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克爾下台倒數14天》BBC
* 歐洲女王曾經是梅克爾的眾多稱號之一。但現在,這位強大的德國總理,本月選舉後,將遠離政治,永遠離開她女王的標籤。
梅克爾是現任歐盟領導人中任職時間最長的領袖。她參加了大約 100 次歐盟峰會,經常被描述為“房間裡唯一的成年人”。
事實確實如此:她令人難忘地幫助引導歐盟度過了移民危機、歐債危機、Covid-19,甚至是英國退歐。
但這是兩個不同的梅克爾混合的故事。
她的歐洲遺產,就像她的國內遺產一樣,也是相互混合甚至矛盾的。
在她的家鄉,她仍受到批評——她掌舵德國的 16 年裡,她是一名 遲疑著Krisenmanagerin,或危機經理,經常等到最後一刻才採取行動;一個務實主義者,沒有遠見卓識——包括她在歐洲舞台上的記錄。
這些都很重要,因為在梅克爾離開政壇許久之後,它們都將成為她真正的歷史評價的核心。
務實主義者梅克爾可能已經幫助歐盟度過了無數生存危機。
但是,如果梅克爾作為歐盟最富有和最有影響力的國家的領導人,能夠更果斷地利用自己的長期地位,那麼她可能會讓歐盟變得更加虛弱和無舵。
以 2015 年歐元區危機為例。
即使是希臘火熱的財政部長亞尼斯·瓦魯法基斯也承認,梅克爾通過讓他的國家保持在貨幣中拯救了歐元,儘管希臘因此財政仍然拮据。
“確實,她最終負責維持歐元區的團結,因為如果希臘退出歐元區,我不相信它維持一體,”。
“但我對她的政策有一些非常強烈的不同意見。她對於歐元區從來沒有遠見。她從來沒有想過一旦她拯救了歐元區,該如何進一步處理它,而且她拯救它的方式變得非常分裂。無論是在德國還是在希臘。”
梅克爾知道大方向,但她太務實,走一步算一步。
希臘總理瓦魯法基斯 (Yanis Varoufakis) 引用了她強加於希臘的重大緊縮措施,批評她。
在雅典,2015 年反德和反歐盟的不滿情緒蔓延街頭。抗議者揮舞著梅克爾的標語牌,留著希特勒的小鬍子,有些人焚燒歐盟旗幟。
西班牙和義大利也被迫面對許多納稅人認為不公平的緊縮措施,他們認為,這是梅克爾強加給他們的。
於是義大利從一個狂熱的親歐派轉變為一個狂熱的歐洲懷疑論的國家。
憤怒的選民相信歐元區的規則是為了強大的德國利益而設計的,以支持其利潤豐厚的出口行業。
他們說,如果像德國這樣更強大、更富有的成員國不幫助較弱、陷入困境的成員國,他們就看不到加入歐盟或歐洲共同市場的意義。
當你需要他們時,德國納稅人在哪裡?他們想知道。
這導致了針對梅克爾的另一項批評:最終她的學說只是歐洲的“德國優先”學說。
你可能會說,這並不奇怪。
首先,每個國家當選的領導人都可能優先考慮他們的國家。
但是後來——這是德國特有的——因為納粹歷史,德國人和歷屆總理,常常對國際中扮演重要的領導角色,非常謹慎。
所以,歐洲女王的稱號當之無愧嗎?
梅克爾總理的確最終出手干預以拯救歐元區,但她也在歐盟內部引發了深刻的南北分歧。
在難民危機期間和 Covid 大流行開始時,這樣的分裂危機再次出現——南歐人感到被遺棄,他們總是首當其沖地面對這些緊急情況,而且孤立無援。
雖然最終他們仍然感謝梅克爾,即使她往往很晚才出手.才行動。
這就是為什麼她的歐盟歷史遺產好壞參半。
但她在歐盟也樹立了一個驚人的先例。
與之前的處理歐元危機慢吞吞不同,Covid-19 危機對像德國這樣的富裕國家,承擔了較貧窮的歐盟國家的疫苗需求及經濟債務。
這又突顯了德國總理必要會採取的激進立場,尤其她必須面對德國國內要求平衡預算的傳統壓力。
法國經濟部長Bruno Le Maire是歐盟 Covid 復甦基金的主要設計師,該基金由德國梅克爾夫人和法國總統馬克洪Emmanuel Macron) 共同向歐盟領導人提議。
由於梅克爾在大流行疾病時歐盟一體採購疫苗的勇氣,這位歐盟遊戲規則改變者認為:“事實證明,梅克爾能夠根據德國當前的思維方式做出決定,並支持歐洲大陸更好的整合和更高的效率.”
