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瑟夫‧布羅茨基詩中的巴洛克敘事 ◎蕭宇翔
“It seems that what art strives for is to be
precise and not to tell us lies, because
its fundamental law undoubtedly
asserts the independence of details.”
from The Candlestick by Joseph Brodsky
|賦格與俄語
布羅茨基曾自言,最早教會他詩歌結構的啟蒙老師即巴赫(J.S. Bach)。與其說音樂值得詩歌嚮往,不如說這是藝術具備的公分母,在這點上,布氏幾乎發展了一整套韻律理論,藉音樂的特性深刻地反觀詩歌。他認為:「所謂詩中的音樂,在本質上乃是時間被重組達到這樣的程度,使得詩的內容被置於一種在語言上不可避免的、可記憶的聚焦中。換句話說,聲音是時間在詩中的所在地,是一個背景,在這個背景的襯托下,內容獲得一種立體感。」(註一)「包括音質、音高和速度,詩歌韻律本身就是精神強度,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替代,它們甚至不能替代彼此。韻律的不同是呼吸和心跳的不同。韻式的不同是大腦功能的不同。」(註二)音樂是以音符與節拍承載時間,而對詩歌而言則是韻律和語氣,如何藉此重構時間(或說面對消逝),此即作詩法。
從各種層面來講,巴赫的作曲法和布羅茨基的作詩法的確相像得不可思議。譬如巴赫窮盡一生不斷改進的的賦格曲式,宣示了一整個巴洛克時代的成就。賦格可分成兩大類:一種輕快簡單如舞曲,風格飄逸;另一種則結構嚴謹,由層層模進所交織串聯,厚重而壯麗。這兩種風格剛好可以蓋括布羅茨基一生的詩風。
如同巴赫的音樂,布羅茨基的詩風同樣既古典又現代,事實上,布氏認為:「現代主義無非是古典的東西的一種邏輯結果──濃縮和簡潔。」(註三)這是因為在俄羅斯,布氏生長的城市,彼得堡──基本上就是這樣一個混合體,古典主義從未有過如此充裕的空間去填充現代,幾百年裡義大利的建築師紛至沓來,抑揚格節奏在這裡自然如鵝卵石,布氏認為,彼得堡不僅是俄羅斯詩歌的搖籃,更是作詩法的搖籃,在曼德爾施塔姆的詩中足以看見彼得堡的天使壁畫、金色尖頂、柱廊、壁龕,當然還有文明的末日景觀。(註四)
於是我們看到布羅茨基在遵守嚴格韻律之餘,常以古典的耐心,巴洛克式的句法層層雕琢、延展,甚至在長詩〈戈爾布諾夫與戈爾恰科夫〉裡,將兩名精神病患的交談分切為片斷的組詩,相互衝突而又離不開彼此的兩人,類似區分大腦兩半球官能的對稱,這表現在詩章結構、內容的平行現象和各章編排的對稱與反差。十四章標題的總合構成了「十四行詩」一樣的文本。對稱嚴格之外,十四章的篇幅是均等的:各有一百行,第一章和第十三章例外,是九十九行。所有「對話」的各章都用十行詩節,每節各有五個同樣的對偶的韻腳,這無疑是强調二重性的又一種方法。(註五)巴赫以同樣的方式創作賦格曲並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境界,在音樂裡,這稱作對位法。總總精妙的巧合不僅讓我揣想,巴赫之於布羅茨基,是否如坂本龍一之於德布希,認為自己是前者的轉世。
然而,詩歌畢竟是獨立於音樂的另一種藝術,其最重要的素材不是音符與節拍,而是語言。布氏對於自己的母語同樣有著系統性的見解,他認為俄語是一種曲折變化非常大的語言,你會發現名詞可以輕易地坐在句尾,而這個名詞(或形容詞或動詞)的字尾會根據性、數和格的不同而產生各種變化。所有這一切,會在你以任何特定文字表達某個觀念時,使該觀念具有立體感,有時候還會銳化和發展該觀念。從句複雜、格言式的迴旋,是大部分俄羅斯文學的慣用手段。(註六)
就語法的錯綜而言,名詞常常自鳴得意地坐在句尾,對於主要力量不在於陳述而在於從句的俄語是相當便利的。此非「不是/就是」的分析性語言──而是「儘管」的綜合性語言。如同一張鈔票換成零錢,每一個陳述的意念在俄語中立即蕈狀雲似地擴散,發展成其對立面,而其句法最愛表達的莫過於懷疑和自貶。(註七)
因此俄語詩歌總的來說不十分講究主題,它的基本技術是拐彎抹角,從不同角度接近主題。直截了當地處理題材,那是英語詩歌的顯著特徵。但在俄語詩歌中,它只是在這行或那行中演練一下,詩人接著繼續朝別的東西去了;它很少構成一整首詩。主題和概念,不管它們重要與否,都只是材料。(註八)
依憑著俄語的不規則語法,離題這件事可想而知卻又非同尋常,原因是它並非由情節的要求而引起,更多是語言本身──意識流不是源自意識,而是源自一個詞,這個詞改變或重新定位你的意識。(註九)數世紀俄語聖殿的「文字辮子」,不可避免地要提到尼古拉‧列斯科夫對高度個人化敘述的偏好(skaz),果戈里的諷刺性史詩傾向,杜斯妥也夫斯基那滾雪球般、狂熱得令人窒息的措辭用語大雜燴。(註十)
