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恭喜王賡武教授獲得2020年唐獎基金會漢學獎，這個被稱為「台灣諾貝爾獎」的獎項，公信力自然比「孔子和平獎」高出無數倍。王教授的一生，正是diasporic identity的代言人，生於印尼、新加坡長大、英國博士、澳洲籍、曾在馬來西亞工作、也曾在香港擔任香港大學校長和行政局議員、也是台灣中研院院士，研究國際華僑史成為一家之言，對中土觀點以外的史觀貢獻良多，對未來香港人，也充滿啟發。
以下介紹來自關鍵新聞網：
//6月20日，唐獎基金會（以下簡稱唐獎） 公佈2020年漢學獎得主由知名歷史學者王賡武（Wang Gungwu）獲得。唐獎指出，王賡武教授自1950年代末期至今筆耕不輟，在中國史、中國與東南亞、東南亞華人的認同轉變等領域上具有影響力，也直接或間接地啟發了幾代學者。
現年90歲的王賡武在1930年出生於荷屬東印度（現印尼）泗水，其父親王宓文因受僱於泗水的華僑中學而與妻子丁儼落腳當地，王賡武出生後則再居家搬到英屬馬來亞怡保市。王賡武在2018年出版的回憶錄《Home is Not Here》提到，雖然他在怡保是接受英式教育，但父母會在家教授他中國傳統文化，因此在東南亞多年的生活經歷使王賡武在中國研究上具有獨特視角。
唐獎表示，王賡武教授在馬來亞、澳洲、香港及新加坡建立他的學術生涯，並成為詮釋中國的世界觀的權威，儘管王賡武的背景無可避免地被視為「圈外人」，但正如其特殊的身分，王賡武對中國歷史的獨特見解，使其成了這時代最具原創性與啟發性的歷史學家之一。
唐獎強調，許多研究中國史的東方學者往往從中國內在觀點著手，而西方學者則是由西方相對視角觀看中國，而在馬來亞長大的王賡武，從南方觀點理解中國，開闢了一條不同的路。
而美國已故知名漢學家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1925-2008）曾表示，王賡武教授同時具有三種學術角色：「中國歷史學家、馬來西亞事務的權威性評論者，以及南洋華人問題的專家」。
通曉中國與東南亞歷史的王賡武
具有東南亞成長背景的王賡武，在東南亞華人研究上具有重大貢獻，他並不認為東南亞華人是一個對中國有著清楚認同的單一群體，因為這些華人移民有著不同的籍貫、在不同的時間點移出中國，有著不同的經濟活動，而且融入其移居國家的程度也有差異。
王賡武教授按這些歷史因素，分析了多種華人性（Chineseness，或譯中國性）的歷史建構過程，他主張東南亞後殖民國家的國族建構（nation-building）打造了其公民的國族認同，包括華人在內的多元種族都接受了這樣的認同。如現今的華人不再如清末民初那些以「華僑」（Chinese sojourners）身分離開中國的先民，不再只擁有單一的祖國認同，現今海外華人複雜的國族認同已與祖輩大相逕庭。
王賡武教授自50年代末開始專研中國與東南亞華人史，做出了不少經典著作與觀點。承上所述，對於海外華人的國族認同差異，王賡武曾提出了將東南亞華人群體分為甲乙丙三個集團的理論。甲集團的華人多與中國政治保持直接和間接的關係，並關注自身與中國的命運，其政治色彩最為鮮明；而丙集團屬於小而不穩的集團，因為無法把握自身的特性，但一般都保有對當地的忠誠，進而與當地同為一體；至於乙集團的華人則處於甲丙之間，較「講求實際」，最關心的是貿易和社會團體的低姿態與間接政治，常給予不問政治的印象，很少就政治理想與政治目標表態。此理論對於許多研究各國華人社會的學者具有重要意義。
不過，其實一開始王賡武是以研究中國古代史起家的。唐獎指出，王賡武1957年畢業於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其博士論文《五代時期北方中國的權力結構》於1963年出版，以北方諸國的視角探討中國的天下觀。
王賡武的學術成就在1960年代引起西方重要漢學家費正清（John Fairbank）的注意，當時費正清正在編纂《中國的世界秩序》，王賡武應邀撰寫〈明初中國與東南亞的關係︰背景分析〉。王賡武近期的專書則多聚焦在中國自1978年以來的「第四波崛起」的趨勢，包括2015年出版的《王賡武談世界史：歐亞大陸與三大文明》，是收錄了王賡武教授的訪談，討論在這可能來臨的「第四波崛起」中，中國正面臨什麼樣的機會與挑戰，以及2019年出版《中道今來：中華傳統與天下新秩序的重建》，都引起了各界的迴響。
關注當代中國與東南亞華人關係
