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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的號外

踏入《號外》四十年，前輩們都說《號外》離他們生活好遠。

我不以為然。我這種被視為有能力帶領一點思潮的人，都好像對很多事情不以為然。

所謂「帶領潮流」的人，往往都會顧盼自豪。

某天我看黃偉文的面書，他貼了鄭中基的《人若然忘記了愛》的改詞版，說：「現在有人喜歡的事情，他二十年前已經喜歡了！」（Everything you like I liked twenty years ago！）這句印在很多Ｔ恤上的說話，引證了某種「自豪」感。的確，大概二十年前，我還是會聽著電台，看著收音機傳來什麼。是彭羚唱「其實我想結婚，橫掂有鋪結婚癮」（彭羚唱寄調《讓我跟你走》），還是「帶你老豆入廚房，我餵佢食橡皮糖，原來棚牙爛晒，帶佢放係大會堂。你有你入自由黨，我有我食話梅乾～」（黎明真人演繹《情深說話未曾講》之廚房版《帶你老豆入廚房》）……那時候，收聽的瞬間，還是有一點那一刻共享秘密壞事的快感。那個時代，電台仍是某種「瞬間的快感」的提供者，錯過，就沒有了。那時候的人，交往的時候會一起聽《嘩嘩嘩》，還會打給那時候的男／女朋友，邊聽邊笑。而且，有很多「傳奇瞬間」，過了就沒有了。比方說，以前卡拉ＯＫ剛流行，903會找來歌手交換唱歌，那主題叫「星星相惜交叉剔」。而我人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聽到楊采妮版本翻唱蘇慧倫的《我一個人住》，不知道現在903的前輩們還有沒有留著。就算有，也不容易找出來再聽一次吧。

如果《號外》是一個人，不論他願不願意，時代也向前走著了。正如我願意也好不願意也好，我在做電台，而電台的角色和功能都跟以前不同了。

以前電台是「微妙瞬間見證」的工具。你有聽，就是有聽。沒有聽，你聽同學、朋友覆述，也不是那麼一回事。所以，Radio magic 在這個世代已不復見。你這一秒不看，不聽，不理一件事，如果網路上有人留下了足印，你還是可以下載收聽。現在我的朋友聽《光明頂》，當然有人聽Live的。但有更多人，是加入了一些Line/ Telegram的群組，每天早上上班的時候聽四十五分鐘陶傑的發言。做電台節目，由一秒感動，變成傳世的傳奇。你的東西只有時效性，不能傳世，也沒有花時間的必要。網路上搶著要給你娛樂要你笑要的哭要的感動要你驚要你怕要你可憐的人，恆河沙數。你看，最近有一次連中東黎巴嫩有一個家務助理打嬰兒的短片上載了，香港的媽媽群組都群起攻之要尋個真相，找出那個打嬰孩的毒婦。我現在才知道香港人對中東嬰兒，都那麼大愛無疆。愛不愛不是重點，重點是媒體變了，生活方式變了。我們很多人在網路活得像一個身份，在現實世界可以是另一種模樣。而這種表裏無一性，造就了無謂的紛擾。當人人都有機會是媒體，人人都有機會做trendsetter（潮流製造者）。