總的來說,布氏認為,俄羅斯詩歌樹立了一個道德純粹性和堅定性的典範,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於保存所謂古典形式而又不給內容帶來任何損害。(註十一)而他與普希金、曼德爾施塔姆、阿赫瑪托娃、古米廖夫,繼承了這些傳統。除此之外,俄羅斯歷史與現實的噸級質量,同樣可視為此種巴洛克作詩法誕生的要素,因為通過在細節上精確複製現實,往往便能產生足夠超現實與荒誕的效果。
布羅茨基身為一個現代人,其語言與內容定然比起生活在古典時期的人更感飢渴、躁動,正因如此,布氏所使用的古典形式與韻律乘載了一股力量,這力量總是從內部試圖吞噬並篡奪本體,形成詩歌內部的最大靜摩擦力,一旦觸發就會以加速度往前衝破。對付這種力量,人類需要古典的耐心,無怪乎布羅茨基經常引用奧登的話:「讚美一切詩歌格律,它們拒絕自動反應,強迫我們三思而行,擺脫自我之束縛。」(註十二)
|呈示部──黑馬
這是一首完成於1962年7月28日的短詩,只有三十五行,布羅茨基只有二十二歲,然而已暴露出布氏善於綿延鋪陳的作詩法──布氏開頭動用了二十八行,傾全力試圖描述黑色的荒野中一匹馬到底有多黑,一系列的形容包括:那馬腿比夜色還黑因此不能融入夜色、黑得沒有影子、黑如針的內部、如穀糧正藏身的地窖,或肋骨間一座空洞胸腔,眼中甚至傾瀉出黑色的光芒......有人說這是俄羅斯式的想像力,實際上,不如說,這是俄羅斯現實的質量,其形容依靠的不是修辭,而是物理或光學,當然還有作者敏感纖細的一顆心。布氏曾引用芥川龍之介的話來形容自己:「我沒有原則,我擁有的只是神經。」(註十三)
一首詩的主要特徵必然是最後一行,不管一件藝術作品包含甚麼,它都會奔向結局,而結局確定詩的形式並拒絕復活。(註十四)〈黑馬〉驚人的結尾,的確拒絕了復活,但與其說是死亡的手勢,毋寧說是「第二次誕生」,這手勢的反轉向讀者指認生活的嶄新,正如馬奎斯《百年孤寂》的開篇:「世界太新,很多事物還沒有名字,必須用手指頭伸手去指。」〈黑馬〉是一首奇蹟之詩,其震懾力或許只有里爾克的〈無頭的阿波羅像〉能匹敵。因為它們做到了同一件事:提醒一個人的被動地位。當我們以為是我們是主格,是觀察者,是生活的主宰,並因此可以置身事外。實際上,某種東西正在高處端詳、物色,伸手指向我們。我們的生活是被選擇的,遠非自己所選。這匹黑馬或是繆斯的化身,也可能是黑帝斯,無論如何,宿命引領牠找上我們,並且,我們必須學會如何駕馭,否則將就被牠踐踏或遺棄。
「為何要將蹄下樹枝踩得沙沙作響?
為何要湧動眼中黑色的光芒?
他來到我們之中尋找一名騎手。」──〈黑馬〉末三句,蕭宇翔譯
|展開部──給約翰‧多恩的大哀歌
〈給約翰‧多恩的大哀歌〉創作於〈黑馬〉的隔一年,顯然他自覺抓到了某種可善加發展的作詩法。這兩百二十七行的輓歌體詩作,十足展現了俄羅斯古典式的耐心,那年布羅茨基只有二十三歲。誰敢將巴黎聖母院的工程交給一個二十三歲的小夥子?因此,當阿赫瑪托娃讀到此詩時驚嘆:「約瑟夫,您自己也不明白您都寫了什麼!」也並非沒有道理。但誰能料到這是讚賞?
布氏的作詩法顯然是致敬,因為他曾譯過多恩的詩作。其詩意冥想往往表現於展開、放大的隱喻。這樣的隱喻和比擬方式又稱為「協奏曲」(來自意大利語concetto,「虛構」,在這裡的意思不是臆想,而是思想的提煉,想象的建構 )。「協奏曲」是全歐洲巴洛克風格的典型特點。(註十五)布氏透過這種方法來重構現實,試圖藉現實質量的高度來還原多恩的死亡。
開頭以「約翰‧多恩入睡了,周圍的一切都已入睡」作為梁柱,接著便是繁複的雕塑、大量裝飾、戲劇性的突出處,其中有關睡眠的動詞出現了五十二種:沉睡、入睡、酣睡、安眠、打盹、睡了,諸如此類,並附上了一百四十三個睡著的物件,包括門閘、窗幔、木柴、窗外下著的雪、監獄、城堡、貓狗、倫敦廣袤的大地、森林與海、大批書籍、人們頭頂上的天使們、地獄與天堂、上帝與惡魔、所有詩行、語言之河、韻律、真理、一切,全都睡著,一步步將敘事的時空拓幅,同時以特寫鏡頭加強景深,並不時跳回重覆的同一句:「全都入睡了,約翰‧多恩入睡了」,彷彿約翰‧多恩既渺小、單一,又等同於萬物──這輕盈、飄逸與向下俯瞰的視角正暗示多恩的死亡,因為只有靈魂可以達到這樣的高度與抽離。這是大沉寂。而到了第九十九行,布氏的聲音才終於介入,扮演多恩的靈魂,這究竟是多恩的獨白,還是布氏與多恩的對話?或許兩者皆是。但絕不可能是布氏的獨白,因為他抗拒以別人的死亡來行自我的抒情,他害怕自己的呢喃蓋過了死者的哭聲。
「是你嗎?加百列,在這寒冬
嚎哭,獨自一人,在黑暗中,帶著號角?
