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女王簡約風茶具】
1598年4月13日,法國波旁王朝首位君主亨利四世(Henri IV,1553-1610)簽署頒布「南特詔令」(Édit de Nantes),又名「南特敕令」。
從此,法國境內信奉喀爾文主張的新教「胡格諾教派」(Huguenot)享有與天主教徒同等的公民權利,無需再被欺壓或歧視,這也是歷史上少見的宗教寬容法令。回顧西方歷史,以宗教為名的大小戰爭不計其數,亨利四世在那個年代就有此遠見,無論是否考量到自身政治利益或者信仰屬性,都可說是難得之舉。
可惜好景不常,到了亨利四世的不肖孫子路易十四(Louis XIV,1638年-1715)在位時,為了徹底實踐君權神授和中央集權,建立絕對唯一權威,再也無法容忍國土之內新舊教並存,於是1685年頒布「楓丹白露敕令」(Édit de Fontainebleau),否定南特詔令,開始迫害並驅逐新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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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十四以宗教唯一策略加強君主集權,博取法國人民認同,雖然有其效益,然而卻使得至少數十萬胡格諾教徒因迫害行動出逃至歐洲其他國家,甚至遠赴北美。
這些被迫離開法國的胡格諾教徒其實人才濟濟,他們之中有許多傑出的工匠,包含造紙業、絲織業、羊毛產業、長襪和手套製造等行業,不但掌握技藝同時控制法國大量出口貿易額。另外還有為數眾多的銀匠。隨著逃亡遷徙,他們將專業技術和知識帶到新的國度,不僅振興當地相關產業,也提高生產力,為他國創造大量財富。
對於接納這些宗教難民的國家來說,手藝精湛的胡格諾工匠大師簡直是法國拱手送給他們的寶藏。
與法國領土僅隔一道海峽,英國自然也成為胡格諾教徒選擇新家園的理想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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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楓丹白露敕令」頒布之前,路易十四便已經展開一連串行動驅逐新教徒,導致早有胡格諾工匠陸續移往英國。相較於英國當地工藝水準,胡格諾工匠超出水平許多的手藝自然受到矚目。儘管落腳之初難免引來英國同行嫉妒,幸虧隨著敕令頒布,迫害愈甚,皆屬新教的英國人民同情之心油然而生,才讓遠來的胡格諾眾人覓得一處安身立命之地。
這組銀製《茶壺、酒精燈和茶几》(Teakettle, lamp, and table)就是英國胡格諾銀匠大師賽門・
潘坦一世(Simon Pantin I,c.1672-1728)約1724至1725年間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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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坦是18世紀初期在倫敦相當受到敬重的銀匠大師,他的客戶非富即貴,也都是當代時尚人士,其中最具影響力者就是英國君主。依據古代流行準則,在上位者個人喜好往往都會引來一群馬屁精群起效尤,進而形成潮流,潘坦的時代也是如此。
《茶壺、酒精燈和茶几》就是約克郡一對顯貴夫妻跟潘坦大師下單訂製而成,形制簡潔優雅,茶壺和酒精燈可分別拿開,只留一座精巧茶几。這般超前時代的純粹凝鍊,即使置放於現代居家空間,看來仍舊雅致時髦舒心悅目,正有「天然去雕飾,清水出芙蓉」般的清麗明媚之態。
