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唐三代帝王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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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魚肉丸子
「做個才人真絕代,可憐薄命作君王。」後世郭磨的《南唐雜詠》可謂是對李煜一生評價中的精髓。文采斐然,卻出生於亂世帝王家,躊躇滿志,卻背負著承擔不起的責任。
論辭藻,李煜的詞形象生動、語淺而意深,每每拜讀,只覺口齒生香、意猶未盡。論治國,李煜才能平庸,生性又溫和純良,他扶不起留存於戰火紛飛、群雄逐鹿背景下的南唐,眼看著數十年基業毀於朝夕。恨其不爭,哀其不幸。
李煜的皇位來的巧合,彷彿命中注定。
李煜剛出生時,他的祖父李昪作為吳國重臣,手掌朝政,楊氏一族不過是任人擺佈的傀儡。李昪不滿自己屈居人下,稍加運作,不久一首「江北楊花作雪飛,江南李樹玉團枝。李花結子可憐在,不似楊花了無期」的歌聲傳遍大街小巷。這首民謠暗喻「李氏興,楊氏衰」,百姓受其蠱惑,認李氏為天選之人。
李煜兩個月大時,吳國皇帝楊溥自知大勢已去,於吳天祚三年(937年),主動將天下禪讓給齊王李昪。
這一年十月,祖父李昪於金陵稱帝,化家為國,改國號為齊,以金陵為西都,廣陵為東都。李煜的身份從世家公子轉為皇孫,第一次與皇位繼承權有了交集。
李昪於亂世中稱帝,一代梟雄看人的眼光也極其毒辣。還未謀得帝位之際,他就早早地看出自己的嫡長子李璟(李煜父親)胸無大志,並不是合適的繼承人。雖然李璟文采斐然,但對政治卻不敏感,並不擅長治國為君之道。
五個兒子中李昪最看重次子景遷,嫡長子李璟早早地被排除在繼承人之外。原本李煜的皇位繼承權也要依次延後。但天有不測風雲,天祚二年(936年),景遷意外病逝,李璟雖不受李昪喜愛,但以五代十國「傳嫡傳長」的慣性,李璟仍然是名正言順的繼承人。
升元三年(939年),李昪改國號為唐,開始將繼承人的目光轉向三子景遂,派他前往戰略重地揚州擔任東都郡守。長子李璟雖然被封為齊王,卻沒有太子的名分。
李璟生性淡然,自知不是治國之才,又深知父親李代桃僵的用意,故而對皇位並沒有過多奢求。但李璟本身並無過錯,廢長立幼的說法站不住跟腳,短時間內李昪沒有機會立景遂為太子,只能一拖再拖。
太子之位空懸了數載,大臣紛紛上書請求立齊王李璟為儲君,李昪被逼無奈,同年八月下詔立李璟為太子。李璟上表固辭,直言自己難當大任,李昪心中大喜,順勢將立嗣這件事拖延開來。
但李璟注定是南唐君主。就在李昪謀劃著尋找時機立三子景遂為太子之時,自己的身體卻出了問題。這些年李昪長期服食各種丹藥,身體急速衰竭,任憑華佗在世也無回天之力。李昪病入膏肓卻心思清明,如今首要大事還是確立繼承人。升元七年(943年)二月,李昪寫密信送往東都,想要召壽王景遂回京。
李昪想傳位景遂的心思朝臣皆知,密信還未送出之際就被朝臣周宗、吳庭紹等人攔截。後烈祖李昪崩於崇德宮,李璟在其病榻前許下「兄終弟及」的諾言。
升元七年(943年)三月,李璟在周宗等朝臣的幫助下繼位,改元保大,尊皇后宋氏為太后,冊王妃鐘氏為皇后,封壽王景遂為燕王,宣城王景達為鄂王。這個時候,李璟受父親的影響極大,仍然惦記著將皇位傳給三弟景遂。
於是在同年七月,晉封燕王景遂為齊王,諸道兵馬大元帥、太尉兼中書令,同時昭告天下,兄終弟及,想要在百年之後傳位給三弟景遂。更激進的是,保大五年(947年)正月,李璟直接立三弟景遂為皇太弟。李璟的這一舉措為數年後長子弘冀謀殺叔父景遂埋下了隱患。
弘冀文武雙全,不僅有雄才偉略還能慧眼識人,但他這一生都活在三叔景遂的陰影之下。景遂被冊封皇太弟之初,李璟為杜絕弘冀爭奪皇位的念頭,命其出任江都尹,遠離金陵。後又在景遂的建議下被調往潤州,改任潤宣大都督,徹底遠離朝堂。空有謀略卻無用武之地,李弘冀當時憤懣的心境可想而知。
