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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的國寶」陳垣：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的污點｜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11月12日，亞運會開幕當天，也是中國史學大師陳垣先生誕辰130週年紀念日。

11月21日，國內數十位在陳垣研究、史學研究方面卓有實績的專家學者齊集中山大學，追憶研討這位廣東籍學人、當代著名歷史學家、教育家的學術貢獻。

陳垣先生的長子陳樂素、嫡孫陳智超先生也都是著名的歷史學家，「新會陳氏」祖孫三代均在史學領域內蔚為大家，是20世紀中國學術史上的一段佳話。陳智超先生應邀參加了此次研討會，並接受羊城晚報記者的獨家專訪。

一、「應該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有一個重要觀點，即「應該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這句話是他在什麼環境下講的？他做過哪些努力？

陳智超：這話他不止講過一次，並不是一句即興或者偶爾的話。最早應該是1921年，在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會議上。他當時的學生鄭天挺回憶，陳老師(援庵)說：「現在中外學者談漢學，不是說巴黎如何，就是說西京(即日本京都)如何，沒有提中國的。我們應當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奪回北京！」

羊城晚報：他在不同場合多次重申過這個觀點。

陳智超：1929年，陳垣先生在北平師範大學兼任過一段時間歷史系主任。他的學生柴德賡回憶說：「援庵老師深以中國史學不發達為憾，常說日本史學家寄一本新著作來，無異一炮打到我的書桌上。」

1931年9月14日，胡適在日記裡提到：陳垣問我，漢學正統這時候在西京，還是在巴黎呢？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兩個人就相對嘆息，希望在十年之後，把漢學中心奪回到北京。

羊城晚報：在當時的知識分子中有這樣想法的不止陳垣先生一位。

陳智超：對，包括胡適、傅斯年、陳寅恪等諸位先生，都深以為憾，並且有緊迫感。祖父在北大的一位學生朱海濤回憶，「九．一八事變」以後，學生問陳先生對於時局的看法，他就說：「一個國家是從多方面發展起來的，一個國家的地位是從各方面的成就累積起來的，我們必須從各個方面努力和人家比……我們幹史學的，就當處心積慮在史學上壓倒人家。」

二、學術沒有國界，但學者有祖國

羊城晚報：世界著名的法國漢學家伯希和，對陳垣先生非常推崇。但是我們也看到，陳垣先生曾作《敦煌劫餘錄》，以「劫餘」二字表達對斯坦因、伯希和這些西方漢學家某些行為的斥責。那陳垣先生和伯希和有沒有過交集，他們的關係如何？

陳智超：伯希和確實不止一次在公開場合稱讚援庵先生，都有記載留下來，這是一方面。此外，最近在存於巴黎吉美博物館的伯希和檔案中，發現有陳垣先生給他的信，信中提到，你寄來的文章我收到了，一共十五冊。你請我送給王國維先生的單行本，我也轉交了，但很可惜，轉交三天之後他就自沉在昆明湖了。從這裡就看到伯希和、王國維與陳垣三人之間的關聯。

他們兩人有證可考的交往可以追溯到1924年左右。伯希和研究過摩尼教，來華在福州時聽一位龔先生說，在福州烏石山有兩塊摩尼教的碑，但沒有來得及去看。後來伯希和就寫信給陳垣先生，托他有機會再查找一下。陳垣先生的助手樊守執是福建人，正好去福州辦事，於是囑他查找，花了很大功夫，可惜最後還是沒有找到。

羊城晚報：看來他們之間不僅有學術上的交流，而且是可以互相託付辦事的關係。

陳智超：應該說不是一般的交往。1933年，伯希和又一次來中國，當時他把俄國博物館館藏的《元秘史》拍了照片送給中國，中國方面招待他，我的祖父也參加了，而且還回答他的問題，這封信都保留下來了。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撰寫《敦煌劫餘錄》大概也就在上世紀30年代吧？

陳智超：這部書是1931年出版的。為什麼叫「敦煌劫餘錄」呢？是因為敦煌的這些經卷，後來藏在北京圖書館(現國家圖書館)，是經過斯坦因、伯希和掠奪之後，剩下運到北京的部分，一共八千卷。陳垣先生在助手幫助下，花了三個月時間整理清點了一次，編出了這部目錄書，這應該說是敦煌卷子裡面最早的、最科學的目錄。