300年前設計竟然如此前衛新穎,正是典型的〝安妮女王風格〞(The Queen Anne 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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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女王(Anne,1665-1714)是司圖亞特王朝(The House of Stuart)最後一任君主,在胞姊瑪麗二世(Mary II,1662-1694)和姐夫威廉三世(Willem III van Oranje,1650-1702)因1688年光榮革命夫妻共同繼位,卻未留下子嗣後登基上任。
不同於姐姐瑪麗二世喜歡繁複華麗巴洛克裝飾,安妮女王反而偏愛樸實無華、簡單乾淨的格調,而精煉美感和絕佳品質,也成為安妮女王時代銀器的特色。
要在節制的設計中創造視覺效果,卻不仰賴複雜雕刻工藝,更是考驗銀匠的能耐。正好已在英國落地生根的胡格諾工匠具備出色手藝,得以運用線條和鑲版,利用因光線照射在不同角度所形成的反光和偏轉效應,構成各種紋理,增添精緻美感。
才能卓越的胡格諾工匠如潘坦,就像許多優秀的藝術家一樣,都善於吸收外來文化再轉為己用。例如茶几的桌腳和八角形桌面,以及八角形水壺造型都於源自倫敦家具市場可見的中國瓷器和漆器,另外茶几的三角架中心柱軸靈感則由當代木製家具而來。
因此這組銀製茶具不僅象徵安妮女王個人品味特質,更是結合英法兩國錯綜複雜的宗教發展背景,以及航海時代之後形成全球化貿易網絡,東西文化交流之後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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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胡格諾教徒出走法國,宗教迫害只是原因之一,實際影響因素尚且包含路易十四為了籌措長期對外戰爭的軍費,持續大舉徵稅,同時還下令徵收金銀餐具和家具,用來鑄鍊成錢幣收歸國庫。波旁王朝至此盛極而衰,敗象已露。
你可以說國王自己所擁有的鑽石數量絕對更值錢啊~捐幾顆鴿子蛋出來肯定勝過老百姓家裡那一疊又一疊的鍋碗瓢盆。但這都只是我們不懂事老百姓的天真想像。愛鑽石愛到恨不得吞進肚子裡的路易十四怎麼可能割愛?結果不但老百姓家裡的金銀器具和錢包被扒光,就連凡爾賽宮內的黃金器物也遭殃,通通進了鑄幣廠。
這麼一來,連帶使得胡格諾工匠的訂單大量減少,即使好不容易來張訂單,也因為缺乏製造原料,根本很難做出成品交差。如果再加上宗教迫害帶來的公民權益受損、財產沒收、行動限制和殘酷刑罰等因素,五窮六絕的情況下,不走人另謀生路才奇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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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十四當年這項措施無疑造成法國極大損失,也被他國給撿了現成又好大的便宜。然而歷史無法重來,錯誤難以彌補。
站在王權的十字路口,如果你是路易十四,你會怎麼辦?
#國王很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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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經八百政字標記
〔#政教關係面面觀 #從塔利班看國家與宗教的距離〕
▌追求政教合一的塔利班
近一個月來國際矚目的焦點,無疑是塔利班政權再度控制阿富汗,2001年倒台的「阿富汗伊斯蘭酋長國」重新復辟。
傳統上,伊斯蘭社會屬於政教合一的體制,宗教涉入政府各個部分,伊斯蘭教的領袖既是政治領袖,也是宗教領袖;伊斯蘭律法(sharia law)更是一切法律的依歸。
20世紀末竄起的塔利班也不例外,他們以建立世界上最純潔的伊斯蘭國家為號召,在1996年成立政教合一的伊斯蘭酋長國,以嚴厲的伊斯蘭律法統治阿富汗。
