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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談預告 l 陳德政 x 謝旺霖 ──流浪與遠征，身歷極限的書寫突破

【編按】
十七年前，謝旺霖在雲門「流浪者計畫」的資助下，以單車展開一趟貧窮與孤獨的旅途，而後寫成《#轉山》，陸續感動十二萬讀者。2019年，詹偉雄發起的「 K2 Project 張元植X呂忠翰八千計畫 」群眾募資計畫，開啟了民眾對八千公尺巨山的想像與理解，讓登山家呂忠翰、張元植能以更好的裝備攀登世界最險峻的第二高峰K2。隨行報導者陳德政也從在台灣爬百岳的經驗，一腳踩進事先再怎麼準備也無法料想的巴托羅冰河與喀喇崑崙地形，體會高海拔缺氧的五十天，並寫成《#神在的地方》。

巴托羅冰河遠征與單騎西藏高原的極限歷程，既淬煉了他們的身心，也引領他們探索了自然書寫的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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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去一趟轉山或巴托羅比較難，還是坐在桌子前寫作比較難❓

#謝旺霖：對我而言，寫作比較難。去流浪之前，可能對文學有一點小小的抱負，但那時沒什麼成績，也不知道拿什麼證明，所以就拿自己的生命去賭，證明我可以過一段真正孤獨、貧窮的生活，這也許能當作自己的credit，真正過過別人講的寫作是一條孤獨、貧窮的路，起碼我真的腳踏實地走過。

在我還沒有任何文學credit之前，它可以給我一點信心。🚲

#陳德政：我覺得都很難，去走是純粹身體上的難。我二十幾歲時滿愛哭的，看電影、聽演唱會都會哭，但去巴托羅、K2這五十天，我基本上沒有哭過，跟K2道別時有目光泛淚，但是沒有滴下來。我的內心武裝得滿齊備的。......

說哪個比較難，我剛剛想到有個方法也許可以回答，就是你要我再走一個月的巴托羅冰河，跟再寫九個月的這本書，我會選擇去走，因為這樣的書，我再也寫不出來了。🗻

#謝：我相信，因為某些段落裡有很詩意的出竅。德政的很多句子，我都認為好神啊，為什麼會跳到這裡。像我們在山上露宿搭帳篷，德政把那種人跟人之間、甚至空間感都寫得非常準確，比如說他在帳篷裡輾轉難眠，感受彼此間的距離，所有聲響都聽得特別清楚，好像一翻身就可以掉入別人的夢裡。

#陳：哇，你看得很仔細，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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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將由 Openbook閱讀誌 刊出，就在明天中午，敬請期待🌳

《神在的地方——一個與雪同行的夏天》
陳德政 #AWhiteSummer
#博客來選書 #金石堂強力推薦書 👑

【什麼是塔羅牌?】

塔羅牌是一套圖像象徵系統，源自於15世紀歐洲各國廣為流傳的集體紙牌遊戲。可作為瞭解西方宇宙觀時，相當完善的一套工具。

眾多占卜系統中，塔羅牌可以說是最「歐洲」的一種了──寓言式的圖像包涵了國王、王后、騎士和侍者，也有隱士和天使、惡魔等。

每一張牌卡都有一位相對應的古希臘神話神祇，如魔術師牌的代表神祇為信使之神赫密斯(Hermes)、戀人牌是愛神艾洛斯(Eros)、女祭司則是天后希拉(Hera)。

你可能會好奇：以基督教一神信仰為主的歐洲人，怎麼會玩這種異教的紙牌?