出版的時候，陳垣先生在序言裡點名批評伯希和：「(清光緒)三十三年，匈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相繼至敦煌，載遺書遺器而西，國人始大駭悟。」有人當時就建議，是不是可以用詞緩和一點，「劫餘」二字過於刺激了。但是他說不行，「劫餘」二字還不能抒發他的憤慨之情，所以堅持不改。你說伯希和知道不知道這個事情？當然知道，而且後來二人確實見了面，伯希和還是對他表示敬意。從此我們可以得到重要的啟示，在外國人面前，只有堅持正確的愛國立場，而不是奴顏婢膝，才能得到對方的尊重。

羊城晚報：那麼陳垣跟伯希和的關係，如果單純從個人層面來說，還是比較友好的。

陳智超：學術沒有國界，但是學者是有祖國的。伯希和是西方最傑出的漢學家之一，但也是掠奪敦煌文物最精的一個人。此人有他的兩面性：1933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日本人趁伯希和第二次來華，希望他也能訪問日本，但他為了表示對日本人侵略東北的憤慨，取消了赴日行程。1945年10月伯希和去世時，陳垣先生還寫信給傅斯年表達了惋惜之情。


三、治學無捷徑，唯有刻苦和持之以恆

羊城晚報：我們看很多關於陳垣先生治學的文章，深感他除了以研究成果影響後代，其治學之道也給今天的學術界帶來很大啟示。

陳智超：我看啟示應該是多方面的。首先有個大前提，從陳垣先生有志學歷史開始，就有一個很明確的觀念：作為歷史學家要有一種自覺，要喚醒國民的歷史觀念。什麼是歷史觀念？不同時期有不同重點。在他那個時代，就是不能忘記外國的侵略，不能忘記中國的光榮傳統，不能忘記中華民族抗擊侵略的氣節。學習歷史研究歷史的目的，這一點是首要的。

羊城晚報：也就是說，做學術不僅憑興趣，更不是為了成名成家，而要有家國之思、民族之念。

陳智超：這一點很重要。另外，他強調治學無捷徑，唯一的體會就是刻苦和持之以恆。比如說有四年時間，因為每天都很早起床編《中西回史日曆》，苦心設計簡明方便的表格，結果得了胃病，只能吃麵，對於一個廣東人來說實在痛苦。在他60多歲研究佛教史時，因為需要參考的一部典籍貯藏在一個潮濕陰暗的地方，多年無人進入，蚊蟲很多。他每天都是吃了奎寧就進去用功一天。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言必有據，實事求是」的嚴謹態度也給人留下很深印象。

陳智超：他強調，歷史學者就應該對歷史負責，要求真，不能去編造歷史。為了求真，有些問題就不是一下子能解決的。陳垣先生倡導文章不要急於發表，「寫成之後要多置時日」，認為如此一來，一者或許有新的材料補充，二者或許有所修正。他自己就曾經重金購買清人的手稿，研究其修改的過程，了解前人怎樣做學問。還有，他要求「不說閒話，力求創新」，提倡「理要講清楚使人心裡服，話要講明白使人看得懂，閒話不說或少說。」在學風上則力求創新，「凡論文必須要有新發現新解釋方與人有用」。這些思想和親身實踐對當今學術界是有借鑑意義的。


四、長居北京，與嶺南割捨不斷

羊城晚報：還想向您請教陳垣先生與嶺南文化之間的關係。首先，出身於一個務實的廣東商人家庭，對於他的人生和治學有沒有產生什麼影響？

陳智超：應該說有很深的影響。祖父是我們家族第一代的讀書人，他前兩代是經商，再前面恐怕就是農民。同輩也有很多經商的，但他從很小就喜歡讀書，雖然沒有家學淵源，也沒什麼師承可言。

祖父當時看書，並不限於只看四書五經，尤其喜歡讀史籍。於是長輩裡就有人指責他不務正業，但是曾祖父還是「購書無吝」。例如他十六歲那年，買了一部《二十四史》，就花去了曾祖父一百多兩銀子，這不是一般的支持。

羊城晚報：家庭給了他比較殷實的經濟基礎，父親又給了他寬鬆的讀書環境，這是家庭的影響。那麼地域方面呢？

陳智超：廣東這個地方，一方面最早感受到列強侵略，另一方面歐風美雨也是最早被感知。祖父在五歲以後就到了廣州，當然跟在新會時大不一樣，接觸了很多新知新事。另外，他在博濟醫學堂和光華醫學專門學校的求學任教經歷也十分重要。這幾年所受到的近代自然科學的嚴格訓練，對祖父後來的史學研究起了積極作用。他在上世紀30年代的一封家書中曾說：「余今不業醫，然極得醫學之益，非只身體少病而已。近二十年學問，皆用醫學方法也。有人謂我懂科學方法，其實我何嘗懂科學方法，不過用這些醫學方法參用乾嘉諸儒考證方法而已。」雖然有點自謙，但這也確實是他能超越乾嘉大儒的原因之一。