不,這是我,你的靈魂,約翰‧多恩。
我獨自在這高空滿懷悲傷
因為我用自己了勞動創造了
枷鎖般沉重的情感、思緒
你帶著這樣的重負
在激情中,在罪孽中卻飛得更高」──節錄〈給約翰·多恩的大哀歌〉,婁自良譯
|再現部──歷史的填縫與增長
布羅茨基的傳記作者列夫‧洛謝夫認為,顯然由於某些內在的原因,布氏感到有必要完成十七世紀的功課,彌補俄羅斯詩史的缺口。這種巴洛克式的敘事詩體在20世紀俄羅斯抒情詩中被視為陳舊的或處於過渡狀態。19世紀「詩體故事」是相當流行的:普希金的《未卜先知的奧列格之歌》、雷列耶夫的《沉思》,托爾斯泰的歷史題材的抒情敘事詩,或如普希金的《箭毒木》、萊蒙托夫的《將死的鬥士》、涅克拉索夫的《毛髮》——這些只是九牛身上的一根毛。(註十六)
到20世紀這種體裁過時了。這些大量有故事情節的詩「是民眾容易懂的」,其實就是蘇維埃俄羅斯文化產品的思想檢查官容易懂,當然,也只有這樣的詩才能服務於宣傳目的。但高雅的現代派俄語詩幾乎完全排除了故事情節。於是早期馬雅可夫斯基或茨維塔耶娃激情洋溢的抒情詩,阿赫瑪托娃情感含蓄的自我反思,曼德爾施塔姆關於文化學的冥思,便傾向於極其準確的自我表現。這種純抒情詩的理想是——作者和作品的「我」的完全同一。這一類抒情詩總是充滿激情,而且詩里的情感總是明確地表現。甚至俄羅斯現代派的長篇敘事詩也是內心的傾訴。(註十七)
然而,俄羅斯的過期品,在那個時期的英語詩歌中卻是典範。托馬斯·哈代、W.B.葉慈、羅伯特·弗羅斯特、Т.S.艾略特、W.H.奧登同樣地既寫第一人稱的詩,也寫關於「別人」的故事。他們對虛構人物進行細致的心理描寫,詳細地描述他們的生活場景,往往在詩中使用直接引語。(註十八)弗羅斯特尤其受布氏推崇,他在訪談中提到:「弗羅斯特的敘事的主要力量——與其說是記述,不如說是對話。弗羅斯特筆下的情節照例發生在四壁之內。兩個人彼此交談(令人驚嘆的是他們在彼此之間什麽話不說!)。弗羅斯特筆下的對話包含一切必要的情景說明,一切必要的舞台指示。描述了佈景、動作。這是古希臘意義上的悲劇,簡直就是一齣芭蕾舞劇。」抒情作品的戲劇化,利用「舞台」、「演員」,使他可以包羅萬象地轉述日常生活的可怖、荒誕,而在浪漫主義抒情獨白的傳統形式中,存在主義悲劇很容易就被偷換成個人的抱怨。(註十九)
布羅茨基從海洋的另一頭提領了勇氣,證明了復古與先鋒並非反義詞,而是「創造」的兩種釋義。前文提到的某種「內在的原因」,正是這跨洋閱讀的效應,從海的另一頭遠望,看到的不是自己的祖國,而是整個世界。因此俄羅斯歷史自覺的根本問題才會產生:是歐洲還是亞洲?對布羅茨基來說,歐洲從它的希臘化源頭開始,就是和諧(結構性)、運動、生命。亞洲是混亂(無結構性)、靜止、死亡。布羅茨基總是把地理(或地緣政治)主題表現於嚴格的對立模式的框架之內:亞洲——西方,伊斯蘭教——基督教,樹林——海洋,冷——熱 。「那裡的氣候也是靜止的,在那個國家……」(〈獻給約翰·多恩的大哀歌〉),與此同時西方文明正往前邁進。(註二十)
「……死亡是模糊的,
就像亞洲的輪廓。」──節錄〈1972年〉,婁自良譯
|結語──未完成的賦格
某些「內在的原因」以其迴避、模糊、朦朧的句式,提醒了我們作者論的重要性。布羅茨基之所以會大量閱讀英美詩歌,是因為那時候他被放逐到俄羅斯北方的諾林斯卡亞村去做苦役,這荒涼之地人口稀少,被森林和凍原所覆蓋,蘇聯時期甚至用做核彈試爆。然而重點在於,那裡的環境從17世紀起就很少變化。那是一個停滯甚至往回走的時空,作為放逐和讀詩的場所再適合不過,某種層面上來講,兩者是同一回事,因為緊接而來的總是孤獨,和絕對的遠景。
布羅茨基在那十八個月裡研讀翻譯了大量的英美詩歌,這直接造成了布氏詩體範圍的急劇擴大。這急劇的變化表現在詩的個性的結構,因而布羅茨基急需自我表現的新形式,或者說,新的作詩法找上了他,而他逼迫自己學會如何駕馭,並樂在其中。
其後的流亡也是意料中事,因為詩人的倫理態度,事實上還有詩人的性情,都是由詩人的美學決定和塑造的。這就是為什麼詩人總是發現自己始終與社會現實格格不入。(註二十一)故而當同時代的俄羅斯詩歌傾向減法與抒情時,布羅茨基則使用加法,並盡可能隱匿自己的音色;當蘇聯政府在拆除舊建築、發射衛星、造火箭時,布羅茨基則面向女神柱、迴廊、雕刻與大理石紋。而數十年的流亡經驗在時空幅度與心靈程度上的擴大比起放逐有過之而無不及,帶給布羅茨基更強的漂流加速度,一種從語言本身向外的擴張與膨脹,並且更多謙卑,及更加堅定的作詩法。
奧登曾對布羅茨基說:「J.S.巴赫是非常幸運的。當他想讚美上帝時,他便寫一首眾讚歌或一首康塔塔,直接唱給全能者聽。」的確,只要聽過巴赫最後的「未完成的賦格」,便能感受到那竭力向上攀升的意念,與其說巴赫試圖趨近完美,不如說是親近上帝。
然而在普希金說過「上帝像俄羅斯一樣哀傷」,並且布羅茨基模仿了這個句式,寫出:「死亡像亞洲的輪廓」之後,上帝不再是信仰的對象,或許死亡才是。但這並不妨礙布羅茨基的幸運,或許他比巴赫更加幸運,因為上帝畢竟不是一陣音樂,而就布羅茨基對死亡的信仰而言,他認為,寫詩正是練習死亡。因為死亡並非逃避,而具備激活現實的效用,藉此我們活下去,傾全力。(註二十二)這就是為甚麼詩人之死這個說法比起詩人之生聽起來更加具體,因為「詩人」與「生」本是同義反覆,而詩人之死揭示了一首詩的完成,因為藝術終將奔向結局。
世人最後一次見到布羅茨基是在1996年1月27日,亞歷山大‧蘇默金和他們的共同朋友鋼琴家伊莉莎白‧萊昂斯卡亞拜訪了他。妻子瑪麗亞準備了美好的晚餐,以及提拉米蘇,布羅茨基狀態良好,在庭院的草地上喝了高強度的瑞典伏特加,並且一定,他抽了好幾根菸,伊莉莎白即興彈了幾曲鋼琴。深夜,在祝妻子晚安後,布羅茨基說他還得繼續工作,便走進書房。窗外,一團世紀末的烏雲在月亮的催化下像是一顆孤獨的大腦,而星星閃亮如電子迴路,閃爍著隱藏的靈光。他站著抽菸,吸氣的時候眉頭深鎖,那貪婪的胸腔彷彿要將所有元素納入懷中,就像他所使用的語言,永遠不滿,於是只能撲向自己。而當他吐氣時,就像是壞掉的噴火器,以掃射的方式噴濺煙硝,不時岔出幾道烈焰,其熱度足以蒸發貝加爾湖。瑪麗亞在早晨的地板上發現了他,門開著,他正試圖離開房間,臉流血,眼鏡也撞壞了。一根尚未點燃的香菸掉落地面,開門時必然還在滾動,而布羅茨基的心臟必然也還在跳動,儘管再微弱。