原生於歐洲的本土文明──古希臘與古羅馬文明，早在戰爭、瘧疾、火山爆發等因素中消失同化到其他民族去了。現今流行的基督教是由猶太教轉化而來，發源於西亞一帶。因此，基督教並不是歐洲原生宗教，而是出自於亞洲閃族的系統。

基督教傳至歐洲後開始壯大勢力，在羅馬帝國的後期，統治者迪奧多西皇帝為了政治因素，更宣布其為國教。第五世紀初，歐洲北部的日耳曼蠻族受到亞洲匈奴人的侵襲、因此大舉越過多瑙河和萊茵河，最後滅了西羅馬帝國。

現在霸佔歐洲的幾乎都是蠻族的後代，如：英國的盎格魯撒克遜、法國的法蘭克、北非的汪達爾、德國的歌德人等。同樣為了統治便利，蠻族們一律信了基督教，從此進入了黑暗大陸時期、也將古希臘羅馬神祇視為邪教的象徵。

直到14世紀末文藝復興開展，古希臘和古羅馬文明才被重新提出來當顯學研究。

義大利作為文藝復興中心，米蘭上流貴族圈開始流行起名為塔羅奇的(tarocchi)紙牌遊戲。有人說它很可能是十字軍東征後、從伊斯蘭世界的紙牌遊戲改編而來，至今無從考據。

塔羅牌源自於塔羅奇(Tarocchi di Mantegna)

塔羅奇幾乎在一問世的瞬間即大受歡迎，隨後流傳到了市井中。


當然，它也立刻被教會指為異端邪說，但豐富的寓意和娛樂性仍使其散播了開來，六百年來已發展成具有78張卡牌的完整系統。

塔羅牌雖由希臘羅馬神祇演變而來，但因西方世界以基督教價值觀為主、變成綜合了兩套完全不同體系的哲思融會而成──從天使加百列、到煉金術師和教堂等。

攝影師@photo.543
模特兒@nv520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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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先生，太樂觀了。六桶冷水會令人清醒？不，我都說過幾個類似的觀點，結果惹來什麼？泛民打手連登招呼呀。因人廢言，乃方塊字文化。見你可以棒打再有利益之時，那些賤貨一定會不留情面的拿著你的文章說「剩係識潑冷水」、「咁叻你做過咩？」來招呼你。有些說話都是自己私下說好了。香港人要死，就由得他們尋死好了。

#流亡就是無能
#不是我說的
#我quote練生quote㗎咋
#這些人在槍林彈雨之下願意拋頭顱灑熱血
#卻頂唔順安全流亡生活裏冇奶茶魚蛋雲吞麵。

//今天和大家談香港社會運動的海外翼。當本土翼遇到前所未有的壓阻力之後，不少香港人寄望海外翼有所作為。一些響叮噹的社運骨幹透過各種途徑離開香港到海外立足，這些人物帶着不少港人祝福飄洋過海到異域，矢志做外國政府和民間的游說和解說工作，也盡力在香港人社群裏發揮影響力，壯大各方對香港民主自治運動的支持。游說似乎真有用。近月歐美政府的一些作為，包括對若干「鎮壓有功」的中港黨政幹部制裁、為香港人提供「救生艇」、犧牲若干自身經濟利益同香港攬炒等等，反映了國際線上的汗馬功勞。不過，我認為香港人看了先別高興，倒應該也很快看到，儘管各國有所行動，但中港軸心政權並沒有絲毫退縮，反而加倍鎮壓、氣勢如虹。

如果這個全景象令人有點泄氣，那麽我還可以給大家澆幾桶涼水清醒清醒。

一、人權說帖不是符咒
首先要明白，國際游說有個限度，而這個限度，在一些最賣力、最同情香港人的國家裏，已經幾乎觸碰到了，往後難再有甚麽突破；也就是說，游說已經到了經濟學說的收益遞減區，事倍功半無可免。游說存在極限，因為事實上各國是為了你香港人在捱義氣──看到你的人權受壓，引發了他們的同情心，對中港軸心政權作出制裁，但制裁對他們而言是有經濟和其他各方面代價的；他們要對自己的國民負責，包括在經濟方面負責，不可能無限度付代價替你打人權仗。這不能怪人家。