烈祖李昪首先排除李璟為皇位繼承人是有原因的,李璟處事優柔寡斷,沒有決斷力,這一觀點在李璟繼位後被證實。李璟即位之初,重用馮延巳、馮延魯、陳覺、魏岑、查文徽等人,此五人被重用後排除異己、侵損時政、攪亂朝堂,後人稱之為「五鬼」。
內政混亂如此,李璟對外並未遵循父親李昪與鄰國和睦相處的政策,他聽信馮延巳等人的讒言,先後攻打閩國、楚國,後又與大周開戰,幾年下來,入不敷出,李昪時期積攢下來的財富被揮霍一空,先前攻略的城池也喪失殆盡。
此時,大周的掌權人柴榮志在開疆擴土,與大周僅僅隔著一條淮河的南唐自然被其視為囊中之物。保大九年(951年)十二月,柴榮先發檄文聲討,後出兵進犯南唐邊境,統兵十萬,直奔淮南。唐軍雖丟失幾座城池,但在大將劉彥貞的帶領下奮勇抵抗,兩軍於壽州對壘,雙方僵持不下。
保大十四年(956年)正月,柴榮親自披掛上陣,派大將李重進率精兵渡淮,埋伏在正陽以東。當時劉彥貞見周軍撤退,不知是計,率兵追趕,在正陽被斬於馬下,正陽戰役唐軍大敗。
柴榮躊躇滿志,一鼓作氣想要直擊金陵,命令大將趙匡胤進攻南唐重鎮——滁州。李璟恐慌,調遣重兵十萬,派大將皇甫暉鎮守。滁州清流關一戰,皇甫暉被趙匡胤三擒三縱,第三次被俘時皇甫暉力竭,毫無再戰之力,被俘後絕食而亡。唐軍敗,滁州失,壽州孤立無援,金陵岌岌可危。
滁州被攻破給金陵城帶來了巨大恐慌,一時間朝野震驚,人人自危。李璟召集大臣商量對策,企圖議和。之後宰相馮延巳的異母兄弟東都副留守馮延魯被殺,光州守將張承翰投降,泰州刺史方納棄城而逃,這更加重了南唐求和的決心。
李璟先前派遣李德明前去議和卻被周軍扣押。同年三月,李璟再派司空孫晟入周求和,請求削去帝號,割讓淮南六州。但柴榮目光所至的是整個南唐,區區六州滿足不了他的胃口。柴榮扣押南唐求和使者孫晟,派賣國求榮的李德明前去遊說李璟,妄圖謀求江北之地。
李璟氣急,將李德明斬首示眾。柴榮聽聞此消息,大怒,率兵將猛攻舒、蘄、和三洲。周軍深入南唐腹地,東南的吳越王錢俶也妄圖分一杯羹,趁江南危急,出兵攻打常州。
雙方夾擊,李璟終日惶惶不安,開始信奉佛教,企圖依靠神佛保南唐安寧。樞密使陳覺欲獨攬朝政,此時見時機來臨,慫恿李璟扔掉這個燙手山芋,退位給三弟景遂。
但此時南唐正逢多事之秋,烽煙四起,朝不保夕,不知哪天就被他國的鐵騎踏平都城。哪怕李璟有意讓位,景遂也不願接受,為避免李璟再次相逼,迫不及待前往山高水遠的洪州出任大都督。
「兄終弟及」的承諾隨著景遂的逃離被打破,帝位距離李煜又近了一步。李煜作為第二順位繼承人,他上面還有一個哥哥,李弘冀。
弘冀聽聞叔父景遂遠走洪州的消息,自知登帝的時機已到,從潤州上書李璟,欲帶兵支援前線。鐘皇后愛子心情,成日在李璟耳邊勸說,李璟自覺愧對兒子,派柴克宏、陸孟俊等大將協助弘冀支援常州。
這期間弘冀獨具慧眼,重用柴克宏。柴克宏奔赴前線之時遭受樞密副使李征古誣陷,受李征古挑撥的李璟下詔命令柴克宏返還。柴克宏氣急,知道是李征古從中作梗,一怒之下斬殺來使,揮師北上。弘冀聽聞此事,替柴克宏攬下罪責,晝夜兼程趕往常州支援。
柴克宏其人確實有真才實學,且手下將領勇猛無比,以一當十,打的吳越士兵狼狽逃竄。常州一役,殲敵一萬餘人,俘虜吳越士兵數千人,唐軍大勝。但柴克宏也身負重傷,周身刀劍所傷十餘處,弘冀怒,吳越士兵全被斬首。
這場勝利奠定了燕王李弘冀在朝堂中的地位,但這樣的勝利終究是曇花一現,對傷及根本的南唐來說不過杯水車薪。幸運的是,此時的柴榮連年征戰亦是兵疲馬乏。
故周顯德(958年),唐周議和,南唐進獻給周江北之地尚未被佔領的舒、黃、蘄、廬四洲,加白銀十萬兩、絹十萬匹、錢十萬貫、茶葉五十萬斛、米面二十萬石,去帝號,奉大周正朔,同時在汴京設進奏院,隨時聽候召見。
同年,弘冀被立為太子,參與政事。弘冀不同於李璟的懦弱無能,他更像祖父李昪,參政之初便對朝堂進行大規模整治,貶黜貪官污吏,重用賢能將才,南唐在他的整治下逐漸有復甦的趨勢。
但成長於景遂陰影下的弘冀,性格逐漸扭曲,他好猜忌,性暴烈。即便景遂遠走洪州,弘冀仍然不能安心。