最後順帶一提,「賦格」的字源一般認為來自拉丁文的「追逐」或「飛翔」,在義大利語中則是「逃走」。而在俄語裡,如果由布羅茨基親自發音的話,應是絕對的沉默,其理由無比高貴。因為「流亡」這個詞對他而言從來都是一種傲慢或張揚,他認為,這無非是將個人的苦難作為標籤特別化,但他仍難擺脫這段經驗,包括接踵而至的加冕與議論。如今,他以永遠的沉默終結了它。正如布氏自己的詩句:
「黑暗恢復了光明修復不了的東西。」——節錄〈論愛情〉,曹馭博譯
|註解
註一: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1940-1997)《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哀泣的謬思〉p.37-41, 〈在但丁的陰影下〉p.80,〈論W.H.奧登的《1939年9月1日》〉P.263-304,〈取悅一個影子〉p.314
註二: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文明的孩子〉p.118
註三: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空中災難〉,p.236
註四: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文明的孩子〉p.109-110
註五:參見《布羅茨基詩歌全集‧第一卷‧上》,上海譯文出版社,〈佩爾修斯之盾〉p.77
註六: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哀泣的謬思〉p.28
註七: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自然力〉p.133-134
註八: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文明的孩子〉p.105-106
註九: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自然力〉p.134
註十: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空中災難〉,p.249
註十一: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文明的孩子〉p.119
註十二:奧登(W.H. Auden,1907-1973)英語詩人,生於英國,1947年入籍美國,是將布羅茨基引入國際詩壇的關鍵人物。此兩句詩引自奧登的組詩〈短詩集之二〉。
註十三: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水印‧魂繫威尼斯》,上海譯文出版社,p.19
註十四: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文明的孩子〉p.102
註十五: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布羅茨基詩歌全集‧第一卷‧上》,上海譯文出版社,〈佩爾修斯之盾〉p.55
註十六: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布羅茨基詩歌全集‧第一卷‧上》,上海譯文出版社,〈佩爾修斯之盾〉p.58-60
註十七: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布羅茨基詩歌全集‧第一卷‧上》,上海譯文出版社,〈佩爾修斯之盾〉p.60
註十八: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布羅茨基詩歌全集‧第一卷‧上》,上海譯文出版社,〈佩爾修斯之盾〉p.61
註十九: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布羅茨基詩歌全集‧第一卷‧上》,上海譯文出版社,〈佩爾修斯之盾〉p.61-62
註二十: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布羅茨基詩歌全集‧第一卷‧上》,上海譯文出版社,〈佩爾修斯之盾〉p.92
註二十一: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文明的孩子〉p.117
註二十二: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文明的孩子〉p.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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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設計:Sorrow沙若
圖片來源:Sorrow沙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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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命十年小坂流加 在 李怡 Facebook 的最佳貼文