當然，有機會不代表可以做到。《號外》給我的，不是一種「那時候流行什麼」的能力，而是一種「如何令某種東西流行」的力量。《號外》的原型是什麼呢？大抵是在香港經濟發展的時候，一群中產覺得現在香港的本土口味不夠「有品味」，現存的雜誌也不能再給他們滿足。大概創作原點有點像現在的「翻唱歌手」或 YouTuber 一樣，是別人做的雜誌不夠好看，所以自己捋起衫袖做吧？而在前網路時期，雜誌有著「建構社群」的功能。中學會考的時候英文科的老師一定會教我們寫 Letter to the Editor。寫稱謂的時候一定要用上Dear Editor，Editor要有大楷的Ｅ。老師說Editor是一個人，是帶尊稱的。原因是，每一本雜誌，也是一個族群的延伸。
某次在香港的大學聽到，建立「個人新聞台 PCHome」的創辦人，現在在台灣寫《國宴與家宴》賣到世界滿堂紅的詹宏志先生曾說：「雜誌是一個族群」。就像新聞群組、聊天留言板沒有出現之前，雜誌就是有著共同趣味的人交換訊息的地方。亦舒的半自傳體式小說《女記者手記》中也有提及，有些讀者，以前會像現在的網路噴子hater一樣，看到不滿的文章，如她寫過一些對某位外國歌手的辛辣批評，都會收到如雪片撒落的投訴信。而Letter to the Editor就是讀者與編者交流的接點。你讀的如果是釣魚雜誌，在某地方，那季節釣著某一條魚，那條魚用那個魚鉤比較好？如果你讀的是摔角雜誌，那個地方什麼時候有大賽，大賽有什麼選手參與，參與過後又有什麼後著，之後的發展若何？這些都是以趣味分割的族群建構，也是市場分割的部份。常聽人說，香港的雜誌以前是Trendsetting的能手。以前讀《yes!》，你真的會相信某個歌手是理應被稱作「毒瘤明」的。而讀《號外》的人又在追求什麼呢？從很多個《號外》留下的身影看來，有一群追求著更好、更潮、更時尚的人，是《號外》的追隨者。錢瑪莉的人生除了穿Kenzo，他們代表著精英族群的生活。他們看不起中文大學的人，他們會看《明報月刊》，他們會認中關社，他們不知道生活的趣味，穿著打扮也無聊透頂。從錢瑪莉的眼中看來，時尚的女人需要晒很多的太陽，以黑珍珠皮膚代替我們現在深信不疑的白就是美。錢瑪莉更不會明白，為什麼平庸的人只希望自己在「德福花園」供完房子就當自己完成人生的使命（我相信現在很多八、九十後也在想如何供完他們的三百多萬房貸吧？）錢氏代表的，是一種香港欣欣向榮，大家開始有餘裕的生活態度。四十年前，我們應當這樣。三十年前，大抵是《號外》族群的性取向使然吧，他們的生活也有介紹當時仍未「非刑事化」的同志生活指南。在同志作家葉志偉的筆下，《號外》給了他和他的族群朋友的同性戀生活啟蒙。那時候的同志，往往扉徊在即若離之間，究竟自己是不是？這種對同性的性慾是對抑或錯？葉氏筆下的主角，就是在這種賀爾蒙和道德對錯之間，在《號外》中找到救贖，穿著那時候很流行的Dr. Martens 皮鞋，戴著過多的手繩，按圖索驥的在《號外》的同志生活指南中，尋找那個在主流媒體隱形的生活空間。再過一段時間，當《yes》介紹的衣褲鞋衫都在幾百元的價位，潮流雜誌開始滿地開花，《號外》還是那個「生活品味」的重鎮。那時候還是電台節目主持的黃偉文在中學時代，據說也會購讀《號外》。而他曾在《號外》封面那一季，做「猿人襲地球」那一期，曾提及那時候買《號外》，是需要在午飯時間買的。還會有意無意的跟同學說「這雜誌的字很難懂的，你不會讀」。也許，每間學校都有一種這樣的人。那時候我的學校需要在屋村，我的父母雖不算目不識丁但也只是一天到晚擔心錢不夠用那種人。對我出身的那種家庭，所謂品味是遙遠的。讀物也只可以是老師介紹的「讀好書」書單，才會有機會讓我借讀。對，只是借讀，而不是購閱（說過了，家貧是事實）。那時候那種文化窗口，跟今時今日不同。我要讀村上春樹，也得要等圖書館的老師買回來，然後才有機會放出來給我們讀。對愛情的想像，來來去去都是梁望峰或是張小嫻。這些都不會是母親理解的世界。母親最希望我讀的，只是教科書：「你考試又唔係叻過人讀咩閒書。」對，因為我在班上永遠只是考第二、三的名次。陳浚旌（中學時代永遠考第一那一個人）永遠都比我優秀，而母親也會說「為什麼我沒有辦法考第一」。但那時候，在母親不知道的世界和空間中，也有一兩個同學會讀《號外》和他們的周邊人士寫的東西，如那時候的903會談及英倫流行音樂的潮流，Sex Pistol 是什麼？我當然不會知道。我只會聽陳慧琳的《誰願放手精選十七首》和許美靜的《靜聽精彩十三首》去完成我需要做的十五年會考Past Paper。那時候，卻有一個叫鍾思漢的同學，知道Sex Pistol，會在Past Paper 中掏出林奕華的《太多男人太少時間》，那本講北海道強生故事的那本小說。至於鍾思漢和陳浚旌在做什麼，我已沒有聯絡也不會打探了。只是依稀記得，那時候的自己，看著一群有閒錢讀《號外》，有樣貌空間交女朋友的朋友的生活，覺得自己很渺小，很遙遠。

進了大學，好像都沒有那麼認真的想像生活品味是什麼。一九九七年的時候會考，一九九九年的時候進了大學。那時候我們好像要進入新時代。我曾經在一家網路電台工作的，叫Radiorepublic。那時候寬頻仍沒有那麼快，網路電台也不知道自己在想什麼。大概，我們都好像要做一些節目出來，然後要大家去聽。但由於沒有廣告，所謂網路電台也不知道如何生存。我做了大概半年就走了。那時候要做很多東西，要做清談節目，要做音樂節目。生活是什麼也不知道，有什麼態度可言？也像錢瑪莉的所言，我進的是中文大學，那兒的人相對比較簡單，比較直白，比較樸素。那是地理環境使然的：當你身在大學區，從宿舍走到超級市場都需要二十分鐘的腳程，要一排巧克力一個即食麵也需要努力，什麼中環，什麼同志，什麼生活品味，其實都會暫時放下。因為要完成課業生活，已不簡單。

再過一段時間，我去完日本唸書回來，遇上了好幾個奇怪的機會。如《號外》的前總編輯黃源順因為在《信報》讀過我的文章，就找我寫一月一次的人物專訪。那時候還有又一山人拍照，寫的人都是我選，而做的東西都很厲害。當時還沒有很多人在乎的何韻詩、陳淑莊、王貽興，我都好像有寫過。現在這些人，我是有手機，但也不再聯絡了。各種理由吧。是什麼都不再重要，也許我仍維持著某種在錢瑪莉身上感染的直白：看著曾經是朋友的人轉變，我會慢慢挪開身影。而為著寫稿子，我也需要下很多苦勁。其中一個啟蒙我的同代朋友，是大秀。你也許沒有很聽過他的名字，但他在《Milk》的文化欄目這些年，教了我很多事情：他說作家的態度就是吸收和輸出。要讀書才有東西可以寫。這跟也斯教學生的方法有類同的地方：也斯生前也教過學生，說「冇野寫唔好搞人，睇多Ｄ書」。直至今天，我也絕少在專欄中論另一個作家。像電影《小親親》中那個應可被現在的人稱作「文青女神」的吳秋月不一樣。寫專欄要讀書，是我一直相信的事。而大秀也教我讀很多台灣中生代的作家。他說黃國峻好看，黃春明的孩子那些傳奇事，都是他告訴我的。為什麼這些以前理應在《號外》中出現的人，卻到了《Milk》呢？黎堅惠在世之時，曾在書展跟梁文道、黃偉文搞講座，談的是「時尚書寫」。梁文道想切入的點子是，如果香港的作家要找下一個市場，《號外》式的、《Ameoba》的時尚書寫，會不會有一定的市場呢？可惜或可恨的是，那時候去書展趁的人，也許是粉絲，問黎堅惠或黃偉文的問題，大概都是問他們會不會有機會再做《Ameoba》之類啟蒙人心的刊物，我很記得黎氏說：「要搞都搞過了，以前搞的時候就被人家說我們搞小圈子。」的確，以前的《Ameoba》有著「年輕感覺《號外》」的氣味。找來當時得令，在903的舞台上撐一字馬的謝霆鋒做封面。找來 Dry（是雷頌德和馮德倫）起封面叫 Dry Wet Wet，淋濕了不苟言笑的馮德倫先生。那些傳奇，仍是歷歷在目的。只是，這十多年，誰在建構潮流呢？