周顯德六年(959年),太子弘冀專橫跋扈,加重處罰,在朝堂之上與朝臣矛盾重重,衝突不斷。被責罰的朝臣將弘冀的罪行狀告到李璟這裡,弘冀少不得被李璟呵斥一二。
一次,李璟被氣狠了,揚言要罷黜弘冀的太子之位,改立景遂為太子。弘冀信以為真,驚懼不已,與下屬商議後買通與景遂有矛盾的袁從范,在景遂酒中下毒。因毒性劇烈,景遂的屍體還未來得及收斂就已經潰爛。
景遂雖死,但宮中還有一個李煜,況且李煜豐額駢齒、一目雙瞳,是天生的帝王相。可惜天不逢人願,弘冀還未來得及運作,他毒害叔父的消息傳至金陵,李璟怒斥其狠辣心腸,為防不測,立即派人將李煜一家接到宮中保護起來。
顯德七年(960年),太子弘冀突發惡疾,藥石無醫,撒手人寰。
鷸蚌相爭漁翁得利,在景遂被毒殺,弘冀暴病而亡之後,李煜成為了第一順位繼承人。這個時候李煜還叫李從嘉,在李璟死後,從嘉稱帝,改名為李煜,三千里河山得來不費吹灰之力。
有人說弘冀若是多活十幾年,南唐可與大宋分庭抗禮。那還有人說趙匡胤若是多活幾年,燕雲十六州早被收復了呢!歷史從來沒有倒退鍵,逝去的永遠只能作為留白供後人書寫,我們可以計畫未來,卻不能改變過去。
李煜屬於典型的逃避型人格,遇事他只會選擇退縮。父兄健在時,他志在做清風朗月的林間隱士,「一壺酒,一竿綸,世上如儂有幾人」;娶妻娥皇之後,他只願同妻子紅袖添妝,「繡床斜憑嬌無那,爛嚼紅茸,笑向檀郎唾」;君臨天下,李煜仍然逃避,一首「紅日已高三丈透,金爐次第添香獸,紅錦地衣隨步皺」道盡其醉生夢死的君王日常。
在其位,謀其職,李煜既然被推上那個位置,就應該承擔起屬於他的責任。李璟留給他的南唐確實是爛攤子,他知曉個中艱難,卻不願做出改變,拯救南唐百姓於水火。故而,後來南唐的悲劇,李煜後來的淒涼其實都早有預兆。
「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一首絕命詞,回首往事,感慨今昔,驚豔后人,了卻殘生,至此千古詞帝魂歸地府。
南唐破滅大約是了了李煜的一樁心頭事,不然這件事總杵在這,如同懸在頭頂的尖刀,終日惶惶不安,日夜不得安寧。他這一生的幸福與坎坷皆來源於皇帝這個位置,別人歷盡千辛萬苦求而不得的位置,於他來講,如同天上掉下的餡餅,唾手可得。
「彼之砒霜,我之蜜糖」這句話此時此刻更應該反著念才對。「彼之蜜糖,我之砒霜」也是李煜一生苦悶的緣由。
一代文學巨擘,只可惜生不逢時,空留餘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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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標:朱元璋長子,三十七歲英年早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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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8年初,朱元璋在應天府稱帝,國號大明,年號洪武。在登基即位的同時,朱元璋冊封自己的長子朱標為皇太子。洪武三年(1370年)春,朱元璋大封諸將為公侯,部份追封為王。初封六公,其中以五大將、一大臣為開國元勛,其餘得封侯、伯等爵位者近百人,都賜予誓書鐵券,允其世襲。然而僅僅二十年後,這些曾經追隨朱元璋征戰天下的功臣宿將們,開始一個個的被送上斷頭台,從此拉開了洪武末年大殺功臣的序幕。對於父親的這些舉動,身為皇太子的朱標曾極力勸阻並反對,他認為父親剛猛太過,應該寬和以待有功之臣,然而這位對兄弟有愛,對臣下寬和的皇太子卻沒有等到自己繼位的那一天。