香港覺醒──2019,歷史的里程碑
香港思潮──本土意識的興起與爭議(日譯《香港之抗鬥》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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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數: 352頁
出版日期: 2020年5月(經已出版)
「二○一九,是香港極具意義的一年,也是我漫長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年。
「二○一九,必將記載於歷史上。這一年,香港覺醒。是近二百年歷史中里程碑式的覺醒。有些突然,但也由來有自。是香港市民的覺醒,一代人,會延續到下一代和下下一代人的覺醒。從此,香港走上一條不歸路。再不會回頭。」──李怡
《香港覺醒》輯錄了李怡於二○一九年的政論文章。既有歷史視角的分析,卻不流冰冷;既有時代兒女的熱血,也不失睿智。
「新聞是歷史的初稿」,讀着夾敍夾議的時論文章,恍如置身運動之中,隨着局勢的轉變而休戚與共,同時能綜觀大局,不迷失於旁枝末節。
2019,歷史的里程碑
《香港覺醒》的副題,是「2019,歷史的里程碑」,編者譚秀嫻,為我在這一年所評論的事件,分了階段,作提示,加註解,展現了這一年作為歷史里程碑的全過程。並寫了以下的編序。
編序
二○一九年香港爆發的騷亂,不是一小撮人的抗爭,而是連繫着逾百萬人意志的一場社會運動。這場運動由反對修訂《逃犯條例》而引起,名義上是反修例運動,但它的內涵遠不止於反修例,而是向一個專權政府爭取落實《中英聯合聲明》所承諾的一國兩制,是捍衞香港既有的自由、體制、文化和生活方式的運動。
這一場運動,從相對溫和開始,持續大半年,演變成烽煙四起。其間在抗爭策略、政府應對、社會氣氛,以至在人心,都出現過不少轉化。李怡先生在其時事評論專欄中,每天評論時局,既有歷史視角的分析,卻不流冰冷;既有時代兒女的熱血,卻不失睿智。讀着李先生的文章,恍如置身運動之中,隨着局勢的轉變而休戚與共,同時能綜觀大局,不迷失於旁枝末節。
《香港覺醒》一書輯錄了李怡先生於二○一九年反修例運動開始至年底區議會選舉期間的相關評論文章,作為香港這一段關鍵歷史的註腳。書中的階段和事件提示、註釋、詞彙表,均為編輯所加。文末的日期,是文章刊載於報章的發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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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道人生:這一年,香港覺醒 - 李怡
2019,是香港重要的一年,極具意義的一年,也是我漫長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年。
2019,必將記載於歷史上。這一年,香港覺醒。是近二百年歷史中里程碑式的覺醒。有些突然,但也由來有自。是香港市民的覺醒,一代人,會延續到下一代和下下一代人的覺醒。從此,香港走上一條不歸路。再不會回頭。
這一年三月底,我在這個專欄表示,我會暫停寫時事評論,接下來會就一生中值得記憶的一些經歷,一路走來的心路歷程,寫我的回憶。
我的人生經歷,是微不足道的。不過,既可說幸運又可說不幸的是,我生活的時代是中國、台灣和香港都經歷極為重大變遷的時代,我又置身在觀察、報道、評論這三地大變遷的敏感的傳媒當中。我目睹香港傳播界的淪落:從三地中最能夠自由看到海峽兩岸看不到的時事和政治,能自由評論,急速因自我審查、廣告和採訪受壓、事事要政治正確,而社會公信力不斷下跌;我經歷台灣人從正面期待「香港的今天,是台灣的明天」,而急速地變成負面警惕「香港的今天,是台灣的明天」。在這個大變動中,我的社會角色、出身、工作、家庭和在交叉路口的糾結,也許有些特殊。我想在有生之年,為自己留下這片雪泥鴻爪。
我說,這是我八十三歲高齡的最後心願。
想不到的是,四月以後,我就被香港一場反送中運動牽動着心緒,使我再也無法有心情去懷想過去。每一天,我都被社會發生的事情吸引着關注,都不能不寫自己對當前時世的感受和評論,也無時無刻不因時局變化而產生對自己既有觀念的審視。這一年我在許多認知上有所覺醒。我放下一年前的最後心願,因為我覺得自己過去的漫長經歷,即使對我自己,都已經不那麼重要。
魯迅說:「我的確時時解剖別人,然而更多的是更無情面地解剖我自己。」我的一生也經歷過多次解剖自己,對社會主義的覺醒,對共產黨的覺醒,對愛國主義的覺醒,對中國的覺醒,這些都是不同層次的覺醒,一次次在解剖自己的思想認知,並貫徹在編輯寫作的實踐中。到八十多歲高齡,以為思想已經定型了,以為對生活了七十多年的香港社會已有相當穩定的認知了,不料整年反送中運動,卻醍醐灌頂般讓我又有了很大醒悟。
月前年輕作家盧斯達訪問我,問我會不會覺得不夠時間?我想他大概是想問我寫回憶的事。我說:「會,但我現在覺得要順其自然。我本來想寫回憶錄,但我現在覺得,做得到就做,做不到就算。」因為儘管寫政治文章多數要講理性,但一個人做甚麼事、走哪條路,是受感情支配,不由理性支配的。很多時抗拒不了。我很難離開這裏,是受感情的牽扯;我放下了自己的回憶錄,也是受感情牽扯。因為事情就在這裏發生,人不能沒有感情,不能不被感情激勵而行動。人可以抗拒很多東西,但抗拒不了感情。
人生無常,來去都沒有軌迹可尋,我只要活着一天,就要掌握每一刻的存在,實現自我;顧念時日無多,或來日方長,都是虛妄。
另一位年輕朋友看了那篇訪問後,跟我說,其實,你可以把你過去一年的感受,寫在你的回憶錄的第一章,從這裏開始,再回溯過去。
