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斯達:「愛國者治港」前夜的香港近代史回顧 -- 上報 / 評論】
北京推行「愛國者治港」,在香港內部並沒有炸開了鍋,因為早有預告。檯面反對的政治人物都掃光了。加上晦明不定的疫情、47 個反對派被行刑式審判,人的關注力卻終究並非無限。
由北京完全主導的選舉改制,在這裡首先引起的卻是思古幽情,整理國故的歷史意識。北京人大決定香港選舉制度的時候,親中派、特區官員和社會上的行業代表,都跑出來全力支持,但一般的香港人卻是截然不同的反應冷淡。看在眼裡,知道了,內心有點想法,但精神卻累得不想理會。網絡上卻有歷史考古專頁回顧香港一直以來爭取權利的歷史。因為大家在沉默中亦觸景傷情,不禁天問,香港是如何走到今日的呢?
要回顧的話總會令人不高興,因為在過渡期間,一些有份協助扼殺全面普選的政客,還在香港;很多錯誤期待過香港應該回歸中國、兩地一起民主化的「民主回歸派」,還活得好好的。愛中國至深的香港民運領袖司徒華早已逝世,沒能看到今日香港「全面回歸」的模樣。
若把香港人粗略分為年輕一代和中老年一代,他們對今日香港的局面,反應自然不一樣。中老年一代當年親身經歷過前途談判和 1997 年的主權移交,也經歷過中國對香港主權決不退讓,香港只能被動接受的時代。當年很多人恐懼而移民,就此一去不返,當時已經有幾十萬人投奔怒海,不只令英美澳加等地增加了很多香港聚落,更令當時香港社會的中上層人員大換血,於是很多才德普通的人,也因為社會結構上層真空而無端得到晉升機會。
大部份人對回歸中國都有疑慮,但有一班人認為要留下來,試圖用自己的專業能力留守香港,希望在「一國兩制」裡面據理力爭,為香港爭取最大利益。這些人當中有一部份後來成為公民社會的中堅份子,也有一些順理成章從政。因為英國在撤走之前,在香港推了半套政改,香港立法會起碼有一半直選。香港回歸初期,中國對香港基本上不介入。董建華管治時期,中國與美國打得火熱,中國當時的地位,尤如美國在二戰之後扶植的日本,大家關係好得不得了,香港也與美國關係良好,跟今日不能同日而喻。迪士尼樂園也是那個年代商量好在香港興建,當時香港給迪士尼的條款十分優厚,甚至有人批評香港「喪權辱港」,面對美資頭也抬不起來。
北京彈指間就可改變現狀
回歸之初,香港政治局面看來也是粗安,民主(回歸)派的存在,便看來好像鎮守著香港,是他們令中共沒有河水犯井水。這是一個歷史造成的錯覺,後來我們親眼目睹了香港的司法獨立、議會制度、懲治機關,在北京彈指之間就可改變。不是北京不能做,而是它當時顧全與美國和西方的關係,沒有重搖香港的現狀。北京每次動手,不只激起了香港人反感,民主派的權威也逐年散功。
一國兩制究竟是甚麼,雙方慢慢都有了自己的詮釋。香港人本來這個制度可以守護自己權益,可以維護香港生活環境「不變」,但同時一國兩制的源頭是中國主權,這個制度也證成了中國對香港有各種權力的法理邏輯。因此它也可以不給香港實行民主普選,因為條文說過,香港的民主政改要依照「實際情況」,經過 19 年的反送中,實際情況不行了,所以要杜絕反中份子進入權力機制,於是實行一連串的選舉「優化」。
然而這並不是 19 年直接導致的,而是在 2014 年北京就香港政改問題發出「白皮書」,宣示北京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特首候選人要先由選舉委員會先撰選,因為香港特首很大權力,比普通的地區領導人更大,事涉國家安全,要牢牢掌握。
