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才看到那個唱歌,到底在唱些什麼,實在傻眼。
台灣政黨輪替後,藍綠相互攻訐是常態,選民互相怒罵也常見,說真的這不是什麼大不了的。就算罵的很難聽,亂貼標籤扣帽子,也是民眾自家事,罵過頭被告上法院就去,沒事就沒事,該罰錢就罰,這都不是新聞。
不過嘛,那個塔綠班稱呼就真的很扯,一般而言我們說這種人跟賓拉登沒兩樣,或說這組織行徑很像蓋達,都要有一些可類比的地方。但,拿的多是行為跟手段上可類比,不會取諧音。
好比我罵共匪、赤化,甚至痛罵這就是匪,但我用的定義,你們都可以在反共復國年代中找到,翻一翻過去的政戰教材,都完全可以套用,我可沒重新發明輪子。
之前罵綠共我就覺得很扯了,除了泛綠內的進步派很信共產主義外,其他手段上跟共產黨的關聯小的可以。真要拿現在小粉紅的民族主義,跟台灣這幾年民族主義覺醒的風潮比,還是跟共產主義拉不上邊。說實在的,會覺得左派提倡民族主義,這思維本身就很奇怪。
但好吧,某種程度上,互貼標籤這檔事,硬要講也不是完全不行,只是完全去脈絡,比過去的三合一敵人更扯一百倍就是。
就我來說,我是不在乎你怎麼說綠共還是塔綠班,就算你天天說啥綠畜我也沒感覺。因為,去分析說這些話的人,屬於哪些群體,追這些人的言論出自何處,拉出那個關係網,這才有趣。
有趣在哪?你可以知道,哪些人是正牌共匪,哪一些人又是潛伏匪諜,試圖要撕裂台灣內部造成對立,而其他人只是單純搞不清楚狀況跟著講。
但是喔,一般民眾,名嘴愛講是一回事,政治人物下場唱歌表演,這是另一回事。這代表,高立委自己承認,他就是這樣認為,並覺得這應該當作政治用語,並引以為傲。
政治走到這一步,才是徹底綜藝化,塔綠班的由來純粹只是找個負面名詞亂類比,跟其他藍綠民眾互相辱罵的情緒用詞比,連去脈絡的等級都稱不上。
這只有在過去的下流綜藝節目中可以看到,反正好笑可以圈粉拉高收視率就好,被人提告更棒。
你們可曾見過各方政客,拿下流梗去當競選廣告嗎?
政客私下講話更難聽的可多著,沒品的也很多,但至少都曉得檯面上的斯文要保持著。為何?各位可以多想想,這可不是故做清高。
若我們民眾自己,看到公開拿下流梗嘲弄選民為樂,還沾沾自喜的政客,可以不以為意,甚至覺得喊出自己的心聲,這問題遠遠比亂講話大得多。
不過嘛,我猜他們大概也是冷笑故做清高,然後派人到處留言,說別人也一樣,拿著支持者與政客層次有別的發言,全部混在一起。
同時也有60部Youtube影片,追蹤數超過4,500的網紅林佳龍,也在其Youtube影片中提到,民進黨創黨35周年:為人民反省 今天是民進黨創黨35周年,每一年我們都會舉辦黨慶,紀念與回顧來時路。民進黨的黨史,與台灣民主發展史緊緊扣連,經過35年的奮鬥,我們走過驚心動魄的創黨之路,也開啟過風雲變色的政黨輪替,如今透過民主選舉,本土政權完全執政,民進黨成為台灣第一大政黨,除了紀念與回顧,我想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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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軍距你有點遠,但美軍距你非常近!
2018-11-08 方格子
王臻明 經營部落格「假圖天國」,專長為戰史、中國近代史、軍事、國際關係與地緣戰略,持續提供非主流、非熱門的軍武發展分析與國際政治情勢解讀,也常回顧重大歷史事件與戰史。
是說在討論中國武力犯台的可能性時,常常希望能破除一些迷思,讓國人瞭解中國解放軍其實並沒有辦法突然發動大規模的對台作戰。因為集結大量部隊需要一段不算短的時間,而在這個衛星時代,不止衛星時時監看,預警雷達的偵測範圍也廣達數千公里,要調動集結數量龐大的部隊,幾乎不可能不被察覺。而在論述這個觀念時,最常舉的例子,就是在第一次波斯灣戰爭時,以美軍運輸能力之強,也是花了好幾個月才讓部隊一一抵達作戰位置。也因此目前運輸能力還遠不如當時美軍的解放軍,要集結空軍戰機、海軍艦隊、登陸部隊、載運登陸部隊的兩棲艦艇,恐怕要花費一番心力才能辦到。而另一個好例子則是台海九六年飛彈危機時,解放軍以演習之名進行兵力集結時,其動員規模還未達可以發動大規模渡海作戰的程度,前前後後卻已花費了數個月時間準備,其困難度可見一斑。
但是凡事都有例外,擁有全球快速反應與部署能力的美軍就是例外。
對世界上很多國家都有安全防禦承諾的美國,常常會面臨需要緊急介入各國危機的情況,也因此一直在研究如何讓部隊能快速反應,立即機動部署到衝突地區。從越戰開始,到過去兩次的波斯灣戰爭,美軍對於自己的表現有諸多檢討,並認為還有極大的精進空間,所以慢慢發展出了一套有效的新模式,可以讓地面部隊快速趕到需要的地方。一般來說,想到美國的快速反應部隊,許多人腦海里第一時間出現的都是美國陸軍的82空降師與101空中突擊師。只是這兩支部隊雖然戰功彪炳,但空降或機降步兵都屬於輕裝步兵,雖然可以一聲令下,立刻由其中輪值快速反應任務的戰備旅,在幾天內部署到全世界任何一個角落,但輕裝步兵的缺點,在於很難抵禦敵方的機械化重型部隊。因為傘兵為了可以快速部署,捨棄了裝甲車與重裝備,因此雖然可以快速趕到戰區,卻不一定能擋住敵人。
因此另一支也常常被視為是美軍先鋒部隊的海軍陸戰隊,就必需要負擔起這樣的作戰任務。海軍陸戰隊除了也能夠快速部署,趕赴戰場外,還可以快速發動一定規模的兩棲登陸作戰,將兩棲突擊車、主力戰車、火炮、各種載具等重裝備開上灘頭,投入戰場之中。而為了要達成這樣的目標,性質不同的海軍陸戰隊與陸軍傘兵,就要有不同的策略。陸軍傘兵由於是在輕裝的狀態下,可利用運輸機進行長程運輸,在美國擁有龐大機隊與空中加油能力下,傘兵部隊只要部署在美國本土即可,只要讓不同的旅級單位,輪流擔任戰備,負責快速反應任務,就可以兼顧日常的作戰訓練與人員輪休的需求。畢竟這世界上沒有一支部隊可以長期擔任戰備任務,不斷保持可以隨時出動的警戒狀態。但擁有各型重型武器,又以海運為主的海軍陸戰隊,就不能採用這樣的方式了,若部署在美國本土,將無法即時趕到世界各地的戰場,但如果讓部隊長期維持在作戰狀態下部署於海外,又會讓海軍陸戰隊師老兵疲,因此需要另外想辦法。
美國想出來的辦法,就是「前進與預置部署」,也就是預先將海軍陸戰隊集結部署在可能發生衝突,而且作戰環境又適合海軍陸戰隊的地區。像歐洲戰場是典型的大陸型作戰環境,海軍陸戰隊所能扮演的角色較小,但太平洋戰場大多是濱海國家與一連串的島鏈,是海軍陸戰隊可以大顯身手的地方,而且最重要的是還有日本這個盟邦可供駐軍。也因此美國海軍陸戰隊的第三遠征軍,就長期駐紮在沖繩。第三遠征軍是所謂的「空地特遣隊(Marine Air-Ground Task Force,MAGTF)」作戰編組,包含指揮參謀單位,下轄地面部隊,空中作戰聯隊,與後勤支援群,可以發動一場兩棲登陸作戰,並獨力作戰一段時間,等待後援抵達。空地特遣隊的最大優點是組織靈活,可以視作戰任務的需求,快速調整編成規模的大小,一般是分為三級,規模最大的就是海軍陸戰隊遠征軍(Marine Expeditionary Force,MEF)、其次為規模較小的海軍陸戰隊遠征旅(Marine Expeditionary Brigade,MEB),而規模最小但最靈活的則是海軍陸戰隊遠征隊(Marine Expeditionary Unit,MEU)。
目前美國有三個海軍陸戰隊遠征軍,第一海軍陸戰隊遠征軍位於美國西岸,第二海軍陸戰隊遠征軍則位於美國東岸,而第三海軍陸戰隊遠征軍就是前進部署在美國本土以外的部隊。第一與第二海軍陸戰隊遠征軍,下轄海軍陸戰隊遠征旅與遠征隊,會輪流擔任戰備任務,而第三海軍陸隊遠征軍則只下轄第31海軍陸戰隊遠征隊,由美國本土的海軍陸戰隊,以輪流派駐的方式擔任戰備。擔任戰備的海軍陸戰隊遠征隊會與海軍的兩棲戰備艦隊(Amphibious Ready Group,ARG)一起配合,在接到命令的一、兩天內,就能立即開拔前往衝突地點,同時會攜帶可供獨立作戰15天的彈藥補給。兩棲戰備艦隊通常包括一艘兩棲突擊艦,兩艘的船塢登陸艦,物資運輸艦與油彈補給艦,當然還有海軍的水面軍艦與水下潛艦擔任護航任務,以保護這支兩棲戰備艦隊的安全。美國目前常保兩支的兩棲戰備艦隊隨時待命,甚至在很多時候,海軍陸戰隊遠征隊就裝載在兩棲戰略艦隊中,在各地參與演訓,只要調轉航向,就能一刻也不耽誤的地立刻開往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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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為美國海軍陸戰隊「空地特遣隊」與「兩棲戰備艦隊」的編成表,可搭載一個完整的陸戰隊遠征隊(MEU),下圖為神盾艦護航下的兩棲戰備艦隊正在進行訓練。