說到底，你若要民主要自治要光復，主要還得靠你自己付出，人家不可能代你去搞這個那個革命，國際政治的餐牌上，沒有這一道免費午餐。辛亥國民革命成功推翻清帝國，關鍵恐怕不是英法日俄等國的道義制裁罷？美國獨立革命，法國在旁支持，最後還是十三州殖民地的建國者拿了槍炮把英國人的十倍兵力打垮了。中共打敗國民黨，有蘇俄的强大支持，但關鍵還是他們的三大法寶特別是最後階段的那張王牌解放軍。三十年的香港民主運動從政權那裏爭取不到絲毫讓步，說明了一個事實：面對的原來是專制極權，香港人的付出因而遠遠不足；現在大家清楚了，光是磨損幾雙鞋底磨不出民主雙普選，哪怕是幾百萬人都經年纍月在那裏磨。

那麽，2019年的勇武又如何？不少手足流血了，還死了幾個人，於是有人罵政權麻木不仁──怎麽你特府黑警可以那麽無動於衷？換作是民主國家政府早倒台了！誠然。問題是大家面對的是專制極權；過去二十多年北人搞韜晦，所以大家錯覺了。所以，不光是「飯民」搞錯了，勇武和他們的支持者也許還是搞錯了；原來，香港人2019年的付出還是遠遠不足；光是流幾灘血死幾個人，別說換不來民主，連送中也阻止不了，12人的遭遇不是說明政權給大家「加倍奉還」了嗎？

好了，這邊廂的搞錯了就搞錯了，但如果舊運動的名人、新運動的骨幹，都跑到海外面對民主國家的政府搞游說，以為以人權民主價值寫在說帖上，人家就會超限量給你支持、中港政權就會讓步，那就依然會是「搞錯了」。幾十百個人磨嘴皮不會比幾百萬人磨鞋皮有效。說帖不是符咒，沒有神力。

但有人會說，游說可以很有效啊，你看當年基辛格不是成功游說中國聯美抗蘇？《左傳·定公四年》不是記載有超級楚國說客申包胥「哭秦廷」哭了七日七夜，結果秦國答應出兵攻吳救楚嗎？

游說在某些條件底下當然可以非常有效。中蘇當年已經撕破臉，中國便是在社會主義陣營裏也非常孤立，朋友只剩東歐兩個小國；文革搞到後期，中國經濟已非常惡劣，基辛格於是有機可乘。秦國答應出兵救楚，絕不是被申包胥磨眼皮感動了；秦楚本來就有姻親關係，而且如果吳滅了楚的話，秦的頭號敵人晉就能夠坐大，秦稱霸中原的目的就難似登天。這些都是赤裸裸的大國利益關係算計，游說的內涵不涉絲毫道義。況且，游說者都帶了手信。基辛格準備好要出賣台灣。楚國答應秦國，事成之後讓出六百里商於之地。國際線上的流亡人光用人權反共等道義理由游說，不是沒有作用，而是力量很有限。如果沒有新的形勢突變，西方國家的現有反應，幾乎可說已接近他們的道義極限。

二、流亡組織十居其九泡沫化
西方學術界於二次大戰之後興起了「播遷學」（diaspora studies；也有譯作「離散學」）及「流亡政治學」 ，其中不少結論相當悲觀。1972年，匈牙利猶太裔作家 Paul Tabori 寫出了第一本流亡學專著《The Anatomy of Exile: A Semantic and Historical Study》, 指出一個大致規律：絕大多數流亡或播遷者當中的反抗運動，一代人光景就消失。這一點我有親身體驗。十年前我每到加拿大省親，常會應當地港僑團體邀請座談香港民主運動和政經狀況，聽眾九成以上是上了年紀的香港移民，特別多是89年離開的那批次。主持者給我指出，較年輕港僑關注的是當地社會和生活；在那邊出生的不用說，便是在香港出生和上過學的年輕移民，也很快對香港的事務淡忘，支持香港民主的意識薄弱得幾乎可說沒有。這當然是人之常情。2014年之後有變化，座談的聽眾以年輕人居多，而且人數比之前幾年的暴增。不過，我不認為這個變化可以持續；一代人（25-30年左右）之後，如無意外，那時的新一代又會忘情。Tabori 的結論放在香港人身上是對的；香港人不是猶太人。