從國家邏輯而言,這是天經地義。這一切的揭開,象徵著中老年人半生信仰的民主回歸、中國走向政治自由化並且令香港一併民主,或者退而求其次,以一國兩制賦予香港的權力「自守拒共」的黃金遐想,在短短數年間蒸發殆盡。在 47 人的審判現場,有法律界人士質問,警察無理封鎖法庭,干擾公眾人士聽審,這樣香港還有司法獨立嗎?法庭是司法機關管理,還是警察管理?這個問題,發問者自己都明白,只是「人窮則呼天」,當世界觀被現實強力挑戰時,內心痛苦無比,只能「天問」。
若問他們,有沒有認為當年自己太過天真、對權力有著行險僥倖之心、料不到中國真會如此,他們不一定承認,但內心一定充滿交戰。畢竟那個年代,回歸不是他們要搞的,但當中搖旗吶喊的也有不少。97年之前,香港曾有議員發起全面直選立法會,但最後卻是「民主回歸派」的成員投了反對派,以一票之差失敗。當時輿論鞭韃他們,「民主回歸論」支持者的原罪就由此種下。當時有支持否決全面直選的人,在電視節目上為此決定護航:
「身為匯點成員,我認為李華明做法沒錯。因為我們現在民主化不是單看香港,也要看全中國民主化,兩者要同步進行,互相配合,不可單講香港不講中國,這是民主回歸派匯點所講的堅持原則,我們既要回歸,又要民主,我希望講清楚這立場。第二,假如未來我們作為中國人民一份子,不是現在我們在港英生活下就不是中國人,由始至終我們從來都是中國人時,我們的民主化就不應該單講香港,兩者要配合,就要想清楚這問題…」
這素顏而自以為是的愛國主義,不知是否有點像某一個時空下「盼來了祖國」的林獻堂。
相信的等 不信的走向抗爭
二十年來,香港也說不上有民主進程,但已經在議會裡有不少議席、得優厚議員薪津的民主派,就慢慢分裂為保守派和加速派。保守派認為要苦撐待變,最終香港能否政改,都是要與中國商討,尤其是不能反對中國,不能惹怒中共。而中國在忙著發展經濟,從來也不想多個變數,也是能拖就拖。
香港的政經高層能忍,不代表下面的不會鼓譟。特別是香港是「堅尼系數」長期排名一二的經濟體,很多窮人,房價極高,大家水深火熱,他們也得到了某程度上的政治啟蒙,認為經濟問題、利益集團固化,必須民主化,政府才會向人民問責、有能力解決問題,否則就是被本地和海外財團長期左右大政。經濟問題引致了對民主化的高度渴望,他們有一些就支持或自己成為民主派的加速派,用抗爭要求政府盡快改為民選。保守派認為中國會在適當時候推動政改,因此萬事小心,也有了經略中國的幻想,事後我們當然證實了,當時中方只是拖延他們,是不會真正給香港人他們想像中的普選。
當「保守派」(或「經略派」) 自覺朝中有人的時候,更是對「加速派」不友善,大家又是選舉競爭對手,雙方的矛盾既混合私人恩怨、爭取路線不一、議席的競爭、社經矛盾等等,成為近十年的政治主軸。保守派的策略一言以蔽之,就是大力爭取民主反而冒進,因為激怒中共,最後只會越收越緊。爭取民主太大力,反而是破壞民主運動。這個悖論為何出現和盛行,便是因為在香港的具體政治環境,北京垂簾聽政,雖然看似不動,但大家都明白權力全在他手。分別只是,北京有權,它會容許還是不容許香港民主。有人會寄望中國自動放權,也有人根本就不相信。相信的就繼續等,不相信的就慢慢走向抗爭。
「香港還是正常」是幻覺
歷史繼續向前,結果是不相信的人慢慢增加,越來越多,對抗爭手段的包容度也越來越大。2014 年佔領之後,有 2016 年旺角的警民衝突,到 2019 年一般人就已豁出去。有些中老年意見領袖仍然會很懼怕騷亂越搞越大,會惹來中國報復,但可能當初實踐行動的很多人,抱著的心態卻是反正已經惹怒了中國,而且就算中國很高興,也不會給香港民主的。
