克制忍讓當作軟弱可欺,做得太過分了!
當然,如果香港特別行政區能夠自行完成有關立法,堵塞有關法律漏洞,健全有關執法機制,有效打擊有關犯罪,自然無需中央出手。但連國歌法案在立法會通過都那麼艱難,在可預期的時間內完成國家安全立法恐怕更是「天方夜譚」。中央此時出手是現實政治下的必然選擇。
在這裡,我們不妨回溯一下「港獨」活動在香港冒起的軌跡。如果說,在香港回歸後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港獨」還「見不得光」,還要借「本土」之名包裝兜售的話,2012年反「國教」得手之後,有關活動逐漸公開化。起初市面上流傳一些「明獨」或者「暗獨」出版物時,有人說,這是言論自由,政府不能干預。之後一些校園的學生組織公開提出「香港民族,命運自決」,有人又說這是學術自由,是一些不懂事的年輕人隨便說說而已,要多點「包容」。到了2015年1月,時任特首梁振英先生在《施政報告》中針對香港大學學生會《學苑》雜志發表「港獨」主張提出嚴正警告,一些人說他小題大做。2016年2月8日發生「旺角暴亂」,那些人已不再滿足於言論表達,而是付諸街頭抗爭了。2月28日立法會新界東選區補選,主張「港獨」的候選人獲得高票,令他們食髓知味,要循體制內選舉奪取政權。3月28日,第一個公開主張「港獨」的所謂政黨「香港民族黨」宣布成立,該組織的綱領寫明要「建立獨立的香港共和國」,並開始籌集資金、招募會員、出版刊物和布置參選活動。我記得,4月1日我在香港接受鳳凰衛視采訪時,專門對此講了一番我至今仍然認為是義正詞嚴的話。我說:有人公開成立以「港獨」為宗旨的政黨,容不得我的回應有半點含糊,我們不能因為這些人的主觀意圖不可能得逞或者說不可能成事就姑息,在這些大是大非原則問題上,一定要講是非、講原則、講底線,絕不能養癰遺患,必須防微杜漸,露頭就打,窮追不舍!當時也有人說我「言重」了,甚至說這樣反而會抬高這幫年輕人。後來,我們看到的情形是:多名主張「港獨」「本土」的新人進入立法會,並上演了一幕幕就職宣誓鬧劇;「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居然成為「外國記者會」(FCC)的座上賓,邀請他公開「播毒」。有人說,人大釋法導致宣誓違規的6名議員的資格被取消,特區政府拒絕為FCC負責人、英國《金融時報》記者馬凱續辦在港工作簽證,是中央收緊對港控制的標志性事件。但他們為什麼不去想想,導致這些「後果」的「前因」是什麼?為什麼不去想想「港獨」活動何以發展到今天這個地步?現在,越來越多的人痛定思痛,意識到「港獨」是「政治病毒」,也是暴恐活動的溫床,如果任其傳播肆虐,成規模,成氣候,全社會都要付出慘痛代價,所以,必須「零容忍」。
中央出手的法理依據,最基本的是三條:一是國家安全事務本來就是中央統一管理的事務;二是維護國家安全立法本來就屬於中央事權;三是任何國家在打擊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方面都會采用一切管用的措施,毫不手軟。這幾條放之四海而皆准,無論實行單一制還是聯邦制的國家都是如此。美國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不斷制定的大量法律和堪稱「銅牆鐵壁」的執法體系、西班牙政府對加泰羅尼亞自治區獨立派領導人的嚴刑重判、俄羅斯對付車臣武裝的鐵血手腕,都足以說明問題。港人所熟知的FBI、CIA和MI5、MI6,也都是由聯邦或中央政府統一掌控的國家安全機構。需要說明的是,基本法第23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自行立法禁止七類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雖然是「一國兩制」下的特殊安排,是中央在國家安全立法方面作出的部分授權,但這並不改變國家安全立法屬於中央事權的基本屬性。中央對維護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在內的全國範圍內的國家安全負有最大的和最終的責任,有憲制權力也有憲制責任在維護國家安全的廣泛領域、根據形勢發展變化需要進行各種必需的立法,包括繼續建構滿足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需要的有關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在原有法律規定基礎上進行有關立法,是其行使主權權力、履行憲制責任的體現,與憲法第31條「在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按照具體情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定」的規定和第62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職權第13項「決定特別行政區的設立及其制度」的規定,也是一致的。
還應看到,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也是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3年前召開的中共十九大,已把「一國兩制」確定為14項治國基本方略之一。去年秋天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進一步明確提出這一課題和任務。中國共產黨是我們國家的執政黨,黨的中央全會作出的統一部署必須得到切實執行。所以,我前面講到只是「部分認同中央出手是反對派和激進分離勢力逼出來」的說法,因為中央早已從全局和戰略高度對有關工作作出部署,只不過因為「修例風波」凸顯了國家安全風險,使這一舉措更顯緊迫,刻不容緩。
第三,理性思考,想一想為什麼中央再三強調有關國家安全立法針對的只是極少數人?