羊城晚報：那他為什麼後來就長居北京了呢？

陳智超：他中間也曾短期回鄉，但應當承認，定居北京對他一生來講，有很大的影響。那時不像現在，即使你在窮鄉僻壤，只要有互聯網就可以知道天下事。祖父那個時候就不一樣，要看《四庫全書》，在廣東行嗎？要跟第一流的學者交流，也要在北京才有這個便利。

羊城晚報：那他思念廣東嗎？

陳智超：很思鄉。這種思念，甚至包括到具體的食物，如燒鵝、土鯪魚等。家鄉的災害他很掛心，而且對廣東學者也非常提攜，比如說岑仲勉先生，本來在廣州一所中學當老師，把刊有自己作品的校刊寄給我祖父，他馬上就轉送給了陳寅恪、傅斯年諸先生，直至將岑先生一步步薦入歷史語言研究所。

羊城晚報：您祖父在北京時，還說粵語嗎？

陳智超：在家裡他一直都說粵語。而且，他要求在北京生長的子弟，也一定要學廣東話，有時候還會親自教。在廣東的子女，也要想辦法學官話，甚至連我的姑姑都接到北京來上小學。


五、「二陳」比較研究，應不帶偏見

羊城晚報：今天的研討會也有很多學者提到了陳垣和陳寅恪兩位先生的比較，這也是近年來比較「熱門」的一個課題。您如何看待這種比較？

陳智超：我的看法是，我們要實事求是、不帶偏見地去研究。有些人連兩位先生的主要著作都沒看過，就發表議論，這不大合適。

陳寅恪先生在清華大學國學研究所的學生戴家祥提到，他在跟老師散步的時候，陳先生講，我就佩服兩個人，一個是王國維先生，第二位就是陳垣先生，他「學問踏實，德才兼優」。陳寅恪先生在給陳垣先生的信中，稱他為「大師」，據我所知，這樣的稱呼在寅恪先生的信中好像是絕無僅有的。另一方面我祖父對陳寅恪先生很尊重，他在給我父親的家書裡面描述，自己怎麼希望陳寅恪先生給他寫序，而且也只有他能寫這個序言。這種推崇不是虛名和客套，他們二人互相都很推崇。

羊城晚報：但是新中國成立以後，陳寅恪先生寫出了《柳如是別傳》、《論再生緣》這些皇皇大作，但陳垣先生的論著比起以前就少了很多。人們會從這些比較上得出某些結論，您怎麼看？

陳智超：首先有一個問題不能回避，陳垣先生比陳寅恪先生大十歲。其實，並非1949年後陳垣先生的論著戛然而止，他最後一部大的著作《通鑑胡注表微》是在1946年刊行的，那時他已經66歲。當時他在家書裡面就多次流露「將軍老矣」。

羊城晚報：是不是也有身體不好的原因？

陳智超：一方面當時關於輔仁大學的爭奪很激烈，梵蒂岡要停發經費，輔仁還有三千多師生，中央人民政府不管誰管？這裡面的鬥爭牽扯了他大量的精力。另一方面，年事已高，他也確實身體狀況不樂觀。1953年祖父給冼玉清先生寫了一封信，大意是說：四九年以後因為各種事忙，沒有時間寫學術文章，我正要寫了，結果右手麻木了；請蘇聯專家醫生看過，說我要立即停止一切工作，要休息。這一次就住院大概一百多天，然後陸續又住了八、九次醫院吧，1964年還動過一個大手術。健康狀況不允許了。


六、陳垣還擔負相當的社會工作

羊城晚報：新社會帶給他的震動應該也很大。

陳智超：這當然也是另外一個原因。他經過了晚清、北洋軍閥、國民政府、日本人統治，曾經一度對辛亥革命之後的民國成立以及抗戰勝利都抱有很高期望，但最後都失望了。解放以後為什麼他轉變很快，並不是因為讀了很多馬列主義的書，而是因為看到了現實。我老引這段話，祖父1949年曾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文章中說：

「有人問我北平解放後，你看見些什麼和以前不同？我告訴他，看見的先不說，我告訴你看不見的。解放後的北平，看不見打人的兵，看不見打洋車伕的警察，街上看不見乞丐，看不見整天花天酒地的政府官吏，看不見託人情送官禮的事情，更看不見有所謂『新貴』在琉璃廠買古董……這不同於以前的改朝換代，的確是歷史上空前的、翻天覆地的大變革。」