勒梅爾先生認為,梅克爾總理認為,如果她不簽約,歐洲在大流行之後的未來就會岌岌可危。
當然,另一種觀點是,梅克爾所以採取快速行動,仍然是以德國的最佳利益為首要考量。
她可能非常清楚,如果義大利、西班牙、法國或其他國家因大流行而在經濟上窒息,歐盟的單一市場可能會崩潰。
市場是德國企業的主要賺錢來源。
因此,危機經理梅克爾 (Angela Merkel) 挽起袖子,採取了戲劇性、務實的行動。
她不僅在德國,在其他地方創造了歷史和頭條新聞。
儘管此行達還沒有達到梅克爾對歐盟移民危機的回答所引發的令人興奮的程度。
2015 年夏末,梅克爾 (Angela Merkel) 向超過 100 萬難民和尋求庇護者開放德國邊境時,她登上了全世界的頭版——有人稱讚,有人嘲笑。
回到家鄉,一些人自豪地吹噓自己國家的 Willkommenkultur,他們歡迎他人的文化,以梅克爾 (Angela Merkel) 為標誌。
其他人被這些難民的到來激怒,湧向極右翼 AfD,促使其成為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第一個在德國聯邦議會中贏得席位的極右翼政黨。
她的移民決定對歐盟的影響是巨大的,也是喜憂參半的。
歐盟在 2012 年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然而,僅僅三年後,其成員國就開始相互封鎖邊境,以阻止難民進入,其中許多人是為了逃離曾經是英法分割殖民的敘利亞戰爭。
這位德國領導人的行動幫助恢復了歐盟作為歐盟創始原則第 2 條規定,人權捍衛者的聲譽。
據美國副國家安全顧問兼總統的得力助手本·羅德斯說,美國總統歐巴馬受到了她很大鼓舞。
“這是歐巴馬所處的時代,當時世界上很少有政治領導人會做一些他們知道會在政治上造成破壞民調、聲望的事情,儘管他們認為這是正確的事情。
“當梅克爾決定接納所有這些難民時,很明顯這會引起政治反彈,歐巴馬對此以及她為之辯護的方式,感到難以置信。”
根據羅德斯先生的說法,歐巴馬鼓勵德國總理更有力地為捍衛歐洲發聲,尤其是在川普當選和英國脫歐公投之後。
羅德斯先生說,到 2016 年底,歐巴馬先生開始相信梅克爾和柏林現在必將成為“自由民主秩序的重心”。
布魯塞爾從此沐浴在梅克爾的光芒中。
另一方面,你可能會問,為什麼梅克爾沒有向歐盟領導人施壓,讓他們在 2015 年移民危機之前做好更好的準備?