那麼,政教合一跟政教分離究竟差在哪?國教又是什麼?本周我們就從阿富汗出發,來帶各位壯士了解國家與宗教的距離。
▌政教關係的分類
國家與宗教間的關係,一直是西洋政治思想界熱切探討的議題,過往曾有「上帝的歸上帝;凱薩的歸凱薩」的論點,英國思想家洛克(John Locke)也曾提出政教分離三個基本原則,主張政治與宗教應明確地劃分彼此的任務與責任,互不介入與干涉。然而政治與宗教之間的關係在現實上往往更加複雜。
今天我們將參考日本學者小原克博的觀點,將政教關係分為三種進行介紹:
1、教會主宰國家政治的神權政治,宗教的權威與政治的權威完全融合在一起。
2、國家與教會建立同盟關係,並且透過法律來規範兩者的關係。
3、為保障信仰自由,宗教與國家分離,國家亦不得介入教會的經營。
▌神權政治
首先是神權政治,英語為theocracy,是希臘文中神(theos)與權力(cracy)的結合,國家元首為神的代理人,具有神聖性(divinity)且為宗教領袖。
梵第岡是天主教唯一的神權國家,國家主權來自上帝,行政、立法、司法三權,皆集於最高主權(上帝),再交付給人間代行天道者(教皇)。
而塔利班新政權或許也將成為神權政治的代表,塔利班官員先前接受路透社訪問時明確表示,未來阿富汗將由治理委員會謹遵伊斯蘭律法來治理國家。最高領袖艾昆薩達(Haibatullah Akhundzada)將成為宗教領袖。而女性工作權、受教權及衣著等相關規定,都將交給伊斯蘭學者組成的委員會定奪。
▌國家與教會的同盟
國家與教會透過法律規範兩者的關係。一種是透過法律承認教會的地位,另一種則是基於多數國民有共同信仰,以立定國教的方式,給予教會一定的特權,例如英國、丹麥及多數的伊斯蘭教國家。
要特別注意的是,設有國教的國家並不等於神權國家,也不代表國教受到政府控制,只是政教並未分離而已。
在這些國家中,國教被視為形塑國家認同的一部分,教會也是國家體系的一份子,神職人員多半直接由國家所聘用。只不過教會在各國地位也有落差,例如丹麥的信義宗教會欠缺自主組織架構,反觀希臘的教會自治程度則相當高。
常見措施包含:教會自治、承認宗教婚具效力、宗教教育列入國民教育必修課程、禁止褻瀆神明或禁止勸誘改宗等等。但也常衍生不少爭議,尤其是國家價值和宗教自由產生衝突時。
▌政教分離
政教分離顧名思義,追求政治生活和宗教生活的分離,認定世俗政治與宗教組織相互獨立,國家應秉於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則,在宗教事務上採取中立態度,無論任何教會組織,皆平等視為民間團體。
原則上也禁止任何教派插手政治事務,神職人員必須退出國家組織,有些國家甚至會以憲法或其他法律加以落實這項限制。
不過在實際運作上,政教分離國家仍有許多樣貌及差異,小原進一步將政教分離制度區分為三種模式:完全分離制、敵對的分離制以及寬容的分離制。
法國是恪守完全政教分離的代表國家。在1905年頒布政教分離法後,憲法明定共和國保障宗教自由,但對各種宗教維持中立,不在經濟上扶持任何特定宗教,教會的功能僅僅是私法人,不得掌握任何政治或行政權力。近年更是積極試圖消除公眾領域中的宗教符號,衍生出不少爭議。
而敵對的分離制常見於冷戰時期的共產國家,由於共產黨信奉無神論,因此視教會為敵對的存在,自然不容許宗教影響人民的政治生活,更甚者會無所不用其極地試圖削弱教會的力量。
至於寬容的分離制,又稱條件式政教分離,典型的例子則是德國。
德國在一戰後正式實行政教分離,憲法中雖承諾中立對待宗教和世界觀,但這個「中立」並不等於國家要對宗教敬而遠之,相反的,國家反而認為宗教能夠對社會團結做出貢獻,因此國家和宗教可以進行夥伴式的合作,例如國家可以資助宗教團體所設立的醫院或社會性機構。
這樣國家和教會的密切合作,是和法國嚴格的政教分離不同之處。德國基本法所確立的政教體制是既有教會與政府的分離,但又同時透過憲法保障政府和教會合作方式,這是在保有國教和嚴格的政教分離之間走出的折衷道路。
▌結語
經過簡單的介紹後,不知道大家是否有更了解政教關係的各種型態?我們不僅希望大家多多關注阿富汗的後續動態,也要澄清一個概念:伊斯蘭律法並沒有一套明確的法體系,在現實中如何踐行,高度仰賴執政者的詮釋角度,因此不能將塔利班的詮釋化約為是所有穆斯林的詮釋。