羊城晚報：那麼他在學術上主要做了什麼？

陳智超：1949年之後，祖父主要做了兩件大事：因為他原來的著作很多都是木刻本，或者在雜誌上發表，現在全部由國家出版社排印出版。大部分著作都是他在解放後精心修改過，並且重新整理的，這是一件工作。另外，就是著手整理《舊五代史》和《冊府元龜》，這是很大的工程，但沒有來得及完成。

羊城晚報：此外，陳垣先生的社會工作也相當繁重。

陳智超：是的，他關心史學教育，繼續指導學生，為出版社審稿，還當著幾千人學校的校長，這都佔去相當的精力。以前的幾十年，他每天凌晨四時起床讀書寫作，晚上九時就寢，生活很有規律。但解放之後，因為不斷參加各種會議，午夜才入睡也成了常事。

羊城晚報：也就是說，二陳在解放後的身份迥異，所以他們承擔的職責也是很不一樣的？

陳智超：對。陳寅恪先生應該說是比較純粹的、學院式的學者，陳垣先生有相當的社會活動，而且還是一位教育家，這個區別客觀存在。

羊城晚報：二人原先在學術上經常交流，新中國成立以後，這種交情還在嗎？

陳智超：這種交往一直沒有斷。過去兩人通信很頻繁，後來因為陳寅恪眼睛失明，沒有直接通信的可能，但還是互相關心的。1953年12月，陳垣給冼玉清先生的信中寫道：「中古史研究所事情當汪君未南行前，曾到舍間商酌，同人意見以為所長一席，寅恪先生最為合適。今聞寅恪先生不就，大家頗為失望，奈何！」而在1955年的信中，陳垣問冼：「寅恪先生起居佳否？聞其女公子調粵工作，可以照顧，甚善。」可見其關心。

七、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當中一個污點

羊城晚報：最近您主持編輯的《陳垣全集》出版了，人們發現書中收入了他生前寫的一個內部檢討材料，裡面交待了有關「曹錕賄選」的情況。

陳智超：我始終不把祖父看做一個完人，更不是把他看做聖人。他就是一位傑出的史學家、教育家、愛國者。他參加曹錕賄選是在1923年，我在全集裡面特別收了他寫的一個內部檢討，當時領導並不要求、也不希望他公開檢討，是他自己寫的。我把這篇文章也發表了。我覺得，既然是全集，就要反映全面。他自己一直認為，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當中一個污點，我也不能給它抹掉了，我保留這封檢討，是讓人家全面了解他，他不是完人，也曾走過彎路。

但是，評價一個人的一生，看他的全部，要看他的晚節。就在參加賄選的同年，他寫了被蔡元培先生稱為「石破天驚之作」的《元西域人華化考》，後來又被推舉為清室善後委員會委員和故宮博物院理事，為保護故宮及故宮文物，與北洋軍閥進行了堅決鬥爭，一度還被捕並遭軟禁。上面提到的陳寅恪先生稱他「德才兼優」，也是在「賄選事件」之後。從這些也可看出當時社會對他的評價。

羊城晚報：那麼這件事到底當時是個怎麼回事？

陳智超：當時陳垣是國會議員，是拿薪水的，而且這個是他主要的收入來源。但由於連年戰爭，薪水已多時未發，後來得到通知說要補發欠薪了，也同時要求他們參加選舉。這是他終身的憾事。

八、三次婚姻與感情生活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出生在一個大家庭，有兩位母親，先後有三個妻子、十一個子女。在感情方面，他處於一種什麼樣的狀態？

陳智超：陳垣5歲時，父親把他過繼給了去世而沒有子嗣的三伯父。陳垣後來回憶說，雖然與過繼母親李氏生活在一起，她對自己也百般關愛，但畢竟是在生母周氏的懷抱中長大，對她還是很依戀的。每次吃飯，他總是在過繼母親處吃一點，然後又偷偷跑回生母那裡去吃飯。五六歲他就離開家鄉到廣州求學，除了有限的幾次回鄉省親外，很少有與母親見面的機會。他常因不能親自侍奉母親而內疚。

年輕時陳垣聰明博學，又長得一表人才，在廣州時被稱為「靚仔垣」。還有人提到這麼一件事：由於經常在報刊上發表文章，又擅長演講，陳垣的名氣與日俱增，招來了不少開放女性的追求。陳垣有段時間用筆名發表文章，其中一個筆名是「豔」，友人問他何意，他坦言是他最喜歡的一個女朋友。