比利時天主教魯汶大學歷史教授 Idesbald Goddeeris 於2007年寫了一篇關於流亡研究的文獻綜論，劈頭第一句就說 “Exile is the experience in impotence.” 這幾乎把「流亡」和「無能」畫上了等號。他列擧二十世紀一系列流亡經驗，包括1917年的俄羅斯反革命流亡、1930年代的西班牙反法朗哥流亡、二次大戰期間的德法等國的反納粹流亡、大戰後東歐國家的反共流亡等，不是流亡者客死異鄉就是流亡組織無聲無色急速泡沫化，就算最後流亡者所針對的政權消亡了，也主要不是由於他們的在外吶喊和努力。文章指出，政治學文獻對流亡者的貢獻通常認定得比較大，但那是因為不少那些文獻是出自流亡者手筆，而所謂貢獻，通常是難以量度的。至於歷史學文獻，總的來說則是對流亡者的貢獻認定低得多。

Goddeeris 的文章還指出了非常有意思的一點：如果流亡運動產生代表性或正統性爭論的話，那這個運動就無可避免一事無成，因為正統性的爭論不僅佔據了他們的主要精力，還往往導致運動的最惡意分裂再分裂。要大台，終歸連小台也沒有。據我所知，八九六四那批中國流亡者的運動泡沫化了，爭大台是一重要原因。香港的2019批次的流亡者在這個問題上的表現可能好一些，因為2014年之後就批判、摒棄了大台主義； 但一個問題是，流亡運動在海外沒有强大的公民社會監督，會不會重新掉進大台、正統之爭而虛耗精力？大家不要忘記了，大一統觀念在中國文化裏出現得特別早，自宋朝以後，中國人就普遍掉進大一統裏意淫；歐陽修《正統論》說：「《傳》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統。』」那個《傳》指《春秋公羊傳》，戰國時期的東西。正統思想活在我們的部份文化基因裏，根深柢固，所以運動裏的人，就算主觀上反對大台，也容易「以我為中心」，彼此為之打個半死。

三、流亡團體多是道德糞坑
馬克思是流亡界的常客，一生流亡三次，第一次兩年在巴黎，第二次三年在布魯塞爾，第三次在倫敦最長，達34年，直到他去見上帝。前兩次他都被當地政府請走；當時最先進的資本主義民主國家英國對他仁至義盡最寬大，他卻最憎恨資本主義民主。他的流亡經驗豐富，因此對流亡團體的種種惡習十分熟悉。1848年巴黎二月革命失敗幾個月後，恩格斯寫信給他，痛駡流亡團體的內部失德，他十分以為然：”...(it) is an institution which inevitably turns a man into a fool, an ass and a base rascal unless he withdraws wholly therefrom, and unless he is content to be an independent writer who doesn’t give a tinker’s curse for the so-called revolutionary party. It is a real school of scandal and meanness in which the hindmost donkey becomes the foremost saviour of his country.” (...除非你徹底從那所謂的流亡革命黨抽身而去搞單幹，否則它一定會把你變成一個儍瓜，一頭笨驢，一個低等壞蛋。那是一所不折不扣的出產醜聞和習得尖酸刻薄的學校，最屁的驢子在那裏給認作最一品的救國者。）（《馬恩全集卷38》）

熟識中共黨史的人都知道，中共「長征」（內流亡）到了三不管的延安，高幹生活腐化不堪，給王實味、丁玲、艾青等文人黨員寫文章捅破，毛惱羞成怒，找個特務罪名把王秘密處決。不只共產黨如此，同盟會人士在日本的時候，醜聞耳語不少，孫大炮志大才疏獨裁專橫而且不是正人君子的一些說法已經傳開，只不過後來的人寫黨史都為尊者諱。