美國就是用陸戰隊遠征隊(MEU)加上兩棲戰備艦隊(ARG)的方式,確保美國可以隨時將重裝武力投射到全球各地。第三海軍陸戰隊遠征軍轄下的第31海軍陸戰隊遠征隊駐紮在沖繩,距離台灣非常的近,從沖繩航行到台灣,只需要不到一天的時間,若再加上裝備上船的時間,不到三天就能抵達台灣,並立刻發動一場小規模的兩棲登陸作戰。即使正在亞太地區別的地方演訓,航程比較遠,但因為節省了裝備與人員上船的時間,最遲也差不多三、四天的時間就能抵達台灣。因此一旦台海突然爆發戰事,或是美國想要攻打台灣,那第一階段就是由空軍發動第一波打擊,美軍的大型空軍基地就位於台灣附近的沖繩與關島上,台灣會在幾個小時內受到第一波攻擊,空襲可能會持續數波,同時就在西太平洋海域巡弋的第七艦隊軍艦,會航向台灣,並發動長程巡弋飛彈攻擊,隨後第七艦隊的航空母艦會趕到,與空軍一起發動更大規模的空襲,並清理出安全的灘頭,掩護趕到的海軍陸戰隊遠征隊,展開首波的兩棲登陸作戰,建立起灘頭堡。
當然,只有兩千多人兵力海軍陸戰隊遠征隊,只有15天的作戰能力,並沒有辦法發動大規模的攻勢來結束戰事,只能確保灘頭堡的安全。這時候就要動用另一項秘密武器,也就是「戰略預置艦」了,而其中的一個中隊離台灣也很近,就部署於近在咫尺的關島。當來自沖繩的海軍陸戰隊遠征隊在登陸台灣時,美國本土的海軍陸戰隊員也正在登機,會「空手」搭客機抵達關島,準備啟封長期停泊於海上的海軍陸戰隊「戰略預置艦」。
長程運送部隊,其實困難的不是人員,而是人員所使用的裝備與後勤輜重,一架運輸機可以搭載上百名的武裝士兵,卻運送不了幾輛的悍馬車與主力戰車。美軍在記取過去的幾次教訓後,發展了出一套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預先將裝備與補給裝載於大型運輸艦上,部署在可能發生衝突的地區附近。一旦需要出動海軍陸戰隊時,只需要空運「空手」的海軍陸戰隊員到達當地,登上這些大型運輸艦,將裝備啟封後,就能立刻投入作戰,速度快又有效率,甚至還可以節省寶貴的空軍運輸能量,直接租用民間的客機來載輸人員即可。這種平日載滿各種武器彈藥的大型運輸艦,就叫「戰略預置艦」。過去美國擁有數個戰略預置艦中隊,遍布全球,但隨著近年來情勢改變,目前縮編到只剩兩個,一個位於印度洋,另一個則位於西太平洋。在西太平洋的戰略預置艦,平日就停泊在關島的附近海域,等著有狀況發生時,從美國本土搭飛機來的海軍陸戰隊員啟封裝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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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軍戰略預置艦隊的編成組合與可以籌載的武器裝備與彈藥數量,能提供一個陸戰隊遠征旅約1萬5000人的部隊,獨立進行30天的作戰任務。
一個戰略預置艦隊,共包括五艘的大型運輸艦,滿載各式各樣的重裝備,包含兩棲突擊車、主力戰車、火炮、武裝攻擊直升機與各種戰術支援車輛。另外還有一艘彈藥補給船,一艘機動登陸平台(Mobile Landing Platform,MLP)。其武器裝備與彈藥補給,可支援一個海軍陸戰隊遠征旅,獨立進行30天的作戰任務。在戰略預置艦的幫助下,海軍陸戰隊遠征旅可以在10至14天內,啟封裝備並趕到責任區的任何一個地點,並在已經建立灘頭堡的海軍陸戰隊遠征隊幫助下,快速上岸參與地面作戰。而且甚至不需要有碼頭,因為又被稱為「半潛船」的機動登陸平台,可以像海上浮動碼頭一樣,讓大型運輸艦卸下裝備,再由小型登陸艇或氣墊登陸艇直接送達灘頭。一個海軍陸戰隊遠征旅擁有接近有1萬5000人,並擁有強大的空中支援火力。以關島距離台灣之近,美國的陸戰隊遠征旅,從啟封裝備,到登陸台灣,應該花不到兩個禮拜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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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動登陸平台MLP正在替運輸艦卸下裝備,再以登陸艇或氣墊登陸艇接駁到岸上,不再需要深水碼頭,即可快速將作戰裝備運送到灘頭上,等於是一座浮動碼頭。
由於美國本土仍然擁有擔任戰備任務的海軍陸戰隊遠征隊,這些戰備部隊在其他海軍水面艦隊的協助下,也會不斷趕到戰場,因此在作戰開始三十天後,其地面部隊的規模,理論上會擴充到一個完整的海軍陸戰隊遠征軍,超過三萬人。而海軍陸戰隊需要獨立作戰,並支撐三十天的目的,在於這是美國陸軍的重裝師從美國本土抵達戰場所需要的時間。雖然美國陸軍也一樣有戰略預置艦的設計,平日已將部分裝備與補給裝載在大型運輸艦上,美軍的運輸能力也獨步全球,但陸軍的重裝師擁有更多的人員與重型裝備,因此需要一個月的時間,才有辦法讓部隊進入備戰狀態,並將陸軍的重裝師運送到戰區。這也就是說,如果在一個月內戰事仍未結束,那美國陸軍的重裝師也會開始陸續投入戰場。在一個月的時間裡,美國可以在全世界的任何一個角落,部署最少一個海軍陸戰隊遠征軍與一個陸軍的重裝師,再加上最少兩個以上的航空母艦打擊群,而這樣的戰力已經遠遠勝過世界上多數的國家了。
因此美軍的快速反應能力可以說是十分驚人的,但是這樣燒錢的速度,也是十分的恐怖。且先不談要維持航空母艦打擊群有多麼昂貴。光是要讓兩支兩棲戰備艦隊隨時待命,就代表要擁有數倍於這個數量的兩棲作戰艦艇,才能隨時維持兩支兩棲戰備艦隊可以隨時出動作戰。而完成戰備,並前進部署到沖繩的海軍陸戰隊遠征隊,也需要不斷輪調,其費用也是極為驚人。至於戰略預置艦中隊,除了本身租用大型運輸艦的費用外,也代表必需要多採購並封存一整套海軍陸戰隊遠征旅的裝備與補給。以目前美軍擁有兩個海軍陸隊戰戰略預置艦隊來估算,就等於美國差不多要多採購了一個海軍陸戰隊師的裝備與後勤補給,平日都不用,就閒置在海上。而且每隔一段時間,還要再花錢檢修這些閒置的裝備,更新有保存期限的食物與耗材,確保所有的武器在戰時都可以立刻啟用。美軍之有錢程度真的不是一般國家可以想像的,才能用這種方式維持快速反應能力。
一般國家當然無法像美軍一樣做這樣的事,畢竟平日裝備說不定就不足了,怎麼可能再多買一套,裝載在船上,事先預置於可能發生戰事的地區,而且還不止是海軍陸戰隊有這種設計,包括陸軍、海軍、空軍在內,都有這種物資預置艦隊的措施,分布在全世界的美軍基地附近,隨時可以啟用。俗話說「三軍未動,糧草先行」,美軍的戰略預置艦隊,真可以說是完美詮釋這句話的最好例子。一般的國家在發動跨海作戰之前,要先集結部隊,並讓部隊達到作戰狀態,再籌補後勤物資,最後一一將部隊與維持部隊作戰的後勤補給都一一裝上船,在確認已完全奪取了制空權與制海權後,才讓兩棲登陸艦隊出發,在軍艦與戰機護航下渡過茫茫大海,靠近灘頭,發動兩棲登陸作戰。這是一般國家的作法,因為一般國家不需要隨時準備進行攻勢作戰,沒有協防它國的義務,所以平日不需要花費這麼鉅額的軍事費用,維持如此巨大規模的快速反應能力。
所以美國與一般國家的作戰動員模式完全不同。一般國家需要很長時間來進行的準備工作,美軍已經事先做完了,並且在擁有全球空中打擊能力、快速反應能力與壓倒性的海空優勢下,可以迅速發動兩棲登陸作戰,投射兵力到任何地區。因此解放軍看起來離台灣很近,中國的軍事基地距離台灣只有一水之隔,但是中國的軍事動員能力與一般的國家一樣,甚至因為國土較廣闊,備多力分,所以集結部隊的效率還要更差一點,所以在計算「時間」這個因素以後,其實沒有多數台灣人想像的那麼快速。而美國本土看起來離台灣很遠,但多數台灣人並不知道美國為了維持前進部署與快速反應能力花了多少心血,再加上美國這個國家目前並沒有攻擊台灣的企圖,戰時是否會出兵救援台灣,也維持著模糊的態度,好讓美國擁有外交折衝空間,因此不會特別強調美軍在台灣附近的兵力部署情況。這也讓許多人台灣人誤以為,美軍若要救援或攻擊台灣,必需從本土出發,辛苦地越過遼闊的太平洋,才能趕到台灣附近海域。
美軍是否會救援台灣也許不是百分之百確定,但是很確定的是,如果有一天台灣成為了中國的一部份,台灣就要面臨美國的軍事威脅,「美國攻擊台灣」這個戰事想定就會變成事實。那台灣面臨的可不是需要幾個月的準備,才能進攻台灣的解放軍,而是幾個小時內就能發動一連串攻勢,幾天內海軍陸戰隊登陸,一個月後陸軍重裝師就能抵達的超級強權。美國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就建立了這個架構來確保自己在西太平洋的利益,而隨著軍事科技的進步,與美國在實戰中所獲取得寶貴經驗,也讓美國的全球快速反應與部署能力遙遙領先。只是美國身為一個民主國家,不會以文攻武嚇的方式來恫嚇盟邦,但若因此以為美國對西太平洋的軍事衝突沒有準備,那就未免太過天真了。美國在西太平洋屯駐大批的軍火,而台灣就位於這個軍火庫的旁邊,這才是這個世界的真實戰略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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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六年台海危機時,美國派出兩個航空母艦打擊群到台灣海峽,其中一艘為尼米茲號
美國對台灣的戰略模糊政策是否已過時?
