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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美國扛起「抗中」大旗的同時，美中關係不會因「拜習二度通話」有機會春暖花開】
縱然拜登向習近平表示美國無意變動「一中政策」的方針，但這從來都是美國政府的基本態度，或許可以解釋成有維持「戰略模糊」的意涵，但依舊是持續反制中國所帶來的威脅。
而國內部分親中學者似有見獵心喜的心態，認為這是拜登向中遞出橄欖枝，認為台灣就是「麻煩製造者」，這種出於個人政治喜惡的評論，根本無視理論與事實，更遑論是知識邏輯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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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 #習近平 #美中關係 #抗中
《推薦閲讀：如果丘吉爾領導當下的美國，美國能避免衰落嗎？》
Niall Furgeson /英國歷史學家，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 原文刊載於英國《經濟學人雜誌》8/21
當美國於一片混亂中撤離阿富汗時，它的衰落令人回想起一個世紀前大英帝國的殞落。
一位歷史學家警告：阿富汗只是開始，未來可能會因此導致更大的衝突。
「許多人仍沈浸在無知之中……而他們的領導人為了獲取選票，不敢點醒他們。」
在《集結風暴》（即丘吉爾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的第一卷）一書中，丘吉爾如此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勝利者：英國。
他痛苦地回憶：「拒絕面對令人不愉快的問題，渴求人民的擁護和選舉勝利，不顧國家的重大利益。」
美國讀者看著他們的政府「丟臉的」離開阿富汗，聽著拜登總統緊張而努力地為他造成的不光彩撤離辯護，可能會發現：丘吉爾戰前針對英國的批評，有一些會令他們心裡不舒服、但卻似曾相識。
借用耶魯大學的歷史學家Paul Kennedy 的一句話，當時英國的精神狀態是整個國家的疲憊和「帝國過度擴張」的產物。
自1914年以來，英國經歷了一次世界大戰和1929年大蕭條，並且在1918至1919年經歷可怕的大流行病——西班牙流感。
財政被堆積如山的債務，壓得喘不過氣來。
儘管英國仍然是全球主要貨幣發行國，但在貨幣方面，它已經不再是當年無可匹敵的角色。高度不平等的英國社會，促使左派政治家要求即使不實行徹底的社會主義，也要進行社會財富和權力的重新分配。
一部分知識分子在這方面走得更遠，他們選擇擁護共產主義甚或法西斯主義。
與此同時，凝固而無法變通的統治階層，傾向於忽略不斷惡化的國際形勢。英國的全球主導地位在歐洲、亞洲和中東都受到威脅。集體安全體系——當時建立在國際聯盟的基礎上，它是1920年戰後和平解決方案成立的國際組織，也正在崩潰，只留下了一個鬆散的聯盟，勉強補足業已離散的帝國影響力。
但結果卻是另一場更大的災難式的失敗：英國人既沒有認識到極權主義威脅規模之大，也沒有積累出阻嚇獨裁者的手段。
英國的教訓，是否有助於我們理解當下美國權力的未來？
美國人更喜歡從美國自己的歷史中吸取教訓，他們很少從他國歷史，看待世界。但將美國與上一任大英帝國的全球霸主對比，或許會為我們帶來更多啓發。因為今天的美國與戰時的英國，在許多方面都很相似。
與任何歷史類比一樣，這樣的類比當然也有缺陷。英國在20世紀30年代統治了廣闊的殖民地和其他附屬國，今天的美國卻沒有相同的統治區域。
這一點使得美國人在自我認知上認為美國並非一個帝國，即使他們的士兵和公民在阿富汗駐紮了20年才撤退：他們依舊如此認為。