好主意。如果未來能夠寫出來,那會是重要的一章,是我的最後覺醒的一章。這一章的所有元素,就寫在2019的大部分評論文章中,也就收在這本書裏。(《香港覺醒——2019,歷史的里程碑》自序)
《香港覺醒》(內容試讀)
香港反送中運動的潛在原因和走向
──日文版《香港為何抗鬥》序言
(日本草思社將我二○一三年的著作《香港思潮──本土意識的興起與爭議》翻譯日文,書名是《香港為何抗鬥》,譯者是日本資深記者和作家坂井臣之助,於二○二○年三月出版。我為這本書寫了一篇較長的序文,探討香港從本土思潮的興起到二○一九年反送中運動 的社會政治和思潮的路向,也敘述了二○一九年反送中運動概要。二○二○年三月,我因應香港局勢的新發展,將這篇序文改寫。收集在《香港覺醒》一書,以下是文章頭兩段。)
經過二○一九年,香港已經變得跟過去完全不一樣了。幾乎是每天都發生的街頭示威與抗爭,每天都發生警察的暴力和示威者的暴力,每天都發生政府和警方對所有事態的荒誕而極少人會相信的解釋,把香港推向一個急速沉淪的境地。
二○一九年十月十四日台灣作家九把刀在facebook上問網友:「現在的社會,從事甚麼職業最丟臉最可恥?」他以為會是「賣假油」(指二○一三年台灣破獲以造假方式生產食用油為害公眾事件),誰料結果網友竟一面倒回答「香港警察」。
警察服務從來就是一個地方的安全指標。香港警察在二○一八年及以前,在世界經濟論壇、世界銀行這類國際組織中的「安全與秩序」排名一向在前十名內。但幾個月的香港抗爭運動,香港警察就在世界媒體露出了猙獰卑劣面目,即使在台灣的一個網頁問卷,也淪為「現在社會最丟臉最可恥」的職業。有網友回應說,「這個答案放在五個月以前,都難以想像」。的確,六月初作的民意調查,香港市民對警察「零信任」的只有百分之六點五,到十月調查已上升到百分之五十一點五,即超過一半市民對警察「零信任」。民調顯示市民對警察信任度產生顛覆性改變。一個「安全與秩序」名列前茅的城市,短短幾個月就變成警察不可信的城市。對於我這個在香港居住超過七十年的媒體人來說,見過香港及世界的許多變遷,一個地方在這麼短的時間如此急速地淪落,還是第一次見到。
急劇變化是表面現象,潛伏的原因十多年前就開始在香港社會埋下了。潛伏原因就是香港本土意識的興起。
香港急劇變化的潛在原因
回顧香港的歷史和中英談判導致主權轉移等等事態,當時香港人儘管對中國的承諾不信任,但沒有選擇餘地,只能夠勉強接受。在一九九七年主權轉移之初,大部分香港市民都接受一國兩制,認同自己是中國香港人或香港中國人的身份。
但中國信守諾言的時間不長,共產黨人的本性就是有強烈的權力慾,取得主權後要中國掌權者能按照自定的規則忍住手不去干預香港事務真是很難,而香港這個與西方世界接軌的都市對中國經濟起飛後的暴發戶們的引誘太大了,於是在掌握香港主權後,隨着中國在全球化中與西方的關係趨於密切,中國就開始從政治、經濟、社會各個方面滲透香港,香港人的生活空間被壓縮,對由中國委任的特區政府越來越不滿。加上中國在國內壓榨人民權益的消息也不斷傳播到香港,香港人前往中國越頻繁,對中國和中國人的了解越多,就越對特府 在政經社加緊與中國融合的政策反感,而維護香港本地權益、要求同中國區隔的意識也就出現並快速成長。這就是香港本土意識。
本土意識的興起在民主派之間也引起爭議。過去在香港爭取民主的人士,大都有一種「大中華情結」,他們或基於傳統觀念,或基於對現實的考慮,都認同自己是中國人,儘管對中國共產黨有批評,但認為雖不愛黨卻仍然愛國,從現實出發,他們覺得必須爭取中國實現民主香港才會有民主,他們每年都紀念六四,呼喚建設民主中國,反對帶有分離主義意識的本土意識。另外,他們強調爭取民主必須循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式(簡稱「和理非」),反對本土派針對中國人大量在香港購置日用品、霸佔醫院床位等影響香港人生存空間的勇武抗爭,認為和理非才能佔有道德高地。更由於選舉席位的爭奪,他們與本土派在各次選舉中為爭取民主選民的選票也就成為針鋒相對的政治勢力。
在議會和民主派傳統組織中,大都是所謂大中華派,年紀較大;而本土派則在年輕族群中發展極快,青少年學生由於香港教育半強迫地要往中國大陸交流,反而促使他們增加對中國的分離意識。
建制派擁有最豐厚的資源與權力,傳統民主派亦擁有一定資源和政黨權力,年輕本土派就既缺資源又無權力,但社會思潮卻向本土派傾斜。
市民被送中法迫成本土派
本土派既缺資源又無權力,社會思潮卻向本土派傾斜,實有賴於二○一四年的佔領運動 。二○一四年的大規模佔領運動,又稱雨傘革命。運動基本上仍然由傳統的民主派主導。經八十一日佔領街道的抗爭後,特區政府進行清場,抗爭者也無抵抗地接受拘捕和散去。雨傘革命沒有取得任何成果,但香港自主的意識已經既廣且深地植入香港人特別是年輕一代的意識中。
本土意識在香港成為社會主流意識的更重要原因,是自梁振英到林鄭 擔任特首以來,全面執行北京對香港民主力量的打壓政策,先是針對本土派,繼而擴大到所有民主派,包括大中華與和理非,使香港的政治、經濟、社會政策全方位向北京傾斜,完全無視香港人的權益與需求。二○一六年香港發生農曆年街頭勇武抗爭運動,當局以暴動罪控訴年輕參與者,作不成比例的極重判刑,香港首次出現政治犯和逃亡外國的政治難民。政府又肆意取締一些年輕人的參選資格,和取締一些民主派的議會議席,由此造成行政獨大,不受立法機關監管。這樣,林鄭政權就認為可以肆意妄為,到二○一九年三月,林鄭推出修訂《逃犯條例》,終於使全面聽命北京的政權踢到鐵板也。
修訂《逃犯條例》,違反了所有香港市民,包括建制派、工商界和不問政治的市民,對於在香港和在中國的法律權利的基本認知,林鄭政權一意孤行,並且拒絕與法律界人士溝通解釋,恃着中聯辦向建制派施壓,準備強行以立法會多數票通過。這迫使幾乎所有市民都變成了維護香港本土權益的本土派。
……