2019-03-13 方格子
王臻明 經營部落格「假圖天國」,專長為戰史、中國近代史、軍事、國際關係與地緣戰略,持續提供非主流、非熱門的軍武發展分析與國際政治情勢解讀,也常回顧重大歷史事件與戰史。
如果台海爆發戰事,美國會不會派兵救援台灣,一直是台灣政治人物很愛操弄,同時民眾也很關心的敏感話題。而美國到底會不會派兵救援台灣,之所以會變成如此曖昧模糊,倒也不是台灣內部的爭論與分裂所造成的,反而是美國有意為之,而這也是研究美、中、台關係所一定會學到的第一課,美國對台灣的戰略性模糊。簡單來說就是美國故意不講清楚,萬一台灣受到中國攻擊,會不會派兵救援台灣,而美國之所以這樣做,是有深思熟慮過的,原因可以分成幾個層面來談。
首先,美國因為「聯中制蘇」而承認中國,並與台灣斷絕正式外交關係,在法理上等於不承認台灣政府,理論上不再是台灣的盟友,但問題在於美國也不想放棄台灣這個重要戰略據點,更想利用台灣牽制中國,在「聯中制蘇」下又「聯台制中」,因此形成了既不承認台灣的政府,卻又繼續出售武器給台灣,支持台灣國防的奇特狀態。美國一方面說不會介入兩岸事務,不會擔任兩岸調人,卻又要求兩岸問題不得用武力解決,阻止中國攻擊台灣。在台灣過去長期無意與中國進行政治談判下,就形成了目前的僵局。
這樣的僵局其實符合美國的利益,同時美國不止不希望看到中國攻擊台灣,也擔心台灣故意挑起戰事,這在卜睿哲的公開信中,已經講的很清楚了,美國過去非常提防蔣介石出兵反攻中國,而將美國捲入戰爭之中,也不贊同過去陳水扁所發動的防禦性公投。因此故意保持模糊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避免防衛台灣的承諾淪為一張空頭支票,讓台灣「肆無忌憚」地與中國爆發衝突,將美國捲入不必要的戰事之中。而這樣的戰略性模糊,在過去四十幾年間,對美國來說是個很成功的外交策略,不止幫助美國拉攏中國,打贏冷戰,也在很多時候成功打台灣牌來牽制中國,而更重要的是,這還阻止了台灣出現任何不利於美國的政治路線。
但是任何政策都有副作用,美國的戰略性模糊最大的問題,就是台灣社會一直以來都懷疑,在中國武力犯台時,美國是否會堅持地支持台灣。而這也是過去台灣社會內部統派勢力的最有力論述,認為美國的安全保證並不可靠,在中國的軍事力量越來越強大之際,美國越來越不可能會像九六年台海危機時一樣,為了保護台灣而出兵,台灣萬萬不能冀望於美國,因此與中國維持良好的關係,是台灣很重要的自保之道。雖然這樣的論述在過去算是少數派,但是很明顯目前情勢已經有所改變。原因在於中國已經明白文攻武嚇的效果並不佳,利用台灣的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環境,用收買媒體與操控網路的方式,來瓦解台灣的民心,是比較方便而且已經證明有效的方式。
在這樣的媒體與網路攻勢下,中國不斷強調解放軍的軍事發展已經有能力嚇阻美國馳援台灣,意圖讓台灣社會失去對防衛自己的信心,而美國的戰略模糊政策則剛好成為了這種宣傳攻勢的操弄重點。在美國不正式講清楚對台灣的防衛承諾下,台灣社會的信心在中國無孔不入的宣傳攻擊下,正在一點一滴的流失。而台灣獨立運動團體在這樣的危機感之下,想要儘快尋求獨立,以反制中國,卻又因此違反了美國所劃下的紅線。其結果就是美國的這個戰略模糊政策,現在已經反過來成為了中國對台統戰的幫手,還限制了台灣自我防禦的機制。
近來中國發動「簽署兩岸和平協議」的攻勢,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其目的就是要打破美國不准中國攻打台灣,要求兩岸問題要和平解決,但台灣又長期不願意進行政治談判,結果形成兩岸僵局的這個架構。因為在這一個架構裡,台灣雖然無法立刻走向獨立,但仍保有不被中國統一的安全,只要台灣不躁進,美國其實是願意遵守其防衛承諾的。但是中國利用其媒體與網路攻擊,削弱台灣社會對美國承諾防衛台灣的信任感,想讓台灣社會在感覺到自身安全已受到威脅下,選擇與中國進行政治談判,最後簽下所謂的「和平協議」,打破美國所建立的這個架構,使台灣自己走向終局統一的陷阱。
面對這波來勢洶洶的攻勢,美國與台灣卻都缺乏足夠的反制手段。台灣是一個民主社會,不可能走回頭路箝制新聞與言論自由,在台灣政黨輪替已成常態下,也很難保證親中政黨上台時,會不會立刻啟動與中國的政治協商,而打破美國為保護台灣而設下的防火牆。美國本身則長期奉行「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與台灣沒有正式的外交關係,多數的官員也早已經習慣這樣的戰略性模糊政策,雖然目前美中關係因貿易戰而陷入谷底,但短時間內要徹底改變也有其難度。因此海峽兩岸未來數年可能出現的問題,其實不是台灣獨立運動團體所推動的獨立公投,畢竟這有法令的限制,除非修法否則不可能出現,反而是統派團體與親中政黨想要進行的和平協議談判,已是迫在眉睫的嚴重危機。
一旦台灣在媒體與網路的操弄下,自己走向終局統一的陷阱,那將會嚴重損害美國在西太平洋的國家利益。美國才剛剛將中國與俄羅斯兩國,定位為未來的重要戰略競爭對手,若讓中國先馳得點,在台灣問題上取得上風,則美國可能要花費千倍萬倍的力氣,才有可能扭轉這個劣勢。在這樣的危機下,目前美國對台灣的戰略性模糊策略雖然仍在某些層面上對美國有益,但就整體來看,則已經是個過時且被中國所利用的錯誤政策。美國其實需要重要思考一套新的政策,來避免最壞的情況快速在台灣海峽出現。
近來AIT利用台灣關係法四十周年紀念,展開一連串的活動,頗有向台灣社會重申美國承諾的意味,但無奈目前台灣的媒體已無法發揮正常的新聞報導功能,這從AIT理事主席的專訪影片都被下架,就可一葉之秋,因此效果恐怕很有限,在美國繼續維持戰略性模糊下,不易扭轉情勢。或許更進一步來說,美國過去以戰略性模糊來換取中國的合作,但當美國認為中國是敵手,未來的競爭無法避免時,再維持這樣的戰略性模糊無異是多此一舉。
而對台灣來說,台灣社會必需要理解,美國這種戰略模糊的出發點,與為什麼美國不願意給予台灣百分之百的防衛承諾。台灣應該要明白「美國不作兩岸調人,並要求兩岸問題和平解決,而台灣長期拒絕與中國進行政治談判」,其實就是一種維持現狀的架構,並以美國目前獨霸全球的強大軍力做擔保。因此不談判、不簽和平協議,就是台灣目前維持現狀的最好方法。一旦開啟政治談判,與中國簽署和平協議,從歷史的殷鑑來看,除了無法獲得任何的保障以外,還自己打破了和平的現狀,選擇走向統一了。
https://vocus.cc/sophist4ever/5be3e8cffd89780001d871b8
台灣政黨輪替 在 林佳龍 Youtube 的精選貼文
民進黨創黨35周年:為人民反省
今天是民進黨創黨35周年,每一年我們都會舉辦黨慶,紀念與回顧來時路。民進黨的黨史,與台灣民主發展史緊緊扣連,經過35年的奮鬥,我們走過驚心動魄的創黨之路,也開啟過風雲變色的政黨輪替,如今透過民主選舉,本土政權完全執政,民進黨成為台灣第一大政黨,除了紀念與回顧,我想前輩們與台灣人民,更希望民進黨能時時刻刻自我反省,前瞻遠眺.才能知道下一步,民進黨要帶領台灣社會往哪裡去。
謙卑反省
今年佳龍入黨滿20年,我們從批判體制到進入體制,企圖改革、推翻國民黨這套擴及中國大陸版圖的荒謬體制,固然每一步都是困難重重,但已經掌握絕對權力並擁有國會多數的民進黨,該當可以闊步向前,立定歷史目標,啟動憲政改革的工程,擘劃民生經濟的願景,開創國際地位的空間,創造一個為民服務的效能政府,才能為下一個世代奠定和平安定的基礎。我們的路,不會比威權時代更艱苦,但責任確是更重。因為,我們以權力為名所作的每一個決策,每一天都在為世世代代負責,必須謙卑反省。
接棒守護
日前,佳龍受游錫堃院長邀請,參與《衝破黨禁1986:民進黨創黨關鍵十日紀實》一書的新書發表。心中油然回升那些被遺忘的勇氣。透過這本書,我們看見游錫堃院長等前輩,在那些歷史場景,站在時代的高牆前,用力敲開威權的裂縫,讓民主浪潮奔騰而入,沒有民進黨的誕生,台灣民主、自由、人權之路不可能快速走到今天這步,也許一個不小心,我們已經成為中國的一部分。所以你問,前輩為什麼甘願冒著被補入獄與生命安全的風險?游錫堃院長回答:「但願留給下一代是勇敢而不是遺憾,是民主的燦爛,而不是極權的黑暗。」這樣波瀾壯闊的氣魄,經過35年,化成民主自由的空氣,後輩在享受民主自由之時,更有責任接棒守護台灣。