如果用理論分析，流亡革命黨因為多是地下組織，便是終極主張民主的，也不免在運作層面採用高壓一元化領導，但在革命階段，組織運作就是一切，權力於是極度集中，又因為沒有法治和社會監督，於是出現各種弊端；如果再加上不同派系之間的矛盾、十分有限的資源的爭奪、個人作風的近距離衝突、執行「家法」時的種種不公，等等，狀況的確可以非常惡劣。這僅僅是就那些尚未喪失革命鬥志和初心的流亡團體而言。換作是一些喪失了鬥志、徒具虛名不事生產而以欺騙所在地政府和NGO津貼度日的那些團體，當然就更不堪。

四、勇武無法適應流亡日常
流亡者離鄉別井，舉目無親到一個異文化裏生活，若無法適應，會產生難以承受的心理壓力。2019離港的那批次當中，就有不少如下事例：流亡者到了目的國，人家慷慨接收，居留手續和基本生計都給苦心安排好，但因為流亡者飲食不習慣，於是沒多久就回流，寧願送頭。看官，這些人在槍林彈雨之下願意拋頭顱灑熱血，卻頂唔順安全流亡生活裏冇奶茶魚蛋雲吞麵。當然，那也並不奇怪，因為大家都「真係好撚鍾意香港」。不過，做出那種取捨，心理因素方面是否欠缺了甚麽？西方心理學家已經做了不少研究，證實流亡者當中，或深或淺患上各種精神病的比率偏高，自殺傾向更明顯，而香港的流亡者對此束手無策。

2014年的佔運日子裏，我在佔領現場和一些年輕抗爭者交談。他們有一些告訴我，今後要進行嚴格的體能訓練，以備日後抗爭時「打得應、掟得遠、走得快」，令我大吃一驚。回想，原來勇武抗爭的體力本錢，幾年前就開始累積。不過，2019之後，我卻覺得，心理質素方面的弱點，可能更加致命，而克服這些弱點的本事，則更難練就，不是舉舉重、跑跑圈就可以。出身於港式大都會的抗爭者被迫要面對的，是兩種截然不同卻一樣沉悶的環境和孤獨的長時間，其一就是流亡，其二就是坐牢，所包含的心理挑戰，並不是有了勇武所需的體格就能具備。

十多年前，我的老友程翔先生出獄回港，久別重逢，我問他受刑期間最難挨的是甚麽，他說：「係冇人同我傾偈，幾乎發癲。」因此，培養堅强意志力和在大異環境裏的中長期心理適應能力，對抗爭者非常重要。歷史上為了達到政治目的而刻意鍛煉心理質素的最著名故事，就是春秋時代越王勾踐為了光復己國而强迫自己睡不舒適、吃不甘美，即「卧薪嘗膽」的傳說。我不知道今天的抗爭青年當中，有多少人能夠對自己作出這種鍛煉要求；也許很多，或足以令我再次感到驚訝，但我估計其實很少很少，少到接近零。

五、學猶太人窩囊復國？
近聞海外各派抗爭者的中生代有一共同點，就是非常欣賞猶太人的堅忍承傳，播遷世界各地幾乎兩千年之後最終復國並實行民主。這種欣賞，擺在 Paul Tabori 說的「流亡意識一代即消亡」旁邊看，非常有理。不過，要兩千年才能實現一個理想，凡事慣即食的香港人，真是難以認同；莫說兩千年，就是兩百年，對那些嘴邊常掛一句「希望有生之年乜乜乜」的老一輩民主派而言，也是不可想象、遙不可及。因此，以猶為師，文化上不對號。

猶太人自公元初給羅馬征服乃至驅散之後，很快喪失鬥志，變得窩囊怕事，膽小如鼠；千百年來世界上排猶、猶太人遭殘殺、財產被掠奪的事例不可勝數，但它們只會逆來順受，受不了就走，好死不如賴活着。二十世紀猶太建國，也很大程度是英國開綠燈並撐腰。 這種性格容或不足以稱道，但頗值得留意的是他們有信仰的軟硬件，後者指遍佈世界各地每一猶太人聚居處的教堂（synagogue），那是他們發揮軟力量即信仰本身力量、達至文化承傳和民族凝聚的物質建設。支持這種物質建設的，就是猶太人的雄厚經濟實力。他們認為勤奮賺錢是本分，但同時認為所得財富不過是神託付給你今生管理的東西，死的時候應該盡量捐出。他們流亡，代代堅守信念，而且相信自食其力，不靠政府救濟或NGO施捨，和很多八九六四的中國流亡人不一樣。