朱標,明太祖朱元璋第一個兒子,母親孝慈高皇后馬氏,建文帝朱允炆之父,明成祖朱棣異母兄。朱標是朱元璋的嫡長子,從小就被父親寄予厚望,多方培養。朱標從小接觸儒家經典,性格仁慈寬厚,對弟弟們十分友愛,即便弟弟們犯有過錯,朱標也是第一時間從中調和求情,使他們免受責罰,因此在諸皇子中威信最高。為了培養兒子,朱元璋讓宋濂等名儒為師授其經學等各種知識,因此朱標的性格和自己的父親截然不同,與父親的剛猛殺伐不同,朱標是一個寬容仁慈之人。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朱元璋在應天府自立為吳王,並立朱標為世子。為了讓自己的兒子之後成為一代明君,朱元璋教導朱標說:「古代像商高宗、周成王,都知道小民的疾苦,所以在位勤儉,成為守成的好君主。你生長富貴,習於安樂。外出時應沿途查訪,可以知道鞍馬勤勞,要好好觀察百姓的生業以知衣食艱難,體察民情的好惡以知風俗美惡,以知我創業的不易。」
洪武元年(1368年),大明王朝建立,朱標被立為太子。朱元璋對朱標極其愛護,命詹同考歷代東宮官制,並選拔功勛道德老成者兼領東宮,輔導太子。東宮的官屬人員可以稱得上是大明王朝精英中的精英。其中左丞相李善長兼太子少師,右丞相徐達兼太子少傅,中書平章錄軍國重事常遇春兼太子少保,右都督馮勝兼右詹事......御史大夫鄧愈、湯和兼諭德,御史中丞劉基、章溢兼贊善大夫。這樣的豪華陣容可以看出老朱對於太子的重視和期望。在朱元璋外出征戰期間,更是由太子監國、方便各將軍丞相輔佐,以增長太子的理政能力。除此之外,他讓諸名儒輪班為太子和諸王講課,並挑選國子監學生國琦、王璞、張傑等十多個才俊青年伴讀。在教學中,太子的一言一行,都被要求按禮法行事。朱元璋還常常以自己的經歷訓導太子,要他明白創業的不易,守成的艱辛。朱標儘管生於安樂,但並無紈袴之習。他生性聰穎、忠厚,頗能領會,而且還盡心受教,長大後,溫文儒雅,慈仁殷勤,頗具儒者風範。
洪武十年(1377年),朱標二十二歲,朱元璋見他年紀已長,遂令今後一切政事並啟太子處分,然後奏聞。有意讓太子「日臨群臣,聽斷諸司啟事,以練習國政」。並告誡說:「我所以要你每日和群臣見面,聽斷和批閱各衙門報告,學習辦事,要記住幾個原則:一是仁,能仁才不會失於疏暴;一是明,能明才不會惑於奸佞;一是勤,只有勤勤懇懇,才不會溺於安逸;一是斷,有決斷,便不致牽於文法。我從作皇帝以來,從沒偷過懶,一切事務,惟恐處理得有毫髮不當,有負上天付託。天不亮就起床,到半夜才得安息,這是你天天看見的。你能夠學我,照著辦,才能保得住天下。」從此,朱標開始學習並協助其父處理日常政務。在這一過程中,朱元璋對於一些不法勳貴採取嚴厲的做法,朱標表示反對,勸說朱元璋不要殺人太多,他每每希望實行「寬通平易之政」,但多因與朱元璋意趣不合而難行其道。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5月),朱標病薨,時年僅三十七歲,謚「懿文太子」。朱標之子朱允炆被立為皇太孫並於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繼位為帝,是為建文帝。朱允炆即位後追尊為孝康皇帝,廟號興宗(朱棣即位以後復稱懿文太子)。朱允炆即位僅僅四年就在靖難之役中被擊敗,從此不知所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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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生也做賊:剃頭梳髻的明朝倭寇多半是中國人|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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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了一百多年的日本戰國時代,無處不燃戰火,無人能得安寧,田園荒蕪,屍骨遍野。喪家野犬般的浪人、無糧可種無魚可打的流民、爛命一條的無賴,把目光投向了大海彼岸富裕而軟弱的中國,一艘艘倭船出發了!