在敘利亞和利比亞發生事件之後,這並不令人意外。
絕望的難民和尋求庇護者在試圖非法越境進入歐洲的海上喪生,歐盟國家則在試圖將他們拒之門外時,進行假人道了表演。
先是人道主義,之後又是務實主義,梅克爾總理後來因在代表歐盟與土耳其獨裁總統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達成有爭議的協議中發揮的關鍵作用而受到國際特赦組織和難民組織的抨擊。
該協議要求土耳其不僅要防止難民和其他人登上開往歐洲的走私船,還要開始接回那些設法登陸希臘海岸的人。
還有更多“是的,但是”的例子,當談到梅克爾(Angela Merkel)時,所謂的歐盟捍衛人權的堡壘,已經是她的名字。
是的,今年夏天,她和其他 16 位歐盟領導人簽署了一封聯名信,以捍衛 LGBTQ+ 社區,當時就成員國匈牙利的一項新法律引發了激烈的爭議。
但多年來,梅克爾也被許多人視為匈牙利民主倒退的推動者。
匈牙利自封為“非自由派”的總理維克托·奧爾班直到最近還是梅克爾總理在布魯塞爾的中右翼 EPP 小組的成員,保證了它在歐洲議會中的更多席位和影響力。疏遠他是有問題的,她再次沒有採取果斷行動。
匈牙利及其歐盟盟友波蘭——德國企業的重要合作夥伴——令人得到的結論是,梅克爾和整個歐盟,在涉及其人權記錄和法治並不一致。
西班牙前外交部長兼世界銀行集團前副行長安娜·帕拉西奧(Ana Palacio)最近指責德國有效地領導了她所說的歐洲控制其非自由成員的“非戰略”。她說,如果德國想採取行動維護歐盟保護人權和法治的創始原則,它就會發生。
帕拉西奧女士還抨擊了歐盟的外交政策,將缺乏方向和“可疑決定”歸咎於梅克爾(Angela Merkel)的大門:從歐盟與土耳其的交易到與中國的全面投資協議。該協議於去年 12 月在德國擔任歐盟 6 個月輪值主席國結束時簽署,令當時即將上任的華盛頓拜登政府感到震驚。
2020年,中國是德國最重要的貨物貿易夥伴。
安格拉·梅克爾 (Angela Merkel) 經常受到抨擊,因為她似乎允許德國的貿易利益決定其國家的外交政策,從而對歐盟產生影響。
最後是搞好與俄羅斯的關係。
通過在俄羅斯和德國之間建造北溪 2 管道以確保更便宜的能源,她被指責削弱了歐盟的政治團結和戰略一致性,並讓普丁不感到他必須面對強大的歐盟影響力。
許多中歐和東歐國家反對這條管道。烏克蘭總統沃洛德米爾·澤倫斯基最近將北溪二號稱為“危險的地緣政治武器”。
梅克爾只堅稱,如果莫斯科濫用管道,歐盟將對其實施進一步製裁。
她的另一面,她一直是對烏克蘭制裁俄羅斯的熱情倡導者。 2020 年 8 月,當著名的俄羅斯反對派政治家阿列克謝·納瓦爾尼 (Alexei Navalny) 被毒死時,這位德國領導人讓他飛往柏林的一家醫院,在那裡她採取了非常不尋常的步驟,突然拜訪了他。
再一次混合面貌的梅克爾歷史臉孔。
這篇文章的目的並不是要求梅克爾 (Angela Merkel) 面對歐盟的所有弊病。
在布魯塞爾,梅克爾的師父科爾被視為現代歐盟的創始人。他支持歐元的想法,反對當時德國的多數輿論。他的理由是政治上的,而不是經濟上的。
科爾認為,共同貨幣將防止歐洲鄰國之間發生進一步的戰爭。
科爾還推動德國統一,這讓德國西部的納稅人付出了代價。通過這樣做,他使東歐和中歐更接近歐盟,即使加入歐盟的前景仍然很遙遠。
相比之下,安格拉·梅克爾 (Angela Merkel) 的歐洲王冠就不那麼好了。危機時期的關鍵歐盟人物?她只是讓幫派團結在一起的膠水?
是的。
她是一個自信的新歐盟未來的建築師?可能不是。
法國的埃馬紐埃爾·馬克洪 (Emmanuel Macron) 渴望獲得這個頭銜。
四年前在巴黎,他要求在宣布總統選舉勝利時演奏貝多芬的第九首——歐盟國歌。綽號“歐洲先生”的他有一個雄心勃勃的歐盟改革計劃,包括從美國獲得戰略自主權——或者至少減少對美國的依賴,但他需要安格拉·梅克爾的幫助。
幫助為所謂的歐洲法德發動機注入活力 - 並幫助德國納稅人的錢投資,使他的 21 世紀歐盟願景成為現實。
這在德國並不是最流行的想法,因為安吉拉·梅克爾 (Angela Merkel) 非常清楚。
多年來,她一再的反擊和無休止的拖延戰術,直到 Covid 復甦基金,導致她被悄悄地稱為 Nein 總理。
柏林對法國總統的政府有自己的綽號,Scattergun。顯然是因為他們不斷為歐洲提出各種不同的想法:從擁有自己的國防力量到環境建議,再到新的歐盟貿易精神和歐元貨幣整合。
無論德國的下一任總理在本月的選舉之後是誰,而且競選已經白熱化,他或她將缺乏安吉拉·梅克爾多年來在布魯塞爾積累的經驗和莊嚴。
埃馬紐埃爾·馬克洪(Emmanuel Macron)看到了歐盟議席頭上的默克爾形狀的洞,並希望填補它。
如果他這樣做,歐盟可能會發生一些重大變化。這位在法國被稱為愛麗舍宮皇帝的人,很想被加冕為歐洲之王。
不過,首先,他必須贏得四月份的法國總統大選。
這絕非易事。
For her part, Angela Merkel insists the EU will impose further sanctions on Moscow if it abuses the pipeline.
