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的美籍人類學家Gordan Mathews是以研究「重慶大廈」與「全球化」聞名的學者，在香港局勢變化後，他的動態引起學界關注。
這篇來自【明報新聞網】的文章，分享了他將繼續留港執教的消息外，也介紹了他投入香港文化人類學研究的歷程。這帶我們進一步思考，國國人類學者到台灣進行田野調查研究與教育的價值會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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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數手指，本來即將屆滿大學退休年齡的他來港教書二十七年，初來時已是步入中年的三十九歲，學生喜歡親切地叫他Gordon。香港是他人類學事業的起步，當年本科畢業後，他一心想離開美國，臨時讀個教育課程，便隻身前往日本札幌當英語老師，「美國人人都會發誓要如何成功，在日本倒像怎樣也沒關係，其實幾開明的」。度過十年快樂時光，一天他忽爾思考這種生活能否終生，「『What did you do today?』『I, aet, fish!』『Oh! Very good!』——到五十歲還繼續做這樣的事？不了！」便跑回美國進修，初次接觸人類學，以人生的意義為研究題目，順利拿下碩士和博士學位。下一站為何選擇香港？因為看見了中文大學的海外招聘。
初來報到，Gordon被指派教授語言與文化、語言與社會等不熟悉的學科，吃吃笑問要不要在報紙上公開自己的糗事——一個學生在外國讀完一模一樣的科目後，回來跟他投訴所教內容南轅北轍。經歷八年，終於辛苦建立了一些與自己研究興趣相關的科目，比如「人生的意義」和「全球化與文化」。
香港人認識Gordon Mathews，除因譯名「高登」夠地道，更因重慶大廈在反修例運動中洗脫污名的多年前，這位學者已深入研究，頻頻穿梭搭訕甚至過夜，從無數訪談中發掘水貨商人、逾期居留者、無國籍難民與尋求庇護者的故事，寫下成名作。而其實，Gordon初次踏足重慶大廈來得更早——當年離開日本返回美國前，他背上背包環球旅遊，就在中英聯合聲明簽署的前一年來到香港。沒想過與這城市有將來的他，並無仔細察看城裏人臉上的憂慮，至今記得的只有從渡輪上看過的日落。那次因想省點旅費，選擇在重慶大廈落腳，這個多年後他筆下謹慎論述的低端全球化中心，當時對他僅是個對人說起自己已婚，會被讚歎過於老實的地方。
（以上引用網頁原文）
https://news.mingpao.com/pns/%e5%89%af%e5%88%8a/article/20210221/s00005/1613844354373/%7b%e6%89%b9%e5%88%a4%e6%80%9d%e8%80%83%e9%81%94%e4%ba%ba%7dgordon-mathews-%e7%95%99%e6%b8%af%e5%9f%b7%e6%95%99-%e6%98%af%e5%80%bc%e5%be%97%e7%9a%84%e5%86%92%e9%9a%a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