理性是迷茫時的光亮,是衝動時的清醒劑。做到理性思考,才能不被各種似是而非甚至顛倒是非的觀點所迷惑,不被各種危言聳聽的言論甚至謠言所煽惑。這在當下的香港極為重要。
「兩會」期間,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組長韓正和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常務副組長、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在會見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時都表示,這次全國人大決定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針對的只是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組織實施恐怖活動以及外國和境外勢力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事務的行為和活動,針對的是「港獨」、「黑暴」、「攬炒」勢力。韓正副總理幾天前在聽取林鄭月娥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有關官員對國家安全立法問題的意見時,又進一步明確表示,有關立法懲治的是極少數人所從事的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行為和活動,不會影響廣大香港居民依法享有和行使各種權利和自由。結合「決定」有關規定和王晨副委員長的說明,我們可以對這些講話信息作以下通俗解讀:一是宣示「打擊極少數」,不僅僅是為了「安民告示」,也是中央確定的一項重要刑事政策,是有關立法的指導思想和原則,而且,也會體現在有關執法和司法過程中。二是有關立法的適用範圍是有嚴格限定的,懲治的只是干犯上述4種犯罪的行為和活動,與絕大多數香港居民無關。因為這4種行為和活動為害最烈,是影響國家安全最突出的風險點。至於其它一般的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以及普通刑事犯罪、經濟犯罪等,都不在本法規管範圍之內,而是依照香港特別行政區現行有關法律處理,有些該「激活」的法律要「激活」,不能老是沉睡。三是有關立法對執行機制的規定,包括中央維護國家安全的有關機關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機構設置及其職權,都會以有效防範、禁止、懲治上述4種犯罪行為和活動為原則,並充分尊重香港特別行政區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四是所有相關的立法、執法和司法行為,都會切實保障香港居民依法享有的各項權利和自由,符合現代法治原則和精神,不會擴大打擊面,更不會羅織罪名、任意出入人罪。
之所以強調理性思考,是因為反對派和一些外部勢力長期以來擅長玩弄一招,就是將中央和特區政府有關法律舉措污名化、妖魔化,危言聳聽,妖言惑眾,制造恐慌。「修例風波」中,一句「修例通過後人人都會被移交內地受審坐牢」的謠言,不知讓多少人走上街頭!這一次,他們一定會故伎重演。最近我已聽到一些謠言,特別是針對中央駐港國家安全機構的說法比較多,比如說它可以在香港隨意抓人,並把人送到內地受審,等等。這些其實都不值一駁。國家安全機構在內地辦案也要嚴格依法辦事,並有嚴格的程序限制,怎麼可能到了香港反而變得無拘無束呢?
毋庸諱言,這裡還涉及一個深層次問題,就是香港一些市民對國家的了解和信任問題,特別是對內地法治狀況缺乏了解和信任的問題。改革開放以來,經過40多年的努力,國家法治建設取得了舉世公認的進步。否則,怎麼解釋為什麼中國內地是吸引外資最多的地方?為什麼超過200萬的台灣居民、越來越多的香港居民和外國人選擇中國內地作為永居地?就刑事司法制度而言,好幾位香港法律界的朋友告訴我,其實內地與香港差不太多。內地辦案時也堅持正當程序原則,堅持罪刑法定、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罪刑相適應原則,堅持無罪推定、疑罪從無原則,嚴格遵循非法證據排除原則,證明被告人有罪的舉證責任由檢控方承擔,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依法享有的辯護權和其他訴訟權利。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近年來內地各級各類法院所有裁判文書都要上網,接受全社會的監督。多位香港大法官參觀了最高人民法院的案例庫信息系統後,對此都贊不絕口。
第四,辯證思維,為什麼不把這次中央出手視為香港撥亂反正、走出困境的轉機?