不幸的是,塔利班政權對於伊斯蘭教法的執行採最嚴格的詮釋,從過去的經驗看來,公開處決、石刑和鞭刑將在阿富汗重現。更令人憂心的是阿富汗的女性處境,日後不僅必須穿著遮蓋全身罩袍才能出門,工作、教育以及獨自外出的權利恐怕也會遭剝奪,前景不容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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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先生,太樂觀了。六桶冷水會令人清醒?不,我都說過幾個類似的觀點,結果惹來什麼?泛民打手連登招呼呀。因人廢言,乃方塊字文化。見你可以棒打再有利益之時,那些賤貨一定會不留情面的拿著你的文章說「剩係識潑冷水」、「咁叻你做過咩?」來招呼你。有些說話都是自己私下說好了。香港人要死,就由得他們尋死好了。
#流亡就是無能
#不是我說的
#我quote練生quote㗎咋
#這些人在槍林彈雨之下願意拋頭顱灑熱血
#卻頂唔順安全流亡生活裏冇奶茶魚蛋雲吞麵。
//今天和大家談香港社會運動的海外翼。當本土翼遇到前所未有的壓阻力之後,不少香港人寄望海外翼有所作為。一些響叮噹的社運骨幹透過各種途徑離開香港到海外立足,這些人物帶着不少港人祝福飄洋過海到異域,矢志做外國政府和民間的游說和解說工作,也盡力在香港人社群裏發揮影響力,壯大各方對香港民主自治運動的支持。游說似乎真有用。近月歐美政府的一些作為,包括對若干「鎮壓有功」的中港黨政幹部制裁、為香港人提供「救生艇」、犧牲若干自身經濟利益同香港攬炒等等,反映了國際線上的汗馬功勞。不過,我認為香港人看了先別高興,倒應該也很快看到,儘管各國有所行動,但中港軸心政權並沒有絲毫退縮,反而加倍鎮壓、氣勢如虹。
如果這個全景象令人有點泄氣,那麽我還可以給大家澆幾桶涼水清醒清醒。
一、人權說帖不是符咒
首先要明白,國際游說有個限度,而這個限度,在一些最賣力、最同情香港人的國家裏,已經幾乎觸碰到了,往後難再有甚麽突破;也就是說,游說已經到了經濟學說的收益遞減區,事倍功半無可免。游說存在極限,因為事實上各國是為了你香港人在捱義氣──看到你的人權受壓,引發了他們的同情心,對中港軸心政權作出制裁,但制裁對他們而言是有經濟和其他各方面代價的;他們要對自己的國民負責,包括在經濟方面負責,不可能無限度付代價替你打人權仗。這不能怪人家。
說到底,你若要民主要自治要光復,主要還得靠你自己付出,人家不可能代你去搞這個那個革命,國際政治的餐牌上,沒有這一道免費午餐。辛亥國民革命成功推翻清帝國,關鍵恐怕不是英法日俄等國的道義制裁罷?美國獨立革命,法國在旁支持,最後還是十三州殖民地的建國者拿了槍炮把英國人的十倍兵力打垮了。中共打敗國民黨,有蘇俄的强大支持,但關鍵還是他們的三大法寶特別是最後階段的那張王牌解放軍。三十年的香港民主運動從政權那裏爭取不到絲毫讓步,說明了一個事實:面對的原來是專制極權,香港人的付出因而遠遠不足;現在大家清楚了,光是磨損幾雙鞋底磨不出民主雙普選,哪怕是幾百萬人都經年纍月在那裏磨。
那麽,2019年的勇武又如何?不少手足流血了,還死了幾個人,於是有人罵政權麻木不仁──怎麽你特府黑警可以那麽無動於衷?換作是民主國家政府早倒台了!誠然。問題是大家面對的是專制極權;過去二十多年北人搞韜晦,所以大家錯覺了。所以,不光是「飯民」搞錯了,勇武和他們的支持者也許還是搞錯了;原來,香港人2019年的付出還是遠遠不足;光是流幾灘血死幾個人,別說換不來民主,連送中也阻止不了,12人的遭遇不是說明政權給大家「加倍奉還」了嗎?
好了,這邊廂的搞錯了就搞錯了,但如果舊運動的名人、新運動的骨幹,都跑到海外面對民主國家的政府搞游說,以為以人權民主價值寫在說帖上,人家就會超限量給你支持、中港政權就會讓步,那就依然會是「搞錯了」。幾十百個人磨嘴皮不會比幾百萬人磨鞋皮有效。說帖不是符咒,沒有神力。
但有人會說,游說可以很有效啊,你看當年基辛格不是成功游說中國聯美抗蘇?《左傳·定公四年》不是記載有超級楚國說客申包胥「哭秦廷」哭了七日七夜,結果秦國答應出兵攻吳救楚嗎?