羊城晚報：他為什麼會有三次婚姻呢？

陳智超：1913年因赴北京從政，陳垣跟以前的生活切斷了聯繫，包括「父母之命」的原配妻子鄧照圓，也就是我的祖母。祖母原名「珍安」，識字不多，裹過小腳，因為祖父又字「圓庵」，所以祖母后來將自己的名字改為「照圓」，但他們兩人終究因為彼此思想的巨大隔閡，祖父來京後兩人就沒有再生活在一起。但是祖母知道祖父喜歡吃家鄉的鯪魚，就常讓子女買來曬乾，寄到北京。因為祖父過繼時是「兼祧兩房」，所以又娶了二房吳淑媛，比他小四歲，但也沒有隨他去北京，不久因意外失足落水而亡，年僅28歲。

後來追隨祖父去北京的徐蕙齡，是他在光華醫學專門學校的師妹和學生。他們在北京共同生活了近40年，但到了晚年感情不和，出現巨大矛盾而分居了，後來徐夫人跟隨所生的兒子陳容到了天津生活。

對於身在天津、廣東的兩位妻子，祖父一直寄生活費。直到1966年5月，她們兩位在相隔不到一週的時間內先後去世，祖父這時已經是86歲的老人了。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晚年，他的女弟子劉乃和成為了得力助手和忘年知己，長期相隨。二人之間的關係到底如何？

陳智超：這個問題不是幾句話就可以說清。我的妻子曾慶瑛教授曾在《陳垣和家人》一書中，用了專門一節全面談到這個問題，有興趣的讀者可參閱相關內容。



大師陳垣

陳垣，字援庵，廣東新會人。當代著名的歷史學家、教育家，曾被毛澤東稱為「國家的國寶」，與陳寅恪並稱「史學二陳」。

陳垣先生於1880年出生，六歲至廣州讀書。早年曾考科舉而名落孫山。在博濟醫學堂學過西醫，後創辦並入讀光華醫學堂，並留校任教。

1905年，與潘達微、高劍父創辦《時事畫報》，反對滿清專制、外國侵略，以觀點立場激進而著稱。辛亥革命後，當選民國眾議員，從此定居北京，後曾任教育部副部長。

1917年，38歲的他發表第一篇學術著作《元也里可溫考》，開闢了宗教史研究領域，當即震動學界，一鳴驚人，由此開始學術生涯。

抗戰淪陷期間，他閉門研究，堅決不與日本人合作。1949年，他選擇留在大陸，晚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病逝於1971年。

作為史學大師，他在宗教史、元史、中外交通史、考據學、校勘學、歷史文獻學上獨創甚多，學術建樹影響至今。

作為教育家，他從教74年，從傳統私塾老師到現代大學校長，前後執掌輔仁大學、北京師範大學46年。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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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元資本家」張謇的商海生涯｜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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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歷史上，經科舉入仕是無數文人士子朝思暮想並為之奮鬥一生的目標，而狀元及第，更是科舉士人最高的榮譽，由此可以獲得令人炫目的功名利祿，光宗耀祖。但晚清有一位有幸考取狀元的讀書人，卻毅然決然地走上了荊棘叢生的創辦實業之路，並最終成為近代中國著名的實業家。他就是為中國近代民族工商業的發展做出過卓越貢獻的張謇。

「實業救國」思想逐漸形成

1894年，磋跌科舉考場26年的張謇終於考中狀元，被授以翰林院修撰，取得了官員的身份。但令許多人不解的是，他卻並未借此在官場中尋求步步高陞，而是轉而投身於創辦實業。

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狀元辦廠堪稱令人驚異之舉，但對張謇而言卻決非偶然。數十年在科舉試場中的多次受挫，使張謇耗費了不知多少心血，同時也使其對功名利祿趨於淡泊。最後一次應試純粹是出於孝道，其父隨後病逝，更使他感到「一第之名，何補百年之恨；慰親之望，何如侍親之終」。由是之故，張謇對做官看得愈益輕淡。與此同時，張謇的經世致用與愛國救亡思想日趨強烈。甲午一役中國慘敗於島國日本，深深刺激了張謇的愛國之心，仁人志士紛紛呼籲「設廠自救」，發展中國民族資本主義，以抵禦西方列強的擴張滲透。張謇的「實業救國」思想此時也逐漸形成，促使他毅然走上了創辦實業的道路。