也許，我玩面書這些年，都是在想像究竟什麼事情會令我生活好過一點。如果你認為《號外》曾做過trendsetter的角色，倒不如看看我這些年試過，有成功有失敗的 KOL 個案。如果你記憶比較好，「#如果你工作累鳥」這幾隻字，是什麼時候出現的呢？網路上看奧運，集中看體育運動員胴體這「潮流」，是誰射入網路的呢？當時我在想，大家看奧運，為什麼要看誰贏？贏了又如何？跟我有什麼關係？很簡單，體育運動自從加入了商業贊助，那大家就直白一點說，其實運動員也只是在娛樂大家。為什麼歐鎧淳會比李慧詩更多媒體曝光機會？為什麼方力申司徒端祈可以成為藝員？那也不過是「你的樣子如何，你的身材如何，你的命運也必如何」。那網路的出現，只是把人的慾望更輕易的放大，更輕易的射到人類的體外。手機閱讀是私密的。以前看電視，你的家人必會跟你分享電視的內容。你聽收音機，如果被母親知道你偷聽《聖馬田寶貝紀念夜校》，她一定會罵你。但她自己背著丈夫聽顏聯武的《霎時衝動》，她就是對的。那時候唸男校的我有女同學打電話給我，電話由姐姐或父親聽，他們會叫我聽電話，老豆也會有意無意的說一句「阿仔呀，有個女仔搵你呀」，之後母親就會煞有介事的出來說「你求學時期不準談戀愛呀」。但現在你看看小孩的手機？誰知道他們的Tumblr在看什麼人性交的畫面？他們的Snapchat有幾個炮友群交的群組？總之他們看手機，父母很少機會知道他們在看什麼。因此，你不難發現，在網路上，關於性、交往、感情、港女港男糾結的事情，是最多人看的。因為香港人都愛面子，沒傳奇，大氣候要清淡無味。在這個喜愛用性和「交往人數」論斷人是否一個好人的「民族」，網路上對性或 「#又有性暗示」的需求，是「#唔可以原諒」地被需要的。那從2012年起，你應該明白為什麼Tom Daley越來越多人報道，阮馬素無端平白無事會變成某個商場特意要邀請他來為那元旦倒數的嘉賓，而他所得到的名錶及保健食品的廣告合約，也許都是網民在「#如果你工作累鳥」這遊戲下所衍生的副產品。

一次的出現，是偶然。那如果再出現一次，又如何呢？ C Allstar 由旺角街頭走到叱吒大頒獎台再成為紅館歌手，那可以是現實世界的實力。而我也不相信《摘星天梯》和我時任的上司們看完後對他們四人讚不絕口是其中一個令他們那年獎運亨通的原因。他們要有實力，才可以上到那個位置。那吳業坤呢？2016年我曾經被一個網民恐嚇要淋我鏹水，而那網民已在留言說過她想去買但找不到。警察們聲稱他們會查但直至執筆之時什麼都沒有，也有很多朋友好像很關心我的在Whatsapp Line 和面書Messager中問我需不需要介紹定整容醫生給我一次過把我的樣子弄好。而那時候，我最脆弱的時候，吳業坤就在他要出去做運動之前，特意送我一程。這一點，我永遠都記得。吳氏是不是唱得很好，不知道。見人見智。但至少他在台上，態度清晰地告訴大家他很想也很願意唱歌，聽他唱歌的時候不需要像聽很多流行歌手一樣要提心吊膽。在他年頭一次過得到我最喜愛男歌手、新人獎金獎和我最喜愛歌曲《原來他不夠愛我》的時候，我已知道那是我們在網路上延綿慎密的努力就得到好報。首先，不論你相信或不相信也好，903的頒獎禮，要投票就是來真的。從多個証人給我的証供，他們都說商台的「網路投票」是真的。如果有些歌手覺得他們的歌不能得獎，是因為大傳媒「唔支持、唔播」，我倒真的是不可以接受的。如有一年，有一首歌叫《撐起雨傘》，有一些歌手說大傳媒不播。不播的話，商台又為什麼會讓他變成可投票選取的一隻歌，最後還要冒著這麼大的風險把一首跟佔領運動關係密切深刻的歌放到大台，變成那個頒獎禮「註腳」？自那次之後，我就知道如果網路是來真的，有些事情就可以做了。大家記得「#食好西」這件事是如何發生的嗎？是有一次，吳業坤開工過後，說自己「工作累鳥，要食好西」。大概他是想打「好東西」，而我卻截了他Instagram的圖，說：「現在的小孩說話真直接」。當然，「#食好西」是一種性暗示。究竟他吃飯之後會去那兒，他也不知道。但結果這三個字，現在仍跟著他，和很多的「廣告文案」都有挪用。當時 100毛的編輯朋友，仍對娛樂圈的人共事有點興趣，就知道「#食好西」這三字「有得玩」，但電視台的大員做訪問談這些「無聊事」不會有成果，結果 100毛的朋友就用了 Whatsapp短訊訪問的形式再炒大了這件事一次。之後，大家就留意了我和坤氏之間的交流。很多人以為我們很好朋友。對不起，我真的不會說。究竟一個人要做過什麼才是朋友呢？我想，在現實世界調侃一下大家，是朋友會做的事。但由於我的一點狡猾，令我和坤氏的面書都在互利的狀況下得到更多人關注。他現在做廣告的機會都比我多，收的價碼也比我高。我是高興的。因為，至少他成功了，沒有忘記我。而我再一次證實「#食好西」三隻字的力量，和我加瓊姐這些在網路上被視為廢青廢人的人，在各式各樣的制肘和冷言冷語之中，改變現實世界。