游說在某些條件底下當然可以非常有效。中蘇當年已經撕破臉,中國便是在社會主義陣營裏也非常孤立,朋友只剩東歐兩個小國;文革搞到後期,中國經濟已非常惡劣,基辛格於是有機可乘。秦國答應出兵救楚,絕不是被申包胥磨眼皮感動了;秦楚本來就有姻親關係,而且如果吳滅了楚的話,秦的頭號敵人晉就能夠坐大,秦稱霸中原的目的就難似登天。這些都是赤裸裸的大國利益關係算計,游說的內涵不涉絲毫道義。況且,游說者都帶了手信。基辛格準備好要出賣台灣。楚國答應秦國,事成之後讓出六百里商於之地。國際線上的流亡人光用人權反共等道義理由游說,不是沒有作用,而是力量很有限。如果沒有新的形勢突變,西方國家的現有反應,幾乎可說已接近他們的道義極限。
二、流亡組織十居其九泡沫化
西方學術界於二次大戰之後興起了「播遷學」(diaspora studies;也有譯作「離散學」)及「流亡政治學」 ,其中不少結論相當悲觀。1972年,匈牙利猶太裔作家 Paul Tabori 寫出了第一本流亡學專著《The Anatomy of Exile: A Semantic and Historical Study》, 指出一個大致規律:絕大多數流亡或播遷者當中的反抗運動,一代人光景就消失。這一點我有親身體驗。十年前我每到加拿大省親,常會應當地港僑團體邀請座談香港民主運動和政經狀況,聽眾九成以上是上了年紀的香港移民,特別多是89年離開的那批次。主持者給我指出,較年輕港僑關注的是當地社會和生活;在那邊出生的不用說,便是在香港出生和上過學的年輕移民,也很快對香港的事務淡忘,支持香港民主的意識薄弱得幾乎可說沒有。這當然是人之常情。2014年之後有變化,座談的聽眾以年輕人居多,而且人數比之前幾年的暴增。不過,我不認為這個變化可以持續;一代人(25-30年左右)之後,如無意外,那時的新一代又會忘情。Tabori 的結論放在香港人身上是對的;香港人不是猶太人。
比利時天主教魯汶大學歷史教授 Idesbald Goddeeris 於2007年寫了一篇關於流亡研究的文獻綜論,劈頭第一句就說 “Exile is the experience in impotence.” 這幾乎把「流亡」和「無能」畫上了等號。他列擧二十世紀一系列流亡經驗,包括1917年的俄羅斯反革命流亡、1930年代的西班牙反法朗哥流亡、二次大戰期間的德法等國的反納粹流亡、大戰後東歐國家的反共流亡等,不是流亡者客死異鄉就是流亡組織無聲無色急速泡沫化,就算最後流亡者所針對的政權消亡了,也主要不是由於他們的在外吶喊和努力。文章指出,政治學文獻對流亡者的貢獻通常認定得比較大,但那是因為不少那些文獻是出自流亡者手筆,而所謂貢獻,通常是難以量度的。至於歷史學文獻,總的來說則是對流亡者的貢獻認定低得多。
Goddeeris 的文章還指出了非常有意思的一點:如果流亡運動產生代表性或正統性爭論的話,那這個運動就無可避免一事無成,因為正統性的爭論不僅佔據了他們的主要精力,還往往導致運動的最惡意分裂再分裂。要大台,終歸連小台也沒有。據我所知,八九六四那批中國流亡者的運動泡沫化了,爭大台是一重要原因。香港的2019批次的流亡者在這個問題上的表現可能好一些,因為2014年之後就批判、摒棄了大台主義; 但一個問題是,流亡運動在海外沒有强大的公民社會監督,會不會重新掉進大台、正統之爭而虛耗精力?大家不要忘記了,大一統觀念在中國文化裏出現得特別早,自宋朝以後,中國人就普遍掉進大一統裏意淫;歐陽修《正統論》說:「《傳》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統。』」那個《傳》指《春秋公羊傳》,戰國時期的東西。正統思想活在我們的部份文化基因裏,根深柢固,所以運動裏的人,就算主觀上反對大台,也容易「以我為中心」,彼此為之打個半死。
三、流亡團體多是道德糞坑