明朝軍民對這些「髡頭鳥音,赤體提三尺刀」的剽悍倭寇大為恐懼,而在異國他鄉幹壞事,來自日本的倭寇也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喝口水都怕老百姓下毒。
1.亂世日本太難混了!
看過黑澤明《七武士》的人想必都對電影中的日本浪人印象深刻:在紛亂的日本戰國時代,喪失了家主的武士們猶如喪家的野犬,徘徊在山野荒村,為了飯糰就可以用生命戰鬥。
嘉靖年間,日本國內的情況正是《七武士》的背景年代,就像被搗翻的螞蟻窩一般混亂不堪。
名義上,日本有天皇,但天皇的實權早已旁落,吃穿用靠幕府養著,完全是寄人籬下的傀儡。幕府也好不到哪去,足利氏建立的室町幕府從足利義滿後,一直處於風雨飄搖中,1467年連綿十一年的應仁之亂結束後,征夷大將軍已經空有名號毫無實權,聽任有實力的權臣擺佈。
日本全國分為六十八國(國類似中國的州縣),其中的五十三個藩國,由大大小小一百四十二個大名佔據著。大名們強弱分明,強的佔據幾國率眾數萬,弱的佔據幾個村子率眾數百,為了達到權力的頂峰,整天你爭我殺,兒子殺老子、弟弟殺哥哥都不算稀奇。當時的情況往往是:今天家臣們造反殺了主子,明天卻被鄰居的大名殺死,後天當勝利的大名回家一看,兒子已經取代了他的位置。
日本進入了毫無綱常道德可言的所謂「下克上」的諸侯爭霸時代,整整亂了一百多年。戰亂中,屍骨遍野,無數人流離失所,農民無法安心下田耕種,饑荒當然隨之而來。老百姓無路可生,強壯點的當盜賊或者參加宗教組織「一揆」造反,羸弱的只有等死。
在倭寇的發源地,日本九州的情況怎樣呢?
九州是日本南部的最大島,有肥前、肥後、平戶、大隅和薩摩等諸多藩國。如同日本各地一樣,九州島也是諸雄並立,空前混亂。北邊,豐前與築前的大內氏原本是九州最強的大名,但是遭到家臣陶晴賢的政變滅亡了,而陶晴賢不久被九州之外強大的大名毛利元就所殺。毛利元就順勢進入北九州,這就和另一個強藩—豐後的大友氏碰上了。南邊,薩摩的島津氏和大隅的肝付氏在火拚。西邊,肥前的龍造寺氏則和少貳氏內亂不休。
有戰爭就有失敗者,在戰爭中失敗、喪失家主的武士成了無米下鍋的浪人,怎麼辦?因戰爭無法謀生的漁民、流民,怎麼辦?下海!做海賊!與其在陸地上飢寒而死,不如到海上去撞撞運氣。
除了死裡求生,發財夢也是下海的另一個重要理由。當時明朝斷絕了官方的朝貢交易,導致海盜走私團夥日漸猖獗,中國的生絲、棉布、陶瓷、藥品等,都是日本的搶手貨,日本不少富商、無賴也打起了做海賊賺取厚利的算盤。不僅僅如此,海賊的背後還有大名的資助和庇護。日本歷史學家井上清這樣定義「倭寇」:「從十三世紀初開始,九州和瀨戶內海沿岸富於冒險精神的武士和名主攜帶同夥,一方面到中國和朝鮮(高麗)進行和平貿易,同時也伺機變為海盜,掠奪沿岸居民。對方稱此為倭寇,大為恐怖。」
日本十九世紀著名學者佐藤信淵總結日本海賊的出處說:「從永正、大永時起,伊寧國因島、久留島、大島地方人士,飯田、大島、河野、脅屋、松島、村上、北浦各地人士,相繼渡海到海外,從事海賊勾當以富家室;並以野島領主村上圖書頭為議事之主,各集其所屬之浮浪人共三四百人,分乘大小十餘艘船,航行大海……剽掠近海諸邑,奪取種種財物器械,以富其家……致四國、九州濱海之諸浪人、漁夫、船夫、無賴等逐漸加入其行列,因而人數日多。後來,其眾竟有八九百人或超逾千人者。」
在明日朝貢貿易正常的百餘年內,倭寇到中國劫掠的次數並不很多,因為日本的將軍、大名為了保護航路也進行嚴打。在嘉靖中期明日朝貢貿易中斷以後,情況才為之大變。
明代,從日本到中國的船,一般都是在三月到五月從平戶的「五島」或薩摩出發,經過大小琉球(沖繩島和台灣),到達浙江、福建、廣東。當年日本遣唐使的船隻到中國,在海上要航行幾十天甚至數月,旅途之艱難駭人聽聞,我們在中學課本熟悉的著名遣唐留學生晁衡(阿倍仲麻呂),就是因遭遇風暴死於回國的路上。
而到了明代,人們對季風的知識已經日漸豐富,加上船隻的製造技術有了發展,從日本出發,如果掌握好風向,只要幾天就能順利到達中國。
《日本圖纂》上這樣描寫當時的日本船:「日本造船與中國異……其船底尖,能破浪,不畏橫風、鬥風,行使便易,數日即至也。」至於船的大小,從能載二三十人至六七十人不等,也有能載二百餘人的大船。
就這樣,一群又一群的日本海賊,滿懷對財富的渴望,乘風破浪地向大海彼岸進發—富裕而軟弱的中國,就是他們的目標。
2.真倭的姓名哪裡去了?