因此在通曉中國史與東南亞華人史的背景下，王賡武教授對探討當代中國與東南亞華人關係的意見具有影響力。唐獎指出，雖然王賡武清楚認識到中國文明的起源在北方，但在馬來亞成長的經驗，以及與對孫中山和辛亥革命歷史的興趣， 使王賡武認知到不少的東南亞華人具有一定的政治實力，這是與他同期的歷史學家較忽略的歷史事實。
2018年王賡武教授在香港大學的演講「中國的南方：視角的轉變」（China’s South: Changing Perspective）時指出，明清政權以北方為政治中心，而南方文人精英往往在北方求得權勢與政治影響力，至於其他的如商人、農民、漁民等百姓階層，則熱衷於前往南洋謀生致富。
王賡武指出，北方政權自古以來較關注北方外敵的軍事侵略，直到十九世紀中以前，都未意識到南方海域的潛在威脅。因此王賡武將這段歷史觀點與中國的現狀相比時指出，正當中國積極在東南亞拓展一帶一路策略時，其實仍未充分了解與處理與東南亞國家之間的潛在矛盾。
二戰後東南亞地區紛紛從殖民地獨立為主權國家，由於境內有許多華人，而且多保有華僑身份，因此效忠爭議成了許多新興東南亞國家與中國的外交難題。為解決此國籍問題，前中國總理周恩來1955年出席印尼萬隆會議時，強調中國鼓勵東南亞的華人應入籍新興國家與效忠。然而，近年來中國崛起所興起的民族主義情緒，也引起東南亞國家的憂慮。
2018年《紐約時報》在探討中國對新加坡華人施加影響力的報導中就訪問了王賡武教授，他認為當基於種族和血緣去聯絡人們的時候，其他國家的政府是無法接受的，王賡武說「另一方面，北京認為這樣做很自然。這就是衝突所在，儘管後果可能是無心的。」
王賡武與中華民國
雖然王賡武在印尼出生，英屬馬來亞成長，在英國得到博士學位，後來在香港、澳洲展開學術生涯，並在1992年成為台灣中研院院士，但其實王賡武與中華民國有著深厚的關係。
香港嶺南大學歷史系講師毛升在《澎湃新聞》的書評指出，2018年有兩位同年出生的重要中國史學者都出版了回憶錄，那就是余英時和王賡武，但也許王賡武的回憶錄《Home is Not Here》是以英文書寫，因此相對少人關注，而在學界有巨大影響力余英時則以中文書寫回憶錄，在台北的銷量不俗，得到了廣泛迴響。值得一提的是，余英時也是首屆唐獎（2014）漢學獎得主。
至今《Home is Not Here》未有中文版，一般中國媒體多翻譯為《此處非故里》。有趣的是，儘管該書為王賡武教授首部回憶錄，但書中僅談及其人生的前19年的歲月。
王賡武父親王宓文的大學學歷是英國文學，儘管王宓文決定讓王賡武在英屬馬來亞接受英文教育，以利於在未來得到好的就業前景，但父母仍要他在家中學習中國古文、歷史，以保有身為中國人的國族認同。王賡武父母多年來的願望，就是希望有朝一日能舉家回到祖國-中華民國首都南京定居，但隨著太平洋戰爭的爆發，使得回國的行程百番受阻。
在中國抗戰時期，來自中國的武漢合唱團曾到東南亞各地巡演，當中包括王賡武所居住的城市怡保。這巡演目的是為了籌款支持中國的抗日戰爭，所唱歌曲包括《歌八百壯士》、《中國不會亡》、《義勇軍進行曲》、《松花江上》等。王賡武記得，原本他對中國的事情不太感興趣，但隨著馬來亞華人支持抗日而興起的民族主義情緒，也使他身為中國人的國族認同更強化了。
儘管二戰結束後，王賡武全家在1947年得以返回了南京，但由於父親已久居南洋多年，已無法習慣南京的氣候，最終母親只好陪同身體不適的父親身體返回馬來亞，而王賡武則考上了南京中央大學外文系。不過接踵而來的經濟蕭條、國共內戰爆發，中央大學被迫停辦，最終王賡武在父母的催促下，只好於1948年12月再返回了馬來亞怡保。
為了完成被中斷的大學學業，王賡武選擇到位於新加坡的馬來亞大學就讀，但當時的入學條件是必須有英屬馬來亞國籍，王賡武只好放棄了中華民國國籍。值得一提的是，後來王賡武也涉入馬來西亞的政壇，1968年他與一眾馬國的學者、政治領袖成立了多元族群政黨民政黨。
這意味著在王賡武一生的前19年，他曾是中華民國國民，而且曾回中華民國定居近2年。王賡武的父母曾希望舉家回中國大陸生活，但時代的不容許，又讓他們回到了馬來亞。王賡武沒在回憶錄中細說，為何當初不選擇繼續留在中國大陸，或選擇跟國民政府到台灣，不過也因其在大時代顛沛流離而獲得生命經歷，成就了他日後在中國與東南亞華人關係研究領域的地位。
(Source: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36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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