She has been a passionate advocate of sanctions against Russia over Ukraine. And when prominent Russian opposition politician Alexei Navalny was poisoned in August 2020, the German leader had him flown to a Berlin hospital, where she took the highly unusual step of paying him a surprise visit.
A mixed legacy once again.
The aim of this article is not, of course, to lay all EU ills at Angela Merkel's door.
But when it comes to EU legacies, it's worth taking a look, as German journalists have been doing, at her late political mentor, former German Chancellor Helmut Kohl.
In Brussels, he is viewed as a founding father of the modern-day European Union. He supported the idea of the euro, against majority public opinion in Germany at the time. His reasons were political, rather than economic. Helmut Kohl believed a common currency would prevent further wars between European neighbours.
Kohl also pushed for German reunification, to the cost of taxpayers in western Germany. In so doing, he brought Eastern and Central Europe that much closer to the EU, even if membership was still a far-off prospect.
同時也有54部Youtube影片,追蹤數超過19萬的網紅National Football News,也在其Youtube影片中提到,Speak For Yourself | Wiley insists 76ers have a Ben Simmons problem, will trade him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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啲𡃁鬧交,肥波企邊邊?
今日肥波去陸軍第16空中突擊旅(16 Air Assault Brigade)訪問,呢隊就係有份參與緊急空降阿富汗首都機場,協助撤僑行動嘅部隊之一。阿富汗撤僑甩漏嘅問題上面,尋日外交委員會主席Tom Tugendhat忽然爆情報文件問到Dominic Raab口啞。
响啲𡃁隻抽,作為老細嘅肥波,仲要响啲軍人面前,點都要表下態。
"It's been clear for many months that the situation could go very fast and that has been in part of the intelligence briefings. There have also been suggestions, as you know, that the Afghan national defence force might hold on for longer."
(多個月黎,啲情報已經講得好清楚,(阿富汗)局勢係會有急促變化。相信大家都知,亦有部份情報提出,阿富汗政府保安部隊或者可以支持耐啲。)
"But logically you can see what happens: Once people in the Afghan Army felt they were no longer going to be getting the American air cover then the logic for them became really to end their resistance and so things did go faster."
(以邏輯咁睇成件事:當阿富汗政府軍感覺到唔再得到美國空軍支援之後,邏輯上佢地就會放棄抵抗(塔利班),咁局勢變化就更加快。)
哦....邊個無邏輯?明知唔對路,抬X唔識轉膊?
Patreon原文:
英國首相用邏輯抽擊
https://bit.ly/2WPuPiq
#鬧下屬唔洗開名
#賴阿登唔都係一樣
報導:
《Sky News》Raab says Afghan evacuations could resume 'in near future' - as PM insists UK response was not 'spur of the moment'
https://news.sky.com/story/afghanistan-raab-says-evacuations-from-kabul-airport-could-resume-in-the-near-future-following-discussions-with-qatar-12397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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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更新:
英國電視監管機構Ofcom,再一次守住言論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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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清零」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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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大臣接受下議院外交委員會質詢,口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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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dcast:近代阿富汗與塔利班點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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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忘五大訴求 公民抗命有理
—10‧20九龍遊行陳情書
(案件編號:DCCC 535/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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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忘初衷,活在愛和真實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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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法官雅文閣下:
2012年,我第一次站在法庭上承認違反「公安惡法」,述說對普選的盼望,批評公安惡法不義,並因公民抗命的緣故,甘心樂意接受刑罰。當年我說,如果小圈子選舉沒有被廢除,惡法沒有消失,我依然會一如故我,公民抗命,並且我相信將會有更多學生和市民加入這個行列。想不到時至今日,普選仍然遙遙無期,我亦再次被帶到法庭接受審判,但只是短短7年,已經有數十萬計的群眾公民抗命,反對暴政。今日,我承認違反「未經批准的政府」所訂立「未經批准的惡法」之下的「未經批准集結」罪,我不打算尋求法庭的憐憫,但請容許我佔用法庭些微時間陳情,讓法庭在判刑前有全面考慮。
暴力之濫觴
在整個反修例運動如火如荼之際,我正承擔另一宗公民抗命案件的刑責。雖然身在獄中,但仍然心繫手足。我在獄中電視機前見證6月9日、6月16日及8月18日三次百萬港人大遊行,幾多熱愛和平的港人冒天雨冒彈雨走上街頭,抗議不義惡法,今日關於10月20日的案件,亦是如此。可能有人會問,政府已在6月暫緩修例,更在9月正式撤回修例,我等仍然繼續示威,豈非無理取鬧?我相信法官閣下肯定聽過「遲來的正義並非正義」(Justice delayed is justice denied)這句格言。當過百萬群眾走上街頭,和平表達不滿的時候,林鄭政府沒有理睬,反而獨行獨斷,粗暴踐踏港人的意願,結果製造出後來連綿不絕的爭拗,甚至你死我活的對抗。經歷眾多衝突痛苦之後,所謂暫緩撤回,已經微不足道,我們只是更加清楚:沒有民主,就連基本人權都不會擁有!