大隊接力的每一棒都必須是強棒,要盡最大力氣跑下去,也不能掉棒。而民主接力賽,重要的人才,如果不能持續培養進入政府的人才,並確保人才有健全的心理素質,深刻了解「清廉.勤政.愛鄉土」的精神,民進黨將後繼無力,也辜負人民託付。我想野百合世代,有許多人加入民進黨,我們批判時局的精神仍在,也該深刻反省我們對上一代與下一代的責任所在。這也是許多朋友在聚會討論時,經常會點出的問題,我們從哪裡來,要往何處去?我們
又要為台灣留下什麼資產?我們要深刻反省這些時代課題,才能清楚我們的歷史使命。
團結合作
昨天是國民黨的黨主席選舉,朱立倫主席收到中國共產黨習近平主席的賀電,朱立倫表示與中國在「九二共識」、「反對台獨」的基礎上「求同尊異」。當年國民黨創黨之初,也曾懷抱理想,與中國共產黨勢不兩立,但一個失去黨魂的政黨,無法帶領台灣人民走向民主的未來,走向正常國家的想望,民進黨當更戰戰兢兢,時刻反省,為國培養人才,更為台灣永續而團結合作。
台灣政黨輪替 在 高金素梅 吉娃斯 阿麗 Youtube 的最佳貼文
《尋訪遺址 認識歷史》第四集
日軍性暴力的山洞 日軍慰安所
~高金素梅2021.09.13
花蓮縣秀林鄉水源村的部落外圍,日據時期有日軍的軍營駐地,這個大山洞就是婦援會所說的慰安所,也就是日軍性暴力罪行的地點。
看待歷史,要看是從什麼位置看歷史?從「殖民者」的角度看歷史是一種,從「被殖民者」的角度看歷史又是一種;不同角度看歷史,結果當然不同。
2016年政黨輪替,我跟當時的行政院長林全有過一次對慰安婦史觀的對話……。
延伸閱讀:
《尋訪遺址 認識歷史》第三集
殖民神話:莎韻之鐘、高砂義勇隊忠魂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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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訪遺址 認識歷史》第二集
你們篳路藍縷 我們顛沛流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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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訪遺址 認識歷史》第一集
日本神社在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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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卡羅開播之後……》
迷失在官方史觀中的細膩史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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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政黨輪替 在 天下雜誌video Youtube 的最佳解答
西元兩千年,在千禧蟲危機的惶惑不安中,全世界邁入了一個新的紀元。這年對於台灣來說,也是翻轉超越的一年。總統大選首次政黨輪替,為台灣民主政治史立下一座里程碑,而在雪梨奧運會上,台灣運動員也贏得了前所未有的佳績。除此之外,雲門舞集在奧林匹克藝術節的演出,更讓世界各國都認識到台灣迷人的文化底蘊。
如果現在問,有哪一個藝術團隊最能在國際間代表台灣,相信很多人都會回答「雲門舞集」。但是,雲門舞集從成立以來,長期的世界巡迴演出,擴展文化外交,真正想的卻不是揚名海外,而是扎根台灣,讓舞蹈進入生活。
「古典芭蕾它是一個線條的藝術,所以腿長手長,你坐在歌劇院最高的包廂都看得到,但是那不是我們的文化。」當我們談起雪梨奧林匹克藝術節上,那場如夢似幻的《水月》時,不免好奇西方世界是如何看待來自台灣的舞蹈。雲門舞集創辦人林懷民說:「西方人跳舞的時候是往上蹦的,可是我們是往下的,不管是弓箭步還是下勢,所以等於到九零年的時候我們做了一個基因改造,這裡面有文化的基因。」
台灣在多年來的外交困境中,藝術表演讓世界看見了台灣的文化軟實力,然而更重要的是,台灣人自己也能從作品當中,獲得共鳴。
這集節目,我們邀請了雲門舞集創辦人林懷民老師,從雪梨奧運這場演出開始回顧,聊聊雲門舞集國際巡演的豐富經驗,以及在地傳承的理想與期盼。
主持人:涂豐恩
與談人:雲門舞集創辦人林懷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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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政黨輪替 在 蔡英文Tsai Ing-wen - 台灣生病了,生病的不是人民 - Facebook 的推薦與評價
台灣 生病了,生病的不是人民,而是這個政府。要把這種病治好,只有一個辦法,就是政黨輪替,換一個有改革決心,有改革能力的政府,這種病自然就會好。 ... <看更多>
台灣政黨輪替 在 台灣首度政黨輪替對政治發展的影響- 看板politics 的推薦與評價
內政(研)092-010號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六月十日
June 10, 2003
台灣首度政黨輪替對政治發展的影響
內政組高級助理研究員 桂宏誠
壹、前 言
台灣在西元二OOO年總統大選的結果,首度發生了西方民主國家所謂
「政黨輪替」的結果,這在台灣的政治發展史上,可謂是畫時代的里
程碑。如果從西方民主政治中政黨輪替的功能來看,人民無非因為政
黨輪替的實現,而能使他們的利益與意見更能落實成為一項符合公共
利益的政府產出。
然而,由於台灣是首度的政黨輪替,這個事實對於台灣的政治發展來
說,必定是個具有深遠意義的政治變遷。但也由於台灣的民主化經驗
,是在不同於西方國家環境背景下所進行,故而政黨輪替發生後以迄
現今這一段不算長的時間裡,有關政治運作的實際現象與其結果,乃
成為觀察台灣未來政治發展軌跡的重要素材。
有鑑於此,本文的主要方向,是從民主鞏固的角度為主要基準,以政
黨輪替後至今的政治實際現象,選擇性地就政黨輪替後所產生對民主
政治有所損抑之現象,進行批判性的整理。這樣的內容方向,並不意
味本文認為政黨輪替具有許多負面功能,而是強調政黨輪替並不代表
台灣的民主鞏固即已完成。同時,藉由這樣的討論過程,希望能夠找
出台灣政治民主化發展過程中,真正的關鍵性問題與困境所在。
貳、政黨輪替與政治發展涵義概述
一、政黨輪替
政黨輪替的意義,較為精確的來說,原應指在內閣制國家中,在每次
決定政權歸屬的國會選舉後,經常由兩個最主要的政黨交替取得執政
權,並久而久之形成了穩定的兩黨制之政黨體制(political system)
,因而在這兩黨制的政黨體系下,產生「一黨在朝」而另「一黨在野
」的現象[1]。
相較於也是兩黨制的美國政黨體系而言,是由主要的兩大黨才有機會
在總統與國會議員的選舉中,分別獲勝或是得到過半數之多數地位,
而同為屬於兩黨制的政黨體系。但嚴格而言,所謂「政黨輪替」與「
交替執政」如為同一意義,則由於美國三權分之立憲政體制下,一項
政策的獲得實現,勢必是由國會與總統共同決策的結果,而總統與國
會多數又不必然屬相同政黨,因而並不容易區分「執政黨」和「在野
黨」。既然「執政黨」與「在野黨」的概念無法精確地適用在美國三
權分立的憲政體制,則「交替執政」與「政黨輪替」便亦無從附麗。
然而,若從一般看法將掌「行政權」視為「執政」,不考慮國會掌有
使政策合法化為法律,而在實際上為政策決定者或政策決定之法定參
與者的角色,英國的國會多數黨因同時取得組成內閣之權而為執政黨
自無疑義。就美國情形來說,則係在總統大選中獲勝的政黨,即使該
黨在國會中為少數黨,亦不影響稱其為「執政黨」。在如此界定「執
政黨」的概念下,則是以行政權歸屬於何黨為執政黨概念的基準,因
而「政黨輪替」及「交替執政」自亦是以行政權在每次和平地選舉後
,經常只有兩個主要政黨始有取得該權力之機會的情形。
由於我國在憲政實際運作上,長期以來便是傾向總統制,且在一般人
的認知上,也是將行政權為何黨掌有,視為「在野黨」與「執政黨」
的區分,故以上述簡單的幾項概念之釐清,應有助於探討我國首度發