儘管美國的新冠病毒死亡率很高，但也並沒有嚴重到英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所經歷的那種受創傷的程度。當時英國有大量的年輕人被流感屠殺（近90萬人死亡，15至49歲的男性中，佔了大約6%，至少170萬感染者）。美國如今面臨的威脅也不像納粹德國對英國造成的威脅那樣明顯而迫切。
不過，某些相似之處還是很驚人，而且這兩個國家在阿富汗強行建立自己相信的價值秩序，都相繼失敗了。
早在1930年2月，在「過早的」現代化改革引發了一場叛亂之後，《經濟學人》雜誌已指出：「很明顯，阿富汗不會採用西方的東西。」
近幾十年來，預測美國衰落的書和文章已經太多了，以至於「衰落主義」已經成為一種陳腔濫調。
但英國在20世紀30年代和50年代之間的經歷提醒我們，還有比溫和的、漸進式的衰退更糟糕的命運。
《以金錢為導向的價值觀》
我們從堆積如山的債務開始談起。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英國的公共債務從1918年佔GDP的109%，上升到1934年略低於200%。而美國的聯邦債務與英國雖有所不同，但在規模上是可以比較的。如今她的債務達到國內生產總值GDP近110%，甚至高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不久前一個高峰。
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估計，到2051年，它可能超過200%。
當今的美國與大約一個世紀前的英國有一個重要區別，美國聯邦債務的平均期限相當短（65個月），而英國超過40%的公共債務採取的是永久債券或年金的形式。這意味著，今天的美國債務對利率的變化，要比當初的英國危險且敏感得多。
另一個關鍵差異是財政和貨幣理論的巨大轉變，這很大程度上正是凱恩斯對英國戰時政策的建議。
1925年，英國決定以戰前過高的價格將英鎊回歸金本位，這使英國陷入了長達八年的通貨緊縮。工會權力的增加意味著大蕭條期間，工資的削減落後於物價的削減，這導致了就業機會減少。
在1932年的低谷期，英國失業率為15%。然而，英國的大蕭條主要還是因為英國在1931年放棄了金本位制，這使得貨幣政策得以放寬。實際利率的下降意味著償債負擔的減輕，為英國財政創造了新的迴旋餘地。
在未來幾年，美國似乎不太可能出現這種償債成本的下降。以美國前任財政部長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mers為首的經濟學家預測，當前美國的財政和貨政策，將導致通貨膨脹的危險。
英國的實際利率在20世紀30年代普遍下降，而美國的實際利率預計將從2027年開始轉為正數，並穩步上升，到本世紀中期達到2.5%。當然對利率上升的預測，往往是錯誤的，而且美國聯準不急於收緊貨幣政策。但是，如果利率真的上升，美國的債務將需要更多的成本來償還，擠壓聯邦預算的其他支出，特別是國防等可容易調整的支出。
這將問題的關鍵，擺在我們面前了。
丘吉爾在20世紀30年代最關心的問題是：政府在拖延時間——這是英國綏靖政策的基本原理——而不是積極地重新武裝英國軍隊，以應對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帝國主義政府越來越多的侵略行為。丘吉爾反對英國綏靖主義者另一個關鍵論點是，財政和經濟方面的限制——特別是管理一個覆蓋斐濟、岡比亞、圭亞那、溫哥華的帝國，其高額成本使得快速重新武裝英國，變得不再可能。
稱美國今天面臨著類似的威脅——不僅是來自中國，還有來自俄羅斯、伊朗和朝鮮的威脅——這可能顯得異想天開。
然而，僅僅是這一事實，就說明問題所在。
大多數美國人，就像二戰之前的大多數英國人一樣，根本不想考慮在國家已有大量債務下，如何面對希特勒正在發動一場重大戰爭。
如今的美國也正在走向相同的道路。預計美國國防開支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將從2020年的3.4%下降到2031年的2.5%。
這會引起丘吉爾主義者的驚愕。他們也將會經歷相同的敵意和指責——如同當年譴責丘吉爾在煽動戰爭一樣。
《力量是相對的》