在本案之中,雖然我們都沒有鼓動或作出暴力行為,但根據早前8‧18及10‧1兩宗案件,相信在控方及法庭眼中,案發當日的暴力事件仍然可以算在我們頭上,如此,我有必要問:如果香港有一個公平正義的普及選舉,人民可以在立法會直接否決他們不認可的法律,試問2019年的暴力衝突可以從何而來呢?如果我們眼見的暴力是如此十惡不赦,那麼我們又如何看待百萬人遊行後仍然堅持推行惡法的制度暴力呢?如果我們不能接受人民暴力反抗,那麼我們是否更加不能對更巨大更壓逼的制度暴力沈默不言?真正且經常發生的暴力,是漠視人民訴求的暴力,是踐踏人民意見的暴力,是剝奪人民表達權利的暴力。真正憎恨暴力,痛恨暴力的人,不可能一方面指摘暴力反抗,又容忍制度暴力。如果我需要承擔和平遊行引發出來的暴力事件的刑責,那麼誰應該承擔施政失敗所引發出來的社會騷亂的罪責呢?
社會之病根
對於法庭而言,可能2019年所發生的事情只是一場社會騷亂,務必追究違法者個人責任。然而,治亂治其本源,醫病醫其病根,我雖然公民抗命,刻意違法,控方把我帶上法庭,但我卻不應被理解為一個「犯罪個體」。2019年所發生的事情,並不是我一個人或我們這幾位被告可以促成,社會問題的癥結不是「犯罪份子」本身,而是「犯罪原因」。我明白「治亂世用重典」的道理,但如果「殺雞儆猴」是解決方法,就不會在2016年發生旺角騷亂及2017年上訴庭對示威者施以重刑後,2019年仍然會爆發出更大規模的暴力反抗。
如果不希望社會動亂,就必須正本清源,逐步落實「五大訴求」,從根本上改革,挽回民心。2019年反修例運動,其實只是2014年雨傘運動的延續而已,縱使法庭可能認為兩個運動皆是「一股歪風」所引起,但我必須澄清,兩個運動的核心就是追求民主普選,人民當家作主。在2019年11月24日區議會選舉這個最類近全民普選的選舉中,接近300萬人投票,民主派大勝,奪得17個區議會主導權,這就是整個反修例運動的民意,民意就是反對政府決策,反對制度暴力,反對推行惡法,不容爭辯,不辯自明。我們作為礦場裡的金絲雀,多次提醒政府撤回修法,並從根本上改革制度,而在10月20日的九龍遊行當然是反映民意的平台契機。如今,法庭對我們施加重刑,其實只不過是懲罰民意,將金絲雀困在鳥籠之內,甚至扼殺於鼓掌之中,窒礙表達自由。
堅持之重要
大運動過後的大鎮壓,使我們失去《蘋果日報》,失去教協,失去民陣,不少民主派領袖以及曾為運動付出的手足戰友都囚於獄中,不少曾經熱情投入運動的朋友亦因《國安法》的威脅轉為低調,新聞自由示威自由日漸萎縮,公民社會受到沈重打擊,我亦失去不少摯友,有感傷孤獨的時候,但我仍然相信,2019年香港人的信念,以及所展現人類的光輝持久未變。我不會忘記百萬人民冒雨捱熱抗拒暴政,抵制惡法,展現我們眾志成城;我不會忘記人潮紅海,讓道救護車,展現我們文明精神;我不會忘記年青志士直接行動反對苛政,捨身成仁,展現我們膽色勇氣;我不會忘記銀髮一族走上街頭保護年青人,展現我們彼此關懷;我不會忘記「五大訴求」,不會忘記2019年區議會選舉,展現我們有理有節。
法官閣下,我對於當日的所作所為,不感羞恥,毫無悔意。我能夠在出獄後與群眾同行一路,與戰友同繫一獄,實是莫大榮幸。若法治失去民主基石,將使法庭無奈地接受專制政權所訂立解釋的法律限制,隨時變成政治工具掃除異見,因此爭取民主普選,建設真正法治,追求公平正義,仍然是我的理想。在這條路上,如有必要,我仍然會公民抗命,正如終審法院海外非常任法官賀輔明(Lord Hoffmann)所言,發自良知的公民抗命有悠久及光榮的傳統,歷史將證明我們是正確的。我期望,曾與我一起遊行抗命的手足戰友要堅持信念,在艱難歲月裡毋忘初衷,活在愛和真實之中。
最後,如9年前一樣,我想借用美國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牧師的一番話對我們的反對者說:「我們將以自己忍受苦難的能力,來較量你們製造苦難的能力。我們將用我們靈魂的力量,來抵禦你們物質的暴力。對我們做你們想做的事吧,我們仍然愛你們。我們不能憑良心服從你們不公正的法律,因為拒惡與為善一樣是道德責任。將我們送入監獄吧,我們仍然愛你們。」(We shall match your capacity to inflict suffering by our capacity to endure suffering. We shall meet your physical force with soul force. Do to us what you will, and we shall continue to love you. We cannot in all good conscience obey your unjust laws because noncooperation with evil is as much a moral obligation as is cooperation with good. Throw us in jail and we shall still love you.)
願慈愛的主耶穌賜我們平安,與我和我一家同在,與法官閣下同在,與香港人同在。沒有暴徒,只有暴政;五大訴求,缺一不可!願榮耀歸上帝,榮光歸人民!
第五被告
黃浩銘
二零二一年八月十九日
Lest we forget the five demands: civil disobedience is morally justified