還值得留意的，是他們對信仰的執着，香港人看簡直是到了病態的地步。猶太人的信仰規條以及由之而來的行為守則多如牛毛，例如單是安息日不可點燈着電發熱的規矩和例外規定就有好幾十條，電燈泡不可用但LED不發熱卻比較認為可以，安息日之前就已經開着的就可以，如此等等。規條多得連他們自己也吃不消，於是各教派和地方都會發明一些巧妙理由去盡量繞過、取得方便但名義上不違反這些規條。儒家會說那是沒有了仁的內涵的禮，徒具形式，但從他們寧願辛苦挖空心思將就也要保留那些規條，倒可看出他們的一種極度執着。大概就是這種執着讓他們窩囊地死守着復國信念近兩千年，最後神推鬼擁之下成功了。香港人很難效法猶太人復國（那是違反國安的）；但有些人認為能夠從猶太民族身上得到啟發，例如不靠正規學校教育而能夠有效作語言文化承傳。我則認為香港人連這一點也難學到。別說流亡在外國，就是在香港，大部份家長也以子女習得英、法、德、日、普通話等外來語為尚。

學猶？算罷啦！

六、流亡者不懂流亡學
香港人一向輕視學術，凡事靠直覺扭計精乖高轉數，所以縱有大批人流亡移民搞海外抗爭翼，卻鮮少有人提出要學懂弄通流亡學。本地翼搞民主抗爭，一代人光景下來，才發覺搞錯了，因為未弄清抗爭對象政權的本性，遂以磨鞋底抗爭三十年一事無成。海外翼現在一窩蜂搞國際游說，我估計一樣錯誤，因為未弄清楚民主國家政客要對投票人負責、包括要保障他們的經濟利益，因此不可能以人權為武器與中國周旋到底。若又因此磨破嘴皮一代人一事無成，那麽海外翼也是無效的，知道的時候，如 Paul Tabori 所說，已經夠鐘消失。我估計在西方很多幾十年一事無成的流亡運動，包括西藏獨立、古巴復國等，都是糊里糊塗抗爭幾十年，最後又糊里糊塗地夠鐘消失。前車本來可鑑，但香港人很可能缺乏必要的文化資源去解決這個問題。

一口氣給大家淋了六桶涼水，估計會清醒，然後迷惘，因為不知路在何方。指路不是我的角色，我也無此能力。沒有大台了，也沒有唯一的正確途徑，找路因此是每個人的獨立責任。讓我改寫一位法國哲人的一句話：當你感到完全迷惘，也許就是你觸到了智慧的邊沿。

練乙錚//

全文：https://hk.appledaily.com/local/20210102/76ZXRNCDZNCQRGCFFIG3JRLV4I/?fbclid=IwAR1q3J3VgMPs-zx4YFmL24wFh6oUf7h8ydOfjeWX_vIhW2-x3R3ccXEjyHw