然而無論如何，當時的張謇以狀元和翰林身份而走上興辦實業之路，可謂是一種「情操」上的犧牲。從一向居於「四民之首」，而且以清高自命的封建士大夫群體中的一員，忽然轉而與長期被視為「四民之末」的商人為伍，這在一般士人看來似乎不可思議，他本人也不是沒有經過思想交鋒。張謇投身實業後，仍堅持「言商仍向儒」，始終以儒商的身份出現。他強調自己興辦實業是為了籌措經費發展近代教育，即由士林出發，經過商賈又回歸士林，這在當時可以說是在道義上尋求的一種依據。

創業過程困難重重

1895年，張謇聯合數位商董開始招股辦廠，其間雖經歷了無數的艱難曲折，但他始終未曾動搖。招募商股的過程十分艱難，張謇多次奔走於上海、武昌，有時連旅費都是靠賣字籌措。機器安裝之後，因資金短絀無法收購棉花，難以開工。張謇四處化緣，卻處處碰壁，最後還是依靠一部分地方公款支持，才使大生紗廠能於1899年開工。當時，正值土紗受排擠、機紗供不應求且價格上漲之機，因而大生紗廠開工後利潤較為豐厚，能夠站穩腳跟並得到進一步發展。

1901年，張謇又開始籌辦通海墾牧公司，希望將瀕於荒蕪的海灘改造成為近代棉紡織業的原料基地。這一舉措標誌著張謇的實業活動跨入一個新的階段，即從工業擴展到農業。創辦通海墾牧公司的過程同樣是困難重重，僅勘測地界、起草章程、籌集股金、解決地權糾紛、應對狂風巨潮等事宜，就使張謇心力交瘁，難以為繼。到1905年夏，好不容易建成7條長堤和一部分河渠，並開墾了7000餘畝土地，卻遭遇一場連續五晝夜的大風暴，一丈多高的浪潮將已建成的各堤全部沖毀，牧場羊群也幾乎完全失散，使籌建中的通海墾牧公司遭受毀滅性的打擊。但張謇並未因此氣餒，而是想方設法積極補救，在兩年時間內陸續修復被毀的各條長堤。到1910年，經過整整10年的艱苦創業，通海墾牧公司也終於建成。

商海生涯達到巔峰

1901至1907年是張謇商海生涯中的第一個高峰期。在此期間，他先後創立了19家企業單位，其中大多數是以大生紗廠為軸心，直接或間接為大生紗廠服務。1907年，大生紗廠召開第一屆股東會，決定將這19個企業單位合併，組成通海實業公司，由張謇擔任總理。到1911年辛亥革命前，張謇又陸續投資創辦銀行、船棧、堆棧等十餘個企業，形成了一個以紗廠為中心、實力雄厚的大生資本集團。

辛亥革命後的1912年至1921年，大生資本集團在原有基礎上又得到進一步發展，張謇的商海生涯也隨之達到巔峰。由於大生一、二廠的利潤源源不斷且極為豐厚，為張謇擴張大生資本集團提供了資金條件。1914年在海門開始創建大生三廠，並且擬訂了建立四廠、五廠、六廠、七廠、八廠、九廠的龐大計畫。六廠於1919年開始籌建，但不久流產。八廠在1920年開始籌建。至1924年，大生一、二、三、八4個廠的資本總額已多達770餘萬兩。

除此之外，張謇還擴充了其他實業，尤其是在金融業和交通運輸業方面成效顯著。1918年開始籌辦淮海銀行，次年11月正式營業；所辦大達輪船公司先後自置江輪7艘，航行滬揚、滬海兩條航線；另外，張謇還創辦或協助創建了大昌紙廠、通燧火柴廠以及許多服務性的企業單位；鹽墾企業系統在這一時期也獲得空前發展，到1920年，先後成立了10餘個鹽墾公司。實業巔峰時期的張謇，身兼多個大公司的董事長、總理等要職，儼然成為近代中國實業界的泰斗。

熱心文化公益和地方社會事業

張謇在近代中國不僅以實業活動著稱於世，同時也以熱心文化公益和地方社會事業而聞名遐邇。他具有強烈的愛國之心，對地方自治以及文化教育和地方公益事業十分熱心。張謇曾說：「以國家之強，本於自治；自治之本，在實業、教育；而彌縫其不及者，惟賴茲善。」1903年，張謇在自己的家鄉通州創辦了師範學校，接著又興辦了通州女子師範學校，這在當時可謂開風氣之先。他意識到師範教育對於提高整個民族的文化素質、加快國家近代化的進程具有重要意義，所以對創辦師範學校傾注了諸多心血。1904年，張謇又設立了「通州五屬學務處」，作為統籌推廣新式教育的具體辦事機構，並相繼興辦了一批中學和小學，1906年創建吳淞商船學校，1914年又創辦了河海工科學校。