- Statement on 10‧20 Kowloon Rally
(Case No.: DCCC 535/2020)
Your Honour Judge Woodcock
In 2012, I stood before the court and admitted to violating the "Public Security Evil Law". I expressed my hope for universal suffrage, criticized the evil law as unjust, and willingly accepted the penalty for civil disobedience. Back then, I said that if the small-circle election had not been abolished and the draconian law had not disappeared, I would still be as determined as I was, and I believe that more students and citizens would join this movement. Today, universal suffrage is still a long way off, and I have been brought before the court again for trial. But in just seven years,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have already risen up in civil disobedience against tyranny. Today, I plead guilty to "unauthorised assembly" under an unapproved evil law enacted by an unauthorised government. I do not intend to seek the court's mercy, but please allow me to take up a little time in court to present my case so that the court can consider all aspects before sentencing me.
The roots of violence
At the time when the whole anti-extradition law movement was in full-swing, I was taking responsibility for another civil disobedience case. Although I was in prison, my heart was still with the people. I witnessed the three million-person rallies on 9 June, 16 June and 18 August on television in prison, when many peace-loving people took to the streets despite the rain and bullets, to protest against unjust laws. Some people may ask, "The Government has already suspended the legislative amendments in June and formally withdrew the bill in September, but we are still demonstrating, are we not being unreasonable?" I am sure your Honour has heard of the adage "Justice delayed is justice denied". When more than a million people took to the streets to express their discontent peacefully, the Lam administration ignored them and instead acted arbitrarily, brutally trampling on the wishes of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resulting in endless arguments and even confrontations. After so many conflicts and painful experiences, the so-called moratorium is no longer meaningful. We only know better: without democracy, we cannot even have basic human rights!