生「政黨輪替」後所產生的政治變遷。同時,先對「在野黨」與「執
政黨」的概念作一廓清,亦能夠凸顯我國憲政運作上面臨的爭議所在
,以預先鋪陳從憲政運作的角度,來談政黨輪替對政治發展的影響。
二、政治發展
「政治發展」的研究,大約始自一九六O年代,若從研究途徑(resear
ch approach)來看,大致上可分為三種類型來進行[2]。第一種是受
到帕深思(Talcott Parsons)所提倡之結構功能派的影響為最大,同
時也有受到伊斯頓(David Easton)之系統論的影響成分在內。而受結
構功能論與系統論影響之政治發展研究,大多認為政治發展應從開發
中社會受外在環境,尤其是西方世界之衝擊而引發內在危機與救亡圖
存下,所做的種種努力與調適來剖析與了解。由於政治系統必需處理
嶄新的事務,亦即履行嶄新的功能,它必須改變以期具有此種能力,
故此種改變遂成為政治發展的內涵。第二種則是受到現代化理論的影
響,試圖把政治發展看作現代化的一個層面,與其他諸如都市化與工
業化等層面是相互聯結的,而認為探討政治發展就是探討現代化社會
中政治的變遷。第三種是以比較歷史學的研究法來研究政治發展,通
常此種研究較不重視理論,而是以嚴謹的蒐集與剖析不同的發展中社
會之資料來加以比較。
白魯洵(Lucian Pye)對於政治發展的概念,曾分析了一九六O年代中
葉以前們著作中出現的十種定義,這些界說也顯示了學者們心目中對
政治發展此一概念的意涵,大體上為:建立民族國家、實行民主政治
、確定法治與有效率的行政官僚體制、獲致政治穩定與秩序、完成政
治動員以達強國富民、為經濟發展提供政治條件及、實踐西方式的政
治等[3]。然而,政治發展概念或研究途徑之發韌,乃是因應二次世
界大戰後,歐美列強在亞非兩洲的殖民地紛紛獨立而成為新興國家,
這些國家與共同被統稱為第「三世界國家」或「開發中國家」之大多
數拉原已獨立的拉丁美洲國家,由於處境相似並具有許多共同的特徵
,因而成為西方學者以西方的民主政治為典範,所進研究的一個主題
與對象。
主要且影響至今的政治發展理論,是附屬於現代化理論下的一個面向
,然從一九七O年代到一九九O年代初期,政治發展理論中的「美國模
式」(即現代化理論),即受到了批判理論的嚴肅挑戰,從而產生了許
多另類的研究途徑,如依賴理論、世界體系理論、統合主義(corpora
tism)、官僚威權主義(bureaucratic-authoritarianism)、國家與社
會的關係(state-scoiety relations)及政治經濟學(Political econ
omy)等研究途徑,都反映出對現代化理論的不滿與補充[4]。
由於民主化理論純屬政治發展理論,也是研究政治發展者必需熟悉者
[5]。而一九七四年葡萄牙政變所展開的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至
一九九O年代中,全球已有過半數國家建立民主政體,因而引起了關
於民主轉型(democratic transition)課題的討論。而台灣亦屬第三
波民主化潮流中的國家,故關於首次發生的政黨輪替在未來政治發展
中具有何種意義與功能,則尚需從諸如民主轉型、民主化進程及民主
鞏固(democratic consolidation)等層面,作更進一步的理解與預測
。
參、從威權轉型至民主的政治發展軌跡
台灣政治民主化發展的歷程,固然在中國國民黨播遷來台後實行威權
統治下,迭受自由民主人士的批評與衝撞,但畢竟這是在面對中共政
權武力威脅下的不得已選擇。然而,不可否認地是,在國民黨一黨獨
大的威權統治時代裡,台灣人民胼手胝足地奮鬥,不僅使台灣得以在
一九七○年代以後經濟起飛,並且還創造出舉世公認的經濟奇蹟。而
台灣經濟發展的成就,正奠定了國民黨在一九八○年代後期,力行由
上而下式的民主化轉型的基礎。
一般來說,從威權體制轉型為民主政治的民主化的過程,可分為自由
化、民主化及制度化參個進程[6]。民主化過程的首一步驟,便是自
由化,這是因為威權體制往往依賴對人民的政治權利有所限制而獲得
維持,諸如對言論自由與集會結社等政治權利的限制。為進行民主化
改革,則必需先對這些限制予以解除,讓人民或反對運動者有充分的
自由得以參與政治,並進而在選舉中獲得政治職位來推動政治體制之
民主化改革。
因此,從蔣故總統 經國先生晚年起,宣布解除戒嚴、黨禁與報禁等
的重大政策轉變,即意謂台灣政治自由化的一大邁進,以及政治民主
化的改革歷程正式拉開序幕。緊接著,從中央民意代表的全面改選,
到直轄市長與台灣省長的直接民選,乃至於一九九六年總統的直接民
選,在形式上象徵著台灣政治民主化過程中的最後儀式業已完成。大
體而言,台灣的民主轉型是以相對較低的成本在進行,它快速的民主
發展並未導致明顯的經濟衰退、社會的不安或是嚴重的政治紛擾[7]
。而二○○○年三月第二屆民選總統的選舉結果,更首度產生了西方
民主政治中政黨輪替的現象,而被人們視為是台灣政治民主化過程中
,在民主實質意涵上的一個劃時代里程碑。
然而,一個民主化改革初告發生的社會,首度的政黨輪替未必即能帶
來正面的功能。一個基本的理由是,剛剛下台的原來掌權者,往往並
不甘心於完全喪失權力,而新掌權者為了防止原來掌權者捲土重來,
也會採取一些扭曲民主精神的措施,使得民主體制必需的建制,諸如
政黨政治、國會制度、甚至憲政體制等,除了仍然相當粗糙外,還可
能因而更加遭受到侵蝕。這個現象,在台灣首度的政黨輪替後,似乎
可從國民黨若干高層人士以「人才應為國家所用,而非政黨之私」的
理由投靠新掌權者,新掌權者為了削弱原在位者之基層實力而主張立
法委員減半,以及從「全民政府」到「少數政府」的內閣組成等方面
,看到了在政黨政治、國會制度及憲政體制等建立民主體制之「制度
化」方面,正遭受到了可能的侵蝕。
然而,倘若民主化改革未能以制度化來終結,則對經歷民主化的社會
可能產生以下幾項後果[8]:一是民主化雖然並未完全失敗,但其建
立的是弱質的民主,也即是一個程序上民主的體制,但不能產生良好
的政策或提供有力的政治領導,以致人民的福利受損,一旦發生嚴重
的危機,則社會的反民主勢力就會出現。二是民主化未能順利進行,
社會亂象叢生,長期之政治不穩定與經濟衰落,導致人民對民主失望
而獨裁體制復辟。三是弱質民主體制繼續存在,由於社會未遭體制復
辟。三是弱質民主體制繼續存在,由於社會未遭受重大危機或特別的
幸運,使民主體制不致被推翻,但在弱質民主下,人民的福利未見增
進。
台灣首度發生的政黨輪替,理論上應該對於威權體制的徹底解體具有
積極的功能。同時,從政黨體制的角度而論,則為打破了國民黨長期
一黨獨大之一黨優勢的政黨體制,使得政黨影響政治過程的競爭,是
在於取得總統職位或是參與政府之組成,而更加穩固了競爭性的政黨
體系[9]。因此,當形成愈具有競爭性的政黨體制,即意謂政權易手
的可能愈大,在此情形下,任何掌權者在位時因為擔心在下一次的選
舉中遭到替換,是故,原則上將更能夠回應人民的需求,使政黨匯集
民意與利益的功能較容易發揮。
但值得注意的是,對於追求民主化的政治發展而言,所應關注的是首
度政黨輪替的結果,在哪些方面卻反而出現不足或反其道而行的現象
?畢竟,台灣首度發生的政黨輪替,存在著太多的「意外」,而這個
「意外」之所以成為真實,卻又與民主化過程中不斷的修憲,使得在
「制度上」產生由總統「少數執政」的機率相當大不無關係。而此一
「制度性」不符民主政治運作原則的可能性,則對台灣政治民主化的
發展而言,註定了還要花費更多的政治成本,始能走向成熟與鞏固。
肆、首度政黨輪替影響台灣政治發展之分析架構
二○○○年政黨輪替後,形式上的政治民主化業已建立,而實質上的
政治民主化,也因首度的政黨輪替而開啟了契機。但是,民主政治乃
是不進則退的,接下來,要如何深化與鞏固得來不易的民主政治?便
是我們必須注意與關切的課題。Juan J. Linz及Alfred Stepan兩位
學者的看法認為,新興民主國家之民主鞏固(democratic consolidat
ion)與否,涉及了下列三個層次問題[10]:(一)行為的層次:
沒有具有重要性之全國的、社會的、經濟的、政治的或制度的行動者
投入可觀的資源,以試圖藉建立非民主政權或分離主義運動來實現其
目標。(二)態度的層次:強烈的多數民意,即使在重大經濟問題出
現,或對現任政府領導者積怨甚深,但仍然堅信民主的程序與制度,
是治理群體生活的最適當方式。相對的,支持反體制的力量乃相當弱
小。(三)憲政的層次:政府或非政府的力量,都服從或已習慣由新
的民主過程所建構之明確法律、程序及制度而形成的解決衝突之架構