美國與其他國家相比的相對衰退，和當初的英國另一個相似點：經濟史學家安格斯·麥迪遜估計，到20世紀30年代，英國經濟產值不僅被美國（早在1872年）超越，而且還被德國（第一次在1898年，在經歷了災難性的戰爭、惡性通貨膨脹和不景氣的年代後，於1935年再次被超越）和蘇聯（1930年）超越。
大英帝國作為一個整體，其經濟規模比英國大，特別是如果把各殖民地包括在內的話，也許是其兩倍大。但美國的經濟規模更大，儘管大蕭條對美國的影響更嚴重，美國的經濟體量，仍然是英國的兩倍多。
今天的美國也面臨著類似的經濟產值相對下降的問題。按照購買力平價法，考慮許多中國國內商品的價格更低，中國GDP在2014年已趕上了美國。按當前美元計算，美國經濟體量仍然更大，但預計兩國的差距將會縮小。今年，中國的美元GDP會是美國的75%左右，到了2026年，則將達到89%。
中國給美國帶來的經濟挑戰比蘇聯曾經帶來的更大。這不是什麼秘密，因為蘇聯的經濟規模在冷戰期間從未超過美國的44%。
在許多運用於國家安全應用的技術領域，從人工智能到量子計算，中國正在努力追趕美國，這也不是什麼機密消息了。中國領導人的雄心壯志也是眾所周知的。
這五年來，美國對中國政府的好感明顯轉變為負面。即便如此，公眾對於應對來自中國的軍事威脅也沒有多大的熱情。如果中國攻打台灣，大多數美國人可能會與英國首相張伯倫的觀點一致，他曾臭名昭地將德國在1938年分割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動描述為「遙遠國家的爭吵，而我們對爭吵的雙方都一無所知」。
在兩次大戰之間，英國態度軟弱的一個關鍵原因是知識分子對帝國的反抗，以及更普遍的對英國傳統價值觀的反抗。
丘吉爾厭惡地回憶起1933年牛津大學辯論社在辯論中提出的動議：「我們拒絕為國王和國家而戰」。他指出：「在英國，人們一般會對這樣一個插曲一笑置之，但在德國、俄羅斯、義大利和日本，他們會有英國已經變得腐朽墮落了的根深蒂固的想法，這種想法也動搖了許多人的盤算。」
當然，這也正是如今中國新一代「戰狼」外交官和民族主義知識分子對美國的看法。
納粹、法西斯和共產主義者都認為英國人對自己充滿了憎惡。「我甚至不知道大英帝國正在消亡，」喬治·奧威爾在他的文章《獵象記》中記錄了他作為殖民地警察的時光。沒有多少知識分子能有奧威爾這樣的洞見，認為英國仍然是「瘦死的駱駝比馬大」。許多人——不像奧威爾——他們選擇了信仰蘇聯共產主義，他們為西方國家的情報部門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與此同時，令人震驚的是，大量上流社會的貴族精英還被希特勒吸引。甚至《每日快報》的讀者，也樂於取笑而非讚頌大英帝國。
《帝國的終結》
美利堅帝國不像曾經的大英帝國一樣有英聯邦自治領地、殖民地和受保護國，但它現在所處的國際主導地位，以及過度擴張帶來的代價，完全與大英帝國相似。
現在美國的左翼和右翼都習慣性地嘲笑或謾罵美國帝國主義的計劃。《國家》雜誌的記者湯姆·恩格爾哈特（Tom Engelhardt）幸災樂禍地說：「美利堅帝國正在崩潰。」
對於右翼來說，經濟學家泰勒·考恩（Tyler Cowen）譏諷地想像著「美利堅帝國的衰落會是什麼樣子」。：
與此同時，進步的非裔美國哲學家康奈爾·韋斯特（Cornel West）認為「‘黑人的命也是命’與反對美利堅帝國的抗爭殊途同歸」，還有兩位支持川普的共和黨人瑞安·詹姆斯·吉爾·杜斯基（Ryan James Gir dusky）和哈倫·希爾（Harlan Hill）認為最近的新冠疫情揭露了「美國其實穿著皇帝的新裝」。
右翼仍然捍衛著美利堅共和國建國的傳統：與此相反，「覺醒」的左翼則試圖將美國歷史改寫為充斥著奴隸制和種族隔離的血淚史。但政治光譜中的任何一方都沒有多少人渴望回到上世紀40年代開始，美國扮演全球霸權時代。
簡而言之，就像20世紀30年代的英國人一樣，21世紀20年代的美國人已不熱衷於帝國主義——中國的觀察人士注意到了這一現象，並對此津津樂道。
然而，帝國仍然存在。