以50年為一個時段來計算的話,「一國兩制」實踐已進入中期。作為前無古人的創舉,它所取得的成功已載入史冊。特別是交接順利、過渡平穩、制度不變、高度自治、自由開放以及兩次在國際金融危機衝擊下快速復蘇等等,都超出了許多人的預言。但是,正如任何新生事物一樣,「一國兩制」實踐在探索前進的過程中,也遇到了一些路障,碰到了一些挑戰,顯露出一些問題,其中包括頂層制度設計的局限和實際工作的不足,都有不少值得我們反思和改進的地方。特別在治權和人心等方面的問題比較突出,以至於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教授等國際知名學者提出了一個新命題,就是香港需要「二次回歸」。
那麼,到底什麼是香港現在的主要問題呢?答案無疑會見仁見智。我認為,香港的主要問題不是經濟問題,也不是困擾基層民眾的住房、就業等民生問題,或者利益階層固化、年輕人向上流動困難等社會問題,而是政治問題。其集中體現是,在建設一個什麼樣的香港這個根本問題上,存在嚴重分歧甚至對立。我們要建設一個真正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並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香港,但反對派及其背後的外部勢力則企圖把香港變成一個獨立或半獨立的政治實體,變成一個反華反共的橋頭堡,變成外部勢力一枚牽制和遏制中國發展的棋子。這是影響「一國兩制」全面准確實施和香港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主要矛盾,香港社會政治生活中的亂像和一些社會矛盾的激化,都是由這個主要矛盾決定的。
從現像上看,我們看到的更多的是社會高度政治化、泛政治化和民粹主義化,是政府施政動輒得咎,是國家安全處於不設防狀態,是國民教育難以推行,是充斥於媒體的對國家的各種負面報道,是學校考試題的荒誕不經,是把香港與內地隔絕的各種言論和舉動,是為香港發展提供空間和動力的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受到抵制,等等。究其本質,是香港內外反華反共勢力蓄意制造的政治對立。他們的目標,不只是要搞亂香港,在香港奪權變天,而且要推翻國家政權,顛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不是有人在公開發表的文章中叫嚷,要讓香港成為嵌進中國內部的「特洛伊木馬」嗎?不是有人誓言要「為美國而戰」嗎?美國國務卿蓬佩奧5月底發表的聲明不是還透露說「美國一度希望自由和繁榮的香港能夠為威權中國提供榜樣」嗎?所以,我上面講的判斷並不是我們的臆測,而是他們真實的妄想。我想,現在到了「打開窗戶說亮話」、一語道破的時候了。只有把香港問題的本質點破、說透,不諱疾忌醫,敢於直面所存在的主要矛盾和問題,才有可能找到正確的根治的辦法。當然,相對於身體疾病而言,社會問題成因更復雜,治理難度也要大得多。
這次中央采取果斷措施,從國家層面建立健全香港國家安全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顯示的是一種撥亂反正的決心和意志,采取的是既治標又治本的辦法,目的既是為了維護國家安全,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也是為了幫香港早日走出亂局和困局,重返正軌。如果任由香港局勢在反對派和一些外部勢力主導下發展下去,甚至順著他們的腔調和他們設計的路徑,通過倉促實行所謂「真普選」尋求出路,那麼香港只會陷入惡性循環,社會會越來越分化,與國家會越來越對立,不僅繁榮穩定難以為繼,「一國兩制」也可能被他們毀於一旦。我還注意到,香港社會不少人已在展望2047年後「一國兩制」的前途命運,我們確實要考慮一下,香港拿什麼樣的記錄來獲得屆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代表的全國人民的新的授權呢?