。
從上述三項「民主鞏固」關涉的要件來看,政黨輪替後的台灣似乎存
在著尚待努力與需要克服之困境。這也就是說,政黨輪替絕非意味政
治民主化的的功業已經完成,因為從威權政體轉型民主政體後,並非
就不可能再發生民主倒退的現象。然而,現代化理論之所以受到修正
或補充,原因就在於對「發展」基本上所持的是演化論的觀點,相信
現代型社會只有「一個源頭」,並且相信使西歐變成「現代」的「理
性化」的發展過程具有普世性意義,更相信這種發展過程不是隨意的
,而必然是有「方向性」(directional)的[11]。換言之,現代化理
論認為政治發展必是直線性演進,而且必將走向西方自由主義式民主
政治之「現代化」的民主政治發展。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拉
丁美洲及其他第三世界的新興民主國家,政治民主化的發展結果,卻
在一九六○至一九七○年代間,又曾走回了威權體制的老路,因而對
於現代化理論的政治發展,產生了必需修正或補充的發展。
拉丁美洲國家的經驗證實,在民主和威權體制間,還可能出現一種週
期性的擺盪局面。亦即是從威權轉型為民主後,又從民主倒退回威權
體制的情形。從這些新興民主國家的經驗來看,即使發生了和平的政
黨輪替之結果,但民主政治的發展軌跡,卻不必然是直線式的而只會
一直向前邁進,政治發展除了會產生停滯情形之外,還可能發生逆轉
與倒退的現象。
台灣歷經了民主轉型過程,而在首次政黨輪替發生後,達到了轉型是
否成功的真正關鍵時刻。因此,政黨輪替對台灣未來的政治發展而言
,接下來所面臨的將是民主是否鞏固的問題。關於政黨輪替後台灣面
臨的民主鞏固問題,可簡單化約成下列三項判別標準:(一)如何使
絕大多數的人民深信民主價值,甚至於在面對政治、社會與經濟等重
大危機時,仍然能夠堅信唯有民主的制度與程序,才是處理與解決公
共事務的最好方式?(二)如何讓所有的力量(尤其是政府)都願意
遵從與服膺我們所已建立的憲政體制,並接受這個基本的政治遊戲規
則,從而使這個解決一切衝突的制度化架構得可長可久?(三)如何
使所有重要的或全國性的政治與制度之行動者,沒有意願另創以非民
主政權或分離主義運動來實現其目標?
在上述的問題上,無可卸責地,政府的角色與作為,將仍然是形成人
們對於民主價值觀感與信念,也是民主政治的發展究竟趨向民主鞏固
,抑或是正走向倒退的決定性因素。接下來,我們根據最近的一份調
查研究資料,對政黨輪替後的政治發展,提出已有民主倒退跡象的警
訊,然後再就這些研究調查結果背後所代表的意涵,提出可能的觀察
結果與分析。
伍、政黨輪替後民主衰退的若干警訊
根據朱雲漢教授的一篇文章指出[12],台大政治系胡佛教授的一項研
究調查結果顯示,比較一九九九年年中與二○○一年年中的調查,對
於同意「無論怎樣,民主體制總是比其他政府體制來得好」這種意見
,從政權輪替前的百分之五十四之受訪者同意,下降至政黨輪替後僅
有百分之四十三的受訪者仍然同意這種看法。在另一個對於「民主在
我國實施的情形」表示滿意與否的問題上,一九九九年有百分之五十
九的受訪者表示滿意,但到了政權輪替後的二○○一年,仍然表示滿
意的則下降至百分之四十六。
此外,上述兩項指標在與國際間的比較上,台灣的情形也不算擁有良
好的成就。以二○○一年為例,在「民主優越性」的信念指標上,台
灣、南韓、菲律賓及泰國這四個東亞典型的新興民主國家中,我們是
敬陪末座。與拉丁美洲十七個國家相比,台灣民眾對民主體制優越性
的信心,只比七個國家高,而這七個國家中的六個,則是中南美洲非
常貧窮落後的國家。而在「民主運作滿意程度」指標上,台灣與南韓
、菲律賓相當,比三分之二拉丁美洲國家要高,但仍明顯低於大多數
的南歐、東歐與非洲新興民主國家。
顯然地,在短短的兩年內,使台灣民眾對於民主實施的滿意度大幅下
滑,以及民主制度優越性之信念產生明顯動搖跡象的原因,公元二○
○○年政權輪替後的新變局,應該是個重要的關鍵因素。然而,我們
似乎尚沈浸於政黨輪替的成就之中,誤認為至此已完成台灣的政治民
主化歷程,因而逐漸鬆懈了對民主政治發展的關懷與追求,並導致人
們對於民主的運作及其價值,已經產生的鬆動現象。
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曾指出,政治發展與政治現代化不能
劃上等號,因為政治現代化所帶來的政治動員與政治參與,如果沒有
進一步的政治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之配合,則可能導致的
是政治無法安定,更甚而走向「政治衰退」(political decay);因
而,政治安定的價值,應該是高於民主化之上的[13]。有鑑於此,以
下將對政黨輪替後所已顯現的民主衰退跡象,以及這些現象形成的原
因,嘗試分從幾個面向予以說明與檢討。
一、缺乏民主正當性的「少數政府」
杭廷頓前述「政治安定的價值,應該是高於民主化」的這句話,或許
可從前述的調查資料中,顯示了人民對民主運作的價值信念與滿意程
度愈來愈低之結果,得到了相當程度的印證。因為,在首度政黨輪替
後,讓人民感受到的是政治不安定,於是對於政黨輪替所標榜的民主
成就,開始產生了對於民主體制本身之信心動搖。
二○○○總統大選後,我國首次面臨總統與立法院多數黨分屬不同黨
派的狀況。這是中華民國行憲以來最特殊的憲政經驗,也考驗陳總統
如何運用智慧來任命行政院長,並進而籌組具有民主正當性的政府。
然而,首度的政黨輪替,陳總統是以百分之三十九的支持率當選,一
位「少數總統」面對所屬政黨在立法院亦為少數黨,即使聲稱組成「
全民政府」,但所面臨的政治運作環境,卻與後來的「少數政府」相
同,都陷入了民主正當性不足的困境。在此情形下,由於我國憲政實
施過程中,立法院與其他國家國會相比,權力與地位實際上並無法與
行政權相抗衡。加上政黨輪替後,是由主張我國憲政體制為「傾向總
統制的雙首長制」之「少數總統」,獨攬行政院之組閣權而組成「少
數政府」,當面對「朝小野大」的弔詭局面時,除了給予人民的是「
總統專權」、「國會亂象」與「政府無能」等現象外,政局頻頻地陷
入朝野對峙僵局的事實,自然讓人感受到的政治的不安定,並進而對
於民主體制的信賴發生疑問。
二、專擅獨斷的行政部門
杭廷頓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了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仍存在著三個令
人憂慮的趨勢,分別是族群對立激化的問題、反民主勢力班師回朝的
問題及行政部門擅權問題,並將行政部門擅權視為最為嚴重的問題[1
4]。這三個問題中,反民主班師回朝的問題主要是指東歐、中歐及前
蘇聯共黨或共黨人士的「紅朝復辟」(red return),而與我國情形無
關外,其他二者皆足為我國之殷鑑,此處則先談行政部門擅權的問題
。
我們應該還記憶猶新,民進黨政府上台後,隨即對立法院已經議決通
過的核四預算案,斷然而片面地拒絕繼續執行。這一專斷的決定,不
僅讓朝野更加缺乏互信,也造成外資投入的怯步,而可視為近些年台
灣經濟動盪與衰退的開始。同時,由於行政部門不願從立法院內部尋
求解決核四爭議的機會,也不願意進行政黨間的協商或溝通,而將核
四問題視為「零和遊戲」(zero-sum game)。甚至於,在總統為顧及
黨內派系壓力與該黨向來既定的反核政策主張下,即使唐飛前院長提
出了「建核四,停核一、核二」的折衷方案,卻仍遭到層峰的悍然的
否決,最終導致政局的動盪及唐飛院長的託病辭職。
杭廷頓所觀察到的是,在許多採用總統制或半總統的國家,民選的行
政首長傾向於將整個權力集中在自己身上,並監督立法部門的監督與
制衡。這個現象,就如同Guillermo O’Donnell研究指出,許多拉丁
美洲國家行政官員之作為,係將選舉視為代表了無庸置疑的委託統治
權之正當性基礎,使他們把立法機關、司法機關或其他機制視為達成
政治目標的絆腳石,並認為他們基於「委任式民主」(delegative de
mocracy)而可以他們看來適宜的方式來統治國家[15]。
「核四停建」這個案例凸顯行政權機關在政黨輪替後,除了依然刻意
矮化全國最高民意機關的地位外,更顯露了以「委任式民主」觀念來
統治國家的態度。然而,對一般民眾而言,他們未必熟悉民主體制應
該如何運作,但當他們直接感受到經濟重大損失對生活所帶來的衝擊
時,對於民主體制優越性的信念,就可能產生了動搖。