居庸關在距北京市區50餘公里外的昌平境內。相傳秦始皇修築長城時，將囚犯、士卒和強征來的民夫徙居於此，後取「徙居庸徒」之意，故名居庸關。
1 券城與南北關: 南關甕城呈馬蹄形，南關主城門南北走，向上有重簷歇山城樓一座，自地面計算高31.8米，甕城西側有甕城城門通往關城向南的大道，在弧形甕城城臺上設有炮臺，陳列著明代古燈，外牆有垛口，內側牆低矮無垛口。作戰時可將敵人誘入甕城，主城關閉阻其入城，再放甕城閘門，敵人就被困在甕城裡，只能束手就擒，有“甕中捉鼈”之意，因此得名甕城，在甕城之中建有一座福佑關城的關王廟。北關與南關作用相同，呈長方形的甕城上設有炮臺，甕城城門朝向北側，北甕城中建有北方鎮守大神真武廟，廟內供有十二生肖神，水火。
2 古炮:在居庸關南券城和北券城城牆之上，分別陳列5門古炮。南券城陳列“大將軍鐵炮”2門，長1.7米，炮口口徑8釐米。“竹節鐵炮”3門，長1.7米，炮口口徑15釐米;北券城陳列“大將軍鐵炮”2門，長1.77米和1.79米，炮口口徑7釐米。“竹節鐵炮”3門;長為1.08米、1.5米、1.7米，炮口口徑為14釐米和8釐米。明代是我國古代大炮製鑄和使用最興盛時期。元朝末年，朱元璋起義，和州人焦立向他呈獻十支新式武器“火銃”。用火藥發射鐵彈丸，當時稱為“火龍槍”。明朝建立以後，專門設有兵仗軍器局，研製鑄造大炮。大炮被稱為“神威大將軍”。在軍隊中，設有使用大炮的軍機營。京城衛戎，長城關口要衝，配備神機營。明成祖時，下令在長城沿線安置大炮。還“佛郎機”“神槍”“鐵銃”等。《明史.兵志》記載，到了明代中葉，大炮的鑄造工業逐于精良，製造出的“紅夷大炮”長可二丈有餘，重三千斤。發之洞裂石城，聲震數十裡。這種炮，有照門和準星用於瞄準，射程可達500多米。在修復居庸關北關城時，發掘出土石炮彈23枚，最大直徑為15釐米，鐵炮彈6枚，最大直徑5 釐米。
3 雲台石刻:堪稱一絕，券門內兩側右壁及頂部遍刻佛像，佛像造型生動，雕刻技藝高超，六種文字的石刻經文、咒語為歷史研究提供了難能可貴的資料。據專家考證，石刻造像具有典型的藏傳佛教薩迦教派的特徵。進入券門兩壁刻四大天王像。天王身軀高大，怒目圓睜，並有厲鬼在其左右，是護持佛法，鎮守國家四方的尊神。據說明朝正德年間，武宗皇帝朱厚燳微服出遊，夜間騎馬偷偷混出居庸關時，他的坐騎見到四大天王像，嚇得不敢前行。無奈之下武宗下令用煙火把像熏黑了，才得以出關。券門兩壁四天王的空間處，有用梵、藏、八思巴、畏兀兒、西夏、漢等六種文字鐫刻的《如來心經》經文、咒語、造塔功德記等，西夏文是紀錄我國古代黨項族語言的文字，創制於西元1036—1038年間，當時約有六千多字流行。八思巴文是元世祖忽然必烈命其帝師八思巴創立的蒙古新字。它脫胎於藏文，採用拼音的方式書寫，並於西元1269年頒詔推行。以上兩種文字流傳時間很短便廢棄不用，而保存下來的石刻文字對破譯古代文字，以及研究西夏、蒙古歷史都提供了非常珍貴的實物資料。券門頂部刻有五個曼荼羅，即五組圓形圖案式佛像，佛界稱其為壇場。壇場的設立有保護眾佛修煉鐵，防止魔眾侵犯的意思。五曼荼羅的主尊佛像，由北往南依次為： 釋迦牟尼佛(如來佛)、阿彌陀佛(菩薩形)、阿佛(菩薩形)、金剛手菩薩、普明菩薩。其中除釋迦牟尼為佛祖之外，其他四菩薩在此顯現，則有四方教主的意思。五曼荼羅連同其他佛像，共197尊。券頂兩側的斜面上，刻有十方佛，在每方佛的周圍還分別刻有小佛102座，共計小佛1020座，取共千佛之意。