第一次看到倭寇的明代江浙沿海居民,沒有絲毫警惕性,像看動物園猴子一樣。
嘉靖三十二年夏,一個普通的早晨,浙江嘉興鹽邑縣早起趕海的老百姓驚奇地發現,一艘長八九丈的海船停泊在海灘,船上有六十幾個「髡頭鳥音」的怪人,還帶著槍刀弓矢。當地的巡海官軍百餘名圍了上去,問他們為何而來,無奈語言不通,只好搬出一張小木櫃鋪上紙,用筆交談,船上一個懂漢字的人寫道:「我們是日本人,從本國而來,停船是因為舵壞了,想問你們借點糧食,等修好舵就走。我們不是壞人,不要逼迫我們,不然我們就和你們拚命。」
海邊來了好多外國人!整個縣城的人都轟動了,扶老攜幼地趕去看稀罕,當時承平已久,老百姓都指指點點嘻嘻哈哈,沒有一個知道害怕。到了黃昏,突然之間,船上的日本人一起站起來,張弓射出燕尾利箭,把周圍的官軍全部射死。旁觀者這才知道是海賊,發一聲喊,哭爹喊娘地奔入城,趕緊關上城門開始防禦。
上述描寫出自嘉靖年間明人採九德的筆記《倭變事略》,採九德是浙江海寧人,耳聞目睹了許多倭寇之事並記錄成書。對於倭寇的侵擾,除了朝廷官方的記載,明代地方上不少文人都在私家著作中有所涉獵。
但是,倭寇雖來自日本,日本人的姓名卻很少在明朝史料上出現,大多為「二大王」、「倭酋」、「船主」之類模糊稱謂。筆者手上的資料中,能確定是「真倭」的只有「門多郎次郎」、「四助四郎」、「稽天新四郎」、「辛五郎」、「日向彥太郎」、「和泉細屋」、「善妙」、「莊公」等寥寥數人,而且這些名字不一定確切。
真倭姓名少見,除了後面要提到的有中國人假冒外,還有兩個原因。
在近代以前,大多數日本人只有名沒有姓,有姓的只有士族以上的階層,而且全日本也沒幾個姓,如著名的源氏、平氏等皇族姓氏。一直到明治八年(1875年),政府頒布了強制性的《苗字必稱令》,規定了「凡國民,必須起姓」,否則受罰。說來有趣,這一下,造成了日本姓氏天馬行空般地海量發展。據統計,現代日本的姓氏數目超過了十萬,而中國十三億人,加上少數民族的姓氏,才不過一萬出頭。
日本的姓氏複雜,即使是日本人自己也不能非常透徹地弄明白。不過,他們的名卻簡單得多。拿日本男子來說,名多以郎、夫、雄、男等字結尾,以表示威武、英俊、忠信。而且多有表示排行的標誌,長子叫太郎,二子叫次郎、二郎,排在第十一位的就叫余一郎。上面所說的幾個知名倭寇,日向彥太郎肯定是老大,辛五郎則是老五,善妙則是和尚的法號。
除了日本人姓名複雜怪異外,明代人對日本也了解太少,沒有語言翻譯。抓到真倭後,「赴官司訊問,言如鳥語,莫能辨也」。當時,分辨是否真倭的方法主要是看穿著、語言以及長相。如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倭寇侵擾上海地區,市民自發組織敢死隊數百人守城。當時正好漲潮水,倭寇不知深淺,輓著手在濠水中行動,準備連夜攻城,被潮水一夜之間淹死不少。第二天早晨,剩下的倭寇丟棄營壘從南浦逃走了。地方誌記載:「城中人見衣裾浮在水面,得六十七屍,皆受重創,頭顱腫大如鬥,口圓而小,色黝黑,知道都是真倭。」