馬克思是流亡界的常客,一生流亡三次,第一次兩年在巴黎,第二次三年在布魯塞爾,第三次在倫敦最長,達34年,直到他去見上帝。前兩次他都被當地政府請走;當時最先進的資本主義民主國家英國對他仁至義盡最寬大,他卻最憎恨資本主義民主。他的流亡經驗豐富,因此對流亡團體的種種惡習十分熟悉。1848年巴黎二月革命失敗幾個月後,恩格斯寫信給他,痛駡流亡團體的內部失德,他十分以為然:”...(it) is an institution which inevitably turns a man into a fool, an ass and a base rascal unless he withdraws wholly therefrom, and unless he is content to be an independent writer who doesn’t give a tinker’s curse for the so-called revolutionary party. It is a real school of scandal and meanness in which the hindmost donkey becomes the foremost saviour of his country.” (...除非你徹底從那所謂的流亡革命黨抽身而去搞單幹,否則它一定會把你變成一個儍瓜,一頭笨驢,一個低等壞蛋。那是一所不折不扣的出產醜聞和習得尖酸刻薄的學校,最屁的驢子在那裏給認作最一品的救國者。)(《馬恩全集卷38》)
熟識中共黨史的人都知道,中共「長征」(內流亡)到了三不管的延安,高幹生活腐化不堪,給王實味、丁玲、艾青等文人黨員寫文章捅破,毛惱羞成怒,找個特務罪名把王秘密處決。不只共產黨如此,同盟會人士在日本的時候,醜聞耳語不少,孫大炮志大才疏獨裁專橫而且不是正人君子的一些說法已經傳開,只不過後來的人寫黨史都為尊者諱。
如果用理論分析,流亡革命黨因為多是地下組織,便是終極主張民主的,也不免在運作層面採用高壓一元化領導,但在革命階段,組織運作就是一切,權力於是極度集中,又因為沒有法治和社會監督,於是出現各種弊端;如果再加上不同派系之間的矛盾、十分有限的資源的爭奪、個人作風的近距離衝突、執行「家法」時的種種不公,等等,狀況的確可以非常惡劣。這僅僅是就那些尚未喪失革命鬥志和初心的流亡團體而言。換作是一些喪失了鬥志、徒具虛名不事生產而以欺騙所在地政府和NGO津貼度日的那些團體,當然就更不堪。
四、勇武無法適應流亡日常
流亡者離鄉別井,舉目無親到一個異文化裏生活,若無法適應,會產生難以承受的心理壓力。2019離港的那批次當中,就有不少如下事例:流亡者到了目的國,人家慷慨接收,居留手續和基本生計都給苦心安排好,但因為流亡者飲食不習慣,於是沒多久就回流,寧願送頭。看官,這些人在槍林彈雨之下願意拋頭顱灑熱血,卻頂唔順安全流亡生活裏冇奶茶魚蛋雲吞麵。當然,那也並不奇怪,因為大家都「真係好撚鍾意香港」。不過,做出那種取捨,心理因素方面是否欠缺了甚麽?西方心理學家已經做了不少研究,證實流亡者當中,或深或淺患上各種精神病的比率偏高,自殺傾向更明顯,而香港的流亡者對此束手無策。
2014年的佔運日子裏,我在佔領現場和一些年輕抗爭者交談。他們有一些告訴我,今後要進行嚴格的體能訓練,以備日後抗爭時「打得應、掟得遠、走得快」,令我大吃一驚。回想,原來勇武抗爭的體力本錢,幾年前就開始累積。不過,2019之後,我卻覺得,心理質素方面的弱點,可能更加致命,而克服這些弱點的本事,則更難練就,不是舉舉重、跑跑圈就可以。出身於港式大都會的抗爭者被迫要面對的,是兩種截然不同卻一樣沉悶的環境和孤獨的長時間,其一就是流亡,其二就是坐牢,所包含的心理挑戰,並不是有了勇武所需的體格就能具備。
十多年前,我的老友程翔先生出獄回港,久別重逢,我問他受刑期間最難挨的是甚麽,他說:「係冇人同我傾偈,幾乎發癲。」因此,培養堅强意志力和在大異環境裏的中長期心理適應能力,對抗爭者非常重要。歷史上為了達到政治目的而刻意鍛煉心理質素的最著名故事,就是春秋時代越王勾踐為了光復己國而强迫自己睡不舒適、吃不甘美,即「卧薪嘗膽」的傳說。我不知道今天的抗爭青年當中,有多少人能夠對自己作出這種鍛煉要求;也許很多,或足以令我再次感到驚訝,但我估計其實很少很少,少到接近零。
五、學猶太人窩囊復國?