在地方公益和慈善事業方面，張謇也曾經做出了突出的貢獻。1904年，陸續設立公共植物園、新育嬰堂；1905年，創建南通博物苑，此為中國最早建立的博物館；1909年，改良地方監獄，籌議設立導淮水利公司；1913年，開始修築軍山氣象台，3年後建成；1916年，創辦盲啞學校；1917年，所建圖書館和公園相繼落成；1919年，籌建更俗劇場；1920年，創設繡織局、女工傳習所。經過張謇的努力經營，南通逐漸從一個封閉落後的封建小城鎮，發展成為初具規模的近代新型城市，他本人也因此而獲得了很高的聲譽。


「偉大的失敗的英雄」

好景不長，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帝國主義加緊了對中國的經濟滲透與擴張，從而對民族資本企業的發展形成強大的壓力；另一方面，張謇急於建立龐大的企業體系，投資領域過於寬泛，其結果不僅影響了大生紗廠的正常生產，還導致整個大生資本集團的惡性信用膨脹。

由於一直找不到解除困境的良策，整個大生資本集團的虧損越來越嚴重。到1925年，僅大生一廠的債務就已高達900餘萬兩，大約是其資本總額的260%。是年7月，上海方面的中國、交通、金城、上海四行和永豐、永聚錢莊組成債權人團，全部接辦了大生各廠，大生企業系統實際上已宣告破產，1926年，張謇在南通與世長辭。儘管如此，他用畢生精力創建實業、教育和社會公益福利事業的精神，卻廣受後人的好評和敬佩。1929年胡適曾為《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作序，稱讚張謇在近代中國歷史上是一個很偉大的失敗的英雄，他做了30年開路先鋒，造福於一方，影響於全國，這種評價應該說是符合歷史實際的。一代儒商張謇的商海生涯，將永遠載入中國近代史的史冊，受到人們的敬重和紀念。