千萬不要以為「髡頭跣足」的倭寇都是日本人,事實上,多半是假扮日本人的中國流賊。嘉靖年間危害最大的倭寇首領清一色是衣冠楚楚的中國冒險家。嘉靖一朝,前線報捷奏章往往有「斬獲真倭首級若干顆,從賊若干顆」的文字,真倭就是貨真價實的日本人,從賊則是沿海地區三教九流的中國人。
真倭和從賊比例是多少?《明史》稱:「大抵真倭十之三,從者十之七。」而萬曆年間編寫《虔台倭纂》的官員謝傑甚至發出絕望的驚呼:「海濱人人皆賊,誅之不可勝誅!」
3.剃頭梳髻的就是日本人?錯了。
當時一個崑山人被倭寇擄走五十幾天後逃生歸來,他向官府描述自己的所見所聞:「船上大概兩百個倭寇,有福建、溫州、台灣、寧波人,也有幾個安徽人。其中福建人最多,佔十之六七。梳著髻的日本人只有十幾個。」兩百個倭寇中,只有十幾個真倭,明史說的「十之三」看來還誇大了。
元末明初的倭寇以日本人為主,但到了嘉靖年間,倭寇的主力就是中國人了。
對假倭的身份問題,明人鄭曉是這樣總結的:「小民迫於貪酷,困於飢寒,相率入海從之。兇徒、逸囚、罷吏、黠僧,及衣冠失職、書生不得志、群不逞者,為之奸細,為之鄉道。弱者圖飽暖旦夕,強者忿臂欲洩其怒。」一句話:三教九流,無所不包。
拿當時最有名的幾個倭寇首領來說:王直和徐惟學原先是私鹽販子;王直的義子王滶(毛海峰)是走私犯;徐海原是杭州虎跑寺的和尚;許棟是逃跑的犯人;蕭顯、陳東則是不得志的書生。
書生也做賊?沒錯。看看下面這首詩:
「海霧曉開合,海風森復寒。衰顏歡薄酒,老眼傲驚湍。叢市人家近,平沙客路寬。明朝睛更好,飛翠潑征鞍。」
這首五言律詩詞句清麗,意境恬淡,大得唐詩三昧,作者就是一個不知名的書生倭寇。採九德在《倭變事略》中記載,他曾親眼見到一夥四十餘人的倭寇中,有個善卜筮的書生,專門出謀劃策,這首詩就是倭寇撤退後他題在廟壁上的。如此文採令採九德大為感慨:「觀此四十餘賊,亦有能題詠者,則倡亂者豈真倭黨哉?」
對中國人冒充真倭的問題,明代史料上的記載比比皆是。比如嘉靖壬子年,倭寇初犯漳州、泉州,僅有二百人,真倭佔十分之一,其餘都是福建浙江無賴之眾,頭頂剪髮而椎髻向後,「髮型」和真倭並不一樣。真倭和假倭打仗的時候一同作戰,打完仗則分開吃飯睡覺。《籌海圖編》直截了當地稱:「今之海寇,動計數萬,皆託言倭奴,而其實出於日本者不下數千,其餘皆中國之赤子無賴,孑入而附之耳。」
明代著名小說家馮夢龍在《喻世明言》裡有篇關於倭寇的故事,把假倭刻畫得惟妙惟肖:「原來倭寇逢著中國之人,也不盡數殺戮。其男子但是老弱,便加殺害;若是強壯的,就把來剃了頭髮,抹上油漆,假充倭子。每遇廝殺,便推他去當頭陣。官軍只要殺得一顆首級,便好領賞,平昔百姓中禿髮瘌痢,尚然被他割頭請功,況且見在戰陣上拿住,哪管真假,定然不饒的。這些剃頭的假倭子,自知左右是死,索性靠著倭勢,還有捱過幾日之理,所以一般行兇出力。那些真倭子,只等假倭擋過頭陣,自己都尾其後而出,所以官軍屢墮其計,不能取勝。」
4.海濱人人皆賊,誅之不可勝誅!