就是這股絕望,最終衝散了整個上層虛偽地維持的「香港還是正常」的幻覺。
隨之而來的是中國也不再容忍,用警察大打大捕,用法庭重判抗爭者,立了《國安法》,然後又修改選舉制度,杜絕反對派進入議會。其實更多的改造還會陸續推出。例如對香港既得利益階層的整治、打擊地產商、打擊原居民、馴服香港的「深層政府」 (即自成一國的高級公務員)、還有大舉洗換本身能力不濟的建制派。
他們的意思是,香港搞不好,離心者眾,是因為經濟問題,是大地產商和各種既得利益階級暗中阻礙施政,導致利益分配不均,人們才倒向爭取民主自由,進而演變成威脅中國的動亂、還有一批人去外國遊說要制裁中國。北京相信,只要下層利益分配好了,就可以大為削弱香港人對民主自由的追求及「政治化」風潮。
香港低下層和年輕一代,在過渡期前後才哇哇落地,與前面的光輝失諸交臂,生不逢時已經是定數。這些人沒有經濟上流的希望,導致絕望,因而參政求變是真的,但在過程中,沒有中國情懷的年輕一代,在犧牲過程中建立了自己唯香港論的主體意識,對主宰自己命運的渴求,大概比起上一代更要強烈。難言哪一種情懷比較究竟,但中老年早已獲得了一定利益,他們會因為香港情況變壞而離開,保存個人,但走不了的年輕人在乎自身的同時,也在乎香港作為一個整體的文化及政治體系,他們將自身的存在,寄托於群體的保存。
中老年人的世界和希望業已煙滅,他們也較難習慣新世界。好像有份出賣了香港的罪惡感、血氣隨年齡增長而消失、家累的重擔,都是一代人漸漸淡出熄微的原因。畢竟在過渡期前後,中國還需要西方和「原香港」,對政治上的反對者都很寬容。是在預期將會得到寬容環境,也容易有收成,我們才會「抗爭」。如果抗爭危險、充滿焦慮的時候,很多人就會離開。如果手上有很多籌碼,是不會無故自毀的。這是人之常情;然而後來的一代,雖然一無所有,卻很多人是真心相信「不是因為看到會勝利才堅持,而是堅持了才可能得到勝利」。這一代香港人和上一代,內心的差距拉開了彷彿兩個物種之遠。
一無所有的心安
年輕一代亦不是不絕望痛苦,但他們沒有見過巫山和滄海,沒有能夠懷舊的念想,反而不會完全陷入「我認識的世界已經完全幻滅」的痛苦。畢竟他們是成長於一國兩制之下的第一代。他們潛意識也知道香港變成如此,第一是北京、第二是父祖輩,與自己無關,反而自己是幫父祖輩還債,卻沒有吃香喝辣過,在受難中反而有了一無所有的心安。有一些朋友就在 47 人之中,他們在獄中互相挖苦和說笑的言談,也傳到了外面。為甚麼身處絕境都能如此苦中作樂,也許便是因為潛意識知道自己雖然受苦,但卻是清白的,良心過意得去。雖然狀況十分畸形,但香港歷史的確是如此曲折和畸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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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北京完全主導的選舉改制,在這裡首先引起的卻是思古幽情,整理國故的歷史意識。北京人大決定香港選舉制度的時候,親中派、特區官員和社會上的行業代表,都跑出來全力支持,但一般的香港人卻是截然不同的反應冷淡。看在眼裡,知道了,內心有點想法,但精神卻累得不想理會。網絡上卻有歷史考古專頁回顧香港一直以來爭取權利的歷史。因為大家在沉默中亦觸景傷情,不禁天問,香港是如何走到今日的呢?