近聞海外各派抗爭者的中生代有一共同點,就是非常欣賞猶太人的堅忍承傳,播遷世界各地幾乎兩千年之後最終復國並實行民主。這種欣賞,擺在 Paul Tabori 說的「流亡意識一代即消亡」旁邊看,非常有理。不過,要兩千年才能實現一個理想,凡事慣即食的香港人,真是難以認同;莫說兩千年,就是兩百年,對那些嘴邊常掛一句「希望有生之年乜乜乜」的老一輩民主派而言,也是不可想象、遙不可及。因此,以猶為師,文化上不對號。
猶太人自公元初給羅馬征服乃至驅散之後,很快喪失鬥志,變得窩囊怕事,膽小如鼠;千百年來世界上排猶、猶太人遭殘殺、財產被掠奪的事例不可勝數,但它們只會逆來順受,受不了就走,好死不如賴活着。二十世紀猶太建國,也很大程度是英國開綠燈並撐腰。 這種性格容或不足以稱道,但頗值得留意的是他們有信仰的軟硬件,後者指遍佈世界各地每一猶太人聚居處的教堂(synagogue),那是他們發揮軟力量即信仰本身力量、達至文化承傳和民族凝聚的物質建設。支持這種物質建設的,就是猶太人的雄厚經濟實力。他們認為勤奮賺錢是本分,但同時認為所得財富不過是神託付給你今生管理的東西,死的時候應該盡量捐出。他們流亡,代代堅守信念,而且相信自食其力,不靠政府救濟或NGO施捨,和很多八九六四的中國流亡人不一樣。
還值得留意的,是他們對信仰的執着,香港人看簡直是到了病態的地步。猶太人的信仰規條以及由之而來的行為守則多如牛毛,例如單是安息日不可點燈着電發熱的規矩和例外規定就有好幾十條,電燈泡不可用但LED不發熱卻比較認為可以,安息日之前就已經開着的就可以,如此等等。規條多得連他們自己也吃不消,於是各教派和地方都會發明一些巧妙理由去盡量繞過、取得方便但名義上不違反這些規條。儒家會說那是沒有了仁的內涵的禮,徒具形式,但從他們寧願辛苦挖空心思將就也要保留那些規條,倒可看出他們的一種極度執着。大概就是這種執着讓他們窩囊地死守着復國信念近兩千年,最後神推鬼擁之下成功了。香港人很難效法猶太人復國(那是違反國安的);但有些人認為能夠從猶太民族身上得到啟發,例如不靠正規學校教育而能夠有效作語言文化承傳。我則認為香港人連這一點也難學到。別說流亡在外國,就是在香港,大部份家長也以子女習得英、法、德、日、普通話等外來語為尚。
學猶?算罷啦!
六、流亡者不懂流亡學
香港人一向輕視學術,凡事靠直覺扭計精乖高轉數,所以縱有大批人流亡移民搞海外抗爭翼,卻鮮少有人提出要學懂弄通流亡學。本地翼搞民主抗爭,一代人光景下來,才發覺搞錯了,因為未弄清抗爭對象政權的本性,遂以磨鞋底抗爭三十年一事無成。海外翼現在一窩蜂搞國際游說,我估計一樣錯誤,因為未弄清楚民主國家政客要對投票人負責、包括要保障他們的經濟利益,因此不可能以人權為武器與中國周旋到底。若又因此磨破嘴皮一代人一事無成,那麽海外翼也是無效的,知道的時候,如 Paul Tabori 所說,已經夠鐘消失。我估計在西方很多幾十年一事無成的流亡運動,包括西藏獨立、古巴復國等,都是糊里糊塗抗爭幾十年,最後又糊里糊塗地夠鐘消失。前車本來可鑑,但香港人很可能缺乏必要的文化資源去解決這個問題。
一口氣給大家淋了六桶涼水,估計會清醒,然後迷惘,因為不知路在何方。指路不是我的角色,我也無此能力。沒有大台了,也沒有唯一的正確途徑,找路因此是每個人的獨立責任。讓我改寫一位法國哲人的一句話:當你感到完全迷惘,也許就是你觸到了智慧的邊沿。
練乙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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