還有很多很多的。如藥妝店的新品介紹，最近是不是多了？關於讓座和世代之間的爭拗是不是長看長有？關於香港遊客在外地的「品格」問題，為什麼好像大家都很在乎？另外，有很多人在我回來時都告訴我：不要只做日本的資訊，現在都是韓流了，為什麼要寫日本。那為什麼各大網媒都在做日本的資訊？《逃避可恥但有用》這支舞，為什麼好像很多人在看？星野源是誰？大抵是以前903《是日本人鄭家輝》講的Luna Sea那種級數的「流行資訊」吧？

所謂KOL Key opinion leader 是什麼，老實說，我不知道。至少我不覺得我可以脫衣服上載一兩張照片就會很多人讚好。我也不會叫人食屎，或叫自己食屎。更不會自稱ＸＸＫＯＬ然後廠商給你難喝得要死的薰衣草茶還要讚好，明明自稱文青的人都要舉高雙手脫腋毛。

意見領袖要帶起潮流，首先要問幾件事：你可以令現實世界有改變嗎？改變了你又會高興嗎？而要令現實世界改變，我要又付出什麼代價？所講意見領袖，首先你要有意見。以前我聽903會聽 Fool’s Garden、會聽Suede，因為他們會說那個好聽那個不好聽。那時候903的音樂節目，會有音樂人，唱片公司，ＤＪ的人討論會將流行曲像《城市論壇》一樣，把《一生最愛就是你》和《濃情化不開》拿上檯面討論，誰比較好聽。當然，觀點角度見人見智，但總有點爭執點：「那有一天不想你的chorus那個hookline 是『是你嗎？是愛嗎？是你出於真心日日夜夜彷彿漆黑中說話～』和『情越濃越會化不開』比較……」現在呢？人人都是評論人了。李蕙敏再出來新歌寫得若何？鄧小巧的《強弱》、《煩可寧》、《荒唐》一次比一次來得精彩，為什麼沒有人留意？盧巧音也回來過，《哲學家》夠厲害了吧？可是卻也沒有了《垃圾》那時候的驚為天人。你去Clockenflap了沒？我覺得Chemical Brothers 不會給 Sekai no owari 來得精彩……人人都好像知道很多事情，而人人都好像想以「自己比別人知道得多」為榮。但問題是，知道又如何呢？

再者，以前的 Trendsetter 大抵比我們幸福。他們製造潮流的時候，不會被問及究竟你是黃絲抑或藍絲，你是撐警察還是屌警察的人。政治不動盪，才有閒心閒情。未來五年，我們會安定嗎？香港不安，世界也不特別寧，那要走到那兒去？

回看這些年，我好像被視為 KOL ，也有很多學生問我如何才可以做到 KOL。感覺就好像以前阿 Bu 看著電台的同事，只是回去做兩小時節目之後就可以去玩去滑水一樣愜意。對期望著 KOL 這份工作的人，大概只會覺得我可以坐在淺水灣畔的餐廳，喝著日本茨城縣運來的手工啤酒，邊寫稿子邊抽一抽水就可以有飯吃有日本可去，倒是一件樂事，right？可惜的是，當我嘗試把我的工作簡化傳達，我的學生都不相信。抽水不是很容易嗎？為什麼要想那麼多事情。

對，一次爆發，是意外。我是一次又一次的爆發，連續兩年被視為是「最有傳達力的香港面書專頁」，在我上面的是 100毛，在我下面的是富可敵國也可以殺我於無形的「蘋果日報面書專頁」。他們的資源，絕對是我的一百一千倍。我也只是量力而為的想像，究竟這個遊戲可以玩多久。畢竟我清楚知道，世道變，有些事情不變。酸人的事情不變（很多歌手本來以為自己很捍衛言論自由，到他們知道我在做黃昏節目，一個他們以為是很重要的言論自由橋頭堡的時候，已是我做了兩年的時候。他們如果真的很在乎一個電台的電台節目是不是言論自由的捍衛者，是不是應該在某些主持離開後，天天聽著那些節目然後告訴大家我是不是在維穩？他們沒有。因為他們只知道用新聞去為自己沾光的重要性），變的只是在媒體民主化（democraization of media）之後，逐臭愛醜的中國人基因性，在香港的網路會發揚光大，我們會見到更多不好看的女孩cosplay 露事業線，又或是有更多人在做自稱「社會實驗」的事情去證實香港人愛「睇人仆街」的根性去收割面書的那些engagement數字。KOL，說到底，只是虛渺的代詞。你看看你的面書，那個 KOL 真的對世道有很多意見？