這些小佛，是明朝正統年間，修建泰安寺(1443—1449年)時，由鎮守永寧(今延慶縣境)的太監谷春主持補刻的。連同十方佛下的菩薩、比丘，券項兩側部共有刻像1060尊。券門的南北券面上，雕刻著造型獨特、別具一格的一組造像，其中有大鵬、鯨魚、龍子、童男、獸王、象王等等，佛界稱其為“六拿具”。大鵬寓意慈悲鯨魚為保護之相，龍子表示救護之意，童男騎在獸王上自然是寓意福資在天，而象王則有溫馴善師的含意，券面最下端的石刻紋飾為交杵,又稱羯魔杵、金剛杵。原本為古印度的一種兵器，在此為斷煩惱、伏惡魔，護持佛法的法器。鑒於雲台刻石造像的歷史與文物價值，1961年，經國務院批准，雲台刻石造像被列為第一批全國重點保護文物。
4 真武廟(1996年修復):明洪熙元年(1425年)建。真武廟所祀主神為真武大帝。真武即玄武，是中國古代神話中的北方之神，道教所奉的神。相傳古淨樂國王的太子，生而神猛，越東海來遊，遇天神授寶劍，入湖北武當山修煉，經42年而功成，白日飛升，威鎮北方，號玄武君，宋代皇帝因避其祖趙玄朗名諱，改玄武為“真武”。宋真宗時尊為“鎮天真武靈應聖帝君”，簡稱“真武帝君”。元朝時加封真武為“元聖仁威玄天上帝”，成為北方最高神。明代對真武信仰達到鼎盛。朱棣稱帝后，特加封真武為“北極鎮天真武玄天上帝”，並將其所謂修煉之地──武當山賜名“大嶽太和山”。相傳，洪武初大將軍徐達北征“屢有真武靈助之”，因而在關內修建此廟。修復的廟內有道教真武神八大元帥、六丁六甲神將、水火二將和青龍、白虎等神像。
5 城隍廟:這組廟宇規模較大。城隍是道教所傳守護城池的神。中國古代稱有水的城塹為“池”，無水的城塹為“隍”。據說三千多年前的周代，除夕要祭祀八種神，其中就有城神、隍神。以後兩神合二為一，就成為城池之神了。道教認為城隍是剪惡除凶、護城安民之神，能應人之求，旱時降雨，澇時轉晴，以保五穀豐登，百姓安泰。最早是三國東吳時，在安徽蕪湖建城隍神廟，以供拜祭。到了唐代，祭祀城隍逐漸普遍，人們把一些在地方有功的開明人士死後奉為城隍神，希望他能繼續福佑鄉土，保護百姓。宋代祭祀城隍更是遍行各鄉。到了明朝，明太祖元璋即位不久，就下令在都城南京修建規模宏大的城隍廟，並頒佈城隍神的封號爵級，敕封京城城隍為帝，開封臨濠等地的城隍為王;府級城隍為威靈公，官居二品，州級城隍為顯佑伯，官居四品，並按照級別，配製服飾。另外，城隍還管領亡魂。朱元璋還為城隍組織了一套機構，設有判官和衙役，道教乘機聲稱“城隍老爺”有權拘捕活人到陰間，死人的陰魂也都首先到城隍廟去接受審問。新官上任必須齋戒沐浴去祭祀城隍廟後，方得進衙理事，每月初一、十五還得前往祭拜。
朱元璋如此重視城隍神是有他的目的的。朱元璋曾對大學士宋濂透露過心裡話：“朕立城隍神，使人知畏，人有所畏，則不敢妄為”。說穿了，大肆鼓吹神鬼的威力，不過是震懾臣民，目的是鞏固封建統治。居庸關的城隍廟建於明洪武年間(1368-1397年)。清代乾隆三十年(1765年)重修。在這裡建置城隍廟除為了護佑關城外，還有約束軍民的用意。這次修復是1996年，廟內塑有城隍、閻王、山神、地神等神像。
6 水門:居庸關地形險要兩側高山，中間一水，水道，南北方向貫穿關城。長城與河道交叉之處，建有雙孔圓拱水門，水門上有閘樓，內設水閘，借此控制門內外水量。洪水季節打開閘口，瀉洪，枯水季節，儲備河水供關城使用。水門橋墩為南北尖狀，以利於減少洪水對水門的作用力，起到了防止毀壞，延長使用時間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