In this case, although we did not instigate or commit acts of violence, I believe that in the eyes of the prosecution and the court, the violence on the day of the incident can still be counted against us, based on the August 18 and October 1 case. And now I must ask - If Hong Kong had a fair and just universal election, and the public could directly veto laws they did not approve of at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then how could the violent clashes of 2019 have come about? If the violence we see is so heinous, how do we feel about the institutional violence that insists on the imposition of draconian laws even after millions of people have taken to the streets? If we cannot accept violent rebellion, how can we remain silent in the face of even greater and more oppressive institutional violence? The true and frequent violence is the kind of violence that ignores people's demands, that tramples on their opinions, that deprives them of their right to express themselves. People who truly hate violence and abhor it cannot accuse violent resistance on the one hand and tolerate institutional violence on the other. If I have to bear the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for the violence caused by the peaceful demonstration, then who should bear the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for the social unrest caused by failed administration?
The roots of society's problems
From a court's point of view, it may be that what happened in 2019 was just a series of social unrest, and that those who broke the law must be held personally accountable. What happened in 2019 was not something that I alone or the defendants could have made possible, and the crux of the social problem was not the 'criminals' but the 'causes of crime'. I understand the concept of " applying severe punishment to a troubled world", but if "decimation" was really the solution, there would not have been more violent rebellions in 2019 after the Mongkok "riot" in 2016 and the heavy sentences handed down to protesters by the Court of Appeal in 2017.
If we do not want social unrest, we must get to the root of the problem and implement the "five demands" step by step, so as to achieve fundamental reforms and win back the hearts of the people. 2019's anti-revision movement is indeed a continuation of 2014's Umbrella Movement, and even though the court may think that both movements are caused by a "perverse wind", I must clarify that the core of both movements is the pursuit of democracy and universal suffrage, and the people being the masters of their own house. In the District Council election on 24 November 2019, which is the closest thing to universal suffrage, nearly 3 million people voted, and the democratic camp won a huge victory, winning majority in 17 District Councils. As canaries in the monetary coal mine, we have repeatedly reminded the government to withdraw the extradition bill and fundamentally reform the system, and the march in Kowloon on 20 October was certainly an opportunity to reflect public opinion. Now, by imposing heavy penalties on us, the court is only punishing public opinion, trapping the canaries in a birdcage, or even stifling them in the palm of their hands, suffocating the freedom of expression.
The importance of persistence
As a result of the crackdown after the mass movement, we lost Apple Daily, the Hong Kong Professional Teachers' Union, and the Civil Human Rights Front. Many of our democratic leaders and comrades who had contributed to the movement were imprisoned, and many of our friends who had been passionately involved in the movement had been forced to lay low under the threat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I still believe that the faith of Hong Kong people and the glory of humanity seen in 2019 will remain unchanged. I will never forget the millions of people who braved the rain and the heat to resist tyranny and evil laws, demonstrating our unity of purpose; I will never forget the crowds of people who gave way to ambulances, demonstrating our civility; I will never forget the young people who sacrificed their lives, demonstrating our courage and bravery; I will never forget the silver-haired who took to the streets to protect the youth, demonstrating our care for each other; I will never forget the "five demands" and the 2019 District Council election, demonstrating our rationality and decency.
Your Honour, I have nothing to be ashamed of and no remorse for what I did on that day. It is my great honour to be in prison with my comrades and to be able to walk with the public after my release. If the rule of law were to lose its democratic foundation, the courts would have no choice but to accept the legal restrictions set by the autocratic regime and become a political tool to eliminate dissent at any time. As Lord Hoffmann, a non-permanent overseas judge of the Court of Final Appeal, said, civil disobedience from the conscience has a long and honourable tradition, and history will prove us right. I hope that my comrades in arms who walked with me in protests will keep their faith and live in love and truth in the midst of this difficult time.
Finally, as I did nine years ago, I would like to say something to those who oppose us, borrowing the words of American civil rights leader Reverend Martin Luther King: "We shall match your capacity to inflict suffering by our capacity to endure suffering. We shall meet your physical force with soul force. Do to us what you will, and we shall continue to love you. We cannot in all good conscience obey your unjust laws because noncooperation with evil is as much a moral obligation as is cooperation with good. Throw us in jail and we shall still love you."
Peace be with me and my family, with Your Honour, and with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There are no thugs, only tyranny; five demands, not one less! To god be the glory and to people be the glory!
The Fifth Defendant
Wong Ho Ming
19 August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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