作者簡介

朱英，湖北武漢人，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著作有：《辛亥革命時期新式商人社團研究》、《中國早期資產階級概論》、《晚清經濟政策與改革措施》、《商業革命中的文化變遷——近代上海商人與海派文化》等。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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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著咱的夢，來轉｜2020返鄉投票列車：嘉義站】圖文 By 臺大學生會 NTUSA
　
▍嘉義站：在那整片盛開杜鵑的地方 Lalaksu，Uyongu Yatauyungana
　
　傳說，在族人到這開墾以前，一眼望去整片是盛開的野杜鵑。野杜鵑，用鄒族的話來講叫做「Laksu」；這片土地的名字叫做「Lalaksu」，就是「好多好多野杜鵑」的意思。Lalaksu是阿里山山脈東北端山腳下，鄒族特富野社群中Yatauyungana家族的傳統耕地。在1908年，一個鄒族的孩子在這個家族中誕生，他的名字叫做Uyongu Yatauyungana（中文音譯：吾雍·雅達烏猶卡那）。
　
　他是高一生。他一生中改過兩次名，第一次是在就讀小學校時——他的父親因協助日人「討伐」布農族有功而擔任警職，卻在後來爆破捕魚時意外去世，他因此被日本人收養照顧，並在他們的有意栽培下改名為「矢多一生」，「一生」之意為鄒族第一位接受高等學校教育的學生。
　
　完成學業後，矢多一生在1930年進入警務體系擔任巡查、並回到阿里山達邦教育所任教，還要帶領族人發展農業。為了讓「皇民化政策」能深入部落、貫徹執行，日本人透過現代化的教育使矢多一生成為高砂族「先覺者」，取代鄒族「氏族社會」的傳統領導者。而這深深影響了矢多一生在戰後的命運。
　
　日本二戰戰敗後，台灣迎來新的統治者。對於在平地的漢人而言，或許原先期待著回到偉大祖國的懷抱、期待著終於能不受「異族」統治而能擴大的參政權。但對於原住民而言，這個陌生的政權會帶來什麼呢？
　
　1945年，矢多一生取代了傳統領袖代表鄒族與新政府交涉，並授命擔任「吳鳳鄉」鄉長，這時他的名字改喚做「高一生」。這個新來的中華民國政權揮舞著「三民主義」的旗幟，其中提到的「民族平等」讓不少原住民菁英燃起希望。高一生開始推展「高山自治縣」的理想，並擘劃「新美農場」作為族人自主營收產業核心。「高山自治」的理念係延續1935年總督府主辦的「高砂族青年團幹部懇談會」，台灣各地原住民透過彼此共通的日語交流，逐漸萌發「我群」的共同想像。
　
　然而，新政權對這「外族」的自治理念抱持警戒與不信任⋯⋯
　
　1947年，查緝私煙所引爆的二二八事件在全台各地爆發開來，嘉義為當時全島衝突最激烈的地區。因著平地漢人仕紳得請求，作為鄉長的高一生派湯守仁率領鄒族青年下山協助維持市區治安，同時與水上機場的政府軍對峙。這時高一生也將正在避難的台南縣縣長袁國欽（當時的嘉義屬於台南縣管轄）接往山上保護。同年四月，高一生與安猛川共同署名的〈案內狀〉（類似通知書）即為召集台灣各地原住民代表在4月10日前往霧社開會，其中訴說著原住民作為台灣的主人翁卻被侮蔑為藩人，卻還受人利用、成為犧牲者，而盼望著原住民族能一致團結、和平交涉，使此刻來臨的民主精神能讓原住民獲得真正的自治，除了高山區與警察局仍隸屬於政府，其餘一切由原住民自主自治。
　
　這樣的內容被當時的中華民國政府斥為「圖謀反叛」，派人維護治安也被認為是叛徒與政府軍作戰，而保護袁國欽的行為被認為打著「事成可邀功，事敗則殺之」的主意。同年，高一生等人因此而辦理自首、請求自新。對於國民政府而言，原住民族是極陌生的一個群體，若貿然對領導者展開行動，可能導致整個原住民群體反抗。
　
　真正動手，是在1952年六月，保安司令部研擬出一套「高一生等貪汙案行動辦法」，包含了誘捕辦法、鄉長代理人選、宣傳內容等。當時的宣傳內容指控高一生貪污、侵占公款、佔用政府提供給鄉民的各種物資等等，說「現在高一生和他不法的部屬們的罪行，已被本鄉大多數公平正直的同胞揭穿和檢舉，他們的作惡罪行都有了充分確鑿的證據......」。同年九月，包括高一生等鄒族菁英受誘騙下山，於竹崎車站遭到逮捕。
　
　那些未審先判的罪名目的就是要將高一生塑造成族人的敵人，使之受到唾棄、孤立無援，同時也能避免逮捕原住民的領導者後導致群起反抗。然而，事實上以高一生被指控的貪汙罪名之一的「侵占肥料棉布生產貨款等換穀」為例，就有一份1954年4月17日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檢察官對此作出「不起訴處分」的公文抄本，同樣這天諷刺的正是高一生被執行死刑的日子。而保安司令部嘉義山地治安指揮所「貼心的」為避免刺激山胞情緒，囑咐達邦分駐所警員勿將不起訴書送達，並要將原件退還嘉義地檢處。
　
　解嚴之後，當年發生的事開始能被談論，然而高英傑在《政治與文藝交纏的生命：高山自治先覺者高一生傳記》的序文寫下：「專制體制的汙衊和宣傳是可怕而有效的，從此負面評價充斥部落直到今仍無法消散。」當時推動高山自治的菁英遭到統治者的污衊、抹黑，使得高一生被傳說為高山惡霸、其子女也受到外界許多羞辱。與此同時，當年許多鄒族菁英遭逮捕之後，其家庭中的女性被強迫嫁給外省人，就好像當人質一樣。受害者的家人與「他們」結婚了、成為家人了，如何能去談論二二八與白色恐怖呢？
　
　在現在「民主化了」的中華民國，部分白色恐怖下的罪名被平反，包含高一生等人在當時推動的高山自治被政府視為「圖謀叛亂」。然而如今我們何時能、如何能還給原住民族屬於他們的「民主」？如何能畫出一條「回家的路」？當年在獄中指甲被拔掉的Uyongu Yatauyungana，猶掛念著族人與山川土地，寫下〈杜鵑山〉一曲：
　
「totalʉ'i i'o hcuyu ne yonhuci lalaksu 杜鵑山就在南方，
micunana nano yʉn'u miocuso nac'o 正是紅葉漫天的時候了吧？
niya oyonghuasi lau nano taecinha 那座令人思念的山林，
mi'us'nu 'ita hcuyu tngisi ta zomʉ tngisi ta zomʉ 這時烏鴉也飛回舊巢了吧！」
（節錄〈杜鵑山〉，高英傑譯）
　
　
▍列車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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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車時間：
　
東線-2020/01/10 台北車站 18:22
西線-2020/01/10 台北車站 18:46
　
#各站停靠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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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站票價：見購票頁面
　
2019/12/12－2020/01/03
第二階段購票，開放所有民眾購買。　
＃學生低收入戶憑證明免費
＃學生中低收入戶憑證明半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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