餘命十年小坂流加 在 CharMing的投幣式置物櫃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2019年度CharMing日片十大
《愛がなんだ》《飛翔吧埼玉》《海角上的兄妹》《漫長的告別》《王牌辯士》《男人真命苦 真人版電影》《蜜蜂與遠雷》《天氣之子》《最初的晚餐》《吉娃娃羅曼死》
候補賞:《i -新聞記者ドキュメント-》
※以上排名均不分先後排序,且為個人喜好和推薦
喜歡令和元年,是商業與藝術的完美結合。有人把愛情拍成武打,也有一無反顧的自我滿足,就連日本擅長的溫和親情,依舊能在新意中笑中帶淚。就連號稱不可能被拍成影像的作品,接二連三跌破觀眾眼鏡,成為社會現象,甚至將鏡頭對準真實的社會現象。之於CharMing而言,比起藝術性與技巧,好的電影是能夠與觀眾產生連結與共鳴,以上選出年度十大,即是如此。
2019年度十大取捨之困難,只好安排一個候補賞,以紀錄片《i -新聞記者》取代社會價值大於影片完整度的電影版。並從該年度在台灣、日本、東京影展上映102部已看的日本電影中,挑選十部深得CharMing個人喜好的年度日片十大。
《#愛がなんだ》
導演:今泉力哉
演員:岸井ゆきの/成田凌
年度愛情電影,而且是從去年到今年的W年度。其實本片原是去年,在東京影展看完後的「很想排進前十」年度名單。但有鑒於2019年才在日本正式上映,便私心地讓它成為真正的年度十大。有幸訪問到導演今泉力哉時,還偷偷告白自己有多多多喜愛這部片。
有種電影,明明是在拍別人的故事,卻禁不住讓觀眾懷疑,導演是不是偷偷取材自己的親身經驗。這是一部年度最佳「工具人啟示錄」,卻依然被歸類為愛情電影的「血」照。透過今泉力哉導演的鏡頭,原本的虐戀也幻化成笑看他人或自己有多傻的既視感。
影評:http://bit.ly/2EUcbJr
《#蜜蜂與遠雷》
導演:石川慶
演員:松岡茉優、松坂桃李
真正厲害的導演,是不會輕易被埋沒的。因演員不祥事件而被打入冷宮的《愚行錄》,石川慶用實力證明他的編導才能,是能再次打破「不可能被改編成電影」之牆,拍出就連書迷樂迷影迷皆能俯首稱臣的傑作。《蜜蜂與遠雷》導演再次找來前作合作過的波蘭攝影師,以俐落且人聲合一的鏡頭感,寫實地拍出鋼琴演奏過程,隨著琴聲撩撥人心的悸動,帶來有如親臨演奏現場的臨場感,音樂的力量以栩栩如生的姿態直接傳達給觀眾。
除了將六百多頁的小說濃縮成兩個小時的電影,以線性敘事穿插過去的回憶、塑造樂聲與角色性格,並平衡四個主角的群像劇,且層層堆疊、相互影響。《蜜蜂與遠雷》全片的情感,是用音樂人演奏的「專屬於自己的音樂」,訴說一部關於青春、戀愛、友情,乃至於整個世界的電影。
影評:http://bit.ly/2EXTULq
《#男人真命苦真人版電影》
導演:真利子哲也
演員:蒼井優、池松壯亮
從平成初年開始連載的《宮本から君へ》,平成末年由真利子哲也改編成電視劇,最後更在令和元年被搬上大銀幕,雖然中文片名被改成《男人真命苦 真人版電影》容易令人誤以為是山田洋次導演的作品,然而本片絕對會是觀眾從來沒有看過的「痛系」電影,是壯烈的愛情故事,以及男人如何成為父親的成長物語。為了呼應只要是為了心愛的人、隨時可與任何人為敵的宮本,本片無不「放大」片中所有角色的情緒,無視他人的大聲怒吼、全力狂奔,甚至是毫無修飾的直接台詞,充斥全片。然而對比電影中的「不幸事件」,角色的情緒與行為可說是在沒有社會化的情況下,所做的不圓融卻也最真實的反擊。
真利子哲也不同於三池崇史、園子溫的暴力美學,也沒有北野武的留白,毫無保留的「直接」早已成為他的特色,大尺度的床戲與毫無動作美感可言、真實到幾乎拳拳到肉的互毆,加上一場在戶外樓梯的打架,本片的「痛感」隨著從大腿逐漸流下的經血與精液,全都成為電影的真實。
影評:http://bit.ly/2EXTULq
《#海角上的兄妹》
導演:片山慎三
演員:松浦祐也/和田光沙
如果我是電影旬報的評審,絕對會盡最大的力量將本片提名至年度十大。《海角上的兄妹》為山下敦弘多年來的助導,片山慎三首部劇情長片,而他證明的是青出於藍的令和希望。
所謂的「岬」指得是突出至海中的陸地,對於此兄妹來說也意味著生與死的抉擇。不是下海,就是餓死,所謂的道德觀也漸漸被磨平。不是崩壞,只因他們只是被這個社會下放,假裝視而不見罪惡感的存在。但悲慘的人生有如一坨屎,於是乎,他們唯一能做的,就是用這坨屎還以顏色。整體完成度之高,各式各樣的買客對應的是青年壯男老年的性慾,倒也凸顯這個社會的可悲。最後侏儒的收尾更是一絕。 《海角上的兄妹》短短89分鐘,展現的是人倫悲鳴,以及,無法言喻的兄妹之情。
《#王牌辯士》
導演:周防正行
演員: 成田凌/黑島結菜/永瀨正敏
以喜劇為主體,透過妙趣橫生的警匪追逐、情竇初開的甜蜜愛戀,以及死也要站上舞台、緊握夢想的電影之愛,交織成一部彷彿日版《樂來越愛你》,屬於大正時期的「大正浪漫」。透過孩子們的調皮「走進」電影的世界,將近似於《一屍到底》的導演之偉大,改以淺顯易懂的方式呈現,闡述辯士如何化腐朽為神奇、把黑的說成白的。
最後片中沒有拍出的是,辯士在有聲電影蓬勃發展後逐漸沒落的現實,卻透過「人生也是,可以期待續集的」,巧妙地帶出辯士得以在洪流中靠著自己的一張嘴,轉行當喜劇演員、廣播人、電影製片的人生續集。而「幸」的象形文字正是解開枷鎖後,獲得自由重生之意,當然也包括牛奶糖的味道。
影評:http://bit.ly/2PGGnhQ
《#天氣之子》
導演:新海誠
標準的新海誠式耀光、新海誠式節奏、新海誠式浪漫,當觀眾想找回《你的名字》的史詩級感動時,卻很有可能落入新海誠之名,的反撲。只因你難以分辨這是延續前作的Happy Ending抑或是新海誠原本擅長的Bad Ending。因此,《天氣之子》最終讓「厭世」二字變成大自然的異象,以及孩子們對於整個世界的復仇。這場看似略為幼稚、不成熟的選擇,不正是最符合那個年齡的,自我中心嗎?