有意見的人，如我，本早被視為瘋子，孤獨而卑微的一直在做自己一直在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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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於 2016年 《號外》雜誌。大家都在聊報紙，雜誌，閱讀之時，我在podcast 及以前的專欄都說過一丁點這些事。希望大家讀到。

長文？正經的？沒有人看的。都是轉發一條新聞，寫三個字（好似「咁都得？！」），就會有好多反應了。

記「手足」－香港的抗爭者
鄧小樺

「手足」，在2019年的香港抗爭運動，抗爭者就是這樣互相稱呼的。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詞語，在慣常蒙面，互不相識，即使以性命相護亦可能不通姓名的狀況下，「手足」這個聽來有古風、平常不見得十分流行的稱謂，竟可讓示威者能瞬間拉近距離，建立著一種共同體的信任。

開始時是怎樣的呢，七月二十一日在上環，我見到上一代的學運領袖L走近行動者群中磋商，他本是政治明星，但這一代的示威者反而對他產生質疑；本來生性孤傲的L說了一句：「師兄你不用那麼毛躁——」這麼一叫師兄，對方的火氣就下了不少，我頓覺L已成長了。

另有一次是立法會議員鄺俊宇（他同時是個暢銷愛情書作家）在立法會一帶，四處向散落並佔領狀態的數千示威群眾演說，他非常專業每次演講都一模一樣，開口就是「手足，我可不可以叫大家手足？」群眾便歡呼拍掌，因為他之前多次與示威者一起面對催淚彈，他可以使用這個稱呼。那天他叫大家要守護身邊的人，不受傷不流血不被捕，一起來一起走。群眾高聲和應。在我心目中，那是一個「手足」的定義性場景。

「手足」本以身體手腳之不可分離，借喻同胞兄弟之情；以前香港中學文學科要讀的，唐代李華〈弔古戰場文〉：「誰無兄弟？如手如足。」又如《三國演義》十五回：「古人云：『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這句太出名了。再以兄弟姊妹的同胞之情，轉向比喻同伴、同袍之情的正面義，倒好像是粵語口語及近代文本所獨有，在古書中例證不多——有時是作「黨羽、爪牙」的負面義。

不過我們面對的「又唔做嘢，又唔讀書」（又不做事，又不讀書）的香港黑警，可能沒有足夠墨水去以此來進行詆譭……及至於看到文化研究學者汪民安說，手和腳可以用來觸摸自身及身體其它部分，因此更能象徵自由、表達意志——而我則想到，手腳觸摸自身時，所有的關愛憐惜，一旦對象超越自身，則呈溢出與漫衍狀態。

「手足我走了」

我喜歡叫喚「手足」，常常在現場，或張或弛，我有建議、詢問或者想提供物資，只要柔聲稱「手足」，都十分順利。有一次與百餘示威者在一個封閉了的商場內，我看著被索帶綁著的大門、濕滑的地板，火警鐘聲尖嘯刺耳，心中浮起災難片場景，於是馬上轉身去找出路，推開重重幾扇門，某火警出口，一望出去左方大批黑衣人在前方公園入口，心一安，回去奔走相告：「出門口轉左，我們的手足在那裡。」人們立即信任，迅速撤離。也有調侃的使用方式，我和相熟的示威者有句切口：「手足的心聲我已經聽到了」，以調侃對方口是心非的表達。前線衝組是不容易表達內心的。S沒有上過前線但一直在後方發揮巨大作用，他使用「手足」一詞則常是指一些遙距的同伴，但我心領神會，在他接送我離開戰場時會說「手足我走了」，好像我不知他姓名一樣。

手和腳可以觸碰自己的身體，但其實前線衝組不喜歡被人碰觸身體（而在和理非或傳統示威者來說這是表達親切無嫌隙的方式）。我試過拉住一個暴怒的前線手足，他抑制下來，但說「講歸講，不要碰我。」看來單純的好意可能還不足夠構成「手足」關係，必須有共同的方向、共同的行動模式，「手足」的連結魔法才能生效。比如說，早期示威者以保鮮膜包裹手腳以防催淚彈，常有女示威者轉動大卷保鮮膜為前線包裹，一方溫柔，另一方默默領受，畫面動人。這個運動時常有羞澀抑制的真情。

一種救護員和傷者的親密關係。為輕傷者擦拭傷口，搽上蘆薈，貼膠布棉紗。傷者經常是沉默乖順的，那時會覺得他們是小動物，不知為何會落到這樣殘忍的世界裡來，單純天真，而被迫在傷害中成長。

香港警方其中一個殺著是水砲車，發射淺藍色混了胡椒成份的辣水，令本來像蝶豆花一樣美麗的淺藍色，在近日香港成為了一種恐嚇的顏色。藍色是為了在示威者身上留下印記便於追蹤抓捕，迫令他們馬上撤離。處理藍色水，一般最便捷的方式是以酒精加肥皂液清洗，醫療用酒精濕紙巾及卸粧濕紙巾可派用場。一次在大學裡，從前線換班回來的手足手腳染藍，虛脫攤著，我便送上食物，在他們休息時替他們擦拭手腳上的藍跡，聲稱在做實驗看哪個牌子的濕紙巾最好。這說法免除一切抗拒，手足在並不示弱的狀態下可以放鬆，發散柔和之氣，像一首小小的音樂，在苦難的空氣裡悠揚。