要回顧的話總會令人不高興,因為在過渡期間,一些有份協助扼殺全面普選的政客,還在香港;很多錯誤期待過香港應該回歸中國、兩地一起民主化的「民主回歸派」,還活得好好的。愛中國至深的香港民運領袖司徒華早已逝世,沒能看到今日香港「全面回歸」的模樣。
若把香港人粗略分為年輕一代和中老年一代,他們對今日香港的局面,反應自然不一樣。中老年一代當年親身經歷過前途談判和 1997 年的主權移交,也經歷過中國對香港主權決不退讓,香港只能被動接受的時代。當年很多人恐懼而移民,就此一去不返,當時已經有幾十萬人投奔怒海,不只令英美澳加等地增加了很多香港聚落,更令當時香港社會的中上層人員大換血,於是很多才德普通的人,也因為社會結構上層真空而無端得到晉升機會。
大部份人對回歸中國都有疑慮,但有一班人認為要留下來,試圖用自己的專業能力留守香港,希望在「一國兩制」裡面據理力爭,為香港爭取最大利益。這些人當中有一部份後來成為公民社會的中堅份子,也有一些順理成章從政。因為英國在撤走之前,在香港推了半套政改,香港立法會起碼有一半直選。香港回歸初期,中國對香港基本上不介入。董建華管治時期,中國與美國打得火熱,中國當時的地位,尤如美國在二戰之後扶植的日本,大家關係好得不得了,香港也與美國關係良好,跟今日不能同日而喻。迪士尼樂園也是那個年代商量好在香港興建,當時香港給迪士尼的條款十分優厚,甚至有人批評香港「喪權辱港」,面對美資頭也抬不起來。
北京彈指間就可改變現狀
回歸之初,香港政治局面看來也是粗安,民主(回歸)派的存在,便看來好像鎮守著香港,是他們令中共沒有河水犯井水。這是一個歷史造成的錯覺,後來我們親眼目睹了香港的司法獨立、議會制度、懲治機關,在北京彈指之間就可改變。不是北京不能做,而是它當時顧全與美國和西方的關係,沒有重搖香港的現狀。北京每次動手,不只激起了香港人反感,民主派的權威也逐年散功。
一國兩制究竟是甚麼,雙方慢慢都有了自己的詮釋。香港人本來這個制度可以守護自己權益,可以維護香港生活環境「不變」,但同時一國兩制的源頭是中國主權,這個制度也證成了中國對香港有各種權力的法理邏輯。因此它也可以不給香港實行民主普選,因為條文說過,香港的民主政改要依照「實際情況」,經過 19 年的反送中,實際情況不行了,所以要杜絕反中份子進入權力機制,於是實行一連串的選舉「優化」。
然而這並不是 19 年直接導致的,而是在 2014 年北京就香港政改問題發出「白皮書」,宣示北京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特首候選人要先由選舉委員會先撰選,因為香港特首很大權力,比普通的地區領導人更大,事涉國家安全,要牢牢掌握。
從國家邏輯而言,這是天經地義。這一切的揭開,象徵著中老年人半生信仰的民主回歸、中國走向政治自由化並且令香港一併民主,或者退而求其次,以一國兩制賦予香港的權力「自守拒共」的黃金遐想,在短短數年間蒸發殆盡。在 47 人的審判現場,有法律界人士質問,警察無理封鎖法庭,干擾公眾人士聽審,這樣香港還有司法獨立嗎?法庭是司法機關管理,還是警察管理?這個問題,發問者自己都明白,只是「人窮則呼天」,當世界觀被現實強力挑戰時,內心痛苦無比,只能「天問」。
若問他們,有沒有認為當年自己太過天真、對權力有著行險僥倖之心、料不到中國真會如此,他們不一定承認,但內心一定充滿交戰。畢竟那個年代,回歸不是他們要搞的,但當中搖旗吶喊的也有不少。97年之前,香港曾有議員發起全面直選立法會,但最後卻是「民主回歸派」的成員投了反對派,以一票之差失敗。當時輿論鞭韃他們,「民主回歸論」支持者的原罪就由此種下。當時有支持否決全面直選的人,在電視節目上為此決定護航:
「身為匯點成員,我認為李華明做法沒錯。因為我們現在民主化不是單看香港,也要看全中國民主化,兩者要同步進行,互相配合,不可單講香港不講中國,這是民主回歸派匯點所講的堅持原則,我們既要回歸,又要民主,我希望講清楚這立場。第二,假如未來我們作為中國人民一份子,不是現在我們在港英生活下就不是中國人,由始至終我們從來都是中國人時,我們的民主化就不應該單講香港,兩者要配合,就要想清楚這問題…」
這素顏而自以為是的愛國主義,不知是否有點像某一個時空下「盼來了祖國」的林獻堂。
相信的等 不信的走向抗爭
二十年來,香港也說不上有民主進程,但已經在議會裡有不少議席、得優厚議員薪津的民主派,就慢慢分裂為保守派和加速派。保守派認為要苦撐待變,最終香港能否政改,都是要與中國商討,尤其是不能反對中國,不能惹怒中共。而中國在忙著發展經濟,從來也不想多個變數,也是能拖就拖。
香港的政經高層能忍,不代表下面的不會鼓譟。特別是香港是「堅尼系數」長期排名一二的經濟體,很多窮人,房價極高,大家水深火熱,他們也得到了某程度上的政治啟蒙,認為經濟問題、利益集團固化,必須民主化,政府才會向人民問責、有能力解決問題,否則就是被本地和海外財團長期左右大政。經濟問題引致了對民主化的高度渴望,他們有一些就支持或自己成為民主派的加速派,用抗爭要求政府盡快改為民選。保守派認為中國會在適當時候推動政改,因此萬事小心,也有了經略中國的幻想,事後我們當然證實了,當時中方只是拖延他們,是不會真正給香港人他們想像中的普選。
當「保守派」(或「經略派」) 自覺朝中有人的時候,更是對「加速派」不友善,大家又是選舉競爭對手,雙方的矛盾既混合私人恩怨、爭取路線不一、議席的競爭、社經矛盾等等,成為近十年的政治主軸。保守派的策略一言以蔽之,就是大力爭取民主反而冒進,因為激怒中共,最後只會越收越緊。爭取民主太大力,反而是破壞民主運動。這個悖論為何出現和盛行,便是因為在香港的具體政治環境,北京垂簾聽政,雖然看似不動,但大家都明白權力全在他手。分別只是,北京有權,它會容許還是不容許香港民主。有人會寄望中國自動放權,也有人根本就不相信。相信的就繼續等,不相信的就慢慢走向抗爭。
「香港還是正常」是幻覺
歷史繼續向前,結果是不相信的人慢慢增加,越來越多,對抗爭手段的包容度也越來越大。2014 年佔領之後,有 2016 年旺角的警民衝突,到 2019 年一般人就已豁出去。有些中老年意見領袖仍然會很懼怕騷亂越搞越大,會惹來中國報復,但可能當初實踐行動的很多人,抱著的心態卻是反正已經惹怒了中國,而且就算中國很高興,也不會給香港民主的。
就是這股絕望,最終衝散了整個上層虛偽地維持的「香港還是正常」的幻覺。
隨之而來的是中國也不再容忍,用警察大打大捕,用法庭重判抗爭者,立了《國安法》,然後又修改選舉制度,杜絕反對派進入議會。其實更多的改造還會陸續推出。例如對香港既得利益階層的整治、打擊地產商、打擊原居民、馴服香港的「深層政府」 (即自成一國的高級公務員)、還有大舉洗換本身能力不濟的建制派。
他們的意思是,香港搞不好,離心者眾,是因為經濟問題,是大地產商和各種既得利益階級暗中阻礙施政,導致利益分配不均,人們才倒向爭取民主自由,進而演變成威脅中國的動亂、還有一批人去外國遊說要制裁中國。北京相信,只要下層利益分配好了,就可以大為削弱香港人對民主自由的追求及「政治化」風潮。