美國幾乎沒有多少真正意義上的的殖民地：只有加勒比海的波多黎各和美屬維爾京群島、北太平洋的關島和北馬里亞納群島，以及南太平洋的美屬薩摩亞。按照英國人的標準，這些殖民地根本不值一提。然而，美國與曾經的大英帝國一樣，軍隊遍布全球，無處不在。美國的武裝部隊人員在150多個國家都有部署，駐外軍隊總人數約為20萬人。
承擔如此廣泛的全球責任並非易事。但是，要想擺脫他們同樣不容易。
英國人為此吃過苦頭，美國人則要吸取英國人的教訓。
拜登決定從阿富汗進行「最後的撤軍」被認為是不明智的，這說明了美國想要減少其在海外所承擔的責任，並不容易。
歐巴馬曾經也做出了類似的從伊拉克撤退的決定，並於2013年宣佈「美國不是世界警察」。
川普的「美國優先」（American First）原則只是同一種衝動的民粹主義的版本：他太渴望離開阿富汗，並以關稅取代「反恐支出」。
在阿富汗發生的撤軍災難完美的說明，想要放棄對全球的主導權，這個過程是不太可能和平度過的。不管用何種措辭，宣佈放棄這場歷時最長的戰爭，就是承認失敗。
這不僅僅對塔利班，是他們的勝利。
中國也在密切關注，畢竟中國與阿富汗也有一段狹小的接壤土地。俄羅斯也在幸災樂禍的作壁上觀。
就在歐巴馬宣佈放棄做世界警察的幾個月後，俄羅斯立刻就對烏克蘭和敘利亞進行了軍事干預。
這並非巧合。
拜登相信美國可以像之前從越南撤軍、擺脫越南這個泥淖一樣從阿富汗撤軍。
越戰是段不光彩的歷史，美國在越南受到的屈辱確實產生了後果。它為蘇聯及其盟國以可趁之機，在其他地方製造了麻煩——包括非洲南部和東部、中美洲以及蘇聯於1979年入侵了阿富汗。
於是我們可以推論在喀布爾重演西貢當年的淪陷，未來也將產生類似的不良影響。
即便新保守主義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後抬頭，狂妄自大到了頂峰的時候，美利堅帝國的終結也不難預見。
我在《巨人：美利堅帝國的興衰》一書中首次提出，當時美國的全球地位至少存在四個根本性的弱點：一是人力赤字（很少有美國人願意在像阿富汗和伊拉克這樣的地方長時間工作）；二是財政赤字（見上文）；三是關注度不夠（選民在大約四年後就對任何大規模干預失去了興趣）；四是歷史視角的缺失（決策者不願從前任那裡汲取經驗教訓，更不願意從其他國家吸取經驗教訓）。
但是曾經的大英帝國從來沒有這些事件。
另一個不同之處在於——這比財政赤字要深刻得多——是美國的負國際投資（NIIP），它佔GDP的比例是-70 %。
負的國際投資本質上意味著外國人對美國資產的所有權，超過了美國人對外國資產的所有權。相比之下，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儘管有大量的海外資產被清算以資助一次世界大戰，但它仍然有著龐大的正國際投資。從1922年到1936年，它一直保持在GDP的100%以上：到1947年才下降到3%。
拋售剩餘的帝國白銀（準確的說，是迫使英國投資者拋售海外資產，交出美元）是英國為二戰買單的一種方式。
但是美國作為一個債務大國，並沒有與之對等的儲備金。只有通過更多的公債出售給外國人，美國才能負擔得起維持其世界霸主地位的成本。
這對於維持其超級大國的地位而言，實在太不穩定了。
《丘吉爾：「我當首相不是為了主持大英帝國的葬禮」》
丘吉爾在《集結風暴》中的論點並不是在借德國、義大利和日本的崛起這一不可阻擋的進程來譴責英國的衰落。相反，他堅持認為，如果西方民主國家在1930年代早些時候採取更果斷的行動，戰爭本來可以避免。
當小羅斯福總統問丘吉爾這場戰爭應該叫什麼時，丘吉爾立刻回答說：「不必要的戰爭。」
同樣的道理，中國的崛起也並非不可阻擋，更不用說俄羅斯了。從朝鮮到委內瑞拉，所有與他們結盟的小國都是經濟上的弱國。中國人口老齡化的速度比預期的還要快，勞動力正在萎縮。
居高不下的公營及私營部門債務正在拖累經濟增長。它也可能在氣候危機中，首當其衝，因為它無法輕易改掉依賴煤炭，作為工業能源的現象。
然而，一系列事件的發展又很容易導致另一場不必要的戰爭。
最有可能是在台灣問題上爆發。
中國要統一台灣，而美國模糊地承諾要防禦中國——隨著東亞地區軍事力量平衡的轉變，這種承諾越來越缺乏可信度。
美國航母越來越難招架中國的東風-21D等反艦彈道導彈，而這還只是美國國防部無法解決的問題之一。