三、薄弱的憲政民主之「制度化」根基
對民主國家而言,憲政體制是國家最基本的基本架構,而為政府的組
成,建構基本的決策規範和誘因體系,規定政府在何種條件下繼續進
行統治或和平更替政權,不同的政治行動者在憲政體制建構的誘因及
組織體系中,彼此進行互動與建立相互間的結構關係[16]。然而,政
黨輪替後的新掌權者,對於既有憲政民主之「制度化」的建構,因依
循以往掌權者擴充權力的思維,而採取的是規避與干擾的態度,使得
民主化的政治發展,仍然在憲政體制這個層次,缺乏「制度化」為其
根基。
例如,陳總統曾先後提出一些跨黨派的口號及著手組成了一些體制外
的組織,諸如「全民政府」、「跨黨派兩岸小組」、「與在野黨黨魁
共商國是」、「全國經濟發展會議」、「跨黨派國家安定聯盟」、「
總統經濟顧問小組」等等。這些由總統親自主導的政治行動或組織,
皆屬於憲政體制外的政治決策程序與組織,而總統熱衷於體制外的運
作,豈不意味著政府最高領導人對憲政體制的漠視起了示範作用?
以「經發會」為例,陳總統在高舉「拼經濟」的大纛之下,跳離了行
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等財經政府部門的職權,自己主導「經發會」決
議而要求行政院配合執行,這已經是總統逾越其憲法職權的具體實證
。再者,陳總統組成「國安聯盟」雖一再強調,他並不會在國家安定
聯盟中扮演任何角色,但既然如此,為何不願意依據憲政民主體制所
規範的程序與制度來運作,卻執意跳脫憲政民主體制之外,來「推動
民主改革呢」?這裡有個弔詭的情形是,所謂的民主改革,可以透過
違反憲政民主體制的方式來達成嗎?
其他諸如陳總統親自主持「政府改造委員會」,針對包括國會改革、
選舉制度及行政革新等相關議題提出解決的方案,以及最近邀請前行
政院長蕭萬長擔任召集人的「總統經濟顧問小組」,都是意圖由總統
領導體制外的運作,來指導憲政體制內之行政院的職能,如此漠視憲
政民主體制規範的結果,無視於中華民國憲法第五十三條所謂「行政
院為最高行政機關」的規定,最終仍將導致總統有權無責,而行政院
有責無權的困境。
政黨輪替後所呈現的一個現象,便是政府決策過程充滿了體制外決策
與運作的痕跡,這麼多的體制外政治行動與政治運作組織,無非就是
滿足總統權力及影響力觸角更為廣泛的需求。然而,規避憲政體制規
範,以及不願依照憲政民主之常規來運作,其結果自然是導致了憲政
民主程序運作之混亂,並讓人民感受到的是「政治亂象」與「政府無
能」。也因此,當人民對政治體系的運作實效失去了耐心與關心後,
投射出來的反應,便是開始對民主制度的優越性信念產生了鬆動,以
及民主制度實施的滿意度發生下降的情形。
四、流於口號式的人權保障
對於威權體制之徹底解體,首度政黨輪替所具有的一項重大意義,應
該是在人權保障與法治精神上,擁有更多具指標性意義的突破。但這
樣的期待,卻在政府一再以「國家安全」為由對媒體大肆進行搜索與
扣押,違法政治監聽傳聞不斷,以及進入校園對將參加「九二八」遊
行的教師進行「瞭解」與蒐證等等作為中[17],讓人民心中對政府的
作為,開始感到一種惶恐不安的恐懼。
此外,以往民進黨所大力撻伐的公務人員「忠誠查核」,卻在政黨輪
替後,借屍還魂而成為「忠誠調查」[18],並還進一步限制在大陸地
區有親屬或曾與之接觸者,得擔任某些被視為較為敏感性之職務。這
是政府在意識型態治國的理念指引下,有意識地藉由「恐中」、「拒
中」,乃至於「去中國化」政策下,所再創造出具有高度政治意識型
態化的制度。
從這些例子之中,無論就人權保障或法治精神這些民主的實質內涵來
看,原本都是多數民眾選擇政黨輪替的重要期盼,也應該是政黨輪替
後,得以用來證明政治更加民主化的重要指標。然而,即使陳總統強
調的是「人權治國」[19],但這樣的期待似乎落空了,並反而讓民眾
有相當程度的落差感,最終導致民眾對憲政民主的價值信念,開始產
生了動搖與質疑。
五、承繼黨國體制之運作模式
政黨輪替前,中國國民黨被批評為黨政不分或黨國威權體制,而一直
成為反對黨攻擊的焦點。並且,包括陳總統自己在競選時,也大力批
評國民黨的黨國體系,並公開做出當選後不會介入黨務運作的承諾。
然而,這項承諾卻在民國九十一年七月二十一日,當陳水扁成為民進
黨史上的第一位總統兼任黨主席的情形下「跳票」了。而所謂「黨政
不分」與「黨國合一」,似乎並不能夠用一個曖昧不明的「黨政同步
」用語,就掩飾了民進黨在政黨輪替後不久,隨即走向「以黨領政」
回頭路的事實。
其實,真正令人憂心的問題不應是總統兼任政黨主席的問題,而是政
黨與國家公權力組織之過度密切結合,卻沒有適當的規範機制。政黨
輪替後的民進黨,儘管以往對「黨國體系」、「黨政合一」有諸多的
批評,但他們卻仍在還沒來得及規劃任何有關配套措施的情況下,便
違背承諾而實施了「黨政同步」。由此可見,民進黨作為執政黨應該
面臨了很大的困境,但這個困境不必然靠總統兼黨主席就可以解決,
因為關於政黨的定位、黨務改造及立法院黨團的運作等等,才是身為
執政黨所應該視為更重要的根本事項。
當人民在民進黨的引領下,已經了解「黨政合一」與「以黨領政」是
威權體制建構的基石,所以才選擇了民進黨來取代國民黨的執政,意
義就在於揚棄威權統治而期盼政治更加民主化。但如今,民進黨卻又
走回了「黨政合一」、「以黨領政」,或是如其所謂的「黨政同步」
,此在人民內心的觀感上,自然認為此舉是走向國民黨威權體制的回
頭路。
此外,Robert Dahl[20]曾經在其書中提到,沒有對抗的權力可有效
制衡企業團體的特權,商業特權會敗壞民主政治的危機是存在的。以
往,國民黨被視為「黑金政權」,其與財團間之利益糾結,受到台灣
民眾與民進黨之嚴厲抨擊。然而,在政黨輪替後不久,一向對當權者
提出不少批評的「澄社」,於其向民進黨政府提出的萬言書中,則指
出了政黨輪替後的民進黨政府,也正發生「向財團傾斜」的傾向[21]
。我們原本以為,政黨輪替應該可以解構國民黨與財團利益共生下所
產生的政權,但民進黨政府竟於執政後不久,就開始向財團靠攏。
政黨輪替似乎並不能夠因而解決政、商之間的合理關係,而政府一再
地為財團展延或提供補助,不管這些錢是來自於老百姓辛苦納稅換來
的,使得商業利益比人民利益在位階上來的高,這不僅違背了以民為
主的民主原則,也違背了當初人民希望民進黨政府擺脫金權政治的期
待。故而,對於政黨輪替後之期待產生過大之差距,人民連帶對民主
政治運作的滿意度,自然容易產生滑落。
六、激化族群對立
民族國家與民主自治乃是不同的政策邏輯。「民族國家」的政策邏輯
是國家領導者藉追求「民族的」國家,來增強文化同質性與獨立的歷
史認同,故常有意無意地主張國家是「民族」的國家,而且為民族而
存在。相反地,「民主化」的政策邏輯,是在國家形成過程中,強調
一種廣泛而包容的公民權及平等權[22]。然而,台灣在民主化過程中
,「統、獨」、「本省、外省」、「本土化、去中國化」等的對立,
一直是伴隨著政治發展中的幽靈,而使民主化的改革實有遭受扭曲。
即使實現了首度的政黨輪替,但這些幽靈仍然是影響政治民主化發展
的重要關鍵因素,並不會因為完成了政黨輪替而使之趨於消失。
事實上,政黨輪替的結果對於民族國家邏輯與民主邏輯的衝突來說,
應該是個無關的因素,但這個衝突,卻影響著憲政主義目標與獨立建
國目標間的相互糾纏,而導致憲政體制結構問題始終難以獲得釐清[2
3]。在首次的政黨輪替後,由於傾向台灣獨立建國的民進黨贏得了總
統大位的執政權,固然我們必需承認在民主化進程方面這是個重大的
突破性發展,但對台灣未來政治發展中最大的困境所在,卻無法證明
具有明顯的助益。甚至於,執政者還不斷在政策上引發「通用拼音」
與「漢語拼音」爭議,並倡言「國旗不等於國家」,以及在選舉中說
出「香港腳走香港路」與「選台灣特首」等容易激化族群對立的論調
。諸如這些問題背後所代表的族群問題無法有個最終性的解決,政黨
輪替在政治民主化發展中,便只能算是向前邁進了一小步;甚至於,
若政黨輪替後的執政黨在這個問題上有過激的冒進作為,不僅在民主
鞏固上尚有一大段距離,或許還可能對台灣造成政治發展過程中的嚴
重衰退。
陸、結 論
歸結上述的討論與事例,我們看到政黨輪替後民進黨政府的作為,可
說是在意識型態治國的大架構下,存在著對國家認同及現行憲政民主
體制維護與尊重的遲疑。雖然,民進黨已經成為不折不扣的執政黨,
但由於其對中華民國的意義與其憲政體制,都還是抱持著反對黨的心
態,甚至於仍然扮演「革命黨」的角色而時有衝撞,並偶爾顯露出其
反體制的意圖。因此,對於台灣政治民主化的政治發展而言,在首度
的政黨輪替後,並不表示我們就擁有了樂觀的理由,因為橫在眼前的