香港低下層和年輕一代,在過渡期前後才哇哇落地,與前面的光輝失諸交臂,生不逢時已經是定數。這些人沒有經濟上流的希望,導致絕望,因而參政求變是真的,但在過程中,沒有中國情懷的年輕一代,在犧牲過程中建立了自己唯香港論的主體意識,對主宰自己命運的渴求,大概比起上一代更要強烈。難言哪一種情懷比較究竟,但中老年早已獲得了一定利益,他們會因為香港情況變壞而離開,保存個人,但走不了的年輕人在乎自身的同時,也在乎香港作為一個整體的文化及政治體系,他們將自身的存在,寄托於群體的保存。
中老年人的世界和希望業已煙滅,他們也較難習慣新世界。好像有份出賣了香港的罪惡感、血氣隨年齡增長而消失、家累的重擔,都是一代人漸漸淡出熄微的原因。畢竟在過渡期前後,中國還需要西方和「原香港」,對政治上的反對者都很寬容。是在預期將會得到寬容環境,也容易有收成,我們才會「抗爭」。如果抗爭危險、充滿焦慮的時候,很多人就會離開。如果手上有很多籌碼,是不會無故自毀的。這是人之常情;然而後來的一代,雖然一無所有,卻很多人是真心相信「不是因為看到會勝利才堅持,而是堅持了才可能得到勝利」。這一代香港人和上一代,內心的差距拉開了彷彿兩個物種之遠。
一無所有的心安
年輕一代亦不是不絕望痛苦,但他們沒有見過巫山和滄海,沒有能夠懷舊的念想,反而不會完全陷入「我認識的世界已經完全幻滅」的痛苦。畢竟他們是成長於一國兩制之下的第一代。他們潛意識也知道香港變成如此,第一是北京、第二是父祖輩,與自己無關,反而自己是幫父祖輩還債,卻沒有吃香喝辣過,在受難中反而有了一無所有的心安。有一些朋友就在 47 人之中,他們在獄中互相挖苦和說笑的言談,也傳到了外面。為甚麼身處絕境都能如此苦中作樂,也許便是因為潛意識知道自己雖然受苦,但卻是清白的,良心過意得去。雖然狀況十分畸形,但香港歷史的確是如此曲折和畸形。
水深火熱用法 在 BennyLeung.com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人文 · 島嶼】是三「粒、顆、個」蘋果?語言學家何萬順破解看似廢話的「分類詞」
分類詞是個宛如闌尾般,無功能、無意義的冗詞嗎?何萬順整合前人研究成果,加上自己全面調查了全球七千多種語言,目前發現一共有519個語言具備分類詞,包含我們使用的臺灣華語。如果分類詞果真無用,那這些語言為什麼要發展出分類詞?
一切語言的秘密,都從質問最平凡無奇、理所當然的細節開始。政治大學語言學研究所特聘教授何萬順的出手,直指語言中的「分類詞」(classifier)。什麼是分類詞?用一個小學程度的中英翻譯說明:three是「三」,books是「書」,three books呢?為什麼不是「三書」,而是「三本書」?這憑空冒出的「本」,就是語言學上的分類詞。其他例子還包括五顆蘋果的「顆」、兩張桌子的「張」等等。
分類詞潛藏在我們每天運用自如的語言裡,但我們很少注意到它扮演的角色,甚至未曾意識到它的存在。實際上,在絕大多數的日常言談中,分類詞也的確無關宏旨。何萬順教授啟用語言學的顯微鏡,聚焦再放大,讓分類詞貫串連結了人類心智、數理邏輯、語言生成的機制、以及台灣語言與政治,再到世界語言史等主題,揭示分類詞和語言的奧秘。
量詞是必須,分類詞是廢話
語言學上,分類詞不同於一般較常聽到的量詞。何萬順的研究重點之一,正是想確立一條區辨分類詞和量詞的理論界線,如果要用一句話總結,那就是──「量詞是必要的,分類詞是廢話。」何萬順笑著說。
分類詞在語意表達上堪稱無用之物,其實說也好、不說也罷。何萬順喜歡拿這個聖經故事為例:「五餅二魚餵飽五千人」,白話來說,就是「五張餅、兩條魚,餵飽五千個人」,兩個句子只差在分類詞的有無,但意涵一模一樣、不增不減。至於量詞可就有紮紮實實的語意了,譬如:三「雙」筷子、五「包」衛生紙的「雙」和「包」一旦省略,說話者便無法順利表達心中所想的物品數量。