有人說這次中央采取的是霹靂手段,用力很猛,擔心國家安全立法會不會把香港管死,「一國兩制」空間會不會因此而壓縮。如前所說,我認為,如果這兩者之間存在辯證關系的話,那麼應該是:國家安全的底線愈牢,「一國兩制」的空間愈大。從經濟領域看,可以預見,立法出台後,香港社會恢復安定,營商環境、投資環境會改善,中央對香港的支持力度肯定會更大,包括大家關心的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問題,中央也會不遺余力地支持。上個月,林鄭特首剛向中央政府提交了一份這方面的建議報告,已得到韓正副總理和中央有關部門的積極回應。最近香港金融界的一位朋友還與我們談到一個看法:全球幾大國際金融中心的GDP與上市公司總市值的比例基本上都是1:1,只有香港是1:14。香港比其它金融中心多出來的13塊錢,是中國的錢、世界的錢。香港資本市場根本不是香港的市場,而是中國的、國際的市場。因此,只要中國經濟保持良好發展態勢,只要中央政府繼續高度重視香港的特殊地位,繼續看重世界與中國內地之間的超級聯系人角色和轉換器功能,只要中央在國際經濟環境困難的時候繼續力挺香港,還有什麼理由擔心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不保呢?從民生領域看,住房、就業、貧困等問題單靠香港自身條件解決,確實難度很大,但以國家之大,推出任何一項重大政策支持,都可能產生不可低估的效應。從自由人權保障來說,除了極少數作奸犯科、與國家「死磕」的人可能心有恐懼外,對於廣大市民來說,立法更多地意味著是對他們的有力保護。他們從此有了免於黑暴恐懼的自由,有了安心乘地鐵、逛商場的自由,有了在街上講幾句實話而不被「私了」的自由。特別是我們不用再為還未成年的孩子們擔驚受怕,不用擔心他們被「洗腦」,不用為他們一時衝動留下犯罪案底,毀掉一生而痛心疾首,香港的未來還有希望。這不正是香港走出困境、變亂為治的轉機嗎?歸結起來說,國家安全底線越清晰、屏障越牢固,香港越安定、繁榮,香港同胞與祖國內地人民的感情越親近,香港的優勢越凸顯,自由發揮空間越大,社會創新活力越強,對國家深化改革開放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貢獻也會越來越大。
前不久,我看電視時見到一位香港女市民在記者問她是否擔心中央為香港制定國家安全法的問題時,一口氣反問了5個問題:「全世界任何國家、任何地方都有這樣的立法,香港為什麼不能有?香港自己立不了,國家為什麼不能立?如果沒有從事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你怕什麼?如果你犯了罪,為什麼就可以不接受懲罰?你是誰,為什麼有超越法律的特權?」我欽佩這位女士獨立思考和邏輯思辨能力,幾句話簡潔有力,講出了淺顯而深刻的道理。
以上我講了4個「為什麼」,也鬥膽講了許多直言不諱的話。為節省時間,我最後再請大家想一個帶有終極性的問題,就是:誰人真心為香港?是成天在媒體上詛咒國家、到處唱衰香港、跑到外國乞求干預的那些人嗎?是成天幻想著對中國實施「顏色革命」、等著看香港街頭出現「美麗的風景線」的那些人嗎?......在香港再次面臨何去何從關鍵選擇的時刻,我們確實更需要集體理性。
去年11月,正當「修例風波」風高浪急的時候,習近平主席在巴西出席金磚國家領導人會晤期間就香港局勢講了三句話:「中國政府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決心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的決心堅定不移,反對任何外部勢力干涉香港事務的決心堅定不移。」這三句話句句擲地有聲,力發千鈞。香港局勢正在發生積極而微妙的變化,我堅信:不論接下來香港再發生什麼,也不論外面的人怎麼說、怎麼做,全國人大常委會都將依照法定程序順利完成有關立法,並確保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落地實施。有了這部立法,「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就裝上了殺毒軟件,必定會運行得更安全、更順暢、更持久!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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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常見的權力基礎包括的五項權力基礎如下: 1.合法權力(legitimate power):是由組織正式任命領導部屬的權力,亦即所謂的「職權」。 2.強制權力(coercive power):是領導 ... ... <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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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 的構成基礎有法定權、強制權、獎賞權、專長權和表率權。 1、法定權. 法定權是指組織中各職位所固有的合法的、正式的權力。這種權力來自一個人在組織中的職位,代表 ... ... <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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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合法權力(legitimate power): · 2.強制權力(coercive power): · 3.獎賞權力(reward power): · 4.專家權力(expert power): · 5.參考(照)權力(referent power): · 1.系統一 ... ... <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