次日醒來走出中庭，大學裡的人數明顯減少。我心一驚，不見了的手足，包括我為他們擦過手腳的，是成功脫走了，還是被捕了？憑常識可以推斷，應該不可能全部成功脫逃了，也許被抓時會遭遇暴力，被打得很慘吧。腦中浮起示威者被壓在地上滿口鮮血的景象，當下即覺傷心劇痛，不可抑止。我們連姓名都不曾互通，此後也都可能不會再遇到，但已經完全稱得上是手足——對於手足的遭遇，我當時完全無能為力。只想我們倘真是兄弟親人，乃不至於此。

黃碧雲《媚行者》寫過失去身體手足肢體者，仍會有身體該部分存在的幻覺，那是幻肢，幻肢上仍感受到的痛楚感覺就是幻痛。對不知姓名、生命中只有一點相交，甚或只在熒幕上或新聞裡見過的手足之苦難，感覺到強烈的痛楚感，可被稱為一種幻痛嗎？我想這種幻痛，許多香港人都曾真實感受過。「守護身邊的人，不受傷不流血不被捕，一起來一起走」，這微小的願望，如今竟然那麼難達到。你的年齡或預設的能力愈大，反可能遭遇愈大的痛苦。

受極權打壓的同命感

在七月一日佔領立法會行動中，摘下面罩讀出香港人抗爭宣言的梁繼平說，「真正連結香港人的，在語言、價值之外，是痛苦。」他的訪問裡說，想像他人痛苦，甘願彼此分擔，共同體才得以形成；而要參與、維繫共同體，靠的是不懈行動。「痛苦反而令你活得更加真實：這份政治主體性，是對港人尊嚴的體認，是今次運動最深遠的特質，亦將形塑未來的反抗。」這其實是我一直秉持的信念，而它竟真的得以擁有一個舞台，去公開闡釋它的意義，讓大量的人自然地信靠，不必靠硬性理論教育灌輸，這斷乎是一種歷史的契機，我們如此幸福，不免時常淚流滿面。

粗淺讀過一些關於共同體的理論，乃說共同體的關鍵，在於劃界與分殊，沒有與外部及他者之對照區分，共同體難言穩固。而這區分劃界，也可能就是共同體的理想陷落之時，乃歸於國家的框架，具有封閉性質。但尚盧南希《解構的共通體》，還有布朗肖《不可言明的共通體》，卻指向一種不固定、在溝通中敞開、「綻出」、分享（分離）、變化的「與共」存在關係，一再溢出我們原來為共同體所劃的界限。這是不可能的溝通之奇蹟完成。

運動中，港人對居港少數族裔的手足之情，對被逐印尼作家Yuli的聲援，對穆斯林、加泰隆尼亞、智利、廣東示威民眾、維吾爾族的聲援，都可見一種在戰爭期間，出於受極權打壓的同命感；香港人與世界上其他的受打壓者「與共存在」，逾越自己原來的邊界，包括日夜追看直播為我們傷心憂煩的台灣朋友，見面或也可稱手足。

我在被捕期間，托朋友帶訊在網上報平安，只寫了：「無事，與手足感覺親密。奇妙的經歷。」 三句，可能令不少人都感覺大惑不解。回頭想來，或許我又下意識地不落註腳地引用了南希。董啟章笑問我是否與手足戀愛了，其實只是這種共通體的感覺，很接近布朗肖所說的，不可言明的「情人共通體」（他同時用來分析1968年法國「五月風暴」中的抗爭者群體之關係）。

很多前線衝組手足，與我或大部分和理非，很大程度上沒有共通性——手足的某些激進行為我們做不出來，因為不是抱有同樣的思維及生活背景，信仰和反應也截然不同。但當手足們被捕、被暴力對待，卻讓我們有錐心刺骨的手足之痛，覺得可以為他們付出一切；誠如布朗肖所言，沒有共通性，根本無法發展愛情關係的人，卻在某些瞬間，分享一種共同的感覺，超越一切功利主義的計較得失，如同不求回報的愛情，卻又不是愛情。「那不可共有之物的陌異性，恰恰奠定了這個永遠臨時的，總已荒棄的共通體」。這原本難以說明，但在整個香港逆權運動抗爭中，卻是被廣泛體驗著；許多人因此而改變，成為不再是自己的自己，用哲學的語言說，是否一種「存在的完全敞開」？

在迅速失去自身的同時得到實現

當我們被驅逐如野狗，或者高貴地上善若水Be Water，我們體驗著一種臨時、流離的共通體之感。最親密的感覺，可能是「街坊」、「家長」不動聲色地運走全身勁裝black bloc的示威者，帶他們脫離險境，還叮囑他們不要提自己姓名、不要提及行動細節，兇兇地吼著「沒人想知」，讓相遇在之後無跡可尋，並全然不理警方說「暴力份子不介意傷及無辜」的分化說辭，任何被捕者，都是我們的手足。這就是我們，流離的，痛楚的，親密的，不可言明的，共通體。

「在迅速地失去自身的同時得到了實現。它不得持續，它不得參與任何形式的持續。這在那個例外的日子裡得到了理解：沒有人必須下達解散的命令。但出於那把無數人聚集起來的相同必要性，人們分開了。人們瞬間分開了，沒有任何的殘留，沒有任何感傷的後續：那樣的後續會通過假裝保持戰鬥隊形，而讓真正的示威變質。人民不是這樣。他們在這裡，他們再也不在這裡：他們忽視任何能把他們固化的結構。在場和缺席，如果沒有混同，至少也發生了實質的互換。對那些不願承認它的掌權者而言，這正是其可畏之處：它不讓自身被人把握，它既消解社會現狀，又倔強固執地用一種不受法律限制的至尊性來重新發明現狀，因為它在否認現狀的同時，也把自身維持為現狀的基礎。」——布朗肖，〈情人的共通體〉