如果美國的威懾失敗，習近平發動突然襲擊，美國將面臨更嚴峻的選擇，要不然打一場漫長而艱苦的戰爭——就像英國在1914年和1939年所做的那樣——要不然就像1956年蘇伊士運河事件那樣，直接認輸。
丘吉爾說他寫《集結風暴》是為了表明：
邪惡者的惡意如何因善良者的軟弱而愈發猖狂；民主國家的結構和習慣為何——除非與更大的有機體結合在一起——會缺乏為卑微大眾提供安全感的毅力和信念；甚至在自我保護的問題上……謹慎和克制的忠告反而會帶來致命的危險……以及因為渴望安全和平靜的生活，而採取的中庸之道，可能會直接導向災難的中心。
他用一句精辟的格言作為這卷書的結束語：「事實勝於幻想。」
近年來，美國領導人過度熱衷於幻想了，譬如小布希領導下新保守主義者「全面統治」的幻想，還有川普想像出的美國「大屠殺」的黑暗噩夢。
隨著另一場集結風暴的到來，也許是時候面對現實了。
丘吉爾看透了這一點：帝國的終結很難不伴隨著陣痛。
——圖片：美國運輸機撤離阿富汗難民、美國最後離開的軍事領袖、拜登在白宮發表演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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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記得我們之前在1980年代的尾聲，談到台商西進中國大陸的故事，當時有不少台商看中對岸的低廉成本與龐大消費市場，紛紛在中國大陸拓展廠房，搶佔優勢。不久之後，1993年在新加坡登場的「辜汪會談」，象徵海峽兩岸長久以來的對抗情勢有了一個緩合的契機。
然而，國際局勢總是千變萬化。隨著1995年李登輝總統訪美之後，年底就爆發了嚴重的台海軍事危機，即使兩岸關係再緊密，中共軍事威脅始終是台灣人民難以擺脫的憂患。
直到2005年，當時的國民黨主席連戰到大陸訪問，和中共總書記胡錦濤會面，再次開啟兩岸交流的新契機，而這個時期的中國大陸全速起飛，2006年，全世界最高的⻘藏鐵路建成了，全球第一貨運港洋山港造好了，外匯存底世界第一，石油消耗世界第二，貿易額世界第三，經濟總產出世界第四，由硬體到軟體急速衝刺，在在顯示中國期望由「大國」重返「強國」的世界定位。
這一年，《天下雜誌》首度針對全台⺠眾進行「面對中國」的⺠意調查，結果顯示，多數人認為中國對台灣，既是威脅，又是機會。許多人不知如何處理這複雜的情緒，半數以上的人也很坦白地承認，並不了解中國大陸，而且也沒太多好感，六成以上的人則認為中國更不了解台灣。
誠如趙春山教授說的：「機會是因為大陸經濟的成長，有了機會，但是因為有反分裂國家法，等於是對台動武取得它所謂內部的法源，當然對台灣而言就是很大的威脅。機會與威脅是並存的。」
中共施展胡蘿蔔與大棒的兩手策略，對兩岸和平究竟是加分還是減分？在兩岸互信不夠的狀況之下，海峽問題會走往什麼方向？台灣要如何正視兩岸關係的現況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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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涂豐恩
與談者：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榮譽教授 趙春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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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COVID-19疫情在台灣看起來雖然是被控制住了，但是在全世界的其他國家都還是超級嚴重。在我們端午節爽爽放四天假的時候，全世界的確診人數已經超過了一千萬人，死亡人數也來到了五十萬的大關。除了少數例外之外，各個民主國家的執政黨都在這件事情上被在野黨窮追猛打。