中文使用者不容易區別分類詞和量詞,是因為它們在語法上佔據相同的位置,都在「數詞之後、名詞之前(三__蘋果)」。不僅如此,何萬順更發現它們都能對應到數學的乘法關係,用更簡潔的式子表達:三雙筷子是3 x 2 x 筷子,三本書則是3 x 1 x 書。
兩者的差別在於,分類詞的乘法意涵再怎麼樣都只能是「乘一」,而在數學上「乘一」完全可以省略。分類詞無法描述「一」之外的數量,說了等於沒說,這就是分類詞和量詞的不同之處。何萬順結論道,分類詞的定義,就是它的乘法屬性「必然是乘一」;如果語意不是必然乘一,則屬於量詞。也因此,分類詞後面只能接可數名詞,其他林林總總的情況都算是量詞。
語言歷史中的偶然產物
這麼說來,分類詞不就是宛如闌尾般的存在,一個無功能、無意義的冗詞?何萬順整合多位前人的研究成果,加上自己全面調查了全球七千多種語言,目前發現一共有519個語言具備分類詞,其中也包含我們使用的台灣華語(Taiwan Mandarin)。如果分類詞果真無用,這些語言為什麼要發展出分類詞?
詞如其名,傳統的語言學家認為分類詞的功能,在於為名詞分類:指涉圓形的物體才能用「顆」、長條狀物體才能用「條」,這也是分類詞的名稱由來。但在何萬順看來,這個說法未免過於簡化。他認為分類的功能並沒有必要性,應該是分類詞在語言演變過程中,偶然衍生的副作用。
何萬順指出,分類詞的誕生起初可能只為了講求語言節奏的一致性,用於填補音韻的空缺。譬如說,三籃蘋果、三箱蘋果、三斤蘋果的三和蘋果之間都有一個音節;這時如果又說三蘋果,就會造成不太協調的感覺,而填上一個空詞,便能達到音韻的一致性。這個空詞不能有語意,只能是可省略的乘一,像是「個」或「顆」。
接下來,分類詞系統成形的第二部曲,可以說是微妙有趣的橋段。當人們創造了一個空詞,意義便開始逐漸注入。「語言中只要有聲響,人就很難不給他語意。」何萬順說:「那麼,該為數詞和名詞中間的這聲音賦予什麼意義呢?如果我先把後面要講的東西給你提點一下,東西是圓的就說顆、長的就說根、動物就說隻,這就造成一個很好的語意分散效果:透過分類詞彰顯後面這樣東西的某項特徵,先給你一個語意的範圍,也降低你理解的壓力,不必每個詞都聽得清清楚楚,才知道我在講什麼。」
何萬順幽默舉例說:「如果有朋友跟你聊天,說他今天去逛街買了三頂⋯⋯,就算你沒聽到後面是什麼物品,都大概能猜出是帽子,而不是轎子。」這是分類詞和量詞的另一項區辨標準,分類詞能凸顯、提示後頭名詞某項內建的本質特徵(inherent property);量詞卻不必和後面名詞的物件特徵有所關聯。被裝成一「包」的東西,沒有什麼共通的本質特徵,但用「隻」當分類詞的必定是動物。於是,分類詞在偶然間具備了提示、分類的功能,但這並非最初創造它的目的。
語言與數學的相通與應用
「分類詞」和「量詞」的分析,有什麼理論或實用的價值呢?何萬順點出,由於分類詞和量詞都奠基於乘法關係,它們共同呈現了人類心智一個基本的特徵,那就是算術能力和語言能力的相輔相成,他說:「這呼應了Chomsky的生成語法理論,即人類的語言中內建mathematical property,有數學的特徵在裡面。」
也因此,這些分析可能對教學應用有所助益。數學畢竟是全世界共通的語言,如果透過乘法的邏輯介紹分類詞,將有助於母語中缺乏分類詞(如英文)的語言學習者,瞭解分類詞的運用方式。
另一方面,何萬順猜想反過來的應用方向或許也可行:「在教導孩童乘法時,先從日常語言中的量詞、分類詞切入,告訴孩童你早就知道乘法是怎麼一回事了,有助於建立學習信心。」這些應用都奠基於相同的理論基礎,算術、語言能力的相互關聯。
分類詞的單一起源?