,還有諸多的困境有待我們去突破。
最近一段期間,當SARS疫情在台灣蔓延時,我們才驚覺過去所自豪建
立的民主政治體制,竟在危機來臨時無法有效回應人民的需求,且政
府因應變局的能力尤其顯得疲弱不振。一旦我們所自豪的民主體制無
法解決人民當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且政府又無法許人民一個可以
期盼的願景與未來,自然使得人民對於所謂的「民主體制」,逐漸產
生了不可信賴感,甚至於因失望而終至於絕望。
另一方面,政治體制維護與伸張正義公平的公信力,也並未因政黨輪
替而有所增強。例如,陳水扁宣示拉法葉艦弊案即使動搖國本也要辦
下去,但至今似乎將要讓此案無疾而終。又如,民進黨政府執政不久
,隨即發生向財團傾斜的現象,乃至於有重建「新黑金結構」的趨勢
。而政治上的貪污腐敗與巧取豪奪層出不窮,人民原本寄望於政黨輪
替後的新政治體制,但結果卻讓人民的期待落空。
事實上,台灣的民主化發展已走向了民粹式的民主政治,故而政黨輪
替後所造成的執政格局,才讓人民感受到在人權保障、法治精神及憲
政體系的運作等民主內涵方面,並沒有因為政黨輪替而獲得進步,更
有甚者,許多方面還有更加倒退的跡象。然而,要達到民主鞏固,並
非一次的政黨輪替便能竟其功,而需要讓政黨輪替成為常態後,民主
政治的發展才能有較為長足的進步。杭廷頓即認為,通過選舉選擇統
治者是民主的核心所在,只有統治者願意按照選舉的結果放棄權力,
民主才是實實在在的。第一次政權易手同常只具有象徵意義,而第二
次易手則可說明兩件事情。第一,一個社會中兩個主要的政治領袖集
團充分忠於民主,而且願意在選舉失敗之後交出職位和權力。第二,
菁英和公眾都在民主的體制內運作,當初了差錯時,你可以改變統治
者,而不是改變這個政權。[24]
換言之,台灣民主政治若是能夠獲得鞏固,至少要歷經杭廷頓所謂的
「兩次輪替檢定說」(two-turn-over test),也就是端看未來民主的
轉移政權,是否已經平安的發生過兩次為最基本之要件。
(本文為作者個人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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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果政黨輪替強調的是「一黨在朝,一黨在野」之輪流執政,則
政黨輪替指的應是兩黨制下可能產生的現象。而在美國總統制下,政
黨輪流執政之「執政」,則指的是擔任總統而言。請參閱,呂亞力,
政治學(台北:三民書局,2001年8月,5版1刷),頁262。至於多黨
制的情形,由於目前多黨制的民主國家中,皆屬採內閣制並組成聯合
內閣,即使經常發生倒閣而重組新內閣,但卻極可能發生聯合內閣中
的政黨於解散聯合內閣重組後,仍然參加了聯合內閣的情形。因此,
採內閣制而成為多黨制的國家,在政治學教科書與相關學術著作上,
通常不適用政黨輪替的概念。
[2] Gabriel Almond,“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Developmen
t,”in Myron Weiner & Samuel P. Huntington eds. Understandi
ng Political Development (Boston: Little Brown, 1987), pp.43
7-478.
[3] Lucian W. Pye,“The Concept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
cience, 358, M. 1-13, March 1965.
[4] 彭懷恩,比較政治學(台北:風雲論壇,2001年),頁398。
[5] 呂亞力,政治發展(台北:黎明文化,1995年),頁111。
[6] 呂亞力,政治發展,頁115。
[7] 田弘茂著,劉淑惠譯,「台灣民主鞏固的展望」,載於田弘茂等
主編,新興民主的機遇與挑戰(台北:業強出版社,1997年),頁24
5。
[8] 呂亞力,政治發展,頁116-117。
[9]有關競爭性政黨體制的意義,參閱 任德厚,政治學(台北:自版
,1993年),頁186-187。
[10] Juan Linz & Alfred Stepan,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
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Southern Europe, South America, an
d Post-Communist Europe(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p.16.
[11] 金耀基,「中國的現代性與民主發展的前景:論民主與文化的
關係」,載於殷海光基金會主編,民主轉型台灣現象(台北:桂冠圖
書,1998年),頁3-4。
[12] 朱雲漢,「人民的肯定才是最真實的民主成就」,中國時報,
九十一年九月三十日,版二。
[13] S. P. Huntington,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Decay”, World Politics, 17, April, 1965, pp.386-430
[14] S. P. Huntington,“Democracy for the Long Haul”, Journ
al of democracy, 7:2(April) , 1996, pp.3-13.
[15] Guillermo O’Donnell,“The Illusion of Consolidation”,
Journal of Democracy,7,2( April), 1996 , pp.44-45.
[16] Alfred Stepan & Cindy Skach,“Presidentialism and Parl
iamentarism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Juan J. Linz &
Arturo Valenzuela, eds. The Failure of Presidential Democra
cy: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Vol.1 (Baltaimore, MD.: Johns H
opkins University Press), p.119.
[17]聯合報,民國九十一年九月二十五日,版六。
[18] 有關「忠誠調查」之評析,可參 桂宏誠,「公務人員品德及忠
誠特殊查核辦法草案」,考銓季刊,第32期,民國九十一年十月,頁
60-71。
[19]聯合晚報,民國九十一年十二月十日,版十九(南台灣)。
[20] 參閱Robert Dahl, Dilemmas of Pluralist Democracy: Auton
omy versus Control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82.
[21] 澄社,「針砭新政府」,https://ts.yam.org.tw/document/doc
u1-10.htm
[22] Juan Linz & Alfred Stepan, “Toward Consolidated Democ
racies”, Journal of Democracy, 7,2( April), 1996 ,pp.23-28.
[23] 朱雲漢,「全球第三波民主化的反思」,載於殷海光基金會主
編,前揭書,頁40。
[24] S. P. Huntington著,劉軍寧譯,第三波-20世紀後期民主化
浪潮(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8年),頁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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