川普也因為抗疫的各種措施都出問題，民調是越來越慘，已經沒有之前躺著就能贏的氣勢了。越接近投票日結果反而越不知道誰會贏！
本來民主黨推誰出來好像不是很重要，現在不搞清楚一下拜登到底要怎麼選好像不行。對我們台灣人來說，美國總統候選人最重要的大概就是他們的對中政策，會怎麼影響美中之間的關係！
川普沒什麼好說的？他的對中政策就是一直罵罵罵罵罵罵，千錯萬錯都是中國的錯。反正哪裡做不好就先說都是中國害的，把中國當連任選舉的提款機。
拜登一直一來被認為親中色彩濃厚，雖然民主黨的路線本來就是偏向全球化，世界各國大家一起當好朋友，但是拜登不只是因為這樣才跟中國交好，以前拜登跟習近平的私交還真的不錯。BBC就說拜登是第一個跟習近平深交的美國政治領袖，之前2011年歐巴馬的時代他以副總統的身分訪問中國，就是當時還沒當上總書記的習近平接待他啊。據說當時拜登與習近平五天裡交談了10多個小時，那個時候拜登就說，全球經濟穩定的關鍵就是"中美合作"，他也很有信心，說中國崛起對美國和對全世界都有正面影響。
而拜登跟中國來往也不只那一次而已，接下來兩年他跟習近平都一直訪來訪去。先邀請你來我家玩，我再去你家玩。2015年習近平第一次以國家主席的身分到美國訪問，拜登就跟他說"未來五十年的歷史，取決於雙方如何駕馭中美關係"，就可以知道他們兩個交情真的很好。
也不只是這樣，更久以前的1999年時拜登就極力杯葛"台灣安全加強法"，說本來的法案就夠了，沒必要一直去挑釁中國。還說"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關鍵在和平統一，並不支持台獨，也講說美國是有"協助台灣自我防衛"的責任，可是並沒有"守衛台灣"的義務！拜登這個表現真的是很親中沒錯，就連拜登的家人也一樣。
之前烏克蘭電話門的主角，拜登的兒子韓特，就被爆料說他2013年在中國靠關係跟人一起創辦了一家渤海華美投資基金公司（BHR Partners），後來還變成大股東，雖然韓特說一直到2017年為止到他老爸卸任前都沒拿薪水嗎？後來2019年也表示已經離開公司。
不過拜登在這一次選戰裡對中政策的路線也是越來越強硬；五月他在愛荷華州的造勢活動上說，哎呀不用擔心中國啦，難道中國會吃掉美國的午餐嗎？那時候就被批評他是想刻意淡化這個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對美國的威脅。結果到了六月中，一樣是在愛荷華，他又突然改口說他對中國這個共產主義國家的經濟和軍事崛起"很擔憂"。
或許是他終於發現反中才有票，今年三四月疫情高峰的時候才有個民調說，現在美國有超過2/3的人對中國政府抱持負面態度，是繼1989年天安門事件之後，美國民意對中國政府最厭惡的時刻，不過這就代表民主黨跟拜登都發現再也不能這麼親中了啊。今年一月總統蔡英文當選之後，拜登是第一個公開對蔡英文連任表達祝賀的民主黨候選人耶。他也在民主黨初選的辯論裡說，習近平是"骨子裡瞧不起民主的流氓"，最近鬧得很兇的港版國安法，拜登也認為美國應該帶頭譴責。
所以現在美國大選，就是兩邊都在流行反中；拜登批評川普防疫失策，就是在罵他一開始太相信中國，說川普最早還講中國的防疫做的很好，搞到現在火燒到全世界。拜登還說川普抗中都只有在嘴砲，自己會提出比川普更具體、有效而強硬的『中國政策』政見。
可是這樣下去，民主黨的路線真的越來越窄。他們現在要怎麼要跟共和黨做出差異化？之前不是有人在說民主黨早期根本就是支持種族歧視，這個議題也不一定打的贏。同婚現在也合法了，還有什麼？支持墮胎還是反擁槍？
或許打經濟全球化這張牌還是有一點機會。畢竟美國因為防疫使經濟大崩潰，之後就是看到底誰的經濟政策更有說服力。其實不管是哪一黨、再怎麼抗中，中國就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美國要救國內的經濟一定還是要跟中國好好合作，那到底抗中跟中國賺錢要怎麼平衡，更能讓美國人有信心的人就更有機會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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