書我沒有讀完，卻能在現實裡找到了完美的闡現；這既是抽象的激情，也是與具體的人的連結，我願以最大的慶幸提到它們，確感歷史乃是一種祝福。而運動尚未完結。一切仍在流動生長。緜繁的理論與知識，盡可歸於手足一詞，乃便銀碗盛雪，明月藏鷺。

※ 作者為詩人、作家、文化評論人。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畢業，科技大學人文學部哲學碩士（主修文學）。大學時開始寫作，後於各大報章及雜誌撰寫專欄、訪問及評論。著有詩集《眾音的反面》、散文集《若無其事》、《恍惚書》、訪問集《問道於民》等。另編有文學合集及個人著作數種，包括《自由如綠》、《一般的黑夜一樣黎明——香港六四詩選》等。香港文學館總策人，文學及平台「虛詞」及刊物《無形》、《方圓》總編輯，文學節目「文學放得開」主持人。

#作者鄧小樺今早凌晨眼角中了催淚彈受傷

馬傑偉：「幾年前，心生一種香港遺民之嘆，感慨現代大都會的衰落，本來還差幾步，香港就可以成為民主自由的先鋒城市，但在威權中國之下，修成正果的香港夢，已是可望不可即。而經歷香港盛年的「遺民」，人數只會老去而不會再生，因為新生代所感同身受的時代，是今天自由下滑、民主無期、經濟靠攏大陸的現實。我們所認識的「香港人」，只能以遺民的狀態老去，傷逝懷舊，不能阻止歷史洪流。我有點阿Q的以為，這種「和理非」的遺民知命，在社會變遷中有所堅持，也不失體面與尊嚴。」

本土認同削尖 族群衝突見血
馬傑偉
明報 2019年10月11日

一個夏天，香港的本土身分認同，質變亦量變，柔變剛、軟變硬，本來「他／我」互動，如今敵我分明，急劇變身，實在出人意表。我碩／博論文已聚焦於本土文化身分，1996年開始量化調查，亦鍾情於集體象徵的符號分析，配以life histories及焦點小組研究，我所認識的香港本土身分，沒有共同宗教、族裔，沒有政權支撐，孕育之初甚至沒有自覺的intentionality，主要由生活方式、物質消費、衣著品味、流行形象建構而成。要到面對九七回歸之前10多年，才逼出一種「我係香港人」的自覺，並將生活取態，提升為抽象的「核心價值」。當然這種柔性的身分認同，背後有結構性的social institutions來承托，例如政治中立的公務員體系、廉政公署（ICAC）、自由媒體、普通法為基石的法制、國際金融網絡、功能化的紀律部隊……

　傘運後，我對上述的香港身分有以下看法：陸／港文化常有衝突，但中國人／香港人的身分仍然有彈性，他／我拉扯，人口流動之下，會長時期在緊張與緩和之間搖擺。2008年後中央治港政策轉為高調，步步進逼之下，本土身分經過多年沉寂之後再次活躍，到2012年反國教科，及後2014年的傘運，本土認同漸漸強化了分離情緒，甚至出現香港族群的構想，主張更高的自決自主。當時我的估計與坊間輿論相似：港獨難成主流，將被邊緣化。本土身分與國族身分的大趨勢是，緊張中漸漸趨同。

　幾年前，心生一種香港遺民之嘆，感慨現代大都會的衰落，本來還差幾步，香港就可以成為民主自由的先鋒城市，但在威權中國之下，修成正果的香港夢，已是可望不可即。而經歷香港盛年的「遺民」，人數只會老去而不會再生，因為新生代所感同身受的時代，是今天自由下滑、民主無期、經濟靠攏大陸的現實。我們所認識的「香港人」，只能以遺民的狀態老去，傷逝懷舊，不能阻止歷史洪流。我有點阿Q的以為，這種「和理非」的遺民知命，在社會變遷中有所堅持，也不失體面與尊嚴。

　萬想不到，一個夏天，本土身分以一個猛烈又令人憂慮的姿態出現。一般而言，隨着人口變化（或可說溝淡），遺民會在強國新時代之中漸漸隱沒。但逆權運動催生了大量的生力軍：中學生、大專生、大批的年輕人，奮力投入運動，「香港人」加入大量鮮活的新血，而在他們未來五六十年的漫長人生裏，2019年的夏天，將長久地發揮身分烙印的力量。

　港式文化為基礎 量變質變

　這個香港身分，並不是橫空而生，也不是一個斷裂式與新認同。成年人與銀髮族，大都意識到香港高峰已過，但大家仍是強烈嚮往民主、自由、法治的現代普世價值。兩次百萬人遊行，破了人數紀錄，核心就是這一批從殖民時期走過來的香港人。也可以說，今夏爆發出來的強大新認同，是在港式文化的強大精神基礎上，產生了量變與質變。量變有待新一輪的民調才有清晰的數據；質變則可以從事態發展作出前後對比。

　（1）身分的邊界由軟變硬，他／我族群清晰。就算在本土認同最強的九七前後，也許以「港人」為先，但大都是混和「中國人」的複合身分。由於香港由始至今，對大陸人來港都是開放式，陸／港文化一直都是軟邊界。長者／成年人與後生仔，認同香港與中國，錯綜複雜，政見不分藍黃，均以港人自居。今夏之後，新爆發的本土身分，切割藍黃，反威權才是兄弟，分界線強硬，在舊香港身分中切出新族群，對立情緒升級。港人與「強國人」敵我分明。而深藍族群，被視為大陸強國在香港的延伸。這種身分的「sharp edges」近半世紀以來未見。