分類詞乍看無用、瑣碎,卻成了何萬順進一步探索亞太地區語言分佈與傳播史的線索。就像地球科學家透過地層沉積物窺見地球的歷史,何萬順遍尋世界上具有分類詞系統的語言,經過一番分析後,提出了「世界語言中分類詞的單一起源假設」。
何萬順攤開自行製作的分類詞語言世界地圖,發現全球519個分類詞語言大多集中在亞太地區。可是,分類詞在語言功能上實在非屬必要,為什麼還會出現那麼多分類詞語言?於是他有天突發奇想認為:「分類詞會不會原本只在一個地方發生?接下來的擴張就好像一顆石頭擲到水池裡,啵,引起的漣漪。」經過層層嚴謹的證據蒐集、推敲與論證過程,他目前相信歐亞大陸的分類詞起源於北方漢語,而後逐漸往四處蔓延。
台灣華語獨特、豐富的分類詞系統
許多擁有分類詞的語言,不僅把這乍看無用的詞類給留了下來,還變出各種花樣來表達「乘一」,台灣華語便是之一。根據單一起源假設,台灣華語的分類詞系統應該也是發源於北方漢語,往南一路散播,由漢人移民飄洋過海帶來並日漸生根。但時至今日,台灣華語的分類詞系統卻在華語語系中一枝獨秀,蘊藏有上百個分類詞,比當今中國北方、南方的華語方言都還要豐富許多(北京土話常用的分類詞不過十來個)。這背後的緣由,就要從台灣獨特的歷史脈絡說起。
國民政府遷台後,蔣介石力推去日本化及中國化教育,並於六○年代推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亦在日治時期教育政策的基礎上實施了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同一時間,中國深陷在中國共產黨文化大革命所帶來的水深火熱和文明浩劫當中。
就在這重視古典文言文學、教育普及的制度背景下,多數台灣民眾學會了華語三千年以來的分類詞系統,並運用在日常的對話和書寫中。這些分類詞也注入台灣文學的發展,讓作家能運用更精緻、細膩的語彙帶出音韻和準確度的美感。歷史際遇的差異,讓台灣華語相較於中國,保存了更為豐富的分類詞。
除了官方因素,台灣民間各族群語言的交織匯流,更進一步豐富了台灣華語的分類詞系統。何萬順談到一次在深圳演講的親身經驗說:「當時一名學生舉手,說他們從不講什麼三顆、三粒蘋果,只講三個蘋果。」現場調查後,何萬順驚訝地發現真是如此,同時使用「個」、「顆」、「粒」似乎是台灣特殊的語言現象。他回頭分析:「台灣人可以說三個蘋果,因為『個』是最普通、一定可說的。說三顆蘋果就稍微文雅一點,我們可以在華文文學裡看到顆,天上一顆星星,就比一個星星更有文學性。」
至於粒呢?何萬順說:「把「粒」的用法擴大到比砂子更大的東西,則是受台語的影響,例如,saⁿ-lia̍p si-kue(三粒西瓜)。台語沒有『顆』,是國民黨帶來了『顆』。而現在台灣華語中『粒』的用法,就是外省第二代和本省第二代一起到學校上課時,互動溝通下共同創造出來的。他們上課學了『顆』,下課學了『粒』。」
換言之,台灣華語的分類詞系統之所以如此豐富,是同時兼容了一般用法、文言文學教育、以及各族群語言交匯的結果。在「三」和「蘋果」之間,「個」、「顆」、「粒」等分類詞都是可以互換,甚至可以省略的廢話,翻譯成英文也都是three apples;但這些「廢話」卻輝映著台灣政治、族群、語言、與教育政策相互交纏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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