我們都知道狐假虎威的故事,假倭模仿日本人「髡頭跣足」,穿著日本服裝,連船都打造成日本船,除了扯大旗作虎皮外,還有個更重要的原因—掩蓋身份。生物學上叫做「模仿色」。
洪武三十年所頒的《大明律》對海外經商限制得很嚴格,它規定凡私自攜帶鐵貨、銅錢、緞匹、絲綿等違禁物下海,及與外番交易者一律處斬,而且禁止私人製造具有二桅以上的出海大船。而對於勾結外族的「謀反大逆」更是異常嚴厲:凡「謀反大逆」,一律首從皆凌遲處死,本宗親族祖父、父、子、孫、伯叔、兄弟、侄、堂兄,同居的異姓親族外祖父、岳父、女婿、家中奴僕,凡年滿十六歲以上皆斬。
為了不被誅九族,倭寇必須千方百計掩飾自己的出身。有明一代,造反起義者往往以綽號來掩飾真實姓名,像廣為人知的崇禎時期農民起義,起義領袖都用綽號:紫金梁、八大王、曹操、闖塌天、不沾泥、掃地王等等,包括著名的「闖王」。在東南沿海,就直接可以假扮日本人來掩飾身份。而對於地方官來說,自己轄區的人起來造反大大拖累政績,因此也樂於統統以「倭情」上報。
嘉靖年間持續到隆慶、萬曆年間的四十年,是明朝倭寇為害最烈的時期,史學界稱「嘉靖大倭寇」。在這一階段裡,從賊中「迫於貪酷,困於飢寒」的沿海小民才真正是倭寇的主體,而飢寒貧困的根源在於「片板不許下海」的海禁政策。
反過來說,嘉靖前期為什麼要實行嚴厲的禁海令呢?是因為正德年間少數葡萄牙走私販兼海盜對沿海城鎮、島嶼肆無忌憚地燒殺搶掠,加上中國海商和日本倭寇在浙江沿海進行的走私貿易,讓明政府感覺貿易會帶來「南方之禍」,才變本加厲地實施禁海,最嚴厲的時刻連捕魚都不允許。禁海令是標準的因噎廢食,雖然並不是禁海招來了日本倭寇,但可以肯定的是,是禁海令刺激出了更多的中國倭寇。
俗話說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東南濱海地區地瘠民貧,從宋元以來,當地居民一直將出海貿易視為衣食之源,海商、水手、造船、修理、搬運加上種種服務,可以說大海養活了起碼百萬計的沿海居民。在福建,有句話叫做:「海者,閩人之田。」一紙海禁令無情地把當地居民的「田」給剝奪了,飯碗跟著也砸了。在廣東,潮州、漳州地區一向是通商出海的發舶口,「潮漳以番舶為利」,不許貿易等於斷了他們的生計。對茫然失所的沿海居民來說,眼前擺著兩條路:要麼忍饑挨餓,要麼鋌而走險進行海上走私。
潑洗澡水連孩子一起潑了—禁海的弊端明擺著,當時有不少有見識的人都很擔憂。抗倭名將譚綸用了一個「老鼠洞」的比喻,說:「禁海越嚴,則獲利越厚,而趨之者愈眾。比如發現家裡有老鼠,一定要留一個洞,若是都堵上,連好的地方都能被老鼠穿破。」
禁海,罷日本朝貢,明朝這兩大舉措看似是不得已而為之,但是帶來的結果,反而是賠了夫人又折兵。
因為本鄉本土,所以倭寇在東南沿海地區擁有令人難以相信的支持。作戰時,屢屢發生看似荒唐的一幕:倭寇天時地利無所不佔,如魚得水。而代表正義之師的官軍,反而不受歡迎,舉步維艱。一些平民百姓甚至直接支援倭寇,參加過抗倭戰爭的明人萬表記錄道:「杭州城歇客的店家,明知是海賊,但貪圖其厚利,任其堆貨,且為打點護送。銅錢用以鑄火銑,用鉛制子彈,用硝造火藥,用鐵製刀槍……大船護送,關津不查不問,明送資賊。」「近地人民或送鮮貨,或饋酒米,或獻子女,絡繹不絕;邊衛之官,有獻紅被玉帶者……(與)五峰(即王直)素有交情,相逢則拜伏叩頭,甘心為其臣僕,為其送貨,一呼即往,自以為榮,矜上挾下,順逆不分,良惡莫辨。」
所以也難怪謝傑發出這樣的驚呼:「海濱人人皆賊,有誅之不可勝誅者,是則閩浙及廣之所同也。」曾任南京刑部尚書的王世貞則對潮州、漳州、惠州地區的「民寇一家」斷言為:「自節帥而有司,一身之外皆寇也!」除了總督巡撫等高級官員外,其他的人全是倭寇—這真是一幅令人絕望的場景。
對愈禁愈烈的海上走私,時人形象地諷刺道:「片板不許入海,艨瞳巨艦反蔽江而來;寸貨不許人番,子女玉帛恆滿載而去。」
全民皆寇,問題爛在自己根子上,難怪防不勝防誅不勝誅。倭寇就是一顆消耗元氣的腫瘤,一直伴隨著明王朝走向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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