　（2）強烈的理念與價值追求。上文所說，舊香港身分最初自覺性很低，群眾在現實討生活，培養出一種功利的處事方式與習慣，由下而上，漸漸「提煉」出一套價值觀來。今夏凝聚人心的是反極權、爭自由、求公義的運動。「舊港人」初聽「光復香港」的口號，有點生硬、覺得敏感，甚至摸不着頭腦。口號是理念性的，但在很短的時間，口號扣連生活之中「大陸化」的民怨，大家很快領會到，所要光復的，正是港式自由生活。運動名曲《願榮光歸香港》也是概念性的：「祈求民主與自由……」對比舊「港歌」《獅子山下》，同舟共濟，搵食搵銀，多於追求高遠理想。最初大家唱《榮光》唱得很生疏。但很快琅琅上口。上星期，在沙田新城市，站在我面前的一對銀髮夫婦，唱到「黎明來到，要光復這香港」，唱到淚流滿面。我深刻的感受到新本土身分，是對理想社會的渴望，與舊香港追求「活得精彩」大異其趣。

　（3）親強國vs.反極權暴政，族群衝突見血留恨。過去大陸與香港的緊張關係，鮮有大規模的流血衝突。香港廠商在珠三角開設「血汗工場」，是剝削？是創造就業？見仁見智。大圈仔（軍人退役做悍匪）來港搶劫開槍，都是零星流血事件。今夏藍／黃「私了」，互相武鬥，頭破血流，仇恨深種。這也牽連大陸人與港人的互相仇恨，環時記者在機場被禁錮，畫面在大陸被大做文章。在澳洲、台灣、英國，海外港人與陸客亦有廣泛衝突。

　1989年天安門大屠殺，人民的鮮血，激發了港人與國內民眾的彼此認同，30年的維園燭光不滅。2019年夏，港府鎮壓示威，港人受傷流血者眾，得不到大陸人民的支持，反因國家培養出來的民族激情，大陸人普遍仇視港人，臭罵港人反骨反共。30年前有說「血濃於水」，今天彼此恍有「血海深仇」。在短短幾個月出現強烈的分離情緒，港人對於國族的認同，心理上愈走愈遠，反而傾向認同國際社會，積極尋求外國支援。在遊行中，五星旗被改為「赤納粹」，示威者高舉美、英、加、澳等國旗，分離情緒甚為明顯。

　（4）大量抗爭符號湧現。Benedict Anderson的想像共同體，概念已經被用到熟爛。但往具體裏探究，共同體必須包含大量盛載感情的符號，想像共同體才有生命力。我曾經分析過「舊香港」的身分標記，例如維港、匯豐、獅子山、洋紫荊，都是較生活化、較為平和的柔性象徵。身分認同，亦需要「公眾面譜」作為投射感情與想像的焦點。「舊香港」的面譜，主要來自影視娛樂、流行文化、商界傳奇，例如周潤發、李嘉誠……今夏誕生的新香港身分，大量的符號是剛柔並重的。獅子山「人鏈」散發出來的奇觀魅力，不是拼搏搵錢，而是勇毅抗爭。連儂牆也出現大量多元多義（polysemic）的符號，memo紙的青葱、前線景象烽火中有義氣人情。公眾面譜除了勇武女神像之外，還有爆眼少女、街坊鬥士。這些政治抗爭的symbolism，大異於九七前以流行文化為主的身分符號系統。

　（5）共同背負苦難與不可測的命運，維繫彼此的手足情義。大體上，舊認同主打是風花雪月、紙醉金迷。苦，沒有什麼角色。六七暴動之時，死傷甚眾；但我們所熟悉的戰後本土認同，當年只是初露頭角。及後的六四震盪、移民潮、沙士……雖有悲情，卻未見今天警暴所造成的深刻創傷。7．21元朗、8．31太子、新屋嶺指控、直播片段持續而密集的暴力事件，那些shocking images深入港人肺腑，10多歲女童在重裝警員面前發抖的畫面，看得人揪心的痛。認同逆權的民眾，對於特區的失誤失敗、警方的指鹿為馬，也有強烈的屈辱感。這些族群之間互通的苦難與悲情，強而有力的維繫手足兄弟的共同體。

　「尖認同」深植 將超越2047

　香港新認同，邊界鮮明，銳利、剛毅、內聚力強，卻發難於一個執政70年的威權之下。按中共的慣性，大力鎮壓幾乎是必然的。暴力下旋，掉落深淵，唯公權才能阻止。可恨公權施暴，並無制衡，一波一波的警暴，削尖了本土認同，鎮壓必更慘烈，仇恨與悲情愈埋愈深。中共要斬草除根，將會牽連甚眾，苦恨更深。而這個新誕生的「尖認同」，深植青年心裏，心理的對抗、地下的抗爭，將會曠日持久，超越2047。

　作為一個和理非，「柔認同」較可取：開放，包容，納異己；而「尖認同」有殺傷力，易生衝突，悲情，敵我太分明，義憤填膺，容易令人蠻不講理。或，勇武才能面對極權。我不認同「尖認同」，但時勢不由人，作為一個過氣的香港遺民，只能盡綿力信守香港，站在逆權抗爭的一方，因為威權永續的習近平，漢化新疆，馴化教會，奴化精英，一國為先，兩制靠邊，背棄承諾，不容港人高度自治，林鄭團隊只是奴才，中共威權不改，才是文明世界的更大敵人。

　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退休教授

　[馬傑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