隨著如mv般的美景,《天氣之子》的大吼心聲、標準日劇跑,以及音樂一下後的雞皮疙瘩,新海誠的娛樂面依舊無可挑惕,關於天氣,談得比《海獸之子》白話、卻又略比《企鵝公路》粗糙,再次提出的巫女、古代日本概念,也變相成為純愛故事下的活祭品,此為可惜之處。但光是導演敢寫出不討好觀眾的結局,便值得列入十大。
影評:http://bit.ly/2rmIdL5
《#漫長的告別》
導演:中野量太
演員:蒼井優/竹內結子/松原智惠子/山崎努
「漫長」是時間也是距離,而所謂的變與不變似乎也成為一種課題,之於《漫長的告別》則幻化成即使你變了,親情的愛依舊不變。是的,如此標準化的題材,來到中野量太手中,其質量總能令人哭到不能自己。從《幸福湯屋》再到《漫長的告別》,關於「親情」命題也從沒有血緣關係的強大羈絆,變成一家四口相互相依的愛。
然而,本片依舊承襲前作環繞著「食」、「死」、「川」三大命題,且以兩年為一時間單位,將季節融入其中,透過家用電話、手機GPS定位、視訊電話,科技的進步對應的是逐漸被拉進的距離,不管是時間還是空間。以失智症患者為主角,鏡頭卻圍繞在身旁的人們,讓夫妻之情成了只要抬起頭,便能見到你的溫馨,尤以一場在火車上的告白與醫院的相見,成了本片最動人的好牌。
影評:http://bit.ly/2Yqc1oz
《#飛翔吧埼玉》
導演: 武內英樹
演員:二階堂富美/伊勢谷友介/GACKT
贏了,爆笑程度直接年度第一,完美勝過銀魂,是唯有「日本人」才拍得出來的認真惡搞。尤以在號稱看電影不會發出聲音的日本,本片完美打破此都市傳說,是全場拍手叫好的精彩。《飛翔吧埼玉》將地圖炮開到最強,以荒唐的設定區別東京都與鄉下人,看似階層對立的區域化,實為最強的由黑轉紅的地域宣傳。喜劇電影的最高境界,絕不把觀眾當「馬鹿」,抱著必死的決心「指鹿為馬」。這樣一切都會成真,一如埼玉日本化一樣。
《#吉娃娃羅曼死》
導演:二宮健
演員: 門脇麥/玉城蒂娜/成田凌
嫉妒、金錢、性愛,關於只有青春時才會顯得特別放蕩不羈的七情六慾,與《渴望》的概念類似,透過一場分屍案回望人與人之間,看似用友誼建立起來的羈絆,實質卻是空洞且不單純的愛與慾,最終戰勝的仍是以青春之名行孤寂之實的空虛。本片將原本平成初年的舞台設定搬到現代,透過IG等社群軟體暗諷名與利背後的空虛,此外,最後由導演原創的一幕,不僅收得巧妙更讓吉娃娃的神秘感,再次石沈大海。
導演二宮健透過眼花撩亂的剪接與瘋狂的鏡頭,將電影打造成一幕幕大型MV秀,相較於前一部作品《裸睡美人》炫技大於故事,本片則是成了相輔相成的助力。即便某些過度拉長的鏡頭容易使觀眾生膩,然而全片由EDM貫穿的節奏感,成了用影像與音樂說故事卻又不流於俗套,眼耳心三位一體的瘋狂饗宴。
《#最初の晩餐》
導演:常盤司郎
演員:染谷将太/戸田恵梨香/窪塚洋介/斉藤由貴/永瀬正敏
看似老套的「喪禮」與全家團圓、故人留下的「食譜」,本片承襲的是導演是枝裕和、野尻克己電影中,「何謂家庭」的自問自答,食物的味道與往事的回憶,在比及不徐的節奏中,化成一道暖心的家庭醍醐味。作為常盤司郎首部劇情長片,整體成熟、完整度之高,普通的家庭料理成了容易咀嚼、下嚥、消化的暖心。這對再婚家庭的情感,隨著故事的推進時而分裂時而凝聚,即便高潮收尾略顯草率與輕放,整體場面調度乃至於實力派演員群的內斂演技,《最初の晩餐》可謂今年最佳小品。
《i -新聞記者ドキュメント-》
糾結許久後,忍痛將今年異軍突起的《新聞記者》排除十大,改以紀錄片作為候補賞,一如國片《返校》的歷史意義大於電影本身,創作者為了多數觀眾必須有所取捨。尤以《新聞記者》觸及的是近代政治、社會層面的黑暗,不得不在最後以「虛構」的戲劇化作結,也算無可奈何之做法吧。
因此,《i -新聞記者ドキュメント-》作為劇情片之外的「現實」,在紀錄片導演森達也的鏡頭下,對準的不是政治人物的惡,而是新聞記者乃至於一般大眾,是如何被「公權力」拒絕在外。片中所有的批判都是在無形之中,望月在內閣官房長官記者會每一次尖銳的提問,卻只換來不斷被司儀打斷,以及菅義偉以「沒這種事」、「我不清楚」的敷衍逃避。此時你總能聽到電影院內傳來觀眾的「冷笑聲」。在追尋真相之餘,另一方面森達也的鏡頭與剪接,有意識地讓「望月衣塑子 V.S 菅義偉」成為英雄與大魔王的對立關係,片中後半段則著重質疑:公權力憑什麼在記者會上限制望月衣塑子「只能問兩個問題」?在知的權利被剝奪之時